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红胜公社 北京知青 马万昌

王立仁

忆五十年前的一段友情----我与包头知青聂其桂

武川县东红胜公社 北京知青 马万昌

2021年12月31日下午2时许，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那一边传来了清晰的语音：“我是聂其桂，你是马万昌吗？听武川王立仁说你找我很长时间了。我现在的记性不好了，对不起，我实在记不清咱俩是在哪儿认识的了。王立仁昨天晚上联系到我，跟我说，有个在东红胜插队的北京知青马万昌一直在找包头知青聂其桂”。
我一听“聂其桂”三字，一下子振作了起来，随即回道：“我也是，现在记性差多了，但是我忘不了你，我一直记得你想着你。其桂兄，你记得武川工地吗？你在武川工地做过工吧？我们是在武川工地认识的”，“我还去过包头你的家1973年还是在你家过的春节呢。”
“我是在武川工地做过工，还不止一次做过工，但是有些事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你还到包头我家过过年？我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呢？”聂其桂若有所思地说道。听得出他是在努力地回想着，但仍旧是一片茫然。
电话中，我俩你一言我一语逐渐追回了记忆，越聊越亲，第一次通话时间超了四十分钟。
我很庆幸，寻找了多年的聂其桂，在多位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又联系上了。这一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离我和聂其桂相识已经过了50年，距离我们在包头分手也将近50年了。我贮存、寻找这段友谊差不多是半生的时间。
196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的一年。
聂其桂，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铁路二中的19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20岁的聂其桂被分配到武川县西红山子公社老来毛大队虎花岱小队插队落户，与聂其桂一起来到虎花岱插队的还有同校的另外9名同学，一共是6男4女10位包头知青。

一、备战出民工

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这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决议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在国内取得防修反修伟大胜利的同时，在国际上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日趋尖锐起来。此时，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十多年的唇枪舌剑论战，已经逐渐发展为两国军队的兵戎相见。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边境地区摩擦不断，很快毛泽东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的边境摩擦升级，终于爆发了珍宝岛事件。
为了防御、抵抗苏军的可能入侵，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根据地形地貌的自然状况和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军力部署等社会因素，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个战略区，后来被人们简单分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当时武川虽然不像东北黑龙江和西北新疆那样与苏联接壤，但是离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远。当时的形势宣传称，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这包括苏联在中蒙边境的驻军。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阴山北麓的武川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修战场的第一线。
为准备打仗，从1969年春天起，武川县开始了一系列的备战工程，县里每年都会向各公社、大队、小队逐层下任务征调民工，搞大规模的备战工程建设，工程都集中在县城以南的大青山一带。征调民工搞备战工程，自然少不了刚下乡不久的热血知青。
我曾向村里的冀安元队长表示，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此后，上边一派下来出民工任务，冀队长都会先来找我问问：“万昌，这次你能不能去？”
我在武川插队落户前后五年多，在1969至1972年的前四年间，年年都被派出来做工。直到1973年，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才不再找我出民工了。1974年初，我被北京市教育局选调，离开了武川。因此在武川做民工，成了我插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和聂其桂的相识和友谊，就是在武川的工地上。
1969年春，全县集中了数百号民工修筑6602战备公路，乌盟公路局勘察设计、指导施工。那是一条从武川经哈拉合少翻越大青山到达土默特左旗川底的四级公路。据我所知，这在当时是从呼市到武川和从包头到武川，这两条公路之间的又一条南北通道。这条公路无论是用于战时运兵和运输军用物资，还是平时服务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要，都是十分重要的。民工们凿石挖山、削高垫低地干了三四个月后，到了仲夏时候六米宽的盤山路已初具规模，有些路段只等轧路机碾过后铺洒石子和沥青了，我估计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可以说是胜利在望。可就在这时候上级传来了紧急通知，工程立即停止，民工全部解散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出民工，从春到夏在哈拉合少工地干了三个多月。
聂其桂当时在武川南梁的6602工程指挥部做工，开始时跟着刘金铸师傅修小推车，后来又调去和吴师傅一起开轧路机。
我和聂其桂有比较多的接触，是在1970年。这一年武川县调集民工搞改河工程，落实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改河工程指挥部，设在县城大街中段路西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院子里。
聂其桂这一次仍旧被召到工程指挥部，工作岗位是改河工程指挥部的铁匠炉，工作地点就在指挥部大院里。铁匠炉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聂其桂，另一个是铁匠师傅宿茂。宿师傅也是征调来的农民工，他有祖辈家传的手艺，在家里就是在铁匠铺干活。改河工程离不开打眼放炮、采石垒坝、凿洞挖沟、修桥铺路。打眼放炮用的钢钎磨钝了，十字镐的镐头磨秃了，撬石头的撬棍没有尖了，都要送到铁匠炉来重新过火，淬炼锋利后再运回工地。聂其桂和宿师傅的铁匠炉每天总有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干不完的活儿，整日里炉火熊熊，锤声叮当。虽说干活的只有两个人，但各工地来送活儿的和等着取活儿的人车，却络绎不绝。
那时候征调来的民工，都是按照准军事编制来组织的。在这次改河工程任务中，我所在的东红胜和中后河、庙沟三个公社的民工被合编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民兵连，每个公社的民工算是一个民兵排，公社指定的带队人便是排长。这些带队的都是社队干部，基本上都是当过兵的复员军人。此外，在征调民工的时候指挥部里也会特别指派任务：某公社要派出赤脚医生，某公社要派出铁匠或木匠，某公社要派出大车连同车倌等等，民工多的公社也会带有炊事员，这些应该算是专业技术人员了。
我们这三个公社民工的任务，是为改河工程开采石料。工地在武川县城东南的什尔登，这个小山村距离县城有十二三里路。民工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从村子到工地约有三华里路程，工地就是半山腰间新开辟的采石场。

