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情”弥补民族在灵魂维度的匮乏_———宝黛爱情悲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天路云翔

许佩华

摘要
每一次翻开《红楼梦》，眼前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宝黛二人那荡气回肠的真情苦恋的场景。宝黛爱情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从“情性”出发，用“情”弥补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的匮乏。而宝黛这两位叛逆者的爱情悲剧是由于家族势力的迫害、自身性格的懦弱等因素造成的。本文从这个角度展开，系统地阐述《红楼梦》从“情性”出发，使历史、人性发生了颠覆；从“情性”的角度出发，为中国新的人性观树立新的楷模，向我们展现了全新的闪烁着朴素民主思想的爱情观。这个爱情悲剧突破了以往夫贵妻荣的大团圆模式，标示了曹雪芹为中国文化补“情”的贡献，具有一定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悲剧 历史 人性 颠覆 灵魂匮乏 补“情”

引言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的无上瑰宝，对于它，正像一位美学家所说的：“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而在这已经说过的千言万语中，最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的话：“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特别是对宝黛爱情的描写，作者曹雪芹回到了二十四史之前的文明史，重新审视自己。从他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加上“情”、为中国文化加上“情”，为中华民族“补情”，为无情之天“补情”，并用“情性”来重新设定人性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意在告诫我们要用爱审视这个世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情”，所以他通过宝黛之间的爱情的情性”为中国文化补情。
曹雪芹发现了“情性”是诠释新的本体存在的根据，把中国美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经常说，《红楼梦》不是爱情故事，而是爱的寓言！作为爱的寓言，《红楼梦》从情出发，用“情”弥补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的匮乏，重新评价过去了的中华文明史，而且重新展望未来。

