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与南宋散文

周琰（周必大研究会会长）

都知道宋词声名远播，可知南宋时期散文水平也可圈可点？

引言

历史上南宋散文一直处于受轻视的地位，宋、元、明时期皆无南宋文学选本，直至晚清道光年间，庄仲方编成《南宋文范》70卷，南宋才有了文学选本，加之受传统文学观念“一代必有一代擅长著作”的影响，“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观念深入人心，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代的诗、文、词，其中宋词成为了宋代文学的代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宋文相对而言处于较为薄弱的地位，在宋文研究领域，北宋散文六大家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南宋散文则较受冷落，“重北宋轻南宋”的现象较为突出，近年来这种不平衡现象得到了改变，但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南宋散文是古典散文研究中一个容易被边缘化但却很有研究意义的领域，尤其是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被学界称为宋文的中兴期。

一、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梳理及作品统计分析

据《全宋文》所辑作品来看，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人数众多，作品繁富，限于篇幅。南宋孝宗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总共约为99家。从作家留存散文卷数来看，作品留存卷数为2卷的有20人，3卷有9人，4卷有9人，5卷有5人，6卷有4人，7卷有5人，8卷有5人，9卷有4人，10卷有3人，11卷有2人，13卷有1人，15卷有2人，作家有30人，所占比例为30%，51卷以上的作家有5人，所占比例为5%。

其中周必大有192卷，约4000篇，朱熹有263卷，约5000篇，楼钥有117卷，约2000篇，相较于唐代韩愈的361篇、柳宗元的522篇而言，已经远远超出，相较于欧阳修2416篇、苏轼的4349篇而言，也丝毫不逊色。从总量上来看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作家人数众多，作品产量高，卷帙巨大，蔚为壮观，个人散文作品之富丝毫不逊色于或略胜于北宋散文作家，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勃兴。

从作家的身份阶层来看，皇帝贵戚、名卿大夫、儒生文士、学者、僧人、道士、妇女、迁客、隐士等皆参与到散文创作中来，其中女性作者为非主流创作主体，作品相对较为稀少，整个文坛仍由男性主导，其中文人学士是创作的中坚力量，可以这样说，南宋孝宗时期散文创作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实现的，正如余英时所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

很多作家是集文人、学者、官僚为一体的“通才”型作家，他们学有专攻，又肆力于散文创作，注重各体散文的发展，在创作上各具特色，加之他们置身政坛、位居要津，拥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在文坛上卓然成家，如周必大，以太平宰相的身份提携文臣，被称为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有的作家甚至开宗立派，如朱熹，开创了闽学文派，“南渡散文大家”叶适开创了永嘉文派，陈亮开创了永康文派，吕祖谦开创了金华学派，他们共同形成了文坛上百花争艳的景观。

南宋孝宗时期，僧人的散文创作参与度较前代有所益进，如释宝昙，留存有4卷散文作品，包括辞赋、序、书、题跋、记、论说文、墓志铭等各类散文体裁，其历访名师，学业为丞相史浩所重，著有《橘洲文集》，禅意兴然。释道谦，编有《普觉宗杲禅师语录》，其中的《答陈知丞书》将应举、参禅相提并论，平白质朴；其他的如释智谦、释普观、释与咸、释净照等虽留文不多，但不乏清新雅致、浸染禅趣之作，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孝宗时期的散文创作，并且加大了佛教文化对孝宗时期散文创作的渗透。

二、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的身份阶层和地域分布的南北差异

从作家地域分布来说，99位作家中，占籍可考者有97人，其中：河南籍：曹勋、韩元吉、郑兴裔、赵汝愚(4人);河北籍：李椿(1人);山东籍：卫博、晁公遡、周孚、王质、辛弃疾(5人);浙江籍：史浩、王十朋、王师愈、王淮、倪朴、高文虎、薛季宣、。从上述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此时期的散文作家分布范围广，贯穿南北，南北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提出了南北文学的概念：“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吕志武指出“复就北声、南音之语言特点，区分文学为南、北，及介乎南北之间三种，大致以黄河流域及淮、汉以北为北方也，以长江以南为南方也，淮、汉与长江之间为地界南北之中也；具体言之，则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省，及江苏、安徽之北境为北方也；

