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寒生下乡日记——上海知青诗社之六十九

张国洪

策划高云凌作者王寒生制作张国洪 作者简介：王寒生女哈尔滨人沈阳二中高68级学生 1968年下乡到辽宁省西丰县插队 中共党员主任医师擅长记叙文回忆录散文诗歌上海知青诗社成员 王寒生下乡日记 远山的春天(一) 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 晚上，大队干部老袁通知我们由下放干部和知青组成的“五七排”到大队部开会。说是要传达重要文件。分散在六个小队的同学三三两两拉拉杂杂陆陆续续地集中到大队部，那天我们五队的农活是上午铲地，下午挑土，劳累了一天了，进了屋便找个旮旯疲惫地挤坐在一起，男生们一个个无师自通地学着老乡的样子，卷起喇叭筒烟，说是能解乏儿，一时间，不大的茅草房里便弥漫起腾腾烟雾，飘忽的小油灯在迷蒙的烟雾里忽明忽暗，明明灭灭，真越发教人昏昏欲睡，春困秋乏一点也不假。 过了一会儿，下放干部柯凤梅同志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跟在她后边的是大队支部书记张兴林。柯凤梅同志原是沈阳话剧团的会计，是随她的丈夫老朱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一起走五七道路来我们福宁(大砬子沟)的，在邓坚张威他们的六队安家落户。 老朱是中央民警干校的教员，听说是教化学的。柯凤梅同志那年28岁，可大家都习惯叫她老柯，是党员，所以也参加五七排的领导工作。她用手扇了扇刺鼻的烟雾，用好听的江浙味儿的普通话说：“好啦好啦，快都不要再抽了好吧？都坐坐好，听张书记给我们传达一个很重要文件。” 张书记顺手把他带来的一盏亮亮的油气灯挂在桌旁的柱子上，说：“我才从房木(公社所在地)开会回来，饭还没吃呢，公社高书记让回来就传达，不过夜。” 开头，大家以为又是学习新党章呢，也没太在意。有继续打盹的，有依旧小声嬉闹的。他看着大家无精打采不以为然的样子，就使劲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道：“都打起点精神来，注意听着，是红头文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批示叫‘照办’的！”平时的小白脸都激动地发红了。看来还真是个重要文件，同学们这才安静下来，睡觉的也不睡了，有的还从衣兜里掏出来开会时带的小本子和笔，准备做记录。 原来那是中发（70）26号文件—是知青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毛主席给知青撑腰——在那个远山的春夜，给我们所有知青带来了久违的振奋。 远山的春天(二) 1970年5月30日星期六 昨晚散会后，老柯告诉我大队让我今天去公社参加落实26文件检查团，和我同去的还有大队贫下中农代表张廷甲大叔。 清晨起来，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就从村南的五队朝村北一队的张大叔家走去。晨曦中的小山村，天边画着一缕缕淡粉色的朝霞，路旁的篱笆墙上爬满了碧绿的藤蔓，嫩绿的带着露珠的叶片间点缀着朵朵鹅黄色的小花，小桥边的垂柳在晨风中轻摇着柔曼的如美丽的秀发般的翠绿枝条，晨雾迷蒙的东岭像一匹黛绿的骏马静静地卧在村边清浅的小河旁。清新的空气中弥散着繁茂的青草野花绿叶青涩芬芳的温润。我满心欢快地在村街上走着，除了因为能有机会去山外看看，还因为这次一起出去的是张大叔。 刚到福宁的时候，我被分到一队，没多久就开始割地了，我不会用镰刀，也不会磨镰刀，每天笨拙地不是割高粱，而是右手挥着钝刀，左手握着高粱杆儿，一刀一刀地砍高粱，又费力又慢。一天傍晚，别人都快割到地头了，我还远远地落在后边，心里一着急，一刀砍下去，不知怎的，刀顺着柔韧的秸秆一下子滑到左手中指指关节上。幸好刀不快，破了点皮，我掏出手绢包扎好，又继续往前撵。张大叔看到了，接了我的垄，并让我放工后去他家，他给我把镰刀好好磨磨。 晚饭后，我们几个女同学都把镰刀拿到张大叔家去了。月光下，张大叔弯着腰，给我们一把一把仔细地磨着。一会儿用满是老茧的手摸摸刀快不快，一会儿直起身眯着昏花的双眼对着月光看看刀刃。