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诗、最美的回忆》 ——高三.一班同窗60年纪念活动之二（6）

苗松石

《铿锵三人行》

1968年11月1日，清晨5点多钟，我从哈尔滨火车站的煤車上下来，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满身煤渣，从一个牆豁子钻出来，匆匆地赶回家。一进院子，只见李叔一一李广昌的父亲扶着我家门口的木栏杆上张望，我先是一楞，赶紧打招呼。

李叔忙问：“看见广昌了吗？

“我们一起扒煤車回来的，刚刚分手，他回家了。”

李叔不再多说，匆匆回家去了。 事后母亲跟我说，“你们去哪儿了？李叔昨晚来一次了，今天早上又来了，不肯进屋就在走廊上等你们。”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一档谈话节目《铿锵三人行》，由才子曹景行策划，名嘴窦文涛主持，该节目对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他们褒贬时政，预测国际风云，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所说的《铿锵三人行》不是谈话，也不是节目，而是徐文君、李广昌和我，我们三个人的一次历险记，是1968年秋天随着綠皮火车送同学们去宝泉岭下乡当知青，返程途中的一段经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惊心动魄、历历在目。我们三个人一路上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互相搀扶、互相鼓励，惊险回家，我们的这段历险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但是叙说起来也算得上铿铿锵锵，因此我说我们三人的历险记是《铿锵三人行》。

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自此，中国知青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运动来之迅猛，发展之迅速，让我们措手不及，没来得及互相打招呼，沒来得及询问，甚至没来得及说一声再见，同学们就一批一批的都下乡走了，走向四方，走向了遥远，走向“农村广阔天地”。

我们同窗苦读三年，“文革”中我们都逍遥了，又在一起玩耍了两年，说分手就分手了，谁也没有想到同学们这次离别一别就是5年、10年，甚至如贾玉洁等几位同学至今将近60年了，众人寻他千百遍至今未曾谋得一面。

10月31日是第二批去萝北宝泉岭农场同学出发的日子，这一批下乡的同学最多。记得这一批有张大忠、林振学、刘克安、夏树、崔亚文、方清云、杨滨来、荆通彬、马相尧，还有谷震的妹妹谷励随同我们同学一块赴宝泉岭。

这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走，还是不走！”“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等问题萦绕在心头，举棋难定，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想和这批同学、好友告别，也许是想去宝泉岭农埸亲自看一看，探索一下自己未来的方向，寻其正解，决定去哈尔滨火车站送别这批同学。

那天哈尔滨火车站的月台上人山人海，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锣鼓虽然敲得震天响，但觉得有些别扭，气氛也不协调。車上的人和車下的人心情是不一样的，車上的人即将离开父母、离开美丽的哈尔滨奔向远方，前途未卜，谁也不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怎样的人生；車下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是造势的，压住了哭声和离别的哀伤，也许锣鼓手们的子女、兄弟姐妹也在这班車上或是下一班車上，因此这锣鼓声听起来也是乱糟糟的。

我猛一回头，发现谷震的父亲一一谷叔叔站人群里。谷叔叔是位领导干部，当时还没有“解放”，造反派还算开恩，特批准他来送爱女谷励下乡务农，但他很谨慎，只是站在人群中，没敢向前迈出一步，只是深情地望着列車。我的眼神定格在谷叔叔的脸上和眼晴上，我的心头一颤，猛然一下子，就懂得了什么是慈父、什么是父爱，慈父、父爱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谷叔叔的眼神和表情，比任何小说对慈父的描写和任何戏剧、电影对慈父的表演都深刻、都逼真，父爱是无言的，父爱是埋藏在心底的，父爱如山。

后来听说，谷震的母亲也来送站，林振学的哥哥、杨滨来的哥哥也在送站的人群中，可能很多同学的家人也在送站的人群中。

火车快要开了，徐文君突然说：“我们上車吧，把他们送到宝泉岭，我们去看看宝泉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条件不错，我们也报名去宝泉岭。”

那时我们真是年轻，也不考虑许多，也不管不顾，一声吆喝，我们三个就上了火車。

这批去宝泉岭的同学都是发了仿制的黄色棉軍装的，車上一色的黄棉袄。車上没有哭声，没有悲伤，气氛也很正常，就像一次普普通通的下乡劳动。

可能这时已经分配了连队，我们班的同学分别坐在不同的車廂。我们班的同学言语不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車上的同学，不管哪个年级的、哪个班级的，都很热情，中午时也忘记了在哪里蹭了一顿饭吃，反正都是同学们从家带来的美食。

几个小时的车程，人就慢慢的熟络起来，不管是哪个年级的同学都很热情，也不见外，但是就在这时我办了一件糗事。我觉得黄棉袄很好看的，有四个兜，有位女同学（只记得她是初中的）顺手就把她挂在車厢上的黄棉袄借我穿上。我穿上黄棉袄摇头晃脑地串了好几个車厢，可能是嘚瑟大劲了，乐极生悲嘛，一不小心把黄棉袄挂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三角口子。

