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情缘／北京 益阳 青岛

山河里客栈

　　按：这是版主亲身经历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发生在1985年。文章形成于2010年10月30日，首发于百度空间《山河里客栈》，为寻找当事人杨英环和孙晓，曾向《湖南日报》、《青岛日报》、《北青网》等媒体投稿，多次求助北京公安，均未获得俩人下落。快40年了，扔牵挂在心。

　　我年轻时经过商。一九八五年，留职停薪，办了一家专营火柴盒商标贴画（火花）的商店。在邮购通讯中，结交了数千名全国各地的火花爱好者，孙晓便是其中之一。

孙晓是众多花友中来信最频繁的，两三天一封，来信地址是山东省青岛市湖南路33 号。孙晓从不汇款买火花，总是寄些烟标、糖纸、邮票、明信片、青岛日报之类的东西。按照收藏界“来信必复”的原则，我回赠他一些火花。孙晓称我为“叔叔”。其年龄、性别、职业等一概不知。有段时间，约三四个月吧，未见孙晓的来信。

一天，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署名杨英环的信，才知道了孙晓的一切。杨的信整整八页，书写漂亮，行文流畅，看得出是个有文化的人。信中附有孙晓的照片，是个 27 岁的成年人，可眼睛呈现痴呆的目光，脸上显露无奈的稚气。信一开头便称：“尊敬的李先生，您好！您不认识我，可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救了我的儿子孙晓”。我感到茫然，惊愕。接着杨叙述了如下的故事和缘由。

杨是北京人，五十年代在北京某音乐学校读书时，默默地爱上了青岛籍教师孙玉海。五七年因囗派问题被双开，遣回原籍。杨不顾家人反对，带着粮食户口迁移证赶到火车站，主动向孙示爱，并毅然随孙到了青岛，成为患难夫妻。到青岛后，无处居住，无业为生。夫妻俩便在郊外搭了个棚子居住。杨帮人倒马桶、捡破烂、搞搬运，以为生计。按杨的话说，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孙酗酒成性。于是他们的儿子孙晓生下来便成了弱智人，且体弱多病，常常流浪街头，受人欺侮愚弄，比他小的孩子拉他当马骑。

这次孙晓病重，杨接来北京治疗，不料并发肺炎，高烧不退，昏迷之中孙晓总是呼喊“叔叔”，病中偶尔清醒，也吵闹着要去邮局给叔叔寄信。杨翻看孙晓终日不离身的大提包，才发现孙晓的大量藏品，和与我的频繁交往。于是她认定是“给叔叔寄信”这一信念支撑着自己的儿子，是远方的李先生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她儿子的生命。（在此还要交代的是，落实政策后，孙被安排在山东省某研究所，杨xx则回了北京，并有一份工作）。

读了杨英环的信，了知了这段凄凉的往事，我夫妻俩不禁落泪了，有受宠若惊之感，更多怜惜同情之情。商量着汇去了500元钱，并写了一封宽慰杨的信。

回信中我坦言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收到杨的回信，除了千恩万谢之外，信中有一段文字，大意是丈夫打成右派后，她仇恨共产党，而高山的作为使她明白了“洪桐县里有好人”，然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杨还专门给我的单位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我没有转交。

孙晓病情稍有好转，便要他妈妈用轮椅推着，去邮局给我寄信。杨告知后，我深为感动，于是又汇了一些钱，数目记不清了，只晓得连同前面汇的500元，杨都如数还给了我，杨是个知恩图报、不贪便宜的人。

孙晓病愈后，执意回到青岛，继续流浪生活，好心人给他一份工作，往往干不了三五天。有次在某变压器厂上班，别人偷了厂里的大铜条，藏在孙晓的棉袄里，被传达室守卫查出，挨了一顿打。听了这些信息，我夫妻俩深感不安，萌发了接孙晓来湖南的念头，三番五次致信杨，并表示可以由杨送来或高山去青岛接。杨不同意，不想把“包袱”摔给我。想想人家监护人不愿意，加之责任重大，手头又忙，我便不再强求。

不料，一九八七年三月的一天，孙晓竟然一个人到了湖南。从杨的电话中获知这一消息后，我便去长途汽车站接站，没找着。回家不久便听见敲门声，来人正是孙晓 ——一个叫花子模样、衣衫褴褛、身材高大、痴呆傻笑的山东汉子。你说他傻吧，他却能独自一人从青岛到高山，然后找邮局（我的邮购业务常与邮局打交道，营业员几乎都认识）问到地址，径直到了我家。

