往事追忆（十）

环球视角

人大忆旧

1979年，是我国历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人生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随着刚刚闭幕不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式拉开了大幕，全党工作的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早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1979年元月一日，中美两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外交政策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这年二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四人帮”粉碎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学习的气氛越来越浓厚，被文革耽误的一代青年开始发愤读书，决心把浪费的青春重新拾回来，人们看到了希望，再也不用凭关系、靠政治表现去上大学，而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但积累了十年没有高考，大量考生中只有小部分人能够进入高等学府。

197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实现了人生的重要目标。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正体会到人生的四大幸事，最令人激动的是金榜提名时。

从复员到高考仅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复习功课任务繁重可想而知，那时的复习资料也很有限，只能东找西借。好在是全国统考，考试成绩出来后才填报志愿，不然我根本不敢报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

1979年，是人大刚刚复校的第二年，当年招生数量极少，河南仅招生16名，我被录取实属幸运。

文革时期人大停办了八年，校园被第二炮兵（简称“二炮”）司令部占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邓小平批示人民大学主要以培养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为主。

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1937年创办于延安，为抗战需要培养干部。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领导此项工作，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负责筹办。1937年11月，陕北公学正式成立，成仿吾任校长兼党组书记。后来演变为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 。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被毛主席誉为“一辈子做好事”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出任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他的资格是其他高校校长所不能比的。

1954年，人民大学被确定为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大学和首批全国重点大学；1960年，被确定为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后来多任校长都是正部长级，像郭影秋（曾任云南省省长）、胡锡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袁宝华（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等。

人大停办后直到1978年才复校，所以人大没有77级的学生，成仿吾成为人大复校后的第一任校长。

吴玉章和成仿吾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家。

吴玉章解放后的行政级别是三级，相当于副总理和元帅的级别。

吴玉章与领袖

吴玉章校长与学生在一起

成仿吾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大别山红色旅游地至今还保留着成仿吾的住所。

成仿吾在豫鄂皖大别山根据地的住所

入校后第一件事办理入校手续和体检，那时还是物资短缺的票证年代，食堂的粮票分面票和米票，面票又分细粮和粗粮，米票最受欢迎，尤其是南方同学更喜欢吃米。还有工业券，北京紧俏一点的工业品都需凭工业券购买。

蓝绿色的制服和中山装和清一色的上海牌手表是那时学生最普遍的穿戴。

我们系负责行政工作的邵老师到宿舍给我们介绍情况说，今年我们系只招了36位新生，19个是北京的，本市同学全部走读，而且还要具备走读条件，就是骑自行车或乘公交不能超过半小时，距离太远的不要。

当年北京的高考状元顾重之（我国著名思想家顾准的小儿子）也是我们班的，可见我们这个专业当时之红火。

我们班同学的结构是，女生4人，占1/9，应届毕业生占1/3，家在北京的同学占一多半。来自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学多则两人，少的一人。

1979年，中国人均GDP才几百美元，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许多非洲国家。吃穿用都很短缺，但那时的幸福感还是很强的：学费和住宿免费，大部分同学都有助学金，最高的可拿到19.5元，低的也有10元以上。有工作的同学还可带薪上学。

伙食费也很便宜，二毛钱就可买一份肉菜，一个月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就能生活得不错。

教材也不用出钱。有的教材还是临时凑合的，是手刻油纸焟版印刷。

由于二炮占着人大大部分教学和宿舍楼，1979年人民大学的新生报到日期推迟到了10月6号，成为当年北京高校新生报到最晚的大学。

一到学校，有点失望，校园不像想象的那么好，我被安排到红二楼的222房间，这是一个桶子楼，一个房间安排了七名新生。房子有限，北京同学一律不住校，而是走读。

我们宿舍按年龄排序，老大赵家林，来自云南，我们班唯一的现役军人，参加完当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又考的大学，可见其实力之雄厚。他是工兵，专门从事战场的爆破和战利品的打扫清理，他们是后续部队，所以相对安全，而我曾是装甲兵，我的两位参战战友血染沙场，无一生还。一位是我曾经的车长马富群，河南社旗人；另一位是与我同年当兵的知青尹忠杰。坦克兵看似有铁甲防护，实际在战场上死亡率很高。

同宿舍的七兄弟

老二刘有志，河南方城县剧团考上的，他体格健壮，十八般乐器样样精通，每当我们班举办文艺活动时，吹拉弹唱他都能拿得起来。

我排行第三。

老四柳晓华，来自南京。

老五程大庆，来自大连。

老六叶福军来自福建，是蒲城大山里飞出的金凤凰。

老七刘尔铎，来自河北献县，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两位新生之一，只有16岁，属于神童系列的，班上另一位16岁的神童是来自湖南湘潭的王建国。