二、因书成挚友

差不多每去次指挥部都能见到聂其桂，专门去铁匠炉送活取活自不待说，平常去会计室办完事也常到他那儿转一圈。聂其桂在指挥部消息灵通，指挥部或者哪个工地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他都知道，我俩有时聊得开怀大笑，捧腹解颐。接触次数多了，彼此了解就深入了，话语投机自然就加深了感情。
当我独自去武川县城的时候，只要办完事时间不是太晚，我都会到新华书店里转上一圈，也只是习惯性地转上一圈，毕竟那时候可去可看可逛的地方太少了。新华书店坐落在可镇南北大街中段路东，县委大院和礼堂的北面，斜对面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书店位置显眼铺面豁亮，但里面的书籍却不多。书店坐东朝西，进门的正面东墙上高挂着毛泽东和马恩列斯的标准像，北南两面墙上张贴着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的剧照；正面的书架上和玻璃柜台里，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多种类型的毛泽东文章合编本，以及马恩列斯的著作；南面的书架和柜台里面售卖的是中小学课本和色彩绚丽的儿童读物；北面的书架和柜台是综合性的，有文学、历史、地理、农机、畜牧等各类专业书籍，种类较全但各类书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文学类的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再有的就是那几个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地理类的就是中国地图集和世界地图集，能够吸引我眼球的是书架上的两部史书巨著：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和《汉书》，几十册豆绿色的书整整齐齐地排满一层书架。我知道这种大部头的著作是不会拆开单卖的，整部书在那个年代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记得一次我刚要推门进店时，聂其桂正从里面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册新书，印有新华书店字样的包装纸半包着书脊，一根纸绳系在书腰处。“其桂，买了什么书？”我打招呼说。“你看看！”他把书递给我，我接过书转身随他走上大街。那是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北齐书》，二十四史之一，唐李百药撰，全书五十卷，这是一本正经史书。我大致翻阅了一下，把书重新系好，双手交还给他说：“好书，值得一读，你什么时候看完了借给我看看” 。聂其桂没有伸手接书，笑了：“你也喜欢看这类书？”我点点头。聂其桂爽快地说：“那你就先拿回去看吧。” 他的痛快大方有点儿让我感到意外，我没再推辞，立刻从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包好书塞进了挎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凋零，想读书找不到可读的书。我下乡时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带了一本《唐诗宋词选》，同组知青刘紫生带来了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历代文选》，这三本书几乎快被翻烂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我都能背诵下来。工地上生活是单调的，男知青和老乡凑到一起，最简单的取乐方式就是吞云吐雾的抽烟和晕素搭配的诙说。我不会抽烟，也很少加入诙说。如今住在伙房有了两个优势，一是人少安静，二是煤油充足，晚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挑灯看书。
在伙房住宿的只有两位厨师和我三个人。晚上清理完锅灶，做好第二天早餐的准备工作后就没事了，把灯台放到炕桌上，我开始整理单据做账，收起账本后就是聊天。中后河的孔师傅是主厨，他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村里做过生产队长，阅历丰富也健谈，跟他交谈很长见识。庙沟的马师傅将近五十岁，原籍甘肃是位回族老者，忠厚善良，恪守教规不近烟酒，说话略带西北口音。两位师傅忙活近百人的伙食，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孔师傅抽够了烟收起烟袋，他俩就紧靠炕的一头安歇了。剩下我一个人挪挪炕桌把灯挑亮开始看书，大概两三个小时以后才在大炕的另一侧打开被褥睡下。两位师傅拂晓起来烧水揉面，因为头天晚上已经把菜洗好切好，不舀水洗菜不动切刀动静不大，师傅照顾我可以睡到自然醒。有时候三四天就把书看完了，闲着无聊，我就会把书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再去指挥部时，我用报纸把书包好送还聂其桂。一次我去会计室送完民工补助报表走出来，聂其桂看到我立即说：“万昌，你先别走，等我一下”，说罢快步向他的住处走去。不一会儿，他右手拿着一个用蓝布包裹的小包跑过来，递到我手中，然后说：“昨天刚买的书，我想你没看过”。我打开布包一看，是一本《陈书》，那块蓝布看得出是一只拆开洗过了的套袖，于是重新用布把书包好说：“你昨天才买的，肯定还没来得及看，你看完我再看罢”。他用手把书一推说“没事，你先带回去看，我不着急”。朋友间不好一再推辞，他的举动是那么主动真诚，他不说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买了书呢？我心头一热，也不再说什么接过书放进挎包。