一、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匮乏的生存背景
（一）《红楼梦》从“情性”中新的人性出发，诱发了历史的颠覆
第一次被情性的历史所取代是具有暴力、道德的历史，而暴力、道德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个姓、二十四个家族的成功史，以及无数个家族的被屠杀史。长期以来我们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只有从曹雪芹开始，才让我们透过屠杀和被屠杀看到了血与泪，看到了真正的历史。例如长城，秦始皇从铁与火的角度出发歌颂了长城和孟姜女从血与泪的角度评价长城是不同的，后者是一个非常纯正的情的态度，以情的角度来评价历史。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匮乏主要是因为处在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冰冷而阴暗，充斥在文学作品中的更多是缺乏忏悔意义，狭隘、苛刻、黑暗、暴力、欲望等没有灵魂的东西。再则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以神话和巫术为特征的民间信仰，改造过后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中国作家的信仰和精神维度的缺失致使许多作家无法摆脱单级政治思维的模式，而缺乏信仰，精神就只会陷入粗鄙感情的复制之中，如余华把肮脏和死亡当生活、王朔用无聊当有趣、王安忆将风花雪月当情调等。他们缺乏勇往直前、探究生死的执着和勇气，缺乏悲悯和同情的终极关怀。众所周知，文学的基本命题只是执着于探寻生命的意义，追问人之为人的价值根基，中国民族缺失的一点就是无法让广大作家安妥灵魂，让灵魂自由释放。谢有顺指出，中国文学一直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所以，自30年代以来，政治化的思路就一直阻碍文学的发展，众多作家都是关注政治历史和世俗社会层面的问题。作家们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在“启蒙”与“救亡”上耗尽大部分精力，终无法探究自身的灵魂。
中国文化史上爱情的第一次觉醒，就是曹雪芹说的“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即“婚姻”与“爱情”。他在《红楼梦》里并不关注宝钗跟黛玉之间的胜负，他关心的是，在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交流方式，用“门当户对”，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判断彼此的关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就是有道德的；如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算有感情，也是不道德的。总之，曹雪芹提出了我们应该重新判断道德和不道德以及有爱的生活才值得一过的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木石前盟”。他写宝玉跟黛玉，其实就是写有感情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即使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同样毫无价值。这一说法是缺乏鲁迅那种严峻而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由于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制自己的能力，才导致当前的文学理论界以一种表面的多元化的形式掩盖着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如以鲁迅为参照，我们应该深刻地感受到民族中文学精神贫困和思想危机，这种精神贫困和思想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历史所决定的现代化思想资源的贫乏，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鲁迅创作中那种以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为基础的丰富的精神童话的陌生与隔膜。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匮乏的原因是缺乏信仰意识、忏悔意识以及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因此，在现实社会里，我们要用爱、用情来重新评价自己，定义自己，定义社会，定义历史。
（二）从新的人性出发，迫使人性的颠覆
宝钗，我们常说她是个无情的冷美人，兼有“德言容工”四德。四德是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基本要求。曹雪芹在塑造宝钗这一人物形象时，赋予她品格端方，谨言慎行，举止娴雅，针凿精熟，集贤淑于一身等优点。但宝钗不是完人，她也有一些传统守旧的道德思想，她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次之。其余诗词之类，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也可以不会（第三十七回）。”对于有冷美人之称的她，曹雪芹认为，她似乎每天都在吃“冷香丸”，[2]在理智与情感的对峙中，她常常将情感掩盖在理智之下而呈现出“无情”之态，对身边的一些事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当宝钗听说金钏投井而死。王夫人都落下眼泪来，她却并不在意，至于她主动拿出自己的新衣服给金钏，也只是安慰王夫人，看出她“会做人”之道。连贾府中最难相处的王熙凤，也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出宝钗是“不干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还有在尤三姐自杀和柳湘莲出家的事情上，宝钗也表现出冷漠的样子。
人们可能不会轻易相信，宝钗原也有她自然放达的一面：小时候她也和黛玉一样痴迷过后来却被她排斥的《牡丹亭》；酒后兴起她也会以一首《螃蟹咏》骂倒天下横行之徒的无情嘴脸；兴之所至，她会“诗余戏笔不知狂”；情急之时她也会出语锋利，毫不相让。其实她也并非一味拘谨，对湘云、香菱以“诗疯子”“诗呆子” 外号[3]的趣称。多少说明她性格中也有孩童似的天真和谐谑，捉蝴蝶的一个细小镜头，似乎更捕捉了她长期拘锁的自我意识偶然跃动时的忘情忘形……只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她用惊人的理智压抑在“端庄平和”的外表下了，我们几乎来不及捕捉，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宝钗似乎只剩下了从礼合节的举止，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在《红楼梦》中，我们听到了宝钗这个女孩子对宝玉更多的是反反复复的规劝。她对社会更大程度是追求物欲、功利，“秉着自己时代的教养，她学习一切、应付一切，努力要完成女性生活的最正常最标准的任务”。至少她是一个为了生存而矫饰自我、屈从社会的强者。黛玉是恋爱，宝钗是“做人” [4]。或许这正是宝钗不同于黛玉而高明于黛玉之处吧。贾宝玉失玉，疯疯傻傻，贾府衰败的迹象非常明显，特别是宝钗深知宝玉爱着黛玉并不爱自己，明知会在痛苦的自我残杀中独自“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第九十七回)，明知会为家族利益牵绊的爱情注定葬身在婚姻的坟墓里时，她还是甘心做这场婚姻的牺牲者。这里不排斥她对贾宝玉的感情，但更多地则在于她对封建礼教的驯顺，对原本自然、本性、天真人性的颠覆。 二、用“情”弥补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的匮乏