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省，及江苏、安徽之南境为南方也；湖北、四川二省，及江苏、安徽之中部为界乎南北之域也。”依照刘氏之观点和吕氏所划分的地理位置进行归类，此期的散文作家，北方约有10人，占作家总数的10%，南方约有68人，占作家总数的70%，南北之间者约有19人，占作家总数的20%，也就是说，南方与南北之间的作家共有87人，占到了作家总数的90%，其中南方散文创作最为繁荣，位居前三甲的省份均在南方，浙江居首，共22人，其次是江西，共17人，最后是福建，共15人，南北之间的散文创作也紧跟其上，四川15人，福建14人，分别位居第四名和第五名。南方及南北之间的散文作家数量，较北方实为更胜一筹，由此可见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创作领域呈现出南长北消之局面。

三、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的创作成就及评价

从作家的创作成就及评价来看，孝宗时期的作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四库全书总目》对南宋散文整体评价较低，虞集《道园学古录》提要曰：“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对于孝宗时期的作家则评价相对较高，兹举数例：评陆游《渭南文集》:“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

评员兴宗《九华集》:“然骨力峭劲，要无南渡以后冗长芜蔓之习，亦一作者也。”评韩元吉《南涧甲乙稿槀》:“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评吕祖谦《东莱集》:“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底，不涉游谈。”评王之道《相山集》:“忠义凛然，明白晓畅，可以见诸施行，可与胡铨所上《戊午封事》相比并。”评王质《雪山集》:“《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诸篇，词旨剀切，当于事理。”评史尧弼《莲峰集》:“其论策诸篇，明白晓畅，澜翻不穷，亦有不可羁勒之气……然就其文章而论，要亦不失为才士。”

评袁燮《絜斋集》:“大抵淳朴质直，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评陈傅良《止斋文集》:“集中多切于实用之文，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渡末流冗沓腐滥之气。”评吴儆《竹洲集》:“意境劖削，于陈师道为近，虽深厚不逮而模范略同，盖以元祐诸人为法者。”从以上述评语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孝宗时期作家的评语以“无南宋末流……”之语为多，即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与南宋末流存在区别，并未完全沾染冗长腐沓之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之外的评价中观照南宋孝宗时期散文的成就：胡铨散文，各体兼擅，杨万里谓“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记序古以驯，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其中尤以奏议见长，其奏议从赤诚愤激中流出，直言谠论，语贯长虹，其名篇《戊午上高宗封事》响彻云霄。

张孝祥，《宋史》称“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谢尧仁序称“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倏散倏聚，倏明倏暗，虽千变万化，未易诘其端而寻其所穷，然从其大者目之，是亦以天才胜者也。”张栻，刘克庄《张尚书集序》论其“奏润温丽缛，可施之典册，非如陈琳、阮瑀工于书檄而已”时人亦谓其文“爽蒙明白，务实求是”奏议“慷慨激切”、“尽言无隐”。

林光朝《宋史》称：“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可见光朝精于义理，陈宓《艾轩集旧序》谓其为文“森严奥美，精深简古，上参经训，下视骚词。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语，雍容有余。”刘克庄谓：“先生学力既深，下笔简严，高处逼《檀弓》、《榖梁》，平处犹与韩并驱。在时片简只字，人已贵重，今其存者，如岣嵝之碑、岐阳之鼓矣。”仲并，周必大《仲并文集序》称其“论时事，条利害，深切明白，务在可行”。

朱翌，周必大《朱新仲舍人文集序》称其“赋序碑记未尝苟作”。范成大，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称其“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黄震《黄氏日钞·读文集》称其“喜佛老，善文章，踪迹徧天下，审知四方风俗，所至登览啸咏，为世歆慕，往往似东坡”。韩元吉学于尹而友朱熹，学识通博，黄升《中兴绝妙词选》评其“文章为一代冠冕”。王质、王阮评其：“听其论古，如读郦道元《水经》，名川支川，贯穿周匝，无有间断”，“咳唾随风，皆成珠玑，使读之者如嚼蜜雪，齿颊有味”。崔敦礼、史浩《陛辞荐薛叔似等札子》称其“学问该通，辞藻华赡”。

徐梦华、楼钥《直秘阁徐公墓志铭》云其：“作文皆有根据，用事精确。”朱熹、清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称“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穷理尽性之学出之，故其文在诸家中最醇”。浦起龙评其文“弟畜子固，兄事退之”。杨冠卿、张孝祥《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称其文“精深雄健”。罗愿、其古文被推为南渡后第一。朱熹《与刘子澄书》称其“文字细密有经纬，可爱”，元人郑玉《罗鄂州小集序》称其文“尤为缜密古雅”，“有先秦西汉之风”，“理严辞畅，读之如登轩陛，而闻钟吕之音”。