采石场用钝了的钢钎、撬棍和十字镐，折断了把的铁锤、铁锹，攒够一定数量装上马车，送到指挥部去修理或者更换。差不多五六天就得去一趟，十几里的山路，加上在指挥部耽搁的时间，往返一次就得一天。那时候知青的穿着和口音与当地老乡的差别非常明显，单从走路姿势上远远地就能看出来。我一到铁匠炉就和聂其桂攀谈起来，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改河指挥部的知青很少，除了铁匠炉的聂其桂，依稀记得还有一位女知青在政治部帮忙。当时是政治挂帅，指挥部给各工地都订了一份报纸，我有时到政治部去取报纸会碰到她，接触多了也就相识了。
采石工地三个公社共有百余名民工，中后河公社的人数最多，东红胜次之，庙沟人最少。庙沟公社派有一名赤脚医生，中后河公社和庙沟公社各有一位厨师。伙房是在生产队腾出来的三间大北房里，靠东山墙是一铺大炕，靠北墙砌了两盤锅灶，两位厨师傅工作住宿都在伙房，粮油调料堆放在伙房西山墙处。
工地还需要有一名会计，会计的责任是：接收、登记每位民工自带的口粮和素油，记录出勤情况，上报、领取、分发工地补助，购买工地补助粮油和其他生活劳动必需品，管理收入支出的账目等等，一个人兼管记工员、会计、现金出纳、核算。中后河的领队说他们公社有一位民工教过书，有文化能当这个会计。这位同志也自告奋勇表态可以胜任，大家没说什么就都同意了。那位会计身材不高，说话很热情，具体姓名现在全忘记了。
从早到晚忙乱了一天，民工住宿和伙房设施安排停当，一切基本就绪。
下午，指挥部来了三位领导，来采石场察看情况。晚上开会做工作动员，宣布采石场的领导，中后河带队人名唤郝富贵，被任命为连长，他又为本公社推荐了一名排长；东红胜公社的带队人姓王，是双玉城大队的民兵连长，来这里做了排长；庙沟公社的排长是位年轻人，公社的团干部，姓氏记不得了。采石场第二天正常开工，很快就有工地派车来这里拉石头。
当时采石场的知青不多，东红胜就是我一个，庙沟公社有三位天津知青，中后河公社有一位武川知青名唤李永富，知青之间熟悉得很快。
一天下午下工后，李永富请假回家取东西，第二天早晨他没有直接回工地，而是先到指挥部转了转。可能是李永富从小到大长在武川的缘故，人熟地熟，他像串门一样去了会计室，总会计贾金梅让他捎话给石场的会计来领钱。当时的人们太穷了，对发钱的事格外关注，他仔细翻看了采石场上报的民工补助申请表，发现了问题。采石场三个公社的民工有90多号，将近百人，但是补助申请表上的民工却有110多人，虚报了十几个。虚报的手法就是以一顶二，譬如有个民工王喜来，小名二蛋子，表上就写成王喜来、王二蛋两个人。虚报的人名，都是中后河的人，李永富对中后河的民工都熟，这事瞒不了他，当即指出问题。他把表格抄写一份带了回来，他不仅报告了领导，也合盘托出告诉了知青，事情很快就被传开。
那位会计自然无法再干下去了，只能换人，我们公社的王排长极力推荐我接任会计。理由没有说出来，但大家也心知肚明，伙房里厨师加上会计一共三个人，由三个公社各派一人，这样公平大家放心。于是我搬到了伙房，与中后河的孔师傅和庙沟的马师傅住到了一起。
所谓会计，实际上就是伙房管理员，我平时也上工地，快到开饭时早回来一会儿，帮助厨师傅准备开饭。但是外出去县城的机会多了，除了每隔10天要去到指挥部报送民工出勤补助表、领取民工补助外，还经常要到县城粮店去购买补助的粮油。指挥部按规定每个民工每天要补助1斤粮和0.3元的，按照补助粮的比例还能购买一定量的菜籽油，购买粮油的钱从补助款里支出。除了粮油还要买副食调料、蔬菜，伙房和分住在各家民工的灯用煤油也是大宗消耗品，有时候还需要为医生买些药品，这些花费支出之后剩下的钱，就可以按出勤情况分发给民工个人了。当然每次去县城都免不了有民工个人，要求帮忙买点儿香烟、肥皂、毛巾之类的小物品捎回来。