没法子啊，只好硬着头皮去还人家，那位女同学更是大方得很哟，连连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这件糗事让我记忆深刻，至今让我还觉得脸红，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位女同学是哪个班级的、叫什么名字，遗憾至今。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火车車停在了佳木斯站，徐文君把我们找到一起，他说，“这列火车到佳木斯是终点，要換火車去鹤岗市，然后再坐2个小时汽车才能到达宝泉岭。”

“我们衣服穿的少，身上也没带钱，不能再向前送了，不然我们就无法回家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行动太唐突了，许多事情都没有考虑后果，我们没有想到宝泉岭那么大，各个连队那么分散、相距那么远，好在徐文君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现在返回哈尔滨，为时还不算太晚。

那时由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客車只有一趟，要等到明天上午。这时“大串联”已经结束，没有人接待我们，这一夜我们在哪里吃饭、睡在哪里呢？

徐文君说：“货車一般都是夜间行車的，只要是满载的货車都是向南开往关内的，在哈尔滨站都会停车的，今晚我们搭货车走。”

我们看到一列长长的货車，車廂上挿的硬纸壳牌牌写着：“西直门，21：00”。徐文君说，这列車是开往北京西直门站的，晚上9点开車，我们就坐这列车走。

这一天白天的天气特别晴朗，温度也很高，一点也不像是10月末了。他俩的穿的特别少，只穿了球衣球裤，外罩的单衣单裤，我还好，穿了一件短棉大衣。傍晚我们在货场等車就有些冷了，徐文君又指挥我们找了一个背风向阳的矮墙，坐在那里一边晒太阳取暖，一边望着缓缓下落的夕阳，苦苦等候。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我们选了一节装满木板的货車偷偷地爬了上去，钻在木板堆里，不敢乱动，怕被人发现把我们攆下車去。

好不容易等到了开車，我们抽出了一些木板，掏出了一个洞，又找到了几个草袋子铺上，这样我们就可以躺下了。

火车不紧不慢，吭哧吭哧地开着，天黑的不见五指，天气也越来越冷了，我有些害怕了，这熬到哈尔滨要多长时间啊，我们会被冻死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半夜12点吧，火車停下来了，我们一看是南岔站。我赶紧建议“我们去車尾吧，求求师傅让我们坐守車吧，不然我们会被冻坏的。”

我们下了車，奔車尾而去，没想到这列车很长很长，走了半天也没到車尾。这时火車突然启动了，尾車去不了了，原来的木板車也回不去了。这时不能犹豫了，再不决断我们就会被扔在南岔站的荒郊野外。只好就近爬上了一节煤車，这节車廂下边挂着一米多长冰溜子。

这下子可就惨了，煤車脏兮兮的，可比木板車差多了，車上没有下脚的地方，更别说躺下了。

都是我的错，但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这时候道歉也没啥用了。我们找到了一个角落，我说：“我们就先蹲在这里吧，等下次停车再返回木板車。”

谁知道，这車一直开到哈尔滨再也没有停下来。他们俩个冻得有点瑟瑟发抖了，我说：“这样吧，我们三个趴在一起吧，不然会被冻死的，我穿了棉衣，我在上边，你们两个在下边。”李广昌就趴在了最下边，徐文君趴在了广昌身上，我裹紧了大衣、领子也翻了起来，趴在徐文君身上。谁让我起幺蛾子呢，谁让我出馊主意呢，错误应该由我担当，要是死先冻死我吧！尽管这样，我还是说：“咱们可别睡着了，会被冻死的。”

漫漫的黑夜咋这么长呢、咋这么难熬呢？实在熬不住了，慢慢的睡着了。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惊醒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活着吗？”我动了一下胳膊，又动了一下腿，还好，还都能动。又摸摸小腿，感觉很好，腿也不是很凉。我又捅了捅徐文君，他哼哼了两声，我赶紧问“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说：“你再捅捅广昌。”

李广昌也哼哼了两声。

我的心这才放下来。可能是越往南开气温越高吧，也可能是这些煤是从地下矿井里采出来的，还有一些剩余的温度，最主要的是我们三个人抱团取暖，才没有被冻死冻伤。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睡意又起，迷迷糊糊的，天有些透亮了，谁知道这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最熬的，也是睡意最浓的时候。

熬啊，还是苦熬啊……不知啥时候过江桥了，徐文君立刻精神起来：“这是东江桥，我们快到站了。”

这火车说慢啊，真是慢得熬人，可是要说快啊，霎时间就到了哈尔滨的货站，我们爬下煤车，互相拍打衣服，抖掉身上的煤渣，从車站6号门附近的一个墙豁子钻出来，狼奔豕突，直奔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