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康藏情—1951年王仲的西藏记行

雪山

前言

王仲女士，1929年1月生，山东济南人，195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退休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居养老院。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刚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青年王仲，即响应国家之急需，参加中央西藏工作队远赴西藏。由于高海拔的地理及旅途艰险、缺乏交通网络，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西藏几乎一直与世隔离，多年来它与内地中央政权的关系也十分脆弱。为了新中国的统一及领土完整，中央西藏工作队越千山万壑，跨大江激流，克服风雪、缺氧、饥饿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积极在藏区调研，为中央在西藏的工作提供珍贵第一手资料。

六十年后她参考当时的日记，把这段传奇的经历写成《西藏记行》一文，登于2011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谈访及回忆》一书，这也使我们得以了解这段苦难而光荣的历史。作为王仲女士的亲属，近来我们在帮她整理书籍时，发现了一些她在康藏调研时的珍贵照片及日记等物品。对照《西藏记行》一文，那段70多年前的历史一下子就鲜活起来。特此将这些照片及日记结合《西藏记行》中相关内容，以美篇形式以记之。美篇中的说明大多取自《西藏记行》一文及当时的日记，为了丰富阅读，另从网络上摘录了一些相关照片, 特此说明。(2022.4初稿, 2023.7补充修改)

2015年初春，病床上86岁的王仲女士。

当她看到64年前在甘孜与年轻的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的合影时，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当年的往事。

1. 契机

1950年的年底，北大民主广场上抗美援朝参军的热潮过后，校园里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这时距离王仲毕业仅有半年的时间了。

时不我待。她拣出因报名参军而擱置的毕业论文，准备利用最后半年时间，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的论文撰写完，上好在校的最后一堂课。

　这段时间来，西藏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人民政府曾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但原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出代表，并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藏军主力，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顺应大势，力主接受中央和谈意见，西藏和平解放的曙光已现。这对正撰写这篇西藏相关近代史论文的王仲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只是没想到正是由于这篇论文，与西藏结下了人生一段难忘的情缘。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召开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同时中央特邀十世班禅进京，共商国是。图为朱德、周恩来等到北京车站迎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行。

　五月中旬的一天，系主任郑天挺先生介绍王仲与张振鹤等三位同学，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面谒所长范文澜，请他考虑可否接纳他们三人去该所从事研究工作。范老详细询问了三人在校的学习情况。当他听说王仲的毕业论文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时，十分郑重地询问她，现在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和平解放西藏的契机，决定责成中央文教委员会牵头组织一个西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勘查西藏地区的地下资源；除自然科学外，还有社会科学，问她是否愿意参加。王仲一听，不啻天赐良机，喜出望外，当即表示乐意参加。于是寥寥数语，顷刻间，便决定王仲和张振鹤参加西藏工作队的任务。

2. 中央 西藏工作队

五月中旬，中央文委责成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调集各学科的科研人员，他们有自海外学成归国的学术权威和业务骨干，以及少数民族干部共计56人，组成一个拥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精英荟萃、包罗地质、大地测量、天文、气象、农业、畜牧、医药卫生，和历史、语言、民族、法律、文学艺术等十多个小组的庞大科技、人文科学队伍，其中女性有护士黄雅芳和王仲二人。

西藏工作队在组织上仍由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但在编制上则由西藏第十八军负责工作队的给养和设备等，并提供一切条件辅助工作队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开展。从此西藏工作队便成了一支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具有进行科学考察任务的工作队。当下全队队员立即脱去旧时装束，穿上划一的草绿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胸前佩有《人民解放军》的鲜明标志。

五月二十三日，《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定》正式签订，中央在怀仁堂举行庆祝招待会，以班禅为首的代表团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应邀参加，西藏工作队全体成员亦应邀参加。这是王仲第一次去怀仁堂。招待会上，朱总司令以及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相继发了言。在充满民族团结祥和的气氛中，大家频频举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定》正式签订。当晚，他们还应邀去怀仁堂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951年6月7日，中央西藏工作队大队人马一行56人，浩浩荡荡自北京出发。前来为工作队送行的有中央文委主任陆定一同志，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等，还有各单位的领导及队员家属，火车站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好不风光。

