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奇壮丽的一段海上盛世

好望角

雄奇壮丽的一段海上盛世
——读陈福郎先生著《海峡枭雄——开台先驱郑芝龙》
周 宁

为大海盗立传，不仅需要才气，还需要勇气；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见识。陈福郎先生研究郑芝龙生平事迹，已有30多年。1986年陈福郎在鹭江出版社出版《混世龙王》，首次为郑芝龙立传，希望以文学的方式还郑芝龙历史的公平，新近九州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先生的《海峡枭雄——开台先驱郑芝龙》，郑芝龙个人生活的戏剧性与历史意义的深刻性，在这部传记中得到更充分更鲜明的展示。人们纪念郑和下西洋，是纪念逝去帝国航海的光荣与梦想，难以表达其中隐喻的忧虑与幻想究竟是世界和平还是世界霸权；人们纪念郑成功，是纪念当年海上英雄从西方扩张势力中收复故土，在可能的歧义之外，寄寓着明确的国家统一的期望。

但如何又为何纪念郑芝龙呢？这些年人们忙着纪念郑和、郑成功，只有陈福郎先生在自己的书斋里以灵动的文字祭奠中国民间的海上英雄。1433年，郑和在古里病逝，皇帝下诏下洋悉令停止。大明帝国皇家船队消失之后，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乘虚而入，15世纪西方向东方海域扩张，不是因为西方强大，而是因为东方海域的权力真空。郑芝龙降生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东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郑和时代的“官厂”，各主要航线上，已经不见了当年宣谕天下、示中国富强的宝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满帆的商用军舰。在郑和率领的皇家船队消失在南中国海200年后，在西方扩张到南中国海100年后，郑芝龙代表的中国民间海上武装航海贸易势力重出外洋，挑战西方，并一度在从浙闽粤沿海到马六甲、巴达维亚、从长崎、平户到印支半岛的广阔海域，建立起强大的“郑氏和平”。此刻，中国又赢得了挑战外洋、竞逐富强的机会。
郑芝龙是真大英雄！为郑芝龙立传的第一层意义，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纪念中国历史上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中国势力在郑和远航结束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西方扩张势力被有效地遏止了，南中国海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

为郑芝龙立传的第二层意义，是反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的失落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国家与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在民间不在朝廷；在成熟的、和谐的国内政治秩序与充满对立与挑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在世界历史上一系列的野蛮残酷而又生机勃勃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竞争中，在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清醒的区分性意识中：国内政治在和谐的基点上宽容对立，国际政治在对立的基点上追求和谐。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将这种关系倒反过来或意识不清，都是一种灾难。郑和下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西方扩张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竞逐。当这种势力被葬送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内战中，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对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与机会。
为郑芝龙立传的第三层意义，是为中国国家统一寻找合理的历史依据。没有郑芝龙奠定的台湾基业，就不可能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当年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几乎使南中国海成为郑氏家族的内湖，台湾成为郑芝龙的武装贸易基地。1640年明廷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郑氏集团用商船运几万饥民到台湾垦荒，从此确立了台湾的华夏文明基础，20年后郑成功驱荷入台，是收复祖业故土；又过20年后施琅收复台湾，是在文化同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政治统一。没有郑芝龙在台湾经营的经济、社会、军事基础，就没有台湾进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合理性。
陈福郎先生为大海盗郑芝龙立传，有历史判断的勇气与见识。陈先生的传记写得才气横溢，有史料基础之扎实，亦有文学想象之飞扬。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以自己的专业形式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陈先生新近出版的《海峡枭雄—开台先驱郑芝龙》与20年前出版的《混世龙王》已有基本立意上的不同，眼界格局更为宽阔。正如作者指出：“没有郑芝龙的海上活动，很难想象会出现郑成功渡海东征、收复台湾这样的伟大壮举。没有郑芝龙的卓识远见，大规模地移民台湾，台湾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周宁，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人文学院院长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学术兼职包括：中国话剧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 大海孕育的怪胎
陈福郎

