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几位上海知青的往事

卢冬林

文、图：卢冬林 国画《广阔天地》 母亲节快到了，谨将2016年5月8日母亲节写的一篇日志，附上几幅图片，转载至美篇。 国画：《母亲和我》 （一）今天是母亲节。从前几天开始，打开微信，看到的大多是给母亲的祝福。每当看到听到这些与母亲节有关的文字或歌声时，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她已经离开我们28年了。大约两个多月前，曾经下放到我们村的上海知青唐润琴大姐联系上我，说她和一些退休工友要故地重游，准备到她们曾经工作的原光明厂旧址（在宜丰黄岗乡）去看看，到了宜丰要来看望我。就在昨天晚上，她如约而至。我特意请内侄李峰开车带我到宜丰宾馆把他们夫妻俩接到我家。这是我们分别四十多年后的重缝。而唐姐在分别这么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要来看望我，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唐姐在来我家的路上，和我聊的就是她和几位知识青年与我母亲之间的故事。她还谈到我父亲当时在县电影队工作，她和知青们在月夜步行二十多里到县城看电影的情形。她和邓日佳在2012年曾经回到姚家，本来是要来看望我母亲的，得知我母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很是惋惜，打听我们兄弟的下落，村里人也说不清楚。后来找到我母舅姚喜才，看到他苍老木讷的样子，非常可怜，很是感叹！ 国画：《人间四月天》 唐姐到我家后，我指着饭厅墙壁上面父母亲的遗像说，我母亲的这个照片就是1988年秋天为领身份证而拍的，可惜的是母亲没有看到自己的身份证就走了。唐姐马上恭立在母亲的遗像前，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这一刻，我情不自禁，感觉眼睛一热，眼泪滚落下来。 （二）1969年3月，唐润琴、张捷、邓日佳、沈鹤峰四位上海知识青年到我们姚家插队落户。那时，我还未满十岁，四位知识青年也在十七、八岁左右。他们刚到姚家的时候，住在一栋木结构瓦房里。据邓日佳2016年2月11日在微信中回忆：“姚锡昌房后原来有两进半房，一进是姚公公和姚婆婆住，中间一进是我们四个知识青年刚到姚家时的住处，半进咀婆婆和女儿住的。”这栋房子是3家连在一起的，座南朝北，有三个大门分别进入三户人家，所以邓日佳说是两进半房（半进房是因为东边母女住的房子是一间正屋一间侧屋）。西头住的是姚公公夫妇，姚公公名祥桃，我叫他桃外公，姚婆婆就是桃婆婆，东边住的是胡凤英和她母亲，因为胡凤英父亲叫胡咀光，所以大家都把她母亲叫咀婆婆，又因为咀婆婆是缠过脚的，有一双三寸金莲，所以又有人叫她“小脚”。他们四个知识青年住在中间的两间房子里，每间房子又分隔成前后两室，西大间前面是大厅，后面是厨房，东大间前室是两位男生住，后室是两位女生住。（他们住的这两间屋子原来的男主人1965年在外面修公路时被石头砸死，女主人就带着孩子改嫁外地了。1966年，生产队的小学教学点就设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读完小学一、二年级的。）知识青年到来前，东边两间卧室用泥巴把篾壁泥了一遍，上面又贴了一层报纸，我记得很清楚，四位知识青年入住时壁上的泥巴和报纸还没有干。当时姚家和塅上是同属一个生产队，队长是易成生，姚家在生产队管事的是姚谋生。四个知识青年刚到姚家的那天，姚谋生就带着他们去看耕田，我也跟在后边看热闹。那个晚上，生产队就在他们的新家开社员大会欢迎他们，欢迎会上，易成生开始带领大家读了几条毛主席语录，后来讲了几句话，知识青年代表唐姐也讲了话。四位知识青年刚从繁华大上海来到偏僻的小山村，两眼一摸黑，对农村的生产生活一无所知，看到水牛都害怕。母亲是当时生产队的妇女主任，被生产队派去照顾四位知识青年的生活。开始的六、七天，母亲为他们做饭，并教会他们生火做饭炒菜等等一些本地的生活技能，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母亲都会在集体劳动中，给他们传授一些劳动技能。