1951年5月，去西藏前夕穿上军装的王仲，英姿飒爽。

当年在军装照片背面留下的字样

这是王仲于1951.5.27日在日记本中留下的西藏工作队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会上首先发言的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所长讲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西藏解放的重要性，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王仲一直珍藏的当时西藏工作队使用的信封。落款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西藏工作队”。

3. 在甘孜调研“博巴伊特瓦”史及访问留甘老红军战士

中央西藏工作队一行从川西小城新津起， 一路翻二郎山，越大渡河抵康定；再翻折多山，工卡拉山，于1951年7月初到达了海拔3500余公尺的康北甘孜。甘孜位于雅砻江畔，为康北最大的县治。境内有黄教最大的甘孜寺，极盛时有喇嘛三千余人。在甘孜休息数日，各组即忙于开展工作。地质组首先启程去拉萨，接着大地测量组、气象组、畜牧农业组、医疗组等亦相继出发，只留下人文科学的各组在甘孜继续开展工作。

王仲所在的历史组首先开展的调研工作，便是采访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驻扎鈩霍，并在甘孜建立“博巴伊特瓦”（藏族人民政权）的经过。他们先是访问了当年红军北上抗日时滞留于当地的一些红军战士。会上这些老红军畅谈了朱总司令为争取北上抗日，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展开斗争的史迹，并且囬忆了当年甘孜藏族人民政权建立的过程。另外历史组还特地去距甘孜以西的白利寺访问，寺里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当年红军向该寺归还借粮的收据，由此说明中国工农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军纪和民主作风，深得藏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该寺格达活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与当地藏族群众组织“甘孜博巴伊特瓦”，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与我党和我军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解放后，格达活佛致力于西藏和平解放事业，被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暨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遭英帝国主义特务毒害身亡。王仲在1952年发表的《1936年甘孜地方的博巴伊特瓦》一文，对此作了详尽的评述。

五世格达活佛像

位于甘孜的朱德与格达活佛联谊塑像

据甘孜县史料记载，红军在甘孜期间，朱德先后九次与格达活佛促膝交谈。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得朱德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王仲当时的日记留下了访问滞留甘孜老红军战士的记录：

“51.7.28

吃罢早饭去县府。十时半在前红军战士张玉成同志的家中聊天，讲过去与现在，听下不胜感慨惜之。他约我们下午去苟秀英及孙富安两同志处，斯时正值他们学习，真正是当年红军战士汇聚一堂，大家追古忆今间，仿佛不胜感慨。”

　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地区，帮助藏胞建立藏族人民政权“博巴伊特瓦”，一些因伤病不能继续长征的红军战士也留了下来。王仲的日记中有一份留甘老红军战士座谈会的记录：“现甘孜留有红军战士18人，据调在炉霍有近百人。自红军主力北移后，部分无法转移的红军战士为图生计，为康人当娃子（注：佃户，苦力），以图糊口，故当时很受康人迫害。另外亦有一部分同志被24军抓壮丁抓去。······现留甘的红军同志主要经营零星商务，有的开理发店，有种菜园，还有租用磨坊经营生计等，······有的已与藏女结婚生娃，尚能维持生计。”王仲在日记中写道。

下图是留甘老红军战士座谈会后在王仲日记本上留下的珍贵签名。让我们记住这18位历经苦难，可敬的老红军战士：苟秀英、孙富安、苟兴财、王杜元、候绪忠、徐万章、袁华清、马元贵、朱金山、刘延富、盛联高、杨明喜、蔡永富、何秀英、杜振基、陈士昌、李正德、杜学道。

4. 采访甘孜孔萨土司

其次，为了考察康北地区土司制度的嬗变过程，王仲等人特地采访了甘孜孔萨土司德钦旺姆，从她的身世和经历，集中地反映出近百年来康北土司制度的演变和兴衰。

孔萨土司的辖区原有孔撒和麻书两个乡（现中国地图标为孔色乡及麻孜乡），地居雅砻江及其支流鲜曲沿岸（藏名“曲”为河之意，中国地图现标识为“鲜水河”），为农牧业富饶的地带。它财力雄厚，极盛时拥有枪支马匹五千左右。因其地处军事交通要冲，在康北居有举足轻重之势。孔萨土司的家族繁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德钦旺姆时，因其祖父及父亲早逝，她即继其祖母代理土司之后，正式任孔撒土司。她的叔父孔萨香根活佛则依惯例，主持甘孜寺堪布，从而使政教合一的集权统治愈臻巩固。