他的老伴儿张大婶和他的一儿一女，朴实憨厚，呐言寡语，但孩子们屋里屋外地搜罗着简陋的农家院里能吃的东西硬往我们手里塞，张大婶刻满风霜的脸上那真挚怜爱的笑容，都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温暖。从此，我们便经常到这个个子矮矮的，看样子有六十多岁的，外号叫大甲子的张大叔家去，请他给我们磨镰刀，教我们编土篮子。 五十年了，左手指上那道儿细细的灰白色瘢痕仍然可见，我像老战士回忆一块光荣的伤疤一样，告诉下一代和不相信我也曾下过乡的人，当年福宁发生的那些故事。展示证明那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 那年春节不让回家，要求留在村里过革命化春节，大甲子大叔就让我们去他家吃杀猪菜，天天吃煮白菜的我们倒也很实在，早早地就去了。天很冷，北风飕飕的还飘着小雪花，张大婶在灶前忙乎着，让我们先进里屋暖和暖和。我们喊了一声张大叔，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屋，见张大叔披着棉袄正要起身，看我们进来了，忙围上被子重又坐到炕上，扭过脸，有一搭没一搭讪讪地和我们唠嗑，张大婶在外屋喊他出来帮忙，他磨磨蹭蹭地就是不肯下地，怎么回事啊？ 记得当时还是阿蜜发现了问题，把我们一个个推到屋外，悄声说：“咱们站在那儿，人家没法从炕上起来。”哦！后来才知道，在这个分值只有6-8分钱的贫困的山村，不少老乡都像大甲子大叔一样，天冷一身棉衣，天热一身单衣，他们曾自嘲地说他们自己是：“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张皮。”根本就没有贴身的内衣穿。 刚过了小桥，远远地就看到张大叔迎面走来。今天大甲子大叔怎么和往日有点儿不一样？走近一看，原来他穿了一件有四个衣兜的黑不黑蓝不蓝的旧制服，可腰里依旧扎根绳子，上边别着个小烟袋锅，我一见，就忍不住笑了，他自己也觉得挺别扭的，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嚅嗫地说：“丫蛋子她妈听说我要上公社当检查团，现跟人家英武子她爸借的衣裳。”哦，原来衣服是又瘦又小的唐队长（英武她爸）的，怪不得紧蹦蹦地箍在胖乎乎的大甲子身上。“张大叔，你咋啥也没带啊？”“带啥啊？”张大叔笑笑咪咪地说：“吃住都有地方，我也不会写字儿，要记个啥的，你记，我带俩耳朵听就行了。”一说到吃，我突然想起走得匆忙，没带粮票，就让他先走，我到三队去一趟找韩胖子要点粮票。（我们五队和三队合伙了韩绍绮同学是管家）张大叔说：“别去了，我给你。”“那你呢？”“我还有，就是没有，到哪个队还能饿着我？”说完掏出五斤粮票塞给我，背着手，不紧不慢晃晃悠悠地在前边走了。 我跟在张大叔的后边，沿着狼头山往南走，身边陡峭的山崖上是密密的黑绿色的松林和杂树，还有大朵大朵的像蔷薇一样的粉白色的美丽的野花不时地在山坡上闪烁。林子里有看不见的鸟儿咕咕咕咕的啁啾，一会便扑啦啦一群群地从林中飞起掠过白云朝山的那边盘旋而去。看着碧蓝的天边远去的鸟群，我突然有些想家了…… 远山的春天(三) 过了王家街，再过一条小河，就到通往公社的公路上去了。那条河宽宽的，但在无雨的季节清浅见底，清清的河水像一条条细细的小鱼在河底的卵石间蜿蜒游动。 两个月后的一天（1970年8月3日星期一）我路过这条河的时候，河水依然这般清浅。那天早晨，我们五队的陈队长说：“一会儿套上驴车，把柿子拉出去卖了，能卖几个钱是几个钱，不然都烂了。谁去？”队里的小半拉子王二小跳着脚争着要去，陈队长信不着他，昨天摘柿子的时候，他一边摘一边吃，看见队长来了，就地直挺挺地躺在绿叶掩映的窄窄的垄沟里藏身，陈队长笑骂着扬起一块土坷拉砸在他肚子上。“我去，我去！”我喊着。能赶着小驴车去卖西红柿，太好玩了。“你行啊？”“行！”“带上秤，一斤就卖个3分5分的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嗯，知道啦！”我怕王二小再和我抢，赶着小毛驴就走。其实我从没赶过驴车，一路上是我在旁边牵着小毛驴，小毛驴拉着小半车西红柿。来到县道旁，茫然四顾，我不知该去哪儿卖才好，也不知该怎样卖西红柿。“咱们上哪儿去卖啊？啊？”小毛驴眨着大大的眼睛，也听不懂我的话，只管低头啃着路边青青的花草。南边过来几个扛着锹镐的养路工，从路对面不远处的小砂子堆儿上铲起砂子往公路上扬。“柿子是卖的不？”“是！”“那你咋不吆喝呢？”我没搭理他们，但心里想：说得有道理。