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杭州知青史”正名

吴卫平

这一生最后的努力，留给明天！

一部荟聚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著作，应该取一个什么名称？

前几天，对《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校审稿进行最后一次讨论，与会参审者曾东元（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建议用名：《杭州知青史稿》。这一说，让我茅塞顿开。

我在写作“杭州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结束语”时，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第89页一段话：“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去，在艰苦环境中经受了锻炼，用自己的宝贵年华为改造祖国农村面貌作出了贡献，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起到了传播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涌现出一批英雄人物和事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经中央批准，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编写历时20年。2010年至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30个国家机关、部委和研究机构专家三次审稿后，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获得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2009年8月，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这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术性著作，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经”，以历史时期为“纬”，列有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军队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方面的研究专题近130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均有涉及。上述两部巨著都称为“史稿”，有历史和现实的原由。

另一部历史巨著《清史稿》于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主编赵尔巽，1928年印刷，共536卷。本义之所以叫《清史稿》，而非《清史》，因为这本记载清朝历史史书为未定稿件，未列入二十五史。为此，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等史学家纷纷建议按“正史”的标准修一部《清史》，以取代《清史稿》，使中国传统的“正史”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2020年2月，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的《匈奴史稿》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该著作是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历史研究成果中份量大、资料多、涉及面广、学术水平高的一部专著，为匈奴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主编顾洪章和参与人员，都是长期在国务院知青办工作的老同志，该书的顾问也都是曾担任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办的领导。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整体分析与评价。该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线索清晰，史料翔实，是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反映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信史”（注：指记载确实可靠的历史），而且为国史、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

“史稿” 释义：未经最终定稿的历史著作。上述历史著作定名为《史稿》，可见编者和出版社之用意。

2020年9月，受杭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之托，我主编杭州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一书，暂定名《杭州知青史》，但始终感觉此名口气大了些。

杭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为抢救和复原杭州知青的历史，决意编著一部记载杭州知青上山下乡的史书。

杭州知青的历史，时间跨度三十年之久，牵涉四个省市自治区和本省各地、市、县，以及学校、街道、企业，关连二十多万上山下乡知青。因此，完成这样一部巨作并非易事。再则，官方不提供任何资金，不提供编史场馆。也不提供任何资料。

谁都知道这副担子不容易挑，也没有谁愿意揽此重担。我生性就是一个知难而上，敢于闯逆流险滩的人，于是，壮士断腕，挺身而出。

办法总比困难多，一路好心人常有。通过努力，我掌握了与杭州知青史相关的上万条信息，积累了五十多万字的史料。这些汇聚在册的真实的史料具体到一个人和一件事，应该是杭州发展史上难得的资料。若干年以后，可提供政府部门或史学界用于专题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原历史系主任陶世和教授对我说：“收集知青上山下乡史料是做了一件很有价值和很有意义的事。同时也为学界同仁深入研究知青史，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也正是这句话让我进一步明白：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研究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开端，所以，此作应为《杭州知青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