入学第三天，也就是10月9号，学校召开了开学典礼，83岁高龄的校长成仿吾给我们讲话，他向我们提出了四点要求：勤奋学习；打好基础；相互帮助；力争三好。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许多困难”，意思是让我们忍耐一下当前的困难。

副校长孙力余接着讲话，要求我们顾全大局，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

党史系主任胡华接着介绍人大的情况，他说，今年人大共招生760人，其中研究生103名，成校长得知今年的考生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非常高兴，就改善住房条件给徐向前元帅写了信，徐帅很快批了，要求二炮腾房（成老曾是四方面军的，徐帅的部下）。耿飚（时任国防部长）开始有动静了！当讲到“人大被军人占着房子这在古今中外是罕见的”时候，会场激起了热烈掌声。

10月10日全校师生开始罢课，下午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示威，要求二炮立即归还校舍，还师生学习的权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引起中央的重视，方毅副总理会见了校方代表，表示二炮搬入人大是中央的决定，腾房需要时间。上街游行的方式是错误的。二炮是国家的战略核威慑力量，美帝苏修都害怕！

游行后的第二天，学校播音站播发消息：昨晚北京市委第三书记打电话给人大，对同学们表示慰问。并说国务院当晚八点就解决人大校舍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中央、国务院、二炮、总后、教育部和人大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办领导在会上说，人大同学的要求合情合理，游行秩序也很好，向同学们表示慰问！表示将协调有关方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第三天，继续罢课，七八级的同学向我们传达了谈判结果，二炮同意今年归还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房子，而且是耿飚（国防部长）和韦国清（总政主任）出面召集的会议。

第四天，也就是10月13日（周六）上午，学校召开了复课大会，宣布罢课取得了胜利，星期一（15号）全体师生正式复课。

这就是一入校遇到的第一场风波。

我们的宿舍在大学一共调整过三次，从红二楼搬到东风二楼，住宿由七人减少为六人，老大赵家林搬了出去，大三时，又从东风二楼搬到了新建的学六楼，面积扩大一倍多，宿舍增加了钟攸平、杨小庄、金之龙三位北京同学，一共九位同学。所有北京同学的住校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因为我在部队养成了内务整洁的良好习惯，把我们宿舍的卫生带成了样板，每次卫生评比我们宿舍都名列第一。

我们宿舍的同学很有特点也很有趣。

老大赵家林和老五程大庆擅长画画，赵家林拿到我的数学作业本就画了一个人头像，程大庆抓过来就在人头上画了一只鹰，赵家林又在鹰上画了一支射中鹰的箭，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批示：“不要在作业封面乱画！”因为我是数学课代表，负责数学作业的收发，搞得我很尴尬。上机械制图课，任课老师叫蒋河，戴一副黑边眼镜，国字脸，赵家林随手画了一副他的漫画，非常逼真，并在下边写上老师刚教的机械制图俗语：“长对正，宽相等，高平齐”，我们开玩笑说：别打了，讲和（蒋河）吧。老大赵家林后留学并定居于日本。

老二刘有志喜欢夜间加餐，买上一包一毛四分钱的北京方便面，用“热得快”加热器加热几分钟就可吃了，当时方便面是奢侈品，每当此时，老六叶福军就会高叫一声：“臭手！光你自己吃?!”老二这时就会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样子，给老六分上一羹。

老六喜欢看小说，学校图书馆的小说他借阅的最多，每晚都要抽出时间读一会武侠小说或黄色小说，伴其进入梦乡。后来老六又喜欢上了弹吉他，但“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每当他弹起那心爱的土吉他，我们就赶紧逃亡图书馆或教室。

老四柳晓华喜欢抠英语语法，总要把英文句子的语法搞得清清楚楚，后来留学美国，成了美国人的“教师爷”，现定居在纽约，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爱国华侨。他是南京人，南京话中的n、l不分，an,ang不分，我老拿他的口音开涮：“我来自兰（南）京，到环（黄）庄，买环(黄)豆”。

老五程大庆擅长画面，当年他父亲让他买皮鞋，他竟然连画了几双皮鞋式样给他父亲寄回去，让我佩服不已。可惜毕业不久，因为一次小手术的失误，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老七刘尔铎，少年老成，每到清晨，就会伸一下懒腰，然后脱口而出一句家乡口头禅：“啊！黎明觉，二房妻！”然后又会蒙上被子睡上一个回头觉。老七记忆力超群，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人大教书，现是人大著名的劳动经济学教授。

我们宿舍后来入住的三位北京同学：钟攸平，入学时班上年龄最大的，我们班的班长，毕业后分到中组部，给部长当过秘书，官至副部，是我们班官做得最大的同学。钟攸平是标准的红二代，其父钟林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我党第一个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任国家标准局局长，号称我国卡秋莎火箭之父。