蓝色的海洋对许多人来说充满了无穷的魅力，纵然像我这样缺少诗意的人，最初踯躅在厦门大学金色的海滩上，也不禁胸廓倏然开阔，油然地发出赞叹。300多年前，郑成功就从这里，挥戈东进，千帆竞发，把高鼻子、蓝眼睛的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台湾。我在郑成功的功德榜前徜徉，那阵阵腥风，拍岸惊涛，分明传出一缕不和谐的和弦：他的老爹郑芝龙居然是一个大海盗。好像在探究隐私，一种神秘感撩拨着我，斗胆地把郑芝龙这条潜在岁月海底的蛟龙请上岸来，让今人一睹。阅遍郑芝龙的档案，不免为这位声色狼藉的大海盗叫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郑芝龙实在不该背负过多的恶名，说他是个蓝色文明的弄潮儿似不为过。
明朝年间，实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把国门紧紧拴牢，不仅断绝了海滨民众的生计，也使中国步入了停滞时期。东南沿海，地少民稠，土地支撑不了人口的重荷，很久以来，百姓就把目光从黄土地转向蔚蓝的大海。今天，人们赞叹的泉州一带民众强烈的冒险精神、竞争意识、商业观念，正是大海孕育的地方文化使然。明代的海禁，使宋元以来海上贸易十分繁盛的泉州港日渐萧条封闭，这种作茧自缚，使得东南海滨民众望洋兴叹，徒唤奈何。可是，富于冒险、长袖善舞的民性没有泯灭，于是海上出现了一艘艘扬威波涛的武装商船。这些披坚执锐的海商，置法度于不顾，往往集经商、抢掠于一体，同时又相互火并鲸吞，把东南沿海搅得沸沸扬扬，穷洋竟同闹市，官府将他们视为“海盗”并不太冤。郑芝龙就是其中的一股，他们聚义日本，开基台湾，在沿海飘忽往来，日渐坐大。
郑芝龙这位堂堂一表、凛凛一躯的汉子，用现代标准来看，是个阿兰德隆式的美男子，有着北方人的雄壮体格和鼻准眉浓、棱角分明的脸庞，在当地应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他经商日本时，娶了一位日本姑娘，生下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我们从伟岸的郑成功身上，不难想象其父郑芝龙的容貌。这条海上蛟龙不是肖小之辈，他虽没有接受多少圣贤古训，但懂葡萄牙语，信奉基督，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往甚密，他这股“海盗”不侵扰百姓，少有劣迹，官府不得不承认他“假仁假义”。他在官府与占据台湾的荷兰人之间周旋，纵横捭阖，一一剪灭了海上其他武装势力，渐渐形成了一个郑氏“海上王国”。他庞大的私人舰队，不仅保护着郑家和乡党的商船的安全，甚至充任了政府海关的角色，郑氏令旗几同海上特别通行的标志。官府的海禁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可是海上还有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荷兰人。这些黄头发的“红毛番”，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夹板”战舰，高大坚固，火炮迅猛，船帆如珠网盘，八面受风，无往不顺。他们盘踞台湾，在从事东、西两洋贸易的同时，也不时窜到大陆沿海烧杀抢掠。郑芝龙为了独擅通洋巨利，在台湾海峡几度同荷兰人刀戟相见，龙鲸相搏，郑芝龙渐占上风。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南海上贸易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清朝入关后，郑芝龙深知以自己一旅之师，要同锋芒正锐的八旗劲旅较量，几同以卵击石，为保住他的“海上王国”，他向清廷“投资”，归附了清廷。畏海如虎的清廷，翻脸不认人，把他作为人质扣押在北京，作为招降他儿子郑成功的筹码。当郑成功的渡海大军登上台湾岛后，郑芝龙对清廷来说已失去作为人质的意义，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郑芝龙在北京引颈受戮，血溅闹市，看热闹的人们，也许在满足了人头落地的刺激后，正漫不经心地互相评点这该死的海寇的种种妄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历史学者们终于直面这样的事实：没有郑芝龙留下的庞大的水师，很难想象会出现郑成功东进台湾的壮举；更注意到郑氏力量消亡后，东南的国门再度拴紧，清廷两耳不闻海外事，树起了闭关锁国的大纛。郑芝龙的悲剧，何尝不是我们民族的一幕悲剧？史海钩沉，我在《海峡枭雄——开台先驱郑芝龙》（九州出版社2007年9月版）中重塑了这个为传统所侧目的历史人物，郑芝龙在九泉之下，不知是否颔首叹喟。