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本地农民还有些人得不到温饱，这些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知识青年就更加艰难。邓日佳回忆说，他们当时年纪小，连挑水都不会，他和沈鹤峰两个人抬一桶水，经过姚锡昌家厅屋时，水桶掉下来，水洒了一地。当地没有市场，没有商店，也没有电，买个盐、酱油、煤油、火柴什么的也要跑几里地到柴源大队部去。当时我们本地社员的一日三餐，粮食是生产队按评定的口粮数按月发给稻谷，自己用水碓加工成大米，蔬菜都是各家自己菜地种的。母亲是生产队公认的劳动能手，但到每年年终决算时，母亲一年的劳动工分收入加上我为生产队放牛的工分还抵不上我家的口粮钱。母亲干农家活在姚家的妇女里是数一数二的，不怕吃苦，辛勤劳作，开荒种菜，因此，我家一年四季每餐饭桌上都会有两三个疏菜，而附近有些人家常常没有菜吃，俗称吃“光饭”。村里人肉食一年也吃不上几回，平时家里来客人了，也只能炒两个鸡蛋招待。运气好的时候，偶然从河里或水田里抓几条小鱼小虾的，就相当于过年了。有一次母亲为他们做完饭后，回到家里非常开心，她跟我们兄弟说，几个知识青年吃了她做的猪油炒油菜菡子，赞不绝口，都说很好吃。三月里的青菜，将要开花的嫩枝叶，本地叫油菜菡子，摘下来用猪油一炒，在当时来说，就是最好的美食了。在知青们没有学会种菜之前，母亲会送些自己种的蔬菜给他们，也会卖些鸡蛋给他们。母亲多次对我们兄弟说，知识青年们来到我们农村，举目无亲，又没有独立生活的经历，有多难啊。刚到姚家时，他们也不会砍柴，邓日佳回忆说：“我记得是你母亲第一个带我和沈鹤峰去砍柴，后来是姚喜才带我们。”我见到几次我二舅姚喜才在他们住处帮他们劈柴。唐润琴这次在我家还谈到，母亲教他们知识青年种菜，还把我家的一块菜园地送给他们（那块菜地在上碓门前），是那种肥熟的菜地，不是新开的荒地，可见母亲对几位知识青年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在母亲的帮助下，四位知识青年很快学会了生火做饭等基本生活技能，并慢慢地融入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成了生产队里的劳动好手。1971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和我们三兄弟还住在外婆家，和外婆及三个舅舅生活在一起。1969年中秋节那天傍晚，大舅叫我到知青住处，把四位知青叫到外婆家，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我从小受外婆宠爱，家里有鸡吃时，鸡肝一般都是给我吃。这次吃饭，最好的菜也就一碗鸡，人又多，菜就显得少了，我眼巴巴地看到鸡肝被一个知青夹走，心里懊恼了几天。 速写：《大有作为》 邓日佳回忆说，那一年的冬天，其他几位知青都回上海了，只有他留在姚家，我母舅姚喜才就带他去挖冬笋，还带他到姚家对面的毛毛岭采过香菇。因为母亲与几位知识青年的关系密切，知青们上海的家里寄来了什么好的食品，也会送一些给我母亲和我外婆。一次，几个知青送给外婆一点肉松，我们都没有见过，跟当时农民抽的黄烟丝一样，开始时我不敢吃，沈鹤峰看我迟疑，拿了一点放进自己嘴里，边吃边笑着说：“好吃，这个我们自己也难得吃。”看到他们自己吃了我才敢吃，那味道至今难忘。几个知识青年还教过我母亲用面粉蒸包子，那个年代只有偶然进县城才能买到包子吃，能在家里吃到自己做的包子也是非常新鲜愉快的事情。一两年后，唐润琴妹妹唐小琴也从湾溪搬到了姚家，和唐姐、张姐住到了一起。邓日佳和沈鹤峰搬到了胡成兴房子里住。 （三）几年后，沈鹤峰到工厂上班去了，一次他回到姚家，来看望他的知青同伴和乡亲们，并特地到我外婆家问候了我外婆，临别时还送给我外婆两块钱。我外婆很少出门买东西，没有花过什么钱，拿到这两块钱高兴了很久。张捷大姐和唐姐一样漂亮，整天笑嘻嘻的，喜欢哼唱歌曲，到现在我还会记起她一边拔秧一边哼唱“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插曲）的情形。