“多少钱一斤？”“5分！”“2分行不？俺们是房木道班儿的，全包圆儿了。”“不行！”一是走的时候陈队长让我卖3分或5分，没说2分；再者，我一下就全卖给他们了，那叫什么卖啊，我还想真的一边走一边一秤一秤地卖一回东西呢。“哪有这样做买卖的，分斤折两你知道不？”“2分一斤就不卖！”我拉起小毛驴就往和他们相反的幽雅大队方向走去。我暗自思忖：只要是过往知青就2分一斤，别人就4分，这样平均下来就是3分，也符合队长的要求。 路上没人的时候，我就朝着路边芳菲的绿野高喊“卖西红柿，谁买西红柿……”一看到有人来了，嘴就怎么也张不开了。近午时分，到了幽雅村。这里有汽车站有供销社有邮电所有裁缝铺，和我们福宁屯比起来，真是个繁华所在。更主要的是有咱们二中665班的同学，心里踏实了许多。这回得喊了，到现在一个柿子还没卖出去呢，管他有人没人的，一二三，喊：“卖西红柿，谁买西红柿……”声音有点小，再大点声：“卖西红柿，谁买西红柿……”“寒生！”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戴着大草帽的女同学。“你是？”她把大草帽摘下来，惊喜地说：“真是寒生啊？你好好看看，我是小冰啊！我家是塔湾警校的。忘了？”“啊？！我想起来了！咱们那时都在炮司幼儿园小学，你妈妈是教咱们算术的徐老师！我们老去你们警校玩。还去过你家。”“嗯，还有亚彬、张尔妮，后来你们都去八一学校了。”“你怎么在这儿啊？”“跟我爸走五七道路，我们全家都来幽雅落户了。”“姥姥呢？”“姥姥也来了。”哦，我们福宁也有警校的五七干部。”“我一直跟着你的车，看着像你！没敢叫，你一喊卖西红柿，我一听，就是你，没错。”“哈哈哈！吆喝得像不？”“你看你喊的，细声细气的，像玩过家家似的，嘻嘻嘻。”“那咋喊，你喊个，我听听！”“卖柿子喽……卖……哈哈哈哈。”“你喊得才像过家家呢！”“哈哈哈……”“那咱俩一起喊，预备起！”“卖柿子喽……谁买柿子啊……哈哈哈哈……”我俩笑成一团，小毛驴支棱着耳朵好奇地看着我和比小时候漂亮了许多的小冰。“小冰，别笑了，快买点儿我的柿子吧！”我给她挑了好几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一个个装在秤盘里，把秤砣挂在秤杆上，可是从来没用过秤的我不知道该提起秤杆上那两个提环中的哪一个，问小冰，她也搞不清楚。秤的用法在小学就学过了，真到用的时候，就懵了。我和小冰仔细琢磨这两个提环和这个斑驳的旧秤杆上的模糊不清的刻度间的关系，这时665班的一个男同学走过来：“连秤都不会看，就敢出来卖柿子，真行！”“谁不会看？是秤太旧了，看不清。”小冰和665班的同学很熟，说：“你帮我们看着柿子，寒生，到我家去认个门儿。”“给你们看着？那有人买，我就卖了啊！多钱一斤啊？”“4分，咱们的人买就2分！” 等小冰和她的妈妈徐老师把我从她们家送出来，那个男同学把柿子都快卖完了。“真了不起，你怎么吆喝的？”“我还用吆喝？我拿个秤往这一站，要买的人就都来了。看到俺班同学我就说是山那边681班一个小孩来卖的，一会就卖出去了。”“钱给你，都3分一斤童叟无欺。”正说着，来了个文质彬彬的老伯伯也要买西红柿，他挑了4个放在秤盘上，我说：“我来称！”我笨拙地提起秤，一会儿秤砣要溜到地上，一会儿秤杆要翘到天上。好不容易提环的两端平衡了。“正好一斤！”老伯伯慈祥地笑了笑，拿着柿子走了。“这个老爷子也是警校来的？”“不是，也是个下放干部，他每天早起给队里捡粪，老乡们都说老爷子捡金蛋蛋呢。”“为什么？”“因为他原来每月的工资200多啊。”“哦。”望着老伯伯蹒跚远去的背影，不知怎地，心里竟有些沉甸甸的。 远山的春天(四) 快到中午了，我告别小冰和665班的那个男同学，牵着小毛驴往回走，车轻了许多，我就试着坐在车上，小毛驴在公路上轻快地跑起来，一会儿就到了回福宁屯的岔路口，该下公路了。看着还有些没卖完的西红柿，我不甘心就这样回去，于是又顺着公路往南走，没走多远，一片村落出现在眼前，迎面走来一个知青模样的小伙儿。在这条路上走的知青，女生除了二中的还有可能是女三中的，男生就几乎都是咱们二中的了。又遇到同学了，真好。“哎！买西红柿不？”他笑了笑：“你哪儿的？”“福宁的，你呢？”“比你们福多，万福的。”我很不服气地说：“福多怎么了？福多还兴跑了呢，我们是福—宁，把福都给拧住了！”“原来福宁是这个意思啊？哈哈哈！”他大笑起来。“买不买啊？”“买买买，等我回去拿个盆儿。”就朝村里跑去，哦，原来这个村就是万福啊。