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第9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9章

西山会议派始发起

臭名昭著悄然无形

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紧密合作，重创了以胡汉民为首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1925年9月3日，鲍罗廷、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53次会议上，议定林森、孙科、邹鲁等5人为外交代表团政府派代表。其实，在“廖案”发生以前，国民政府已有组成北上外交代表团与北方政府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期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权术掺杂。但是“廖案”发生后，此决议则变为汪精卫对右派中央委员的调虎离山、遣送出境之计。对此人事安排，林森、邹鲁二人明知是借刀杀人之计，将欲以曹锟为黄祖，却无法推辞。其他如谢持、张继、戴季陶、邵元冲等亦被迫先后离粤。林、邹离粤后，其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则由汪精卫提名中共党员林伯渠、谭平山继任，林森的海外部长交于詹菊代理，邹鲁的青年部长由许崇清代理。这样，林、邹更为不满，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

以林森为首的代表团在1925年9月20日抵达上海后，便积极展开行动，与戴季陶、谢持、叶楚伧、邵元冲等人会商，决定根据8月10日第103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在北京召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筹议反共、反击鲍罗廷。所以先有谢持由津浦路入京准备，林、邹则依照原定计划，溯江西上，经九江、武汉联络同志，于10月14日到达北京。在会议的酝酿中，右派委员的活动遭到了北京执行部中共党人于树德等人的阻止，便意欲转到张家口开会，但又遭到冯玉祥的拒绝，最终还是应叶楚伧等人的坚持，“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任何一方都不致骚扰”。接着，林森、覃振、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敬恒、傅汝霖等人便于10月16日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决定本月梗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

最终，被鲍罗廷所清除的这些“右翼分子”聚集到了北京，以遵循孙中山“俄至不能联，共至不能容，自当弃之”的明训为借口，公开打出了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号。

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冒称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打出清除联俄容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中央，意图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西山会议派“由此诞生。

鲍罗廷曾经预言国民党“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却不料由于鲍罗廷急于清除右派而加速了分裂，这可能是鲍罗廷万万料想不到的。

西山会议召开之后，西山会议派便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攻击广州国民政府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另立国民党中央，意图与广州分庭抗礼、争夺党统。

西山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清党反共的决议，主要有：《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1925年12月16日，西山会议还发出第二号训令，提出各级党部都要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员者，要开除国民党党籍，有职务者一律撤职，如多数为共产党员者，党部应予解散。据此，被西山会议派直接宣布开除党籍者有原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然而西山会议派一无军队，二无实权，他们的清党反共活动，能量毕竟是有限的。

西山会议派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另立中央，公开制造分裂，公开宣布广东国民党中央为非法，1925年12月14日又在上海环龙路44号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党部。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建国学校召开了“二大”，肯定了西山会议的各项决议，又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关于纪律的决议案》《肃清共产分子案》等。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和多次补选，最后选出了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同时任命了各部部长，4月15日宣布正式办公，这样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个中央。后来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的中央政府，国民党曾出现三个中央政府的局面。

西山会议派的行径，遭到了各方的坚决反对。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制裁了国民党右派，给西山会议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

此时蒋介石蒋介石思想正趋左倾。1925年10月当林森、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政策，组织西山会议派之时，蒋介石在1925年11月7日庆祝苏俄革命胜利八周年庆祝会上，大赞联苏政策的革命意义。“国民革命军克复潮汕，这种迅速的进步，可以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12月25日，蒋介石特别发表《告同志书》，对西山会议派大加批判，并谓总理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强调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组中央之后，蒋介石通电坚决反对，颇有势不两立的味道。

胡汉民作为铁杆死硬右派，尽管他与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汉民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

胡汉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味道浓厚的革命者，他忠诚于孙中山，有爱国之心，但缺乏济世之能。没有了孙中山，又自视甚高，不甘为人下。但正是因为这种书生意气，胡汉民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因此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这一点，从他当时数封致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不难找到答案。他在一封信中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

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

从这以后，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诸人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客观反映了胡汉民此时的真实心态。

然而时势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这时候的蒋介石只是表面上的左，他的内心已经开始转向右。

随着蒋介石迅速走进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他与苏联、中共的矛盾逐步显现，待至1927年蒋介石决定与中共决裂之时，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开始从对立转趋合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西山会议派就与蒋介石展开合作谈判，西山会议派首先提出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等四项党务统一办法。邹鲁带着这个意见，访问了蒋介石的代表吴稚晖。吴向他表示：蒋介石已确具清党之决心与办法，但为顾及整个革命环境，尚不能断然表明废弃联俄容共政策，亦不宜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但与西山会议派之一致合作，不过是时间问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后又成立中央党部，胡汉民、吴稚晖、邓泽如等一批右派人物均入主中枢，他们和蒋介石都认为，既然一致清党，宁沪党务有统一之必要。

1927年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胡汉民正式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但国民党内各派围绕党务统一问题，却长时间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央、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三派如何统一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西山会议派先由许崇智出面，派代表去武汉，经孙科介绍见到了汪精卫，进行了初步会谈。关于党务统一问题，汪精卫表示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整个机关。整个谈判陷入僵局。而蒋介石此时因北伐失败，在党内各派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东渡日本，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大权遂即落入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主导的中央特委会之手。

此后，蒋介石为重新夺取权力，便采取政治手段，由陈果夫指使南京中央党务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制造事端，意欲将西山会议派搞臭。1927年11月19日，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由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蔡元培作报告，谈到拥护特委会时，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等爬上讲台，高呼“打倒特委会”的口号，大闹会场，公安局当即将黄杰等拘留。11月21日，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数百人，在市内游行示威，又开出汽车，贴满“打倒特委会”“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22日，南京各界召开庆祝讨伐唐生智胜利游行大会，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秀山公园时，突然有陌生男子向军警开枪，造成队伍大乱，因而引起军警开枪，打死3人，打伤数十人。惨案发生后，南京成立惨案后援会，并认定邹鲁、谢持、居正等人为惨案主使者。12月3日，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将群众指定之4人即日停职，听候法庭审判。

此次惨案发生后，西山会议派被搞得声名狼藉，再加上这些国民党元老们并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只不过空喊一阵，无济于事，在一片打倒声中，西山会议派便在无形中悄然无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