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过二天就是我的导师王传纶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了。国内的师兄弟们都在忙着张罗重新出版老师的著作和召开纪念座谈会。王老师是国内财政金融理论界的泰山北斗。他当年就是“西南联大五堵墙”（五大才子难以超越之意）之一，其他四人分别是杨振宁、朱光亚、王希季、许渊冲。这五位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师，他们的成就也许不好比较，但我的老师是其中最帅的则是毫无疑问的。</p><p class="ql-block"> 王老师早年留学英伦，毕业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也就是那位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的母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毅然回国投入祖国建设，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育人。记得当年在学校上课时，听老校长黄达先生说过：人民大学能够在东西方经济学之间由自由切换的学者屈指可数，王老师就是一个。在王老师获得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上，他又赠送给王老师八个字：“有真学问，真有学问。”</p><p class="ql-block"> 所以，能够成为王老师的学生实在是三生有幸的事情。可实话说我并不算是一个好学生，而老师则是最好的老师。王老师从教数十载，桃李满天下，同门师兄弟不乏国内的一流经济学大家。回头想来，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王老师的学生，主要还是多亏了我的硕士导师高鸿业先生的一个电话。高先生是国内西方经济学的泰斗，近几十年来经济门类的学子们大多学过他老人家编写的教科书。两位老先生都是50年代留学归来的前辈大师，相互之间惺惺相惜。所以一听说高老师的推荐，王老师二话没说就把我收下了。</p><p class="ql-block"> 我属于在职攻读学位，公务一忙，只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的的确不是那么回事儿。平常每隔一段时间，会到老师家拜访。其实我也不是搞理论学术研究的那块料，与王老师更多的是谈天说地聊家常，老师也非常喜欢我。</p><p class="ql-block"> 等到了要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又被派到国外工作去了。写了半截的论文，一放就是一年多。我也不敢和老师联系，觉得无颜见老师，就这么躲着。突然有一天一位师兄打电话找到我，说让我给老师回个电话。我非常惭愧地给老师打了个电话，一边抱歉，一边跟老师说我实在是完成不了这个论文了，打算放弃了。老师就跟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工作紧张，论文写作遇到点困难。不过呢，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完成这个论文。跟我学习，总得有一个成果。这样吧，你原来的那个题目不太好写，我建议你换一个跟你目前的工作结合得比较密切的题目来写。学校这儿改题所需要办理的手续，我来替你处理。</p><p class="ql-block"> 天下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老师去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也不好意思不努力了。于是，我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日没夜查资料，请教他人，总算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后来还专程飞回国参加了答辩。答辩会上王老师亲自到场。我想如果不是王老师亲自“坐镇”，我还真不一定能过得了“虎视眈眈”的几位答辩老师的这一关呢？</p><p class="ql-block"> 王老师真是一位无比睿智的大师。最绝的是，每次在见老师之前他就知道你心里有什么困难，而且不用你张口都提前替你想好了办法。王老师最擅长因材施教，他并没有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像他一样的学术专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跟随他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启发，有所获益就可以了。</p><p class="ql-block"> 王老师总是那么的儒雅潇洒，腰杆笔挺，风度翩翩，和蔼可亲，春风化雨。人大的学子们一定都还记得校园里一位老教授骑着小自行车的那道风景。王老师骑自行车上班一直骑到83岁。</p><p class="ql-block"> 2013年9月13号，我当时正出访茫茫的太平洋上的岛国斐济，听到了老师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却没有办法赶上与老师最后的告别。</p><p class="ql-block"> 一代大师，高山仰止，斯人已去，此情长存！</p> <p class="ql-block">2004年，当年“西南联大五堵墙”这五位大才子齐聚重逢时均已超过八十岁。2021年，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以百岁高龄仙逝。如今，只剩百岁杨振宁先生一人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