人做事有时候会形成惯性，他断断续续地买书，我总是做那书的第一个读者。那个夏天我从聂其桂手中前后借阅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可见他酷爱读书，也喜欢藏书，手中有了点儿钱就去买书。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由于那时候知识储备太少，又没有工具书，那些书都读得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书的内容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迹。只是因为记得杜牧《台城曲》中“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的诗句，所以对《陈书》卷七后妃传中的《张贵妃传》还有点印象。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这几部史籍说：“体例秩然，惟其中记传年月，间有牴牾”，“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料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后世之鉴也”。是说这几部史书，存在缺陷，成就明显不及前四史，但作为断代专史仍有一定史学价值。可惜当时我还不懂这些，更没有注意到武川在那时的重镇地位和影响。
当时让我深有体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古训 。清乾嘉时期的著名文人袁枚，号随园主人，写过一篇《黃生借书说》，记载一个叫黃允修的青年向他借书，袁先生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向人借书的不易，为勉励后学不仅借书给黃生，还写了这篇小文送他。袁枚在文中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论点，认为只有借来的书才可能会及时看，认真读。为什么呢，因为要按时归还人家，而且还担心以后没机会再看到此书了。另外，并不是有书的人都肯把书借给别人，往往越喜欢书的人越舍不得往外借，能借到书也是缘分，应当珍惜。可惜聂其桂有随园主人的雅量，而我却没有黃生的勤奋精神。
到了天气转凉的仲秋，改河工程指挥部宣布：工程暂时告一段落，民工解散回家，明年春天继续。我最后一次到指挥部会计室去领补助款时，总会计贾金梅指着报表对指挥部的领导乔海文说：“所有工地的报账，小马做得最好，清楚明白，字也写得好看，都像他这样，我就省事多了。”接着转过头对我说：“明年春天你还来，还接着做石场会计。”
第二年春天，我又来武川做工，但是没有再去石场，而是到大青山去挖电缆沟。后来，聚金山的知青卢小会曾对我说，“老马，我接替你做了石场会计，指挥部的女会计还向我问起过你，你保存在小柜子里的那些单据和账本都被我扔了”。
1971年，为防止苏军占领内蒙古高原后深入腹地，就必须在阴山一线构筑坚固的地下防御工事。据说在九大之前，粟裕大将曾来武川视察，作出过要坚守武川要塞的指示，所以当时紧急动员修建6602、6603战备公路，以保障后方补给能快速送上前线。但是不久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如果中苏开战，我主张让出一些地方，放他们进来，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就有了战备公路紧急叫停，重点构筑大青山地下工事的举措。在大青山深处开挖战时仓库、指挥部、地下通道、大大小小的战斗堡垒等任务由解放军工兵来完成。我们民工的任务是挖掘用于沟通各山洞之间的电缆沟，当然民工也到不了山洞附近，接触不到真正的地下工事。
这一次我们东红胜的民工住在一个叫四合义的村庄，民工中有不少知青，在我的记忆中，这次出民工的知青有：邳国良、朱金刚、张嘉兴、徐长胜、王学诗、徐文明、朱浩、林先河、宁大江、丁国强、焦书经、邱瑞年等人。民工的吃住条件都很差，我们住在一家老乡的仓房里，墙壁四处透风，地上铺些麦秸放上行李打地铺睡觉。时至寒秋，晚上大伙穿上大衣皮袄，再用被子盖上腿脚，全副装备都用上，挤坐在一起说话聊天，嘻嘻哈哈地抱团取暖，可说是苦中寻乐。第二天早起被口都是一层白霜，用什大股王狗小的话说：这住处是“筛子扣簸篮，走气不在一忽栏”。
具体领导我们施工的是解放军的一位石干事，他在训练民兵时有一颗手榴弹没有投出去，为了保护民兵他像王杰一样扑了上去，他受了重伤，截去了一段肠胃，也因此被评选为内蒙古军分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石干事像要求军人一样要求民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是他的口头禅。民工对他议论颇多。寒天冷地，在崎岖嶙峋的山坡地上，每人每天要挖宽60公分，深120公分，长4米的一段电缆沟，确实是很难完成的工作量。
聂其桂也参加了这次挖电缆沟的备战工程，但他们去了四子王旗。这一年我们很少见面，记得只是在武川县城碰过一次面，匆匆而过没有多聊，我俩相互留下了通讯地址，珍重而别。