（一）从情性的角度出发，为中国新的人性观进行了标杆立传
对于历史的颠覆、人性的颠覆，曹雪芹跨越千年，回到了二十四史之前的文明史，回到了“无缘无故”的文明史，他给自己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给我一次再造中华民族的文明的机会，我要为这个文明加上什么？”曹雪芹的回答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圣贤都不一样，他说，我要为中国文化加上“情”，要为无情之天“补情”，并且，用“情性”来重新设定人性[5]。
《红楼梦》中只有“情”没有“性”，它所批评的“皮肤滥淫”中也没有“情”。“情”的定义的重要性，有两个人物从反面给我们做了最深刻的提示，就是贾母和袭人。贾母可以允许贾府的男人去偷鸡摸狗，但却绝不允许他们谈恋爱。即男女之间完全可以像动物一样的性接触，但却绝不允许他们像人一样进行爱的交流。袭人她自己跟宝玉就有不良的关系，但是她竟然去告晴雯，说晴雯跟宝玉在谈恋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传统文化里，偷鸡摸狗是正常的，如果是皇帝，就叫“宠幸”。可是，如果有爱就不正常了，有爱反而就变成不道德了，“爱”就被看成中国文化这个千里长堤的“蚁穴”。你看贾琏，他在贾府里来来回回折腾，却根本没事，贾母还护着他。为什么呢？偷鸡摸狗，这在雄性是正常的，但是要恋爱，那是男性的事情，当然不能允许啊。而且，一旦有了爱的诞生，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就要解体。再联想一下，传统美学甚至可以容纳《牡丹亭》中杜丽娘含欲的情梦，却不能容纳林黛玉不含欲的“情爱”。可见，《红楼梦》中曹雪芹为中国文化补“情”，真是一等高手，堪称一剑封喉！
《红楼梦》从情性这样一个新的人性根据出发，进而颠覆了全部的人性。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事实上是一个使人性越来越丧失人性的文化。例如，书中的主子动辄就说“掌嘴”，但是却并非主子动手，而是自己动手。这个颠倒实在非同小可，是自己打自己。结果，人的尊严、人格自然就都荡然无存。与其说掌嘴，倒不如说掌脸，这是当时一种“不要脸”的中国文化。
然而宝玉跟黛玉是这个全新的人物谱系的代表。是人渣、是废品的宝玉之所以觉醒，是因为“情”。作为“情”的象征，他总是“闷闷的”、“不自然”、“厌倦”，充满了“滴不尽”、“睡不稳”、“忘不了”的生命忧伤；作为天生的“情种” ，作为“逆子” [6]，他与满脑子功名利禄的严父水火不容，无视传统对自己的规范，拒绝承担家庭责任和人伦义务。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见正经宾客却无精打采；做“富贵闲人”，听到别人提及“仕途经济”，便斥之为“混帐话”。总之，在宝玉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觉醒，一切被传统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被他唾弃、抛弃。这就是他的那些无缘无故的烦恼以及“无事忙”，所谓“无故寻愁觅恨”(第三回)。贾宝玉“无才”的自我意识无论如何不是儒生气概，这位神瑛侍者的心性近真情。
（二）从情性出发，用终极关怀、爱、灵魂之维度为为无情的世界补情
1、从情性出发，为中国文化塑造具有“终极关怀”的人物
《红楼梦》中的大爱情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宝玉对集中在大观园里边的女子身上的人性美的呵护，同时形成爱憎分明的现实关怀。
从贾宝玉出场前府中丫鬟的动作、神态及语言描写：“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第三回）中可以看出丫鬟所表现出来的随性，侧面突出贾宝玉与底层的人平等的关系。只有平时彼此的约束不多，自由交流空间大的丫鬟才有如此大胆的表现。这主要突出了宝玉对人无尊卑观念的人性美。再如宝玉见到黛玉时的语言和动作细节，宝玉见黛玉“忙来作揖”、“细看形容”、“笑”、“细细打量一番”、“又问”、“又问”，这些充分表现出宝玉对黛玉极为关切，这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关爱。他的率性而为，毫无心机地彰显出自身那纯真、平等待人、人性美的特点。
宝玉虽是贾府中支撑未来家业的希望，集贾家娇宠于一身，却无丝毫作态和夸耀，对大观园中的女性都彰显别具一格，站在他人角度时具有关爱他人的人格魅力。还有黛玉前后心理活动的对比，也足以反衬出宝玉的人性美。黛玉由于处在寄人篱下的特殊环境中，所以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第三回）。因此做事十分小心。到后来第一次与宝玉相见，她竟然忘记了设防，一时没约束自己，耍小性子，从而导致了摔玉的风波，如此小心谨慎的人都忘了自己的做人原则，通过耍小性子露出自己的纯真，这反衬出宝玉内心具有真诚人格的感人力量。
第二方面，曹雪芹用客观的文笔，从更高的层次透露出对一切生命的终极关怀。或者，宝玉的情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开始他所关心的还只是身边的一群女子，到后来贾府败落之后，他产生更多的人生感悟，使他的悲悯扩大到更广更深的范围。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当善良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屡屡碰壁时，他们将责任推给了身边的亲人，从不反思自我。而宝玉与黛玉在初会时，在与丫鬟姐妹一起玩时，在追悼晴雯时，他却将自己贬为“须眉浊物”。他那套“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理论，旨在表达自己的单纯为女性立言的天真想法，却又更深刻的反衬出当时集中在男性身上的种种罪行。这突出宝玉对人性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林黛玉进贾府这一回中，宝玉出场，曹雪芹运用了语言、动作、细节、对比、反衬等手法刻画了一个超越世俗尊卑观念、与世无争、天真率真等等充满人性美的宝玉形象。曹雪芹之所以塑造出如此具有人性美和时代价值的形象，“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极度尊重与关怀” [7] 主要突出在当时时代的难能可贵。为我们提供了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2、从情性出发，透过爱的欲望寻找“爱“之路
《红楼梦》中，让我们最受感动的地方，是因为它有爱。它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第一次光明正大地表达了对爱的欲望。里边有句诗词：“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第五回），也就是说“爱”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再有，太虚幻境中的对联写到：“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然而在生生世世的“孽海情天”中，人们仍无视人生的无常，不怕美好背后的幻灭，并以生命之活力追求爱情，战胜死亡。因此爱是自我牺牲，是无条件的眷顾，是对于每一相遇的生命的倾身倾心，它永远不停地涌向每一颗灵魂、每一个被爱者。赋予被爱者以神圣生命，使被爱者进入全新的生命。
透过冷子兴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出宝玉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第二回），随着宝玉渐渐地长大，其思想也日趋成熟，又发现“女儿”也是随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突发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所以，无论在语言和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性不同一般的爱。曹雪芹以爱为新世界的根基，以“情性”取代儒、道、释的德性、真性以及佛性。在魏晋时代，高张情性已有先声，但最早提出“情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唯有红楼情案。以前，“情”被埋没在各种圣人的价值原则之下，玄学的真人之“情”其实无异于无情，没有进入历史时间，“情”就仍然被“弃在青埂（情根）峰下”。曹雪芹第一次把“情根”、“情性”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曹雪芹之所以让宝玉走上了爱之路，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走上爱之路，因此，他要中国人“改弦更张”，带着爱上路。
