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荆州官学与学业堂

云鹤排空

出襄阳古城南门前行不足千米，至胜利街与环城东路交叉口，东南隅有一处街头公共园林。园内小山微起，奇石横卧，茂林修竹，树影婆娑，不时有成群的鸟儿欢飞其间。

　　游园临胜利街一侧，朝西向立有一仿汉阙式牌坊，匾额上书“汉荆州官学”。

穿过牌坊，迎面是一面不足人高的景墙，上刻“学业堂”和“诸葛亮读书处”字样。与之垂直的南侧，则是一栋背南朝北的长廊式仿古建筑，粉墙黛瓦，砖木结构，传统的坡屋顶配以瓦当屋檐，在林木的掩映下建筑整体显得素雅端庄，古色古香。

　　长廊正中间为敞开式厅堂结构，正上方悬挂着古铜色匾额，上书隶体“学业堂”，无款识，不知谁人所题，或是从电脑字库里调出来的也未可知。

厅堂北侧是前后相错四根庭柱，一进门庭柱悬挂的一副楹联内容为：

总念先儒传经绛帐；

频来后学寄志青云。

二进门庭柱悬挂的一副楹联内容为：

万卷精研书声萦绕城山水；

一门同出士气纵横魏蜀吴。

　　厅堂正壁上有一幅锻铜浮雕图，正面是一须髯飘飘的长者背壁面案而坐，对面则是一束发后生垂手而立，呈恭敬之态。浮雕名为《孔明求教》。应是艺术再现当年诸葛亮在学业堂虚心求学的情景。

诸葛亮（公元181一一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他三岁丧母，八岁丧父。此后兄妹五人靠叔父诸葛玄抚养。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诸葛亮十三岁时，为躲避战乱，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姐弟四人前往襄阳投靠故旧荆州牧刘表。诸葛亮进入刘表兴办的荆州官学“学业堂”读书。诸葛亮十七岁时，叔父诸葛玄去世。失去生活依靠的诸葛亮，迁居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隆中，开始了十年躬耕苦读的生活。而在“学业堂”的几年学习生活，则是诸葛亮向名师求教，与青年才俊交流的重要阶段，对其日后的成才影响极为深刻。

　　长廊的西端入口处庭柱上有一副楹联，内容为：

廊若添幽长觉短；

学如问道浅通深。

上方匾额篆书“伏龙”二字，正是当年士人们对诸葛亮的雅号。

　　长廊的东端出口处的庭柱上也有一副楹联，其内容为：

为学当期书中有悟；

立身所贵知后能行。

上方匾额篆书“凤雏”二字。“凤雏”则为襄阳青年才俊庞统。

诸葛亮、庞统二人为“学业堂”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后来均为蜀汉刘备的辅佐之才。

整个园林建筑的楹联均无款识，亦不知楹联为何人所撰、何人所书，与常规似有不合。后据知情人介绍，四副楹联均出自我市诗联名家严爱华先生之手。建设单位为省书法家“润笔费”，从电脑字库中集字了事，因而撰联人严爱华先生的大名也就“省”去了。闻此，让人生出许多感慨来。

游园西入口处一侧，有碑刻学业堂文字简介，笔者嫌其过于简短。出于教学需要，本人查阅了手头的相关资料，敷衍成篇，以飨各位师友。

事情追溯到1800多年前东汉末年。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从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移到襄阳，当时的荆州，统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各一部分，襄阳遂成为南郡、南阳郡、江夏郡、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章陵郡等八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刘表从初平元年(190年)到襄阳,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殁于襄阳。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威怀兼洽”“从容自保”的方针，爱民养士，巩固荆州政权，据守江汉，维系东汉朝廷。同时，大力兴办教育，建立官学，创建荆州学派。

其实，刘邦灭楚立汉后，就继承秦代的制度，在官学教育和基层官吏的选拔上，基本完整地继承了秦朝的学吏制度。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文化教育为儒学所垄断。在此基础上，设立以教授儒学为目的的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国学，创建了新型的官学教育体系。汉武帝还推广蜀地文翁办学模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其后汉元帝时令“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在王莽的提倡下，郡县、道、邑、侯国及乡聚等普遍建立地方官学。《汉书·平帝纪》：“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学、校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至少从汉平帝时，开始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并将其制度化，从郡、县到乡、聚逐级建立相应的学校，并建立了庠、序学生升入学、校，学、校学生升人太学的升级制度。