三、包头过大年

1971年是中共九大召开后的第三年，这年秋天发生了林彪出逃殒命的“9.13”事件，随后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在军队内部开展了清查林彪余党运动。政坛震荡，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则纷纷获得“解放”，被重新启用回到领导岗位。
1972年，我再到武川做工，是在县城北面五六里路的备战砖场。在这里我遇到了张荫涛和王继勋两位在东土城插队的北京知青，播种下了终生友谊的种子。
这一年，聂其桂没有出来做工，他开始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直到1975年春天返回包头故里。
老干部政策的大面积落实，其子女问题的连带解决，使得上山下乡的知青命运发生了分化，其后一些干部子弟和红五类子弟通过当兵、升学、招工等不同途径，离开乡村返回了城市。
我出身不好，属于黑五类子女。1966年8月，父母被遣返回河北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我想尽办法没有随父母回老家，选择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最初几年，我也随着同学冬天回到北京，然后回原籍农村探望父母。开始还和同学相互串串门，玩玩乐乐寻寻开心，有意回避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青命运的分化，开始意识到我毕竟与别人不同，是属于另类的政治贱民。
1971年春，我离家返回内蒙前夕跟母亲说：“儿今年不再回来了，秋收以后儿会给家里寄回些钱来，帮二老分担些生活压力，尽量让弟弟妹妹多念点书，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咱没有必要把钱花在路费上。”母亲听我一说，立即流出了眼泪：“妈一年才见儿一回，你别不回来！路费不够，咱们想办法凑，你弟弟妹妹每到秋收以后都数着日子盼你回来，全家人平安，一年到头能够团聚，比什么都强。咱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说罢泪流满面抽泣不止。
1972年秋收结束，我也从战备砖场回到村里，同学分完红准备回家。我对他们说：“来内蒙好几年了，年年冬天回北京，年年依旧，我今年不打算回去了，留在这里过春节，体验一回后山的过年风俗。明年开春哥几个早点儿回来，把我一人扔下好几个月，哥们太孤单了！”
随后我给聂其桂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今年冬天不回北京，希望过了除夕能去包头他家住几天，换换环境的愿望。之前在武川做工时，聂其桂就曾邀请过我，说欢迎我有机会到包头他家去玩，所以我写这封信也算是应邀之意。很快我收到聂其桂的回信，他告诉我再有半个月，他的学校就放假了，放假之后他不多耽搁就回包头了，他在家等我，还再三叮嘱一定要去，最好提前几天去包头过大年。最后写了详细地址，并注明怎么乘车换车，还画了路线草图。情意殷殷，溢于言表。
1973年的大年初二，我踏上了去包头的路途。
包头北倚大青山，南临九曲黃河，古称九原，别名鹿城，是著名的草原钢城。
聂其桂家住东河区，在包头东站附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那种坐北朝南的排子房，每一排大约有十间房，六七排房子连成一片，是铁路职工家属住宅区。两排房之间大约有4-5米的距离，东头用高墙堵死，住户们都是从排房的西头进院，每家都在门前占用两米宽的地方圈起个篱笆墙，留下两米多的甬路，可以通过自行车和三轮车。
聂其桂家住在中间一排的最东头三间，所以他家沿着西边一间的西山墙，从北向南砌起了一道半人多高的砖墙，中间留门隔出了一个独立小院。小院干净利落，东南角盖有一间小南房，用作存放杂物的仓房。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一间靠北墙正中摆一张方桌，两旁摆放着椅子，用作客厅，冬天兼作厨房，东西两间是卧室。小院干净整洁，屋里一尘不染，过年期间更是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入观庭户知勤惰，一上茶汤便见妻”，一个家庭的环境面貌和接人待物，就是家庭主妇的形象标签。聂母中等身材，略带四川口音，勤快热情，斟茶倒水，嘘寒问暖，一进门就让我原本拘谨的心态放松了许多，久违了的温馨如家的感觉不期而至。
聂家是个大家庭。聂家伯父在铁四局工作，工作就是修铁路，全国四处跑，从征地开始到铁路通车，一年到头住帐蓬。这段铁路修好了，就要转移到另一地方重新开始，工作辛劳而艰苦，很少回家，那年过春节也没能赶回来。
聂家伯父伯母是在四川相识结婚成家的，聂家有五子一女，兄妹六人。其桂的大哥出生在重庆，取名其渝；其桂排行老二，出生在广西，故名其桂；三弟出生在湖南，名叫其湘；四弟生在甘肃天水，名唤其天；五弟生在内蒙集宁，名曰其平（集宁旧称平地泉）；最小的是个女孩，生在钢城包头，取了个男性十足的名字，唤作其钢，父母和哥哥们都叫她“小妹”。 其桂的大哥当时已经结婚，也在铁路部门工作，可能是在外地，我没有见到他，当时也不便多问。
其桂已经告知家人我是回族，聂家伯母做饭食特别照顾了我的生活习惯，伯母的厨艺很好，北方饭食中带有川菜风格，别有滋味。吃饭时一家人非常照顾我，热情周到，特别是小妹坐在我身边，盛饭夹菜格外殷勤，她的真心诚意让我感觉到由表及里的热度。其桂的三个弟弟话语不多，只记得一个身材比较高的弟弟当时正在上初三，吃过饭他们就出门找同学玩耍去了。家里只剩下伯母、小妹、其桂和我，喝茶说话，屋子里温暖舒适，其乐融融。
其桂家东西两间是卧室，都是紧靠窗台的大炕，非常宽绰、平时其桂兄弟四人住东间，伯母和小妹母女俩住西间。晚上伯母对住宿做了调整，让我和其桂两人住东间，三个弟弟都搬到西间去睡，并且把最好的被褥留在了东间。我觉得这样不好，说我们兄弟五人都住东间绝对都能睡下，一点儿也不会挤。伯母没有同意，坚持要听从她的安排。
第二天早晨我和其桂起床后，小妹端进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放到盆架上说道：“哥哥，洗脸吧”，还顺手把一块新毛巾搭在了盆架上。其桂 “哦”了一声，算是回应。小妹立即说：“二哥，没有说你，我是在让这个哥哥洗脸”，说着对我笑了笑。我立即站起来回道：“谢谢小妹”。其钢小妹在家年龄最小，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肯定很受宠爱。她当时有十一二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扎着小辫，脸庞红润，笑容可掬，活泼伶俐，有点小幽默，特别讨人喜欢。她很会待客，我在其桂家的那几天，小妹是其桂之外同我接触最多的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会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观察着。看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小妹会拿着作业本站在我旁边，故意露出书本来等我问她的学习情况，让我看她满是对勾的作业本。一次她拿着书来问我一道算术题，事后她对伯母说：这个哥哥比二哥讲得好。还有一回她神秘兮兮地让我看她的作文本，作文是女孩子的小秘密，一般是不会轻易让生人看的，她避开其桂让我看她的作文，感觉得出来她对我非常友好。

