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遭遇的劫难

邝济

1947年夏，解放战争的战火烧到了京津冀地区。

廊坊镇一天夜间突然开来了大队、大队的国民党黄皮大兵，声音嘈杂，惊醒了百姓。他们一进镇子，就挨门挨戶敲开各家大门，强行向老百姓号房子。顿时每家每户都住上了当兵的。本来僻静的小镇，顿时人声鼎沸，刺耳的哨声、烦人的号声和官兵的吼叫声乱成一团。

清晨，那些面带倦容的小兵，在当官的大声吆喝下，开始不情愿地在大街小巷构筑工事，街巷的路面被他们挖锝千疮百孔，整个镇子充满了大仗在即的气氛。其实，解放军在一年后才打到廊坊，可见国民党军队当时多么慌恐！

镇里的居民经历着一场浩劫。百姓的门窗、砖瓦被当兵的野蛮拆卸下来构筑工事，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任意拿百姓的粮食、劈材烧火做饭。在大街小巷和各家的院子出出进进，横冲直闯，搅得鸡犬不宁。

我家的院子，至少住了十几个军汉。那个院子，只有南屋和北屋，东西两边是与邻居的隔墙。北屋一明两暗，几个小官住在西屋，我们一家人被挤在东屋一间屋子里，堂屋的两个大灶成了他们的伙房，我家得等他们做饭的间隙凑乎着做。两间南屋住了很多小兵，院子成了他们活动的天地，我们一家老小如同被囚禁在牢笼里。

西屋的那几个小官彻夜喝酒、打牌，还招来了几个妓女陪伴。

当时父亲在豆张庄火车站住勤，得好多日子才回家一趟。母亲和几个姐姐提心吊胆，愁眉不展，连我这个小孩都大气不敢出，大家的心都快揪到嗓子眼儿了，发愁与父亲联系不上。

更可怕的有一件事：一个当官的让小兵犊子给他刷白球鞋，可能是当官认为没刷干净，拿了个木棍劈头盖脸地打那个当兵的，打得小兵满脸满身是血，被其他人劝开后，小兵犊子回屋提了个手榴弹出来，就准备拉闩往外扔，多少人强拉硬拽才幸免了灾祸。那个当兵的声称让当官的等着，哪天非炸死你不可！我们住在这个院子里心都悬着。听说临家院子里有枪走火的，还有因为与当兵的口角被打致残的，非常恐怖。

一天中午，父亲领了几个人走进院门，母亲和孩子们迎上前去，想把事情说个明白，父亲摇着大手说：“我都知道了，什么也不要说，赶快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有车，咱们回天津！”。

1939年天津发大水，老宅被淹，不得已举家搬到廊坊避灾，好不容易安顿下来，谁想这里又兵荒马乱，也不是容身之地，父亲只好下决心回迁天津了。

父亲请来帮忙的几个人，开始七手八脚地把东西往车站搬，一家人也紧急地动员了起来。一个多小时后，全家人乘上开往天津的货车，逃离了苦海。

父亲在铁路上班，信息灵通，他在外地得知有部队开往廊坊后，立即去了趟天津，在姥爷的帮助下找到房子，马上往廊坊赶，路上找了几个帮忙的老同事，就往家里奔。

父亲把我们送到天津，稍作安顿，就火急火燎地连夜赶回豆张庄上班去了，他怕丢了饭碗啊！

临走时，他叮咛这、嘱咐那，母亲看他不放心的样子，说：你放心地去吧！家里有我哪！他走了，心里惦着家人；在家的人，挂念着他。虽然近在咫尺，一去十几天音信全无。不像现在，可以通个电话，报个平安。

天津租住的房子，位于土地庙后的六合里。六合里有横竖三条胡同，上百个院子。租住的小院是个三合院，大门这面没有房子。冲着大门是座二层楼，楼上、楼下各三间房。两边厢房是平房，各有一间，我家租住楼上两间和楼下一间厢房。

那时租住这样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租住这几间房，还多亏了姥姥。她认为：十来口人，怎么也得有地方做饭、吃饭，让孩子们挤摞垛怎么行？所以，尽管父亲一再主张减少住房，老人说什么也不答应。说，有困难，有我们接着哪！

房东住楼下三间，姓张，刚搬到他家时，看到他家几口齐胸高的大缸，盛满了白花花的大米和白面。解放前夕，最值钱的就是粮食，我奇怪他家怎么这么有钱呢？原来，这都是我家付给他家的房费。趁着战乱，房东在我们进住前，一次索要两年的房租，因为当时货币贬值太快，他们还不收现金，只要粮食。父亲东拼西凑也没搞到多少钱，多亏了姥姥家相助，不光出钱，舅舅还亲自把粮食一袋、一袋扛到房东家。提起此事，父母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父亲一再向母亲说：亲兄弟明算账，咱们人穷志不穷，一定要尽快把钱还了！结果，在解放后才把钱还给了姥姥和舅舅。

天津解放前通货膨胀、治安混乱，民不聊生。用黎明前的黑暗来形容恰如其分。法币、关金、金圆券陆续登场，使人眼花缭乱，加剧物价轮番飞涨，以至于后来发生了粮荒。国民党当局到处追查八路，四处抓人修城防工事，消防队趁火打劫，社会已经无序可言。那些日子，我们就是在张家小楼煎熬度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的隆隆炮声结束了这场噩梦，我们在六合里小院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