　　刘表年青时就在经学大师王畅（王粲祖父）门下习读儒家经典。从他的思想体系而言,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儒生。儒家注重文化教育的特点,在刘表身上表现特别明显。史载,在荆州“州界群寇既尽”之后,刘表便利用前来襄阳避乱的北方士人知识上的优势，“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创立官学,加强儒家思想的教化,以稳定人心。

刘表兴建的荆州官学的规模远远超过郡国学。王粲在《荆州文学记官志》中记载说,荆州官学的生徒“三百有余人”。《全三国文》引《刘镇南碑》记载说:“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从这两则记载可知官学有成百上千的生徒,其中既有远道而来的读书人,也有年幼的官吏子弟,还有受禄的低级官员,他们都进州学学习文化典籍,大量人才聚集荆州是荆州学派兴起的基本条件。

　　荆州州学的教师称为“文学”,一般由学术水平较高的儒士担任。当时在荆州官学中任“文学”的有宋衷、綦毋闓、司马徽等人。《荆州文学记官志》说,刘表“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可知首任荆州官学的“文学”是宋衷。《后汉书集解·刘表传》注引惠栋《经典序录》曰:“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衷与忠通。”五等从事,即五业从事。“五业”,即五经,“从事”,是州牧的幕佐。“五业从事”是负责经学教学工作的官员。

　　据史料记载，刘表除亲自给州学的众多儒生上课讲学、组织重新编订官学教材外，而且著书立说，写下《周易章句》等不少著作。刘表解易，注重义理，略于象数，以文字简明为其特色，不重前人的看法，以发扬作者自身的思想为主。宋衷著有《周易注》，他以名物训诂和辨章学术为重点，竭力剔除象说中阴阳灾异神说成分，在突出象数的基础上，也兼及义理，恢复了以易解易的传统。因此，逐渐在荆州官学中形成了以宋衷为首的继承贾逵、马融以名实为主要内容的与以北方幽州为中心的郑玄学派相抗衡的新的学派一一荆州学派。它的精髓是鄙薄名教之治，主张名法政治，崇尚事功，厚今薄古，讲求经世致用，志在革新政治，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

　　此外，刘表等还“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从而保存、搜集、整理了大批文化典籍，致使“丧乱中经籍不遂泯绝”。

荆州官学的创办，不仅结束了两汉以来今文经学的垄断局面，繁荣了学术文化，使汉末学术中心由洛阳南移至襄阳，而且培养了很多经世致用的人才。荆州学派的很多成员后来成为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政权中的骨干，如曹魏政权中的刘廙、傅巽、徐庶、王粲；蜀汉政权中的庞统、诸葛亮、尹默；孙吴政权中的潘濬等，他们在三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给后世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关于荆州官学的具体地址,史料记载往往“语焉不详”。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孔明读书之所，谓之学业堂，在江之南。”明万历《襄阳府志》载：“学业堂，遗址在城南二里。诸葛亮在此求学。”另据清乾隆《湖北下荆南道志》卷六“胜迹”记载,“学业堂,县南,旧传诸葛武侯读书处”。疑此堂即刘表所办的官学。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襄阳知府万振孙为襄阳古城六门题名,南门被命名为“文昌门”。文昌者，文昌帝君也。民间认为他是主管考试、命运，及助佑读书撰文之神，是读书文人、求科名者所最尊奉的神祗。从周朝以来，历代都相沿制订礼法，列入祀典。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帝君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万振孙将南门命名为“文昌门”，可视为荆州官学和“学业堂”旧址在襄阳古城南门外的又一注脚。

　　随着岁月流失和城市变迁，显赫一时的荆州官学和学业堂早已无迹可寻，人们关于荆州官学和学业堂的记忆只留在相关典籍中了。

2019年，襄阳市政府在襄城南街胜利街景观大道改造工程中，为再现历史记忆，重建了学业堂。该项目包括学业堂主体建筑、牌坊、地雕、游路、景墙和绿化景观等，总占地6421平方米。

重建后的学业堂为仿汉代建筑，风格古朴典雅，环境清幽宁静，吸引了众多游人徜徉其间，在领略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着襄阳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

　　此公共园林西入口建筑——仿汉阙牌坊匾额题名应属点睛之笔。当时专家学者们对此曾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叫“学业堂”或“诸葛亮读书处”，有的认为应叫“汉荆州官学”，均有道理和依据。我市知名文化学者方莉女士从历史地理文化的角度坚持应为“汉荆州官学”，最终形成共识。对此，笔者亦深以为然。

2022年4月19日记于襄阳怡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