德钦旺姆及笄之年，以其财富及美貌招致国民党第二十四军驻甘部队军官的覬覦和垂涎，后以德钦旺姆招赘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杰为婿之事，藉故将她扣押拘禁年余，为此激起孔萨香根活佛及其属下的无比忿怒，遂聚集三千余人马，包围国民党第二十四军驻甘团部，绝其粮秣水源，迫使其缴械，并释放孔萨女土司。后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乃以平息叛乱为托辞，增派大批军队携重炮枪械进攻甘孜，孔萨土司兵力不支，乃偕其夫益西多杰逃亡青海。多年后事态平息，孔萨土司偕其家人始返甘孜。然经此兵燹，其势逐渐衰微。

图为孔萨土司德钦旺姆，传记文学《最后一个女土司》对她的生平有详细描述。作者降边嘉措，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孔萨夫妇及子女。孔萨土司的丈夫原名益西多吉，婚后更名孔萨益多，正式成为孔萨家族成员。西康解放后孔萨土司任甘孜藏族自治区政府委员，孔萨益多任区政府副秘书长。

王仲在她的进藏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与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的交往。她在1951年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去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家中，并送她北京特产景泰蓝别针一枚，被招待以果食茶点。回来时领她家女娃儿去卫生所看病。”

王仲在1951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天阴翳，仿佛有雨意。早饭后去德钦旺姆家，请益多先生代为叙述她的往事。谈来天晚，外面竟自落起雨点来。主人盛情地留吃晚饭，吃了猫耳朵，云南火腿，四川酱豆腐。另外女土司还为我盛了一碗酸奶子，加了许多糖，味道还好。”

下图是1951年8月9日王仲采访孔萨女土司的记录，标题处注：孔萨益多，德钦旺姆共述。王仲在日记中曾提到打算回北京后整理记录，将孔萨女土司跌宕起伏的人生写成文章，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也是遗憾。

5. 采访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

在采访孔萨土司的同时，王仲还结识了正在甘孜参加县政治协商会议的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绒巴岔在甘孜城以西，现中国地图标为“绒坝岔”）。这个年轻美貌、小乌依人的女土司年方十六岁，正值豆蔻年华。若不是她那一身华丽的藏族服饰，真会被认定是一位漂亮的文工团演员。她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还能阅读汉文书报和文件，这引起王仲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心，决计采访她。阿都土司因参加会议期间无暇畅谈而深表歉意，邀王仲会后去绒巴岔土司官邸采访她。

豆蔻年华的甘孜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

九月初的一天，高原上的秋天和煦宜人，王仲搭乘第十八军后勤司令部的一辆军车，去绒巴岔采访阿都土司。

阿都土司的官寨竚立在公路北面一座绿茵如画的小山岗上。流经官寨前的溪水清澈见底，团簇似锦的二月兰吐露着清新的芬芳，好一派陶然令人心醉的田园风光。

王仲下了车，径直朝土司官寨走去。这是一座高四层的土司官寨，规模较孔撒土司的官寨小，却也幽雅别緻，另具一格。她在官寨前停住脚步，只听得一阵銀铃般的欢笑声，伴着匆促的脚步声顷刻而至，阿都泽呷飞也似的来到王仲的面前。看到她那副喜从天降的欢快笑颜，深深地感染了王仲，她俩在官寨前合影留念，背后的景色如画。

在官寨楼上的诵经堂，阿都泽呷向王仲引见了她的叔父阿都活佛。阿都活佛年约五十岁上下，体躯略显肥胖，面貌慈祥和善，当他面对泽呷时，脸上洋溢着慈父般的笑容。这时门外闪进一位面庞红彤彤的藏族儿童，他是泽呷的表弟，见到来客，便悄悄地偎依在泽呷的身旁。一位中年藏族女管家忙献上茶，她是泽呷的贴身女仆兼闺中蜜友赛硇巴西。

阿都泽呷土司的叔父阿都活佛

照片背面的说明

阿都泽呷与其表弟乐康

照片背后的说明

寒喧过后，阿都活佛等人告退，房中只留下泽呷和王仲，在黝暗的灯光下，泽呷向王仲陈述了她的传奇般的身世和经历。

“我的母亲是炉霍一位头人的妹妹。由于天生丽质，美貌绝伦，被国民党第二十四军驻甘115团团长张某强纳为妾。1935年红军长征路经康北鈩、甘时，国民党军队不支，败退雅安，我的母亲遂仓惶逃至阿都土司官寨躲避，后与阿都土司生女泽呷。泽呷自幼即隨母至雅安及成都张某家中生活，七岁入汉族小学读书，生活习惯完全汉化，偹受张某宠爱。”