那时，农忙时间我们小学生在星期天和假期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次，我和几个妇女一起耘禾，看到张姐的小腿上被蚂蝗咬过的伤口还未愈合，她那天穿的是一件的确良的薄衬衣，隐隐约约透出里面的胸罩，农村人没有见过这个，易成生母亲取笑道，张捷，你这胸前挂的是什么啊？把张姐闹得满脸通红。我已经记不起张姐是什么时间离开姚家、到什么地方工作去了。和唐姐联系后，才知道她在前几年已经去世。她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那么乐观，阳光，美丽。小琴搬到姚家后，和我母亲来往密切。母亲虽然只读过两年左右的小学，但在村里的妇女里面是最有文化的，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又乐于帮助人，所以几位女知青在姚家和我母亲最亲近。小琴每次回上海探亲时都会问我母亲要不要帮买一些上海货。我记得小琴帮母亲买过胶质雨靴，还帮我买过一把半自动的雨伞。这把雨伞在当时很时髦，我很是珍惜，特意用白色写上我的名字，用了好几年。在一次骑自行车去县城时，摔断了伞把，心里痛惜了好久。一次，我在菜园里看到母亲种的青菜和以前的不一样，比以前种的要矮小，后来母亲告诉我，这是用小琴姐从上海带来的种子种出来的。母亲还仿照小琴从上海带来的毛线围帽也织了一个帽子，1982年元月2日我们全家人合影时，妹妹晓萍戴的就是这个帽子。小琴后来搬到了塅上村住，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教过我三弟，有一次放学后还带我三弟到她家吃饭。唐润琴大姐后来对我说：“小琴住姚家时，得到你母亲关照，住塅上时，又得到卢仙娥的关照，我2012年回姚家塅上，就想代表妹妹去感谢她们两个人，没想到你母亲走得这么早。”小琴1979年左右才返城回上海，回城前，小琴还把一些东西寄存在我家里，到邓日佳回上海时才取走。小琴回上海后，我还给她写过信，她还寄给我几套精美的年历片。前不久，从邓日佳那里得知，小琴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印象里，小琴姐要比大姐瘦小体弱，但没有想到这么早就去世了，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呜呼哀哉！ 最早来的四位知青里，邓日佳是年纪最小的，也是最后离开姚家的。我和他的交往也比较多，我经常会到他的住处去找书看。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他们四人最早的住处看到看到过一本杂志，里面有批判丰子恺的文章，还附有丰子恺的漫画，我对图画感兴趣，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幅题目是“路上看见马骑人，两条小船摇进巷”。日佳住在胡成兴家的时候，我在他住处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张思德的故事》等书。我们那时都叫他小邓。他带一副近视眼镜，常常穿一件笔挺的中山装，显得非常的儒雅，但干起农活来也毫不逊色。打到“四人帮”的那一年冬天，我和小邓等人还在湾溪大队部一起参加文艺节目排练，然后到各个生产队演出，最后在桥西中学参加了全公社的文艺汇演。在排练节目时我还曾经缠着他教我变扑克魔术，在以后的好多年里，我用从他那里学来的魔术在朋友面前显摆。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和他都备战高考，我会到塅上（他后来也搬到塅上住）他的住处去找他要复习资料，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一次我看他复习时非常专心，傍若无人，就说他不要太认真了，他反过来对我说，做事情就要认真，打算参加考试，就要认真准备，否则就不要去考。小邓心灵手巧，会做木工，做的家具与正式木工做的毫不逊色，他还在塅上小学教学点做过一年左右的代课老师。记得是1979年，他返城回上海的前几天，我母亲特意吩咐我拿了半篮子的小山竹笋干送到他住处，我同时把一本《贝多芬的故事》书还给他。