陈福郎，原厦门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特聘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在担任厦门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期间，出版社被评为国家一级出版社，是福建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出版社，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图书奖等出版界最高奖项。个人著有专著《总编辑手记》，长篇小说《浪迹天涯》《怪味嬉皮士》《混世龙王》，长篇传记文学《海峡枭雄——开台先驱郑芝龙》《国学骑士辜鸿铭》，散文集《折叠厦大时光》等，荣获全国高校首届优秀出版人物奖、福建省第七届、第九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不能湮灭的先见
——“骑士”辜鸿铭的国学眼光
　林丹娅


“国学骑士”是陈福郎先生授予他新近出版的长篇传记小说之主人公辜鸿铭的名号。别看这些年随着国学热，辜氏生平所为渐浮世表，伴其特立独行且不无怪诞之言行的屡屡传说，似乎声名日隆。但在早些年，其境遇犹如小说家张爱玲，明是独出于世，但在大陆已近无人问津，少人知晓，一度流落于主流文化视野外，几被历史烟尘所淹没。
不算太糟糕的是，在20年前辜氏研究还相当寂寥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陈福郎，就以其作家、评论者、出版人三者合一的素质敏感与文史功底，注意到辜氏身上所蕴含中国近现代文化之深厚信息，预感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传播的意义，便立意以己特长的文学史传之笔，将其寻捞出尘，重予形象与价值的定位与表现。这个动意在今天看来，不啻有先见之明。当然，陈福郎觉得真正称得上有先见之明的是他这部历20余年积累，倾40多万字所传的传主辜鸿铭。
辜氏生于1857年，卒于1928年。其父原籍福建同安，时在马来西亚槟城总管一家英国老板的橡胶园，其母是洋人。有趣的是，正如其血统，此后辜氏人生道路与文化积淀，虽也相当“混血”，但终以祖地父系为马首。辜氏自幼聪慧，语言天赋卓绝，深受义父英人布朗先生疼爱，10岁时，由其带至英国求学；20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接着赴德、法等国著名学府深造并研究，家庭出身背景与十多年的留欧学涯，使聪颖过人的辜氏精通西学。据说蔡元培求学莱比锡大学时，辜氏在彼已很有名；而40年后林语堂到该校时，辜氏著作已赫然被列为必读书。后辜氏打道回南洋，开始对血脉中流淌的祖地之中国文化萌发浓厚兴趣。他埋头精研中国典籍，又经人举荐，回国做晚清大臣张之洞幕僚20余年。后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清朝亡后，受蔡元培之请，以他精通英、法、德、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儒、法、工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之所长，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其特立独行之“怪”，成为北大及京城一景。1909年生的张中行先生曾回忆他少时所闻：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二点，其一就有“特别受到外国人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辜氏盛年，正历20世纪前后。彼时清廷无能，国家积弱，西方文化挟物质文明之利，东渐日深，西人气焰嚣张，国人备受鄙视。辜氏何能何由，居然可以逆市而起，独享其尊，这是怎样一个“怪”字了得？原来精通西学的辜氏，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他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济世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个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及世界。而当时的背景是，与他同时代同是福建老乡的严复与林纾，前者译《天演论》，后者译《茶花女》等，做的可都是西学东渐的事由，受到时代与读者青睐。