1946年，阿都土司与玉隆土司夏格刀登械斗身亡。其弟阿都活佛以继嗣为由，上书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声称泽呷系乃兄阿都土司与炉霍头人妹所生之女，要求张某将泽呷送还绒巴岔继承土司职位。时值刘文辉亦欲伺机向康北地区扩充势力，乃指令张某以迫击炮两座护送泽呷返绒巴岔继承土司职位。于是这位年方十四童龄、尚不谙世事的幼女，便在一场权势利害攸关的政治交易中，被当作筹码，懵懂地送回绒巴岔，当上了一名小土司。

听罢阿都泽呷的一席自述，王仲不禁为她那凄凉的身世和迷惘的末来一洒同情之泪。也祝福她能在未来的岁月中获得自己的幸福。

图中右面那位“天生丽质”的藏妇是阿都泽呷的母亲，左边藏女怀抱的幼儿即为阿都泽呷。

照片的背面有“泽呷的妈妈”的注释。

与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中)在甘孜解放军第十八军后勤司令部大楼前的合影。左边的藏女可能是泽呷的贴身女仆兼闺中蜜友赛硇巴西。

照片背面的说明

王仲在她的进藏日记也多次详细记下了与阿都女土司交往的生动过程。她在1951.8.12的日记中写道：

“十二时许，由骑兵支部一位同志送到阿都家门口，热烈犬吠声中被泽呷手挽手儿搀进寨子中。一进门看到巴西（即赛硇巴西） 在织毛袜，伊告我这是预备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的副业生产。进得厢房，正遇见喇嘛跟大金寺一位道友谈天，只听泽呷不断为人介绍我：毛主席派来的。场面笑容间，仿佛得到不少赞许。

中午吃饭，有肉炒豌豆，豌豆尖汤，炒油菜，拌萝卜，主人盛情地给盛了两碗饭。

午饭后泽呷吹口琴，我送伊，巴西，弟弟各手帕一枚（原文如此）。弟弟经菜园带来园根（芫根，当地果蔬，脆嫩，微甜），味道颇为鲜美。巴西煮来咖啡，呷食间由她一边织着毛袜，边为我们唱丹巴民歌。

晚饭前与弟弟、泽呷摄影门前，晚饭吃的豌豆尖肉丝面，另外还加了一盘园根拌豆芽儿。

睡时泽呷强留在伊的床铺上，弟弟转到地铺上去了。夜里被耗子撹得完全不能入睡。”

1951.8.21那段写前去阿都女土司泽呷家中作客的日记也非常感人。此日由于车子因故晚到，中途又出了故障，到泽呷家已近傍晚。王仲在日记中写道：

“至绒巴岔已快4点。泽呷告诉我，他们一家人今早天还未亮即爬起来，打点着在等候着我们了。经我仔细一看，屋内装饰的焕然一新，到处铺着地毯，连为我们准备好的面食也下锅里了。乐康弟弟还告我：“我跟叔叔在房顶上张望你们一天了!” 真惭愧，如果今天不来，岂不辜负了主人盛情！

泽呷今天准备真周全，桌上端端正正摆了四盘糖果，有米花糖，冰糖，水果糖，另外还有酥油点心。

最后大家觉得无礼物可馈赠主人，便将毛主席一张像片送给她。吃面前，大家争先恐后给泽呷及弟弟拍照片及摄电影。泽呷今天也装饰得分外漂亮，红上衣，蓝背心，拉萨捎来的小红绣花鞋，花围裙，婆娑起舞间，姿态很是动人。”

70多年前王仲作客二位女土司寨子的鲜活画面，经由王仲进藏日记给定格下来了。如拜访阿都土司的那天：室内焕然一新，表弟乐康说，我跟叔叔在房顶上张望你们一天了！阿都女土司泽呷换上盛装，脚穿拉萨捎来的绣花鞋。为了留住王仲晚宿，甚至让出自己的床铺。至于一晚被耗子撹得不能入睡的窘态，也让人哑然失笑。