给他装了满满一盆西红柿，没用秤称，因为我一提起秤来就露怯，反正我知道了大概一斤是5个，就像卖鸡蛋似的一五一十地数给他的。他端起西红柿说：“今儿轮到我做饭，不做了，就吃这一大盆柿子啦。”“那你再买一大盆，晚饭也不用做啦！”“哈哈，那他们还不得把我吃了？“嘻嘻，那你就再也不用做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快回去吧，别往前走了。”“嗯，再见啊。”“哎，先别走，你看，驴脖子上的套包断了，要掉下来了。”“能接上不？”他把套包卸下来看了看说：“接不上了，回去让饲养员收拾吧。”“嗯，那我走了啊？”“那不行，驴脖子一会儿还不磨破了？”“那怎么办？”八月是个成熟的季节，田野里是绿油油的庄稼，路边是同样繁茂的青草。“编一个套包！”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这个就地取材的好办法。他把一个夹着朵朵小黄花小蓝花的草环编好，垫在小毛驴脖子上的夹棍下，拍拍了小毛驴可爱的大耳朵说：“还不谢谢我！”“谢谢谢谢谢谢！”我连忙说。他重又端起那盆西红柿说：“哈哈哈，不用谢啦，快回去吧！”我转过车，赶着小毛驴沿着来的路回福宁。我不知道那个同学是谁，但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那一脸真诚灿烂的笑容依然像一缕温暖快乐的阳光在我眼前闪现。回去的路上又碰到房木道班的那几个人了，他们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休息。“嗬，这毛驴子真带劲，还戴着花。”我还是没搭理他们。“还有柿子没？”我一看车里大约还有20多个。“都给你们吧，2毛钱！”他们高兴地走过来，抓起柿子就吃，一副又累又渴的样子。“你哪的？”“福宁的。”“等你啥时回沈阳，俺们给你挡车！”我心里一沉，回沈阳？我家在一年前就离开沈阳了。下了公路，很快就到了那条清浅的小河边，田野静悄悄的，只有风儿吹过时，玉米高粱叶子的簌簌声，我背靠着车上的空筐子，筐子朝后一倒，我就顺势斜躺在车上了，手里的缰绳就不够长了，我坐起来，掏出手绢撕成两条接在缰绳上又躺下。远处是青青的山，脚下是浅浅的河，抬眼是丽日蓝天，小毛驴的四个蹄子交替踏起一片片水花，凉爽爽地飞溅在我腿上，真惬意。我把草帽盖在脸上，手里抓着花布条接起来的缰绳，快睡着了。走到河的中央，我嫌小毛驴走得太慢，就用树枝打了一下它的屁股，它果然小跑起来，我就快马加鞭又打了它一下，让它继续跑，跑过河去。突然，我觉得好像天上掉下一个大铁球重重地砸在我垂着的右小腿上。痛得我一下坐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睁眼一看，原来是小毛驴生气了，往后尥蹶子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刚把腿提起来，它第二脚又踢过来了，我再也不敢打它了，记得一本书上说“一个饥饿的人，就是一个愤怒的人”，晌午了，小毛驴肯定也饿了，成了一条愤怒的驴子了。过了王家街，小毛驴认出了回家的路，哒哒哒一路小跑回到福宁。我一瘸一拐地牵着这只愤怒的驴子交给陈队长2块2角5分钱。饲养员高大叔看看接着花布条的缰绳，又看看驴脖子上的草环，不解地问：“套包呢？”这就是两个月后，和这条河有关的卖西红柿的故事。现在还是回到去公社的路上吧。 远山的春天(五)我和大甲子大叔过了这条清浅的小河，上了公路。大甲子大叔说：“歇会儿，歇会儿。”叼着小烟袋，蹲在树荫下，眯着眼睛抽起来。我很着急，怕迟到了。他说：“还有比咱们道儿远的呢，晚不了。 ”我说：“那我先走了。”他只好起来磕了磕烟袋锅别在腰上和我一起走。快到房木镇的时候从身后过来一辆马车，大甲子大叔认识那个车老板，于是我们就坐上他的马车，不一会就到公社了。但还是来晚了，会都开始了。我和大甲子大叔怕挨批评就猫腰溜边找了一条没人坐的破木凳悄悄坐下。这个会，是给参加检查团的人办学习班。先由高峰书记领着大家学习26号文件，我从书包里掏出日记本，另起一页作记录：“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26号文件。）《报告》中提出：一、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把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二、报刊、广播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的报导。