今年初重新联系上聂其桂后，我向他打听小妹的情况。其桂告诉我，小妹其钢和他的小弟其平后来都工作在山东，现在都已退休，生活在山东，虽然同在山东但也不在同一地方。聂家伯父后来在山东修铁路，当时工作不好找，于是就设法在山东给最小的两个儿女找了工作，单位都属于铁路系统。
唉，一家人星散四方，幸耶，不幸耶？
1973春节，是我第一次去包头。那几天其桂竭尽地主之谊，带我去了很多地方，东站西站和繁华街区自不必说，还去了昆区和青山区，总的感觉就是空旷寒冷，冬天的市内公园也照样荒凉冷落，很少能见到游人。转龙藏早已经改成工人疗养院，白底黑字工人疗养院的牌子挂在大门左侧，现在是冬眠期，门可罗雀，台阶两边的角落还残存着层冰积雪，朱漆斑驳的大门尘垢满面，一把大铁锁守卫着门户，我不虚此行的是毕竟看到了山门。
印象最深是他带我往南步行七八里路甚至更远些，来到了黃河北岸的渡口。我们是吃过午饭出来的，那是个阴天，寒风瑟瑟，天色灰暗，渡口很清冷，没有人也没有车，放眼望去不见水流只有闪亮的坚冰，两岸之间足有几百米宽，依稀能望得见对岸的枯树，那种景象让我联想到《西游记》“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履层冰”一回中冰封雪飘的通天河。其桂指点着告诉我，春夏秋三季这里有摆渡大船，不仅能渡行人和自行车过河，汽车也能开上渡船；到了冬天冰层厚了，汽车、马车都直接从冰面上过去。春天冰河融化，大大小小的冰块顺流而下，有的冰块像汽车一样大，波浪翻涌，非常壮观。现在过年放假，所以见不着人也看不到车了。
我望着“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渡口，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诗句。触景生情，我想到了自己未来路，在我们同组知青中，我的出身最差，就是在全公社知青当中，家庭出身是地主的也很少。当时已经有部分同学随着父母的解放平反而有了出头之日，也有的同学通过招工、当兵、上学而离开插队的农村，这些我不能与之相比；另有一部分同学通过“病退”和“困退”政策返回了北京。别人能走的路对我来说似乎都行不通。估计两三年之后同学们都会走掉，剩下我一个人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天涯漂泊我无家”的感觉油然而生，举目四望，旷野茫茫。猛抬头看到了一列吐着白烟，鸣笛疾驰的东去列车，我想到了倚门而望的母亲，突然我不能自已，心头一酸，一下子哭出声来。这是我自插队以来，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失态恸哭。聂其桂说着说着感觉到我有点异常，他见我满面泪水望着跨越黄河铁桥呼啸驰去的列车，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走开了。
聂其桂离开我走出了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下来弯腰捡起河滩上的鹅卵石，随后站起身来向冰面抛去，他的力气很大鹅卵石飞出老远，落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大概过了十多分钟的样子，我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拭去了泪水，走到其桂面前说：“我失态了，咱们回去罢”。
那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我俩漫步往回走，开始时谁都没说话，只是并排走着。走了一段路后，其桂对我说：“过几天我父亲会回来，让我父亲给你找一张从包头到北京的快车票，你回北京看看父母，全家人一起过个元宵节罢。他们铁路职工有这个福利待遇。如果我爸自已要不下来，他在单位还有同事和朋友。再说我大哥也快回来了，他也有办法”。“良言一句三冬暖”，其桂的这句话，让我记了半辈子，至今难忘。
我回道：“其桂，不用了。我已经跟家人说好今年不回去了，刚才只是触景生情，一时伤感。我想明天就回村，已经来包头好几天了，想玩的地方都去了，能看的也都看了，这次来包头已经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期望，我现在有点归心似箭了，再住下去就不踏实了。我以后有机会，会去红山子找你。”
人就是这样，一旦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就再也按捺不住了。“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客走主人安”，种种理由一齐来提示我该走了。当天晚上，我向伯母和小妹他们表达了我回武川的想法。第二天上午，聂其桂把我送上了从包头开往武川红山子的客运班车，傍晚时分我回到了村里。依稀记得那天是正月初八。