杨小庄，北大子弟，极赋语言天才，会讲多国语言，翻译过多本书。他模仿领导人讲话惟妙惟肖，几句话就能把你逗乐。

金之龙，应届毕业生，乒乓球打得好，人也很聪明，他与杨小庄两人情投意合，打得火热，在校时和毕业后两人经常“量子纠缠”在一起，后移民美国，不幸因病逝世，痛失英才，成为我们班第二位去世的同学。

进入大二，也就是1980年，这年11月，北京高校兴起了竞选人大代表的热潮。其实就是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学生只不过想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下中国的民主。

那时的民主氛围还是很浓的，可以自己印刷发行自己写的书，中文系就有人出了一本自写自卖的杂志《锤与砧》。

人大校园内掀起了竞选热潮，许多系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我们班推出了自己班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苏华。苏华曾是北京知青，北大荒磨炼的一代，我们班的红二代之一。他是我们班公认口才最好的同学，也是毕业后赚钱最多的大咖，每次班上老同学聚会，他都慷慨相助。

这年的11月，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为美国第40届总统。

借此“西风”，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学生参加竞选，竞选的结果，共有11名学生当选为区人民代表。

北大参选人数最多，搞得最红火，以胡平为代表的民主派人物大出风头，胡平后流亡美国。

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也投入到了竞选，他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比较引人关注。

刘源在竞选中说：

“我宣布竞选还有另一个个人动机。今年我父亲正式被昭雪。然而，恐怕谁也不会想象的，在这一时期，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其程度恐怕与“文革”开始时差不多。

“文革”开始时，我一下坠入深渊，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人们避开我，朋友们几乎都背过脸去。在我眼中，彷佛一朝之间世界全颠倒了，大家能想象出那时我的心情。

后来，是人民作了我的父母，拯救了我，培养了我。而今，我又一跃而成为“最高”的高干子弟，一种典型的隔阂又把我与人民分开。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过错，只因为出身，可以说，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计与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误解，但是不行。“文革”初，我还能用内心的高傲、用恨来麻木自己，今天都没有支撑了。我眼看又要与我的父母——人民生离死别了。这种痛苦恐怕不是每位同志都能感受的。

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民主而努力，我更责无旁贷。我愿意打这个冲锋，向封建残余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

刘源的演讲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和特色。

我和刘源还有过一次当面交集。80年代中期，刘源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来到了河南，从乡长做起，直到破格被人大代表推选为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唯一的民选副省长。

他在河南省新乡县工作时，我在河南省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任《河南经济》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刘源经常给我们投稿，我们都及时发表了，为此，他专门写信给编辑部表示感谢。一天，刘源突然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问“振环呢？”我说我就是，他说：“啊，你就是振环，你的名字起得好啊。我是刘源，感谢你们发表了我不少文章”。然后又问了我们编辑部的一些情况，称赞我们的杂志办得好。

刘源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很有亲和力，你和他交流，没有一点拘束，他的穿戴也很朴素，根本看不出高干子弟的做派，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当选副省长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也参加了，他总是表现得很谦虚。他说，我之所以能当选副省长，是因为同志们把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戴和怀念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刘源是经历从天堂到地狱再回到天堂的人，这种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文革”后中国民主的开拓者，也是民主的受益者。

我们学校参选的人不少，但真正有竞争力的只有中文系的研究生韩宇红和我们系的苏华。

韩宇红是研究生中唯一报名参选的学生，他是河南老乡，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社科院，毕业后我俩还见过几次面，他的民主思想很超前，但也许正因为此，始终未得到重用。

我们班成立了竞选委员会，下设几个部，起草了竞选纲领和民意调查表，当时我们提出的诉求现在看来还是很超前的：

教授讲课；

实行学分制；

允许学生跨系选课；

开办学术讲座；

对授课老师进行评判；

改善住宿和教学条件；

坐着吃饭（当时的食堂没有坐椅）。

等等一些迎合学生意愿的诉求都列入其中。

竞选答辨会在当时人大最大的室内场所800人教室举行。

韩宇红打的是激情牌，他在会上说，我德不达上品，才仅及中人，但我愿为中国的民主现代化而呐喊和奋斗！韩宇红的答辩问题主要集中在当前国内的现状，对于一些敏感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如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大是否是共产主义的修道院”“华国锋是否有能力领导我国实现四化”等。

苏华的答辩会最吸引人，他口若悬河，对答如流。提问涉及从希特勒到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当时波兰正在闹全国性的罢工）等多个方面内容。

有人问：

“你对文革什么看法？”

苏华答：

“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揪走资派我爸是走资派，揪叛徒我爸是叛徒，揪特务我爸是特务，所以我对文革是恨透了！”

“既然你是干部子弟，你对反特权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我们党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我们党一贯反对特权。但我也反对极端的提法，比如，有的人写：如果我要死，就开上一辆解放（卡车），去撞他一辆红旗（轿车）！同学们，如果…