而辜氏却做的是中学西渐的事体，如堂吉诃德螳臂挡车般肩起孔孟之道，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德译本《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产生重大影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精湛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论语》英译本出版序言道：“辜先生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他不仅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超越了中西方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鸿沟，一种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哲学了解的突然注入。它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和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妙言……，但有深度和卓识。”可见对辜氏具有开创性的译介传播中国文化之功，西方学界是赞誉有加，从而赢得西方文化界的尊重与推崇。
但辜氏在国内的境遇，却是不入潮流，不合时宜。彼时国家内忧外患，积弱难起，国人追根溯源，把账算到几千年传统文化造就的痼疾上，人心思变，新青年擎起打倒孔家店大旗，转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辜氏从西方来，能够超越局部情形，慧眼独具，洞悉西方现代文明之弊，故逆流而动，高唱反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济世良方。“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诸君当知中国的前途绝不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这番话，虽有点“大”，但应在当下或未来，不能说没有一点先见之明。但说在当时，无疑痴人说梦，按今天的话来说是太超前，以至有几人能信其所言？
与辜氏对国学传播所做的贡献，乃至他的才华相比，坊间似乎更愿意传播其“怪”。他恃才傲物，性情执拗，西学出道却痴迷旧学，既偏激又迂腐，既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既不合时宜又不甘寂寞，铁杆保皇却敢戏侃清廷慈禧，嘲讽新帝袁世凯，加上他行为艺术似的遗少打扮与生活形态，似乎成了种种矛盾的杂糅体。伴随这些奇行怪癖的，还有他异乎寻常的“奇谈怪论”，如赞蓄妾制的合理性说，是一壸配众杯，一筒打四轮；如挖苦银行家，是在晴天时硬把雨伞借给你，在下雨时把雨伞收回去的人；如反驳嘲笑自己的人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等等，不一而举。辜氏浸淫于东西方语言中数十年，深谙言语之精妙，能集东西方言语表达气质、风格之优长。他的见多识广，急智宿慧，常常于争辩中，尽显于他的犀利谈锋与妙语连珠中，各种新奇警喻信手拈来，绝对原创。辜氏似乎也喜欢在与人论说中一炫他的敏思好辩。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正因为他的这种带有不通世故的不留情面，锋芒毕露，不懂低调做人，爱逞口舌之快之情状，令世人轻慢了精彩话语后他的认真执著与焦虑忧患，他的真知灼见与针砭到位。
生前不合时宜多为人侧目而非正视，身后是时运不济淡出主流视线，历史烟尘更把真相洇化模糊，但这一切似乎反而促使陈福郎做了辜氏穿越时空遥远的知音，成了他把握了一个大题材的导索。陈福郎以此得以潜心历史探赜索隐，钩沉爬梳，从而得以在此传中以众多细节，一一还原历史场景与历史人物，把一个在多元文化与复杂时世里，有着矛盾心态与多重人格的文化人，活灵活现地显现出来。使我们是那么确切地意识到，在百年前辜氏是民族的，所以是世界的；而从今天看，辜氏是世界的，所以更是民族的：辜氏关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作用实是有先知先觉，因之他成为今天开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先声先驱。“国学骑士”这个名号，依辜氏生平外谐内庄，表邪里正的格调，想必一定会喜欢。而我们通过这个名号，则可以穿越历史的迷雾烟尘，直抵这个生前戏闹身后寂寞的国学传播大师的精神实质，去认真想想我们曾经拥有的、失落的以及将要所创造的，这或许也是陈福郎多年磨一剑，打造“国学骑士”良苦用心之所在。


林丹娅博士，笔名丹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教学、研究与写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华文文学、性别与文化。兼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作协主席，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 皈依精神家园
陈福郎