四、聂其桂其人

我和聂其桂的插队经历极为相似，都是前几年每年去武川或大青山工地出民工，后面几年在村里做民办教师，直到离开武川返城。做民工和做民办教师，是我们插队生活的主要经历。所不同的是，他在村里做教师是从1972年到1975年，我只是从1973年到1974年，他的农村教龄比我长。
聂其桂中等身材，健康匀称，忠厚稳重，踏实可靠，典型的北方后生。他有体力，干活又不惜力；心灵手巧好钻研，动手能力极强。他几次出民工都被安排在工程指挥部干技术活，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修筑6602公路时，聂其桂前期是在指挥部跟刘金铸师傅修理平车和小推车，到了后期路面成型了，他又被调去和吴师傅一起开两轮轧路机。修理手推车和开轧路机都是技术活儿，不是任何人都能干得来的。
有一次，工程指挥部的陈总交给他一张提货单，让他到战备防空洞去取雷管。战备防空洞在南梁的山脚下。其桂来到战备防空洞，对方看过提货单，从里边搬出一个贴着密封条的方形木箱，箱子是用木条钉成的十分精致结实。对方告诉他：里边的东西易燃易爆，路上不能跑不能颠更不能摔，一定要保持箱子平稳。并警告他说，一支雷管的爆炸力是30公斤，箱子里是1000支雷管，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其桂用麻袋小心翼翼地把箱子背回指挥部，保管验货打开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20个小盒，每个小盒里有50支雷管。从其桂的话中我听出指挥部领导对他的特别信任。
在改河工程指挥部，他和宿茂师傅在铁匠炉干活儿，炉火熊熊，热浪灼人，十磅的铁锤抡动起来带着风声，快捷准确地落在烧得通红的钢铁锻件上，没过几分钟就汗流浃背，俨然就是一个打铁汉子。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炼，没有强壮的体力，没有超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是绝对做不了这个营生的。
1971年，我们都去挖备战电缆沟，我是在武川南梁的山里，聂其桂他们去了四子王旗。四子王旗的施工地段是沙土地，虽说比较松软好挖，但要求比我们山里挖的更深更长，工作量也更大。其桂告诉我，当时电缆沟的规格要求是宽1米深2米，因为形势紧张需要在上冻前结束工程，分段划线，要求每人每天要挖12米长的一段。 24立方米的土恐怕两卡车都拉不完，农民工都叫苦连天，但其桂却每天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开始时有些老乡民工还不相信，几天下来这些后生们都服气了，承认聂其桂比他们能干。
在劳动能力和吃苦精神方面，聂其桂要比我强得多得多。
其桂重承诺，讲义气，有担当，宽厚大度，很是难得。1969年在6602修路工地，他和吴师傅合开一台两轮轧路机，两人共同负责轧路机的维护、使用和保养。吴师傅在当地农村有家，有一次偷着回家了五六天。其桂每天一个人开着轧路机上工地，开始人们没注意，后来有人问道：“怎么这两天没见吴师傅？”其桂以吴去买柴油配件或者在整理工棚为由搪塞了过去。后来其桂跟我说：“反正我一个人也误不了事，不耽误工作就行了呗。再说当时工地正忙，请假也不一定能批，即使准假也许还要扣补助。何必惹那么多的麻烦！”
1973年春节，我去包头他家时没带任何东西，考虑到其桂和我同在后山插队，我能有的东西他都有，莜面山药也实在不好拿。一家人的热情好客，让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俩逛街，看见一家清真餐馆门前卖元宵。过了初五很快就到元宵节了，那时候是紧缺经济时代，不要粮票自然就排起了很长的队伍。我没同其桂商量就站在了队尾，其桂想拉我走，我说反正回家也没事儿，等会儿罢。最后各种口味的都要一些一共买了三斤。晚上睡觉时，其桂掏出钱一定要把元宵钱塞给我，我愕然了，有这个必要吗？他面色凝重语气坚定，让我不容置疑。他说：“万昌，你来到我家就是我家的客，在我们家我是不会让客人花钱破费的，那不是待客之道。”在我看来这是小事，但其桂却是如此认真。细节见家风。
聂其桂做事认真踏实，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任何事情都力求完美，善始善终。他在村里做民办教师，七八个孩子的复式班分四个年级，一二三四年级全有，语文、算术、图画、音乐、体育所有各科都是他一个人教。其桂克服条件简陋的困难，发挥自身优势，特别是体育特长，譬如他在村边的河滩地里上体育课，训练学生短跑、接力比赛，做前滚翻后滚翻，踢球射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公社举办的学校运动会上，不起眼的虎花岱小学居然拿到了多项优异的成绩，这让所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意想不到，也不大相信。再次复赛，大家才哑口无言。
在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塞外也要冬闲变冬忙。寒天冷地的冬天打井修水利，铁锹镐头根本没有办法挖掘冻土，聂其桂想到了使用炸药。他带来的一本旧书派上了用场，照方抓药，帮队里用硝酸铵做炸药。那时同组的其他九位知青均已离开，其桂白天当老师，晚上在他的住房里用草木灰等物熬制原料，然后摊在半边炕上晾干，经过几次配方比例的调整，居然成功了。用雷管引爆炸药，解决了队里打井的最大难题，其桂的经验后来还被推广到了大队。
我也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暗自对比，其桂做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到，没那个能力，甚至都没有过那种想法。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其桂正直耿介，坚持操守，非一般人所能比。1969年，下乡不到一年的聂其桂因为他表现突出，大队和公社准备把他安排到公社供销社工作，这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美差。填表时领导示意他把年龄写成18岁，这样就能通过形式上的审查，并且告诉他没人会再去详细核查。耿直的聂其桂说：我21岁了为什么要写18岁？他拒绝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1971年其桂23岁，大队有意推荐他去当公社拖拉机手，硬条件是20岁以下，还是让他填表时少报3岁写20岁，他再次拒绝。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灵活变通，可是在聂其桂看来就是营营苟苟，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
聂其桂为人正派，还有侠义般的肝胆心肠。1972年，公社推荐他为作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这个机会对于一个插队知青来说，就是彻底改变命运的鲤鱼跃龙门似的凌空一跳。当时已有不少知青离开了农村，有了新的前途，也有更多的人望洋兴叹，束手无策。聂其桂所在的老来毛大队黃家村小队，有一位唤庞永胜的天津知青，因患坐骨神经痛而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只能靠家里寄钱接济，相当困难。急公好义的聂其桂，主动把这个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那位天津知青。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其好友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同时遭贬，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刘禹锡被贬到播州（贵州绥阳），当时刘禹锡还有老母在堂，柳宗元不忍心他们母子颠沛流离于万里之外，于是上疏朝廷请求与刘交换贬所，自已去播州，让刘禹锡去条件好些的柳州，“虽重得罪，死不恨。”柳子厚的高风亮节，借助韩愈之笔传颂千古。我每读此文常会想到聂其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岂独古人！
平心而论，如果当时这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绝对没有其桂那么高尚，不大可能会选择聂其桂的做法。我想大多数人也做不到。
其桂不仅踏实稳重，吃苦耐劳，而且开朗乐观，热爱生活，能够面对现实，泰然处之，非常达观。这也是我所不能比及的。
1974年以后，“困退”、“病退”成了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虎花岱的十名知青已走了九个，就剩下了聂其桂一人留在村里教书。再后来，他成了全公社的唯一知青。
聂其桂有弟弟妹妹在家，不够困退条件；托人做假办病退，以他的为人处世风格，想都不会想。其桂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中尉连长，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了他沉重的政治包袱，让其桂选调无望，只能做在农村安家落户的长远打算。
其桂在村里是劳动能手，拔麦子、拓坯这些累活儿苦活儿他从来不怵，一点儿不输村子里的年轻的后生。当其他知青都走了，偌大的知青组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其桂在教书之余，找来铁板钢锯，动手焊了两个坯模子，和泥拓坯，砌起了院围墙，做上了院门。当时老乡拓坯都是用木料做的坯模，木坯模有两个缺点，一是经不得来回搬摔，容易破损变形；二是木料吸水会加重份量。其桂做的铁坯模，不仅端着省力还结实耐用。真佩服他敢想敢干，能干巧干。