小邓说：“笋干在上海不容易买到，我就不客气了，谢谢你母亲！”我不知道母亲看到这几个知识青年一个个的离开姚家是什么心情，但我自己是非常羡慕他们能远离贫困的乡村，回到家人的怀抱，回归城市人的生活。我当时对小邓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好了，终于回上海了。小邓朴实地回答说，能回去当然好，但也不是什么人上人，就是普通百姓一个。他回上海后，我们之间就慢慢的失去了联系。2013年春节期间，我和献忠回姚家给母舅姚喜才拜年，想起小邓与塅上的易来生有联系，就特地去塅上找易来生，问来了邓日佳的电话号，这样，我们才又取得了联系。唐润琴大姐在他们五个知识青年中显得尤为突出。她个子高，身材好，长的白净漂亮，往我们农村人中间一站，就是鹤立鸡群！几个知青的事情都是她在领头张罗，一看就知道她是他们中的领头人。在我们村里唐姐的人缘特别好。我记得她在姚家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做过村里的卫生员，还在村里小学做过代课老师。在1972年10月离开姚家到宜春教育学校去读书。后来在光明厂里也是做子弟学校的教师和行政管理工作。唐姐和我联系上了以后，多次提到我背个小书包上学的情形，还说母亲经常在她面前夸我小时候很聪明，当说到我有个妹妹的时候，她说我母亲跟她说过，就想生一个女儿。可见母亲与唐姐亲密到无所不谈的程度。我十二岁以后就到外面读书去了，到我高中毕业回家，唐姐已经离开姚家，这个期间母亲与知青们之间的故事一定很多。 （四）唐姐重感情，讲情义，事隔几十年还念念不忘我母亲当年给予他们的帮助。这次路过宜丰，还特地来看我，并给我夫人和外甥女都买了礼物，令我非常感激。看到唐姐和她丈夫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也很欣慰。本来我要买一些小竹笋干送她的，结果她叮嘱我代购30斤，说要帮她的朋友买一些，并再三说明要付钱给我。我只好提前从我养蜜蜂的学生那里买了4斤蜂蜜，在她临走时送给她，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唐姐在离开我家时还一再叮嘱，要我们早点去上海游玩，趁她身体还好走得动时，好给我们带带路。我在心里祝福道：但愿岁月静好，好人一生平安，大姐不会老，知青也不会老。我母亲姚粉英，是一个最平凡的乡村劳动妇女，一生经历许多磨难，能够与唐姐等几位上海知识青年结识来往，是她的荣幸，她从几位知识青年那里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能够在几位知青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怀，体现了母亲的慈爱和无私精神。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母亲在给予几位知识青年关怀的同时也得到了他们的尊敬和回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几十年后，还有远在上海的人念念不忘她的恩德，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逝者如斯，往事如烟，但愿人间友情长在，爱心永恒！ 2016年5月8日初稿。5月13日修订（在本文写作和修改时，我与邓日佳和唐大姐通过微信聊天交流，获得和证实了一些情节。感谢唐大姐，感谢日佳兄！） 姚家旧景，红色箭头所指为四位知青下放时住处，房子早在70年代拆除。图中的房子也在2013年下半年拆除。 姚锡昌老屋后门。图右即为四位知青最早的住处。 姚锡昌老屋后的屋场，原址上一排3家住屋，中间两间1966年做了小学教室，1969年做了知青居室。 图中箭头所指即为姚锡昌老屋。老屋前（图右电线杆处）有一口水井，知青到井里挑水要经过他家厅堂。中间为姚谋生老屋。 胡成兴老屋，邓日佳和沈鹤峰曾住在图中的左侧一间。这栋瓦屋是姚家最后拆除的一栋木构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