现实生活中的怪人，其独立不羁、狷介不群的行止，我等平平淡淡的凡夫俗子往往不屑，可是，君不见称得上天才的人物，往往都有他与众不同的“怪”处，当然，怪人由于性格奇特，难以和众，潦倒的总是居多。怪人似可称为性格人，他们特异的性格，在上者，往往决定了一个时期的历史走向；在下者，其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潦倒的致命伤。大而言之，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性格决定命运。循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轨迹，我寻到世纪初在欧洲独受推崇的中国人——辜鸿铭这个明星级的怪人，同他神交了一场。
辜鸿铭的“怪”，略举数例就可窥见他的潇洒。如多妻制已为时代所唾弃，他居然振振有词，有外国小姐问他，华人为什么喜欢多妻？他答道：“你看见过茶壶和茶杯吗？一只茶壳必须配有几只茶杯，这就是中国人所以要多妻的道理。”其荤性的幽默语言，令人捧腹，忍俊不禁。在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上，到处飞扬着颂扬朝廷与慈禧的《新编爱国歌》，他却大唱反调：“满城都唱爱国歌，只可惜没人唱爱民歌。”在众人的鼓噪下，他即席朗诵了一首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我行我素，其铮铮硬骨，令人刮目相看。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在全国禁止一切娱乐三天，停止宴会27天，以示哀悼。他平日不宴客，这时却借口过生日，遍请熟人，大摆筵席，还请来戏班子助兴。警察来干涉，他摇头晃脑说：“总统为公仆，国民为主人，公仆死了，关主人什么事？今天鄙人生日，这酒一定要喝，这戏一定要演。”
辜鸿铭的不合时宜，如果说他身上天生就流淌着逆反的血液，似乎难以圆说。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少年时就赴欧洲留学，获得一串博士头衔，西方的思想文化烂熟于胸。后来他返回祖国，在晚清名臣张之洞麾下当了近30年的幕僚，成了一个忠实的孔孟信徒，并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在欧洲声名鹊起。他的“怪”，不能不说是东西文化在身上冲撞的结果。他大声预言：“半部《论语》就可以救天下。孔子当有支配全世界的时候，他指示了人类的幸福大道。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当时古老的中国正风雨飘摇之际，他这毫无根据的狂言，有着堂吉诃德的味道。可是，他在北大课堂上的表现，却令人深思。在年轻的“西装革履”群中，他的瓜皮小帽、红缎马褂，显得十分滑稽。人们嘲笑他脑后那条灰白细长的辫子，把他视为“出土文物”，他却不动声色地说：“我要剪下这条辫子是极容易的事。可是诸位精神上那条辫子是想剪也剪不掉的。”一言既出，语惊四座，其犀利的言辞有着巨大的思想穿透力，令人回味无穷。
辜鸿铭的“拗相公”性格，想来应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苦。在社会急剧变动时期，惯有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往往随之发生震荡抑或裂变，那些不能顺应时势调整生活坐标、失去心理平衡的人们，往往避之于精神家园，以阻隔现实的信息刺激。清末民初，社会一片混乱，面对西学东渐，社会上的种种“竞争”冲淡了人情味，许多人产生了不安和焦躁，他们从“寻根”意识中寻找自慰，对西方不可否认的成功方面，以孔孟之道作参照系“自圆其说”，以求心安理得，营造内心的平衡。与辜鸿铭同时代的许多深谙西方文化的人杰，都纷纷向传统回归，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我在长篇传记文学《国学骑士辜鸿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中塑造的辜鸿铭这一形象，旨在表现皈依家园不仅仅是怪人营造心理平衡的需求，也是当代人在一片返朴归真的喧嚣声中，试图超越嚣繁、寻求精神的净土。