三、推广江西省派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经验。四、城乡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做好工作。五、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解决下乡青年住房问题。六、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坏事。”接着由高峰和孙震华同志讲了我们公社这次组织“落实26号文件检查团”的目的意义和重要性。然后分组，念名单时，我听到有普安的吴立世、志学的张乃忱、醒时的于丽娟、大湾的孟庆文。“福宁的，福宁的来了没有？在哪呢？王寒生。”“来了。”我躲在人堆里怯生生地答道。“怎么是个女生？” “反正就是我。”我有点不高兴地小声嘟囔。名单上些原本都不认识的二中同学偱声转过脸来，亲切的眼神和微笑使我感到很温暖。散会后他们关切地询问对他们来说也很陌生的我们山里681班的情况。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二中的同学多么好啊。我和大甲子大叔，孟庆文同学一组。我们被分到王家大队。傍晚，到了王家大队。大甲子大叔和孟庆文同学去和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接了头，给他们布置了配合检查组的工作。我去了青年点，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插队的大学生。他是东北工学院的，叫李达开。“你们大学生怎么也上山下乡了？”他苦笑着说：“我是派头头，来改造的。” 远山的春天(六) 1970年5月31日星期日，雨召集老贫农、队长、知青开会。大甲子大叔主持会议，一开始还挺严肃的，过了一会儿，老乡们便坐不住了，冲着坐在桌旁的大甲子逗起乐子来。大甲子先绷着脸，不搭理他们，后来开始笨嘴拙舌地反击，再后来索兴也盘腿上炕和他们说笑打闹成一片。晚上查账，大甲子大叔坐在旁边陪着，一会在炕沿上磕打烟袋锅，一会推门出去看看，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原来下了一天的雨，他不放心家里的猪圈，怕墙倒了，悄悄地对我说，他要回福宁屯一趟，明天再来(两村就隔着一片高梁地)。我说：“墙要是倒了，你明天把墙砌好了再来，不然猪跑了咋办？”“要不你婶咋老夸你呢，你这小丫头就是实诚！”大甲子披着一块塑料布，走了。1970年6月1日星期一，晴上午召集知青开会，下午到地里参加劳动。这个大队的知青很少，是几个社会青年再加上那个李达开。女生有3个，一个叫小刘，一个叫小范，还有一个姓杨。我每天就和她们住在一起。她们对我非常好。对省重点中学二中的人很敬佩。关于26号文件，她们也说不出什么。小刘、小范说的更多的是生活的艰难，有一次她们回沈阳，买车票的钱不够了，她们就蹲在开原火车站把她们在山上采的准备带回家的山里红和蘑菇卖了，买了一张火车票，两人混车回了沈阳。我把这些情况也都一一记到本子上，等回公社时汇报。1970年6月2日星期二，晴还是开会和参加劳动。中午，我帮小刘做饭，给她往灶里添柴火，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弟弟走进来，一身旧军装腰上扎着皮带，端正的帽檐下一张稚气未脱的小脸，“姐，我喝口水。”呀，这小孩还挺有礼貌的啊。我让他进屋，倒水给他，他端起水“姐，谢谢。”“你是谁的弟弟吧？”“是的，姐。”“我是严丽的弟弟，姐。”“严丽？三中的吧？”“是的，姐。”“你叫什么啊？”“我叫严正，姐。”这个小弟弟，装着一副小大人儿的样子，一口一个“姐”。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乡村，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正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美好的印象。