吴儆、程珌《吴安抚竹洲集序》谓其词章“峭直而纡余，严洁而平澹，质而不俚，华而非雕”。陆游、其子陆子遹称：“先太史之文，于古则《诗》、《书》、《左氏》、《庄》、《骚》、《史》、《汉》，于唐则韩昌黎，于本朝则曾南丰，是所取法。然禀赋宏大，造诣深远，故落笔成文，则卓然自为一家，人莫测其涯涘。”

周必正、杨万里以“工于古文，敏于吏事，临疑应变，好谋而成”举荐于朝。洪适在《四库全书总目·盘洲集》云：“至于记、序、志、传之文，亦尚存元祐之法度，尤南宋之铮铮者矣。”杨简，以道学知名，其文“根柢儒学，温润尔雅，不规时好，作俗下语”。洪迈在《宋史》本传称“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陈藻著《乐轩集》，刘克庄序称其文“阐学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于希世求合”。《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古文亦主于锻炼字句，不为奔放闳肆之作，与《艾轩集》体格相近。

虽其蹊径太僻，不免寒瘦之讥，然在南宋诸家中，实亦自成一派也”。林亦之、刘克庄序称：“至于网山论着，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王十朋、朱熹称其“盖其所禀于天者，纯乎阳德刚明之气。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畅洞达，无有隐蔽，而见于事业文章者，一皆如此”。周必大、徐谊评其《平园续稿》:“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彚万状，不主故常，何其富也！……碑、序、题、跋，率常诵其所见，足以补太史之阙遗而正传闻之讹谬，又何其精也！……今观遗槀，贯穿驰骋，雍容而典雅，体正而气和，使人味之肃然起敬，如俨立于彤庭广厦之间，黄钟大吕，忽振于心，其渊源盖有自来。淳熙中，公翱翔于鸾台凤阁，已登政地，谊亦备数于朝绅之后。时高文大册，多出公手，每窃寓目，唯恐不能属餍。再还周行，而公谢政事去矣。归自南安，道出吉水，尝从公于平园之上，侍俎豆于充赋之堂。见其年益高，视听益壮，著述议论，方川至而无倦也。切以为天生斯人不数，则其惠利后世，岂直口语而已哉？后之览于斯者，盖亦参公之行事而观焉，则文章学问，本末源流，人材风俗，盛衰起伏，皆可自是而有考矣。”

四、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的为文宗尚：“祖程”、“宗苏”与“合程、苏为一家”

从作家为文的宗尚来看，大致衍为三种倾向：一为“祖程”派，二为“宗苏”派，三为“合程、苏为一家”派。吴子良《筼窗续集序》云：“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周必大云：“自元祐间苏文忠公有诋伊川程氏之语，门人怨怒，力排苏氏。由是学问文章遂分洛、蜀，识者非之。”“祖程”派，以朱熹、林光朝、姜特立、王廉清、王明清、张栻、刘清之、舒璘、吴儆、林用中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推崇二程，精通义理，如林用中，朱熹称其“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总体上重文理轻文词。

“宗苏”派，以范成大、尤袤、李石、晁公武、王庭珪、刘一止、沈与求、林季仲、王之道、李流谦等人为代表，他们推崇苏轼，以苏文作为学习的典范，赵彦卫言：“(南宋孝宗)淳熙中，尚苏轼，文多宏放。”合“苏、程为一家”派，以程洵、吕祖谦为代表，周必大云：“绍兴甲寅，予自湘中归庐陵，有录事参军婺源程洵允夫袖长书及所业一通相过，合苏、程为一家，心窃异之。”程洵文既有理致，又兼文采，王炎称其文“大抵理胜而词彩附之，陶铸隐括，俱不苟作”，吕祖谦之文也力求融合道学和辞章之学。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南宋孝宗时期作家群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孝宗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作品总量还是个人文集之富丝毫不逊色于北宋散文，其中文人学士是创作的中坚力量。从作家的地域分布来看，散文创作领域呈现出南长北消之局面。从作家为文的宗尚来看，大致衍为三种倾向：一为“祖程”派，二为“宗苏”派，三为“合程、苏为一家”派，很多作家的散文创作自觉以元祐为法度，欧苏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得到了呼应和弘扬，孝宗时期的散文创作是对北宋散文创作高潮的重要响应和延续，在宋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宋元戏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