1975年春季，聂其桂的一位要好的王姓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出手帮了其桂。这位同学的父亲时任包头东站的站长，东站在当时是包头客货两运的大站，站长在当时当地就是位高权重的大官了。4月底的一天早晨，村里突然接到大队打来的电话，通知聂其桂回包头，5月5 日前去包头铁路工务段报到。他不知原委，问要不要去公社迁户口？电话那边说都在县里办好了，你人回去就行了。正好村里有马车要去公社办事，聂其桂带上行李坐马车赶到红山子，然后乘长途客运匆匆忙忙地回到包头。他在包头西站（货站）工务段扛镐拿锹，每天沿着铁道做起了线路工，这一年聂其桂27岁。
几年以后，要好同学的父亲王伯伯去世，在遗体告别时有同学告诉他，王伯伯是你的恩人，你能从武川回来全靠王伯伯了。其桂此时才如梦方醒，聂其桂何其单纯木讷！施恩者不言，受恩者不知，知情者不告。都是真君子！
大约是在1977年，家人帮聂其桂调到了铁八中当老师，学校安排他教初中班的数学课，还兼任了班主任。其桂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是文革前的高二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再加上他在农村当过四年的民办教师，又肯下功夫钻研业务，所以教育教学工作非常出色，曾先后被评为呼铁局教育系统的优秀班主任和先进工作者。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此言不虚。
其桂结婚成家了，又有孩子，住房十分困难。好容易盼到学校有了分房机会，以他的条件和表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这么认为，他自已也满怀自信。一榜分房方案公布了，其中有他。但是住房困难的人多，有希望不等于有把握，可变化因素太多，还需要在下面做点功课。不知是其桂真的不懂，还是不屑，反正在这关键时刻他没有任何举动。三榜公布，房子最后分给了和他条件差不多的另一位老师。人们都明白个中原委，其桂这时也才醒悟。他告诉我说，其实那位老师也没给管分房的副校长送什么重礼，就是一书包黃河小鱼子。
耿直的其桂这回不甘心了，他没有去和副校长理论，他向校领导提出要求调到离父母和岳父母比较近的学校去，以缓解一下住房困难。学校也不好再说什么，但是提出了条件，只要能找来一位能接替他工作的数学老师，就放他走。其桂的岳父在大学工作，妻子的家人帮他找到了教委主任，反映情况。不到半个月，教委从临河给铁八中调来了一位数学老师，换走了聂其桂。
其桂重新回到了他的母校铁二中，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邓小平胡耀邦都亲自过问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教学质量开始受到重视。其桂不能再做一线教师，于是他被分配到政教处做管理工作，没有学历在政教处也不能长久，再后来他去了总务处。在总务处做后勤工作，其桂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的特长派上了用场。其桂在后勤工作中很快脱颖而出，学校领导慧眼识人，老处长退休后聂其桂做了铁二中的总务处长。2008年，聂其桂在总务处长的职位上退休。
其桂向我叙述了他回包头后的工作经历，我说：“其桂，你的能力很强，人品更好，可惜少了一张大学文凭，否则你的发展不止于此”。他接着我的话茬说：“我不光缺一张文凭，还缺一张党票”。我笑道：“你不是党员，能当上中学的总务处长已经很不容易了，说明你在德能勤绩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你不想从政，不走仕途之路，不入党也罢。”

我和聂其桂自1973年春节在包头客运站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此后天各一方，萍踪不定，物换星移，音信渺茫。
白驹过隙，人生如寄，桑榆暮景，回首时多。生活中，常温暖点亲人的心；记忆里，多收藏些别人的好。其桂是我的良友，我多次受他恩惠，却从未还报。
2017年，东红胜公社知青开始建立起联系。2018年秋，大家聚会组织纪念下乡50周年活动。我结识了何秀中大姐，秀中姐的先生高汉池是天津知青，也曾在武川哈拉合少公社插队，因为秀中姐常回呼市度夏，我把想寻找聂其桂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忙。2019年9月，汉池兄介绍我结识了来京的武川知青王立仁，说立仁在武川跟知青联系广泛，他会有办法的。嗣后，我和立仁联系不断，聂其桂确实不太好找，三四年都没发现线索。2021年，杨占龙和王立仁都建议我加入武川知青群，说群里人多，有红山子知青，也有包头知青。立仁几经周折，后来找到了聂其桂教过的学生，从一位张姓同学口中得知了其桂的手机号码。章玉佩知道我的意愿，也替我留心在意，她知道了其桂电话号码，立即告诉了我。他们告知我的号码还不一样，但却分别是聂其桂两部手机的两个号码。这些小事都足见真情。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篇冗文，想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向帮忙的诸位知青和朋友表达谢意，二是跟聂其桂聊聊五十年前的往事。
最近聂其桂常和我通话，一聊就是四五十分钟，但遗憾是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愿疫情过后，身体允许，白发苍颜，执手晤面。当年想的盼的是能回北京，回到父母身边；现在的期望是回内蒙，回武川，再去包头，重游故地，看看旧友。
正是：

黄生有幸遇随园，长夜孤灯赖史篇。

邂逅武川结新友，衔恩九原过旧年。

青山工地说细事，黄河渡口恸乡关。

当时羡煞南归雁，今望飞鸿翔北天。

2022年3月

张建国---张建国号码就是微信号15148242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