苏华停顿了一下，整理了一下略为嘶哑的嗓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然后像列宁同志演讲一样，提高了嗓门：

“如果红旗轿车中坐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那样的领导干部怎么办？!” 苏华精彩的回答赢得了热烈掌声。

“你对邓小平怎么评价？”

“邓小平现在说过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可能并不觉得他的伟大，将来一定会用历史证明他的伟大的！”

苏华的这一回答表现出他的远见和洞察力，因为那个时候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邓小平理论还远未形成呢！

提问还涉及到个人问题：

“苏华，你是否有上厕所不冲大便的习惯？”

“我家一直用的是水冲式厕所，不允许我不冲大便，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上厕所冲大便的习惯。”会场引发了一阵笑声。

“苏华，你找对象的标准是什么？”

“意—中—人！”

我们把握“见好就收”的节奏，苏华的答辩会在欢乐和笑声中圆满结束。

我们班的帅哥黄力在一旁感叹道：“苏华的答辩是先回答后思考！”

投票结果，韩宇红和人大的一位老师当选，苏华屈居第三，但苏华名声大振，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

我们的校园生活基本上就是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锅炉房（打开水）—人大周边遛弯。

班里常组织同学去北京的风景区旅游、野炊，显示出团结友爱的氛围。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我们手中的粮票有了节余，就到人大附近的黄庄自由市场去用粮票换鸡蛋换瓜子，成为当时的一件乐事。

北戴河，盛洪在享受着沙浴

北戴河留影

1981年的暑假，学校组织去北戴河旅游，我们班有四位同学报名参加：盛洪（现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梁均平（北大光华学院著名教授）、柳晓华和我。

从北京到北戴河乘火车近五个小时，到达后，学校来车把我们送到北戴河第一中学居住，条件很差，一二十人一个房间，那个年代大家都不讲究，主要是游玩。

北戴河清爽的海风扑面而来，我们尽情享受着阳光、海滩、海浪，鸽子窝的日出，山海关的雄伟，还有现捞现卖的海蟹美味，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印象。

我们路过北戴河劳动人民文化宫时，看到里边有节目排演，进去看时，见到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还有指挥家严良堃，郑晓瑛，他们都是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我们主动上前同他们聊天。

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后，对李德伦说：“您上次在我们学校所作的音乐讲座很受欢迎，希望有机会您再去我们学校讲课”。李德伦说：“你们要邀请啊，不邀请我怎么去？！”他问我们学什么的，我们答道工业经济管理。他说“怎么管理？还是大锅饭吗？”我们说怎么赚钱怎么管理，他说“是啊，可是现在奖金分配还是大锅饭”。

“您认识李谷一吗？”

“认识，我跟她熟。”

“您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你们说怎么样？”

“她的一些歌挺好听的。”

“她走她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李德伦调侃道，今年春节，我们给中国科学院举办了一场交响乐音乐会，本想让科学家来欣赏，结果科学家没来几个，来了一群小流氓，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我们买了当晚他们演奏的交响乐音乐会的门票。

在海滩漫步时遇到一个年轻的女老外，那时一见老外就想练外语，主动与老外打招呼。她是智利人，还没说几句，就遭到便衣保安的干涉，让我们马上离开，盛洪随口说了句：“管得着吗？”这下子可惹恼了保安，他说：“我管不着你，我找个管得了你的地方！”说着就要拉盛洪走，盛洪也不是善茬，跟他扭打在一起。书生哪是保安的对手，盛洪体力不支，大喊“过来帮帮忙！”老梁我们三人来了个“三英救吕布”，他们保安又上来几个人，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当得知仅仅是因为跟老外说话就要被抓走，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跟保安理论，保安也自知不占理，最后把我们放了。我们的衣服、伞都被撕扯破了。

事后，周围的人告诉我们，你们算幸运，没被拉走，否则进到他们那里就没理可讲了！

当晚，欣赏了中央乐团的交响乐音乐会，也算给我们压了压惊。

毕业后第一次同学聚会

与顾重之同学在夏威夷

与柳小华同学在纽约

同宿舍同学毕业后再聚会时的合影

苏华在毕业后的聚会发言

毕业告别餐

大学是收获知识、收获友谊、甚至是收获爱情地方，四年的大学生活一转眼就过去了，1983年，我们班的同学告别了同窗生活，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天各一方，但同学的那份真情和友谊却深深地埋藏在了我们的心里。

毕业后有几次同学聚会，每次都充满着欢乐和友情，幸福的回忆。现如今，班上的同学已差不多全退休了。

海外定居的同学大约有三分之一，我曾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瑞典见过班上的老同学，我是班上见过海外同学最多的人。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幸事。

永远难忘的人民大学七九级工经系！祝福老同学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