陈福郎办公照 足迹•心迹•轨迹
——读陈福郎长篇小说《浪迹天涯》
许怀中

要为陈福郎著的长篇小说《浪迹天涯》（海峡文艺出版社版）写篇文章，但一直搁下。最近见省内外报刊报道：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举办的“首届优秀作品奖”，该书荣获二等奖（仅6部），随后这部作品又获福建省第七届优秀文学作品奖，我又重读了一遍，觉得非写不可。
小说主人公容闳是个“浪迹天涯”的人物，他走遍天涯海角，履痕处处。他生于广东一个岛屿上，由于偶然机会，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又曾数度往来美国，还跑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曾在香港、广州、江西、福建、苏州、上海等地做事。容闳活动的地盘的广阔，在近代史上可说是很难有人和他比肩的。作者写他足迹广布，是由于刻画这个人物独特经历和个人命运的需要。为了民族的自强，拒绝美国一些公司的聘请，忍痛和同班美国女同学玻西娅割爱。他回答好意留他的美国朋友说：“我的位置在我的祖国！”毕业回国，颠沛流离，道路艰辛。在广州过寄寓生活，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为做茶叶生意奔走在江西和武夷山之间。他也曾被曾国藩派往美国采办机器，又当了驻美副公使，最后依然是平民百姓。
要写好主人公如此广阔的活动环境和生活经历，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要揭示他的心迹，更是一个摆在作者面前的难题。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人物的外部动作上，而是深入细致地揭示人物的心迹，即从容闳的天涯浪迹中，以思想文化的视角，照见出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揭示今天中外文化交流的取向。
作者深刻体察活跃在人物心灵深处的文化结构因子，深入开掘人物精神世界的内蕴，处处有意识地将中西文化的异质，放在人物“心秤”上衡量、对比。要做到之点，作者没有对特定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作深入的思考，体察出其中的历史痼疾，是难以做到的。我们窥见容闳内心充满着矛盾。一开始，读者在毕业晚会上看到容闳，他在对待爱情上，便在内心开展自尊和自卑的交战。自尊有时是自卑的另一种极端的表现形态，而自卑的背后，却蕴藏着强烈的自尊心。这种矛盾心态，往往使人觉得活得很累。旧的传统文化有时像精神枷锁压得人们个性萎缩。容闳发现中西文化心理反差太大。西方讲究个人独立，国内则讲究家庭主义。西方崇尚力量的培养，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教人忍让。他赞赏美国青年的独立性格，而感到旧传统思想一味顺从的弊病。在中西文化碰击下，容闳感到中国“四书五经”教育内容在人类与自然斗争中，显得多么苍白。因而痛感：中国不能谨守“祖宗成法”，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中国应该变革，“再不变革，再恪守成法，就要被世界潮流所淹没！”
容闳心态中最使他不平衡的是“忍让”、所谓“谦逊”、“克己”。这也许是中西文化心理反差的核心。“忍让”、“克己”固然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可在强者如林，竞争激烈的时代，只讲“忍”与“让”，怎能不使人变得懦弱呢？容闳从愤怒中解脱：“我一向谦恭，我讨厌那天生的谦恭，谦恭往往被人视为力量的反面，是懦弱的孪生兄弟。我需要力量。”他深深悟到：“忍”字为统治者制造多少方便！容闳的心迹，是近代史上一个觉醒者的心迹，是启蒙主义者的心迹。他执著追求真理，富有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他身上固然也燃烧着“独醒”者的痛苦，又有清醒地面对现实的冷峻，留学生事业的流产，他认识到：仅仅靠他的“留学生教育计划”，是不可能达到他的“为中国谋福利”的宗旨。
人物心迹是一面心镜，照见出中国近代历史的轨迹，这是这部小说又一成功之处。人物的心迹，并不游离在时代之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致斐迪南•拉萨尔》）作者不是单纯地、孤立地去刻画人物心迹，而是放在近代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失败、洋务运动、直到辛亥革命这段漫长的历史。作者从人物思想感情深处文化思想的展示中，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哲学意识，透视出我们民族的历史道路，赋予了这长篇的文化历史意义。