彼时西藏刚和平解放，多年的民族隔阂，对新政权的疑惑，民族工作的困难显而易见。那时王仲只是一个刚出校门，尚无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然而作为中央西藏工作队一员，使命在肩，她抓住契机，利用自己年轻女性的优势，与孔萨，阿都二位女土司交上朋友，受到她们的欢迎与接纳，能倾心交谈，诉说自己及家族的经历。称之奇迹也不为过。

除了调研甘孜地方的博巴伊特瓦以及康北土司制度外，王仲还实地调研康北地区概况及社会风貌。为了解宗教在藏民生活中的影响，她考察了喇嘛教的源流并参观甘孜最大的寺庙甘孜寺。还应邀参观藏民举行的天葬殡礼等活动，以了解当地的社会风貌。

工作之余，王仲的进藏日记也记录了在甘孜时的生活细节。她在51.7.19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来下河去洗衣服，结识了不少藏女，一番“洋腔”沟通了彼此间的语言不通，现在我们已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甘孜地区民风能歌善舞，藏汉文化相互影响，爱好文艺的王仲在日记中收集了不少当地民歌，都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情调及生活气息（参见下面日记截图）。如表达一位姑娘的美丽：

太阳出来十盆花，端端照在咱家门。

咱家大姐人才好，十人见了九人夸。

富爷看见忙下马，和尚见了不出家。

连和尚见了也想还俗不出家了，可见姑娘之美貌惊艳。

又如写一位远嫁的女儿思念娘家：

核桃开花节节长，隔山隔水想爹娘。

想起爹娘路程远，想起姊妹不团圆。

语言生动，感情真挚，听者动容。

6. 艰难的行军

从四川前往世界屋脊的西藏地区，须经过一系列南北走向、紧密排列的险峻山脉和湍急大江，即有名的横断山区。在上世纪50年代初，川藏公路刚开始兴建，从川西到昌都的1千多公里路程多数要靠驿马，甚至步行。西藏工作队克服了高原缺氧、冰川激流、风雪严寒、悬崖深谷、疾病饥饿等难以想象的困难，行军十分艰辛。这在王仲的《西藏记行》中有多处记载。例如渡金沙江天险：

“ 9月27日中午时分抵达金沙江畔。远远地便听见声似雷鸣、势同千军万马的江涛奔腾咆哮而來，闻之令人心惊胆战。靠近岸边，只见断崖峭壁兀立，宽不过百余米的江面上浊浪翻滚，恶浪滔天，有人将一根木棍信手抛向江中，瞬间便被汹涌的洪流给淹没了。------ 藏民乘渡的牦牛皮筏子，是用坚硬木料扎成方型的骨架，然后用牦牛皮密缝而成。一般载重量300公斤左右，可容纳4一5人。由于容积小，构造技艺落后，其承受的渡江安全系数很低。只见它在湍急翻腾的惊涛骇浪中，犹如一匹脱韁的野馬，时而在浪尖上上下颠簸，时而又跌入起伏的旋涡中，几经险阻，终于越过洪峰天险，俯冲抵达彼岸。此场景，令岸旁的观望者，莫不心惊胆战，手心里揑了一把冷汗。------ 9月29日，我们来到金沙江畔等候兵站准备渡江皮筏。何参谋长执意邀我同筏漂渡，我当即欣然从命，跳上皮筏，乘惊涛骇浪，驶向彼岸。上岸时，何参谋长连声赞扬我：“不愧女英豪”，闻之不禁令我汗颜。”

文中还记载了翻越雀儿山的情景：

“ 雀儿山海拔3200米，素有“自古少人烟，终年雪不断”之谚。举目眺望，雀儿山宛若一尊气势宏伟，飽经沧伤的苍龙，昂然矗立在青藏高原迤东的边缘地带。山上怪石遍布，险象环生。巅峰终年积雪，冰坚似磐，鸟兽罕至，行旅绝迹。常年温度在零下30度以下。可谓人类生命极限。------翌日，全体动员，号召轻骑过雀儿山。驛马行驶在积雪没膝，冰坚似磐的驛道上，几度马失前蹄，跌扑在地。为避免闪失，方副队长命令大家弃马扶杖结伴而行。众人沿着陡峭湿滑的驛道，匍匐行过，不时传来人体失重摔在地上的惊呼声。短短14公里的路程，竟然跋涉了多个小时。这可谓我们康藏征程中最艰辛，最惊心动魄的一段险恶的历程了。”