（去年从三中的于兆宛同学那里得知，王家大队没有三中同学，严丽和她的弟弟严正当年都在普安大队，他是到王家那边去玩的。现在他们姐弟俩都在铁岭。） 远山的春天(七) 知识青年下乡后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婚姻问题。当时有个别思想单纯、政治热情高、比较理想化的知青认为，和当地青年结为伴侣就是决心扎根农村的具体表现，报纸上也时有此类典型报道。也有少数女知青，一方面觉得回城无望，另一方面是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高强度的劳动，身心疲惫，精神上十分苦闷，急于寻找一种安全感、一种保护和依靠，也选择了和当地青年农民的结合。在这中间就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或者利用手中招工招干的权力、或者假以关心保护之名，迫害女知青。26号文件要求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分子，保护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左的偏差，带上了有色眼镜，谈虎色变。王家大队有一个叫杨凤英的女知青和当地青年谈恋爱，而且吃住都在那个男青年的家里。检查组就让我去做她的思想工作。1970年6月3日星期三，晴今天我去找杨凤英谈话，其实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知道谈什么，怎么谈。硬着头皮来到她未来的婆婆家，虽是草房土炕，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亮亮堂堂的，看见我来了，那个男青年的妈妈十分热情地把我让到炕上坐，又翻箱倒柜地找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像松子榛子啊堆在我面前，杨凤英和我面对面的坐着，她拿出一副主人的样子说：“吃，别客气啊。”我开始还没好意思吃，低头想着怎么开口和她谈，问她是不是有人强迫让她和农村青年谈恋爱的。可是，有些字眼，我说不出口。她看出了我的难处，说：“你啥也别和我说了，不怪人家，没人强迫，是我自愿的。”我一听这话如释重负，就和她面对面地吃了起来，吃完了，她推给我一个枕头，自己也放好了一个枕头说：“来，躺着唠。”唠着唠着，就睡着了。婆婆做好了午饭，叫我们起来吃，比青年点儿的饭好吃多了。我有点理解杨凤英为什么要找当地青年了。饭后，我回去向检查组汇报说：“不是被迫的，是人家女方自愿的。”“你再去谈谈，叫她别和农村青年谈对象，公社说的。”大甲子大叔说。在没人的时候大甲子又告诉我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本来我就不想去，我也不会谈，听了大甲子这话，我就没去。下午和小孟去了李达开那里。 远山的春天(八) 大学生李达开，中等个儿瘦瘦的，一人住在老乡家的东屋，自己做饭。表面上看他沉默寡言，但话匣子一打开，十分健谈。从国际到国内形势到王家大队的现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到底人家是大学生，知识广博，思维深邃。我说，当大学生多好啊！我们上二中，就是想上大学的。他说：“不上大学，也能当大学生。自己多看书。”他屋里有很多书。用带着树皮的木棍做的大书架，在堆着粮食等杂物的北炕上贴着土墙歪歪斜斜地立着，放满了书，直到屋顶。“这么多书啊！能不能借我看看？”“你自己挑吧。”我翻出一本包着书皮的厚书，打开一看是《简爱》。文革前看过电影，知道大概情节，罗彻斯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没看过小说。我又想看，又不敢看，装做不经意地随手翻着。他看穿了我的心思，说：“你拿回去看吧，看完了还给我，注意点。”我拿了书，再也坐不住了，就告辞先回去了，晚上在小刘她们的炕上蒙着被子偷偷地读到深夜。第二天，小刘她们上工去了，我假装头痛（其实因为一夜没怎么睡也真有点头痛），躺在炕上看完了这本书。 大甲子大叔还过来看我，关切地嘘寒问暖，让我好好歇着，我挺内疚的。第三天早晨，我去李达开那儿把书还给了他。“谢谢！”“别光说谢谢啊，你有什么书也借给我。”我说有一本《斯大林时代》。他说：“那好，等你回福宁屯了，我去拿。”