许怀中，原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福建省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厦门大学教授，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以及福建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福建省文学院院长。曾多年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补助基金项目评委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文明与愚昧的冲撞
陈福郎

人们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出国留学潮称之为“世界大串连”、“洋插队”，不难明白，这次出国留学的莘莘学子的主体，是当年充满理想主义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继而被抛到山乡僻壤滚一身泥巴的上山下乡知青。十年风雨，他们毛茸茸的胡楂已变得坚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十年浩劫结束后，老童生们带着颤颤巍巍的步履迈进大学的门槛，梦幻般地置身于一场悲喜剧中，随后又被裹挟进出国的大潮中，为振兴中华到西方去充实自己。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我无缘加入这一浩浩荡荡的“继续革命”的征程，怅然之余，埋进故纸堆，去寻觅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的足迹，以期映照出历史循环往复的轨迹。
容闳这位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是鸦片战争后有幸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物。无论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还是纽约的北京人，都不应忘怀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1847年，容闳随同美国牧师布朗先生，乘坐“享特利思”号三桅大帆船，越过烟波浩渺的太平洋，来到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的时候，这位贫寒的农家子没有后来出洋留学人员的那种自命不凡，长袍马褂包裹着的是一颗追求新知火热的心。他沐浴了七年的新大陆的风雨，从而眼界一新，看到了庞然大物的祖国在世界的可怜地位，发出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造福中华民族。我的位置在我的祖国。他立下宏大志向，要让古朴落伍的清王朝开眼看世界，实现西学东渐，以现代科学取代圣贤古训。他要在中国实现派遣留学生制度。1854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时，一想到要靠自己单薄的力量去披荆斩棘，就觉得底气不足。他没有显赫的社会关系，有的只是为数很少的贫穷的农民亲戚。人们认定读书人在仕途上发达才是堂堂正正，道德文章才是治国之本。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也许换不到一块烧饼，他将靠什么安身立命呢？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决心走向四顾茫茫、动荡不定的人生之旅。果不其然，国内没人理解他、接纳他，他回国18年，处处碰壁，屡遭困顿，志不获展。我沿着这位在价值理想的轨道上踽踽独行的独醒者的足迹前行，感受着他的孤独与执著，心中不无悲凉。内心的强大和现实的卑琐常常是相伴相生的，古往今来，多少名士贤达，尽管他们死后备极尊荣，可是生前往往困顿潦倒，这实在是世俗的悲哀。不过，凡夫俗子往往不能超越声色犬马、名缰利锁的眼障，看到启蒙者在我行我素、不计成败得失的旅途中，也独享着丰盛的精神美餐。
洋务运动开启了一道门缝，欧风美雨渗进了妄自尊大的中央帝国，容闳遇上了有缘人曾国藩，这位支撑晚清大厦的重臣支持他的观点：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在丁日昌等开明之士零零落落的“自强”声中，容闳的计划得以实现，清政府决定分4年派遣120名学童前往美国留学。中国人历来恪守不为天下先的信条，因循守旧为第一要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仅要有勇气，不可避免要受到责难。夷邦外番，在时人眼中如同鬼蜮，仕宦人家对非资格正途的出洋留学生自然是十分鄙夷的，何况还有师敌忘仇之嫌，唯有寻常百姓冲着官费资送，家里可以省一口饭才把孩子送去。容闳以清朝驻美副公使的身份，带着这120名少年在新大陆求学。正当他们学习进展顺利之时，一道圣旨无情地击碎了容闳的努力，清政府鉴于留学生染上了“洋习”，勒令全部遣返。留学事务所被裁撤了，他强烈的爱国心遭到无情的蹂躏，我体会得到他的巨大痛楚。愚昧和文明的消长过程总是伴随着苦痛，这种从闭关自守到国门洞开之际特有的精神痛苦历程，我将它植入长篇小说《浪迹天涯》（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的灵魂中。

陈福郎摄于加拿大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