3、从情性出发，在人与灵魂的维度上呼唤灵魂的回归
没有人与灵魂的维度，就没有悲剧。对于中国文学缺少忏悔意识，即缺乏灵魂维度这一根本缺陷，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堂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他埋藏的光辉[8]。……这样，就显示出灵魂之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当宝玉面对眼前飘落在身边的桃花，因为怕“抖落下来”被“脚步践踏了”，便“兜了那些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这是对“被抛出”的“无家可归”的大自然的“忏悔”；当他面对尤三姐之死，“接接连连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 （第六十六回），这是对“无保护”的“无家可归”的女性的“爱”。这些都表明，宝玉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家族中最受压迫的是女性，他在为当时世界的黑暗做出的忏悔。但“忏悔”所针对的是宝玉的人性和灵魂的本身，是一个人生命存在于世上不断酿造悲剧的欲求本身！这种忏悔的精神是曹雪芹为中国文化补情所表现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发展到《红楼梦》，才有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其主要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物出现——贾宝玉。宝玉的灵魂世界是一个双音的世界，即拥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即崇尚道德秩序与崇尚生命的自然性情，这两种价值观的声音在他的灵魂世界里，一直在展开辩论。《红楼梦》中的两个女主人公负载着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宝钗崇尚道德秩序与人际和谐，而黛玉则崇尚生命自然与生命自由。宝玉的灵魂指向虽与黛玉相知相通，但也受到宝钗的约束，他并不是简单地和宝钗所代表的传统“决裂”，而是在两种价值观中徘徊思索。我们可以把黛玉与宝钗视为贾宝玉灵魂的悖论：木石前盟符合充足理由律，金玉良缘也符合充足理由律，只是贾宝玉的灵魂最深处屹立的是爱哭爱闹、真情真性的林黛玉。他经常处于精神迷惘的状态中，在他心神游离时，正是他的灵魂处于困境之中。他的迷惘，是对灵魂无声的叩问，是对灵魂回归的呐喊。但曹雪芹不是灵魂的权威，更不是良心的权威，不是按照某种灵魂的蓝图去塑造灵魂，而是通过宝黛爱情悲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来展示灵魂的幽暗、深邃、伟大和渺小，并发出灵魂的呼喊。 三、结语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红楼梦》中所爱的并非是爱本身，而是自然、天然的情。只有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个人化性爱才是爱情，婚姻无疑属于社会，爱情只能属于个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落后，很多人从统一与分裂，从道德与暴力，从“吃得饱穿得暖”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角度来判断。《红楼梦》一文中我们启发到的是：审视社会，不光从“成功”与“失败”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这个社会是否有爱，是否呵护人的尊严，是否尊重人权，每一个人是否平等自由。因此，它告诉我们判断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落后要从什么眼光出发、用什么眼光来审视。
从“情”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用“爱”的眼光来审视社会，曹雪芹恰恰就是因为从这样的眼光出发，发现了我们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由此，我们才可以重新定义世界，重新定义历史，重新定义人本身。所以，《红楼梦》中“情”的觉醒，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人性的觉醒。





注释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李希凡、李萌：《红楼梦》人物论，9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蒋和森：《红楼梦》编稿，1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任明华：《林黛玉》性格，40页，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5] 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249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6]李正华：《贾宝玉》，246页，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7]刘梦溪：《敢问红楼》，246页，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致谢语

从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期间经历了喜悦、聒噪、痛苦和彷徨，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如此的复杂。如今，伴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的定稿，复杂的心情烟消云散，成就感便油然而生。因此，我要感谢，感谢我的导师——郑云翔老师。他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论文质量的严格要求和不厌其烦的指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深刻而细致地指导，帮助我理清论文写作思路，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精心点拨、热忱鼓励，使我这次毕业论文能够最终顺利完成。总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归功于郑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长期不懈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我向郑老师再次表示衷心感谢：谢谢您，谢谢您的辛勤栽培！






参考文献
（1）谢有顺：《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 赵歌东：《走进鲁迅的尴尬》，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四期。
（3）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