回福宁没多久，7月3日中午，李达开真到我们五队青年点来了，那天下着小雨，他戴着破边草帽，斜披一块淡绿色雨布，有点像牛虻。我拿给他《斯大林时代》，他带给我一本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还说，下次该我去王家街了，他会用苞米面做菜包子，很好吃；还能从他那里再挑些书回来看。“可是，我没什么书和你交换了啊。有一本艾思奇的《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也不是我的。”他看了看我们屋前繁茂的瓜菜，说：“那就拿你们菜园子里的菜换吧！”初秋时节，一个细雨绵绵不出工的日子，我去王家大队还书，刚要推门，住在西屋的大嫂告诉我，李达开生病了，很重，被他姐姐接回丹东了。我很失望地拎着一个准备用来换书看的窝瓜回来了。从此，这本《放声歌唱》就留在我这了。油灯下，我学着贺敬之，也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其实根本不叫诗，就是把一句话拆开，像贺敬之那样成阶梯样排列起来。（可是这样一排列，我自己读起来竟有了一种节奏，一种韵律美。）“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我把简爱的这段话抄在日记本上，她独立的性格，令人心动的人格魅力。一直感动感染着我。我想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虽然那时不懂爱情，但也觉得十分美好。 远山的春天(九)1970年6月5日，星期五，晴。我们在王家大队的工作结束了，回公社按片分组做了汇报，许多原本不认识的校友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很感动。听了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大湾、宏昌、普安、醒时、万福大队的，我忽然有个问题想问也没敢问：为什么高三的大部分都分在公路边上，而我们681、683班这些低年级的怎么都在深山里头？傍晚就回福宁屯了。路过王家大队，我让归心似箭的大甲子大叔先回去，我又去了小刘和小范她们那儿，她们正在做晚饭，就热情地留我一起吃，我把在公社买的一包准备带给我们队同学的饼干送给了她们，并告诉她们，我把她们的情况向公社汇报了，社会青年也算下乡青年，也应该属于落实26号文件的对象，她们挺感谢我的。李达开也来了，拎了根棍儿，说：“我看见你上她们这来了，我送你回去，给你打狼。”“我们就住在狼头山下，还没从来见过狼呢。”“那可没准儿，走吧！”路上，说起了书的事，我问他怎么敢把封资修的书带来，还放到书架上？他说：“没事，我那屋很少有谁来，和你们知青不一样。再说我都包着书皮，就是翻开了也恐怕没人认识几个字，来的都是老头老太太。”“你放在箱子里更安全。”我说，他深思了一下，说：“放书架上，我每天累个臭死，一进门，看到那些书，就忘了是在哪儿了。”我问：“那你现在忘了是在哪儿没？”“忘了，好像在南湖。你们二中在那边，我们东北工学院在这边。南湖、二中一那曾经的校园时光多么遥远多么亲切啊，可是再也回不去了，我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他看我不吭气了，就没话找话地说：“哎，我问你，你为什么叫寒生啊？”我告诉他，我在一个寒冷的季节出生在一个寒冷的地方。“你呢，你为什么叫李达开？想做第二个石达开？”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他一下就沉默不语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走着，狼头山上的一弯新月那么高那么远，路两旁的苞米叶子在晚风中唰唰响。到福宁村口了，他说：“狼头山上的狼也没下来，你自己回去吧，我是戴帽儿的，让你们同学看见了影响不好。”“那你还来拿书吗？”“来啊。”他把手里的棍子像掷标枪一样往路边的苞米地里使劲一扔，转身返回王家大队。没走几步又回来追上我，说：“哎，小王寒生，我不会是第二个石达开！你说我能渡过大渡河不？”我想也没想就说：“能！”这个远山的春天和山上的蔷薇花一样留给我记忆中一页难忘的清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