川藏界河金沙江，流急坎陡，江势惊险。

雀儿山藏语叫"绒麦俄扎"，意即"山鹰飞不过的山峰"，是青藏高原的一座雄关，雀儿山山势挺拔，壁立于周围十座5500米 的群峰之上。故有"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之说。雀儿山终年积雪不化，整座山系峰峦跌宕，危耸入云。

真正艰难的进藏行军是从四川天全县开始的。天全县以东是成都平原，往西便是二郎山，大渡河，折多山…，险峻的高山大川连绵不绝。图片中的工作队员在天全县的一个茶田中，前排带眼镜的女队员即为王仲。

照片背面的说明：在天全县临池子附近茶田中摄，前即二郎山也

这是在甘孜行军途中，工作队员们垒起简易石灶野炊。前排带眼镜的女队员即为王仲。

照片背面的说明：五一年秋在甘孜行军途中

这是王仲当年在进军西藏途中，于川西新津购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封面有王仲的题词：王仲购于新津新华书店 51.6/22

在此地图册的西康省这一页（西康省于1955年撤销，金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以西并入西藏自治区），当年王仲用红笔勾出了进军西藏的路线及途中停留的乡镇。这份珍贵的地图册见证了王仲的西藏记行。

为清楚起见，根据王仲当年在西康省分页地图勾出的行军线路及她的《西藏记行》中记载，并参照当今的中国地图册，另绘了这份当时西藏工作队进军西藏的线路。这一千多公里的路程集中了高山深壑和急川大江，天险重重，算得上中国最艰险的路途了。

7. 到达昌都

自6月20日从川西新津出发，边行军边调查，一路风餐露宿，征服一道道关山险阻，历时近4个月，终于在10月17日到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

王仲在昌都停留期间，参加了昌都地区首届政协代表大会，拜会了昌都寺活佛帕巴拉及率部起义的前驻昌都藏军第九代本，还与藏农牧民代表坐谈交流，并参观了昌都小学。

十月末，西藏高原进入了隆冬。接连的暴风雪将昌都通向四处的道路统统封锁了。从甘孜出发的地质、大地测量等勘测小组也因大雪封山，野外勘测被迫停顿返回昌都。在高原非常气候条件制约下，西藏工作队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后决定全体队员班师回京。于是工作队大队人马从昌都东返，经川、陕在12月25日返京，结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康藏之行。

1951年末，王仲在昌都解放委员会驻地前的留影

照片背面注：一九五一年底在昌都解放委员会，即前萨王府

很可惜下面这张照片拍得模糊，最左边的王仲仅拍出半个多身影，推测这是王仲在昌都调研时与藏族妇女的合影。从大家的笑脸看，气氛很融洽。

照片背面的说明：五一年于昌都

后记

西藏工作队返京后，正逢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近代史所也不例外。从王仲日记看，她每天的工作基本都是开会，学习及查账，然她仍抽空完成西藏之行中的二项调研。其中《1936年甘孜地方的博巴伊特瓦》于1952年发表，《康北土司制度》的撰写，一直得到近代史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关心与指导。王仲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注：括号内是日记时间）：“昨天将土司制度的提纲拟定出来了，请范老代为审查，他称道还可。（52.5.8）”； “近日开始看书写康北土司制度，范老给我很多鼓励与教诲，我要坚持写下去，如果组织照顾的话。我想这是可能的事实。（52.5.22）” ；“范老对我写的东西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52.6.7）”。 其实康北土司制度的研究，何尝不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范老的关心与指导正是证明。只是当时近代史所的重心是三反运动，这样事反倒是业余做。后来事情的进展也并不顺利，“据说康北土司制度的稿子已被民族事务委员会拿去了（52.8.16）”。由于土司制度涉及到当时西藏上层人士，民委提出了反对意见，这篇重要的文章未能发表，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下图是王仲于52.5.22写的日记

1952年“八一”建军节，王仲获得了一枚金灿灿的“和平解放西藏”纪念章。她在《西藏记行》中写道：“近六十年来，我一直十分珍惜地保存着这枚和平解放西藏纪念章。每逢见到它，总会牵动起我对康藏高原上那一段难舍的未了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