孙晓提着一个“宝贝”袋子进了门，然后从袋子里抖落出一堆杂乱的物品，有从地上捡的脏污的烟标、糖纸，有文革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人民画报》，再就是一段约70厘米长的蓝色毛料（她母亲结婚时剩下，特意捎来的，礼轻情意重）。我妻赶紧叫他把衣服脱了（扔掉），亲自给他洗澡，换上我的衣服。我去商店买回一张弹簧床，开在小房间里，干干净净地把他安置下来。

孙晓饭量极大，喜吃面食，早餐照例是一大碗面条、两个荷包蛋。孙晓每天写日记，都是三字经，开头总是“清早起，上茅厕，上完厕，吃面条，荷包蛋，喷喷香……”叫人哭笑不得。另一爱好是收听当时禁止收听的某电台，听了又说给高的儿子听，很让我担心。

我住在机关家属区，家里添了一个大男人，怕邻居同事误会，不得不向打听的人说明原委。于是组织上知道了，要写材料，树典型。这可不是我的初衷。我秘书出身，给别人写过许多材料，可摊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了，我是个连“先进”也不想粘的人，厌恶虚名，讲求实在。对采访的同事说“要报道，就叫孙晓走人”，这样才免了一场虚荣。

一些好友见我家里养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建议让他做点事。我也觉得孙晓迟早要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便拜托朋友找工作。第一个工作在一家街道工厂，我送去上班，见用冲床冲压钢板，生产垫圈，太危险，便辞了。第二个工作在一家路边饮食店，洗碗打杂，不要工钱，包吃不包住，倒也可以。可没干多久，问题又来了。店老板和客人见他痴呆老实，便常常拿他“盘宝”取乐，甚至开玩笑，叫女服务员同他搞对象，把可怜的孙晓搞得神魂颠倒。

一天，我儿子放学回家，正撞见孙晓赤身裸体，拿着乳罩在胸前比划，手舞足蹈地照镜子。孙晓害怕我儿子告状，便离家出走了。那个晚上，风雨交加，我一家三口到处寻找，半夜两点也没找到他。第二天一大早又去找。找到时，他蜷缩在墙角，浑身透湿，连哄带吓好不容易劝回家。从此不敢让他再上班。他反而不满意了，要求回青岛。 我又气又怜，好言劝慰。他心存抵触，最后发展到以“绝食”相要挟，不得已我才与杨联系，让其儿子回青岛。

因工作太忙，不能亲送，为他添了新衣（给杨也买了丝绸套装），备足食品，买好车票，并在他内裤口袋里放了 300 元钱（缝上口），以备急用。我将他送到长沙火车站，拜托列车员一路关照。不久，孙晓来信，平安到家。

送走孙晓，有朋友说是解脱，而我感觉更多的是牵挂和遗憾，毕意与孙晓有几年的信件交往，有近八个月的朝夕相处。

孙晓回去后的第三年，我陪父母到北京办出国签证，特意拜访了杨英环。杨住在阜城门外大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厦旁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地址是北京阜城门外大街585号），房间小得可怜，一张双人床是她老娘的（老太太病卧在床），杨则在屋檐下的偏房放了一张单人床，睡觉时要从床的一头爬进去。老太太见我感冒了，给了一些药（杨家早年开药铺）。听说其父母也到了北京，杨执意要去看二老，带的礼物是一包面条、半瓶香油。那个年代，那般境况，互赠的礼物都很寒酸，却很珍贵。没见到孙晓，孙晓当时在青岛。

2000年我儿子到北京工作后，夫妻俩去北京探亲，曾于2001年、2002年两次故地寻访杨英环，均未能如愿。询问当地居委会，杨的房子已拆，新居可能在北海，而北海这一地名泛指地域很大，无从查找。一家小店老板说，见过 “宝里宝气” 的这个人（指孙晓），早几天还在这街上走来走去（流浪）哩。夫妻俩在北京定居后，又曾多次寻访，均未能如愿。

这是一段火花故事，一段（北京、山东青岛、湖南益阳）三地情缘，一段回想起来并不轻松的往事，可常常令高山回想和回味。物质条件尚不充裕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千里遥遥，仅仅书信往来，就那么信任，那么真诚，实在难得。记得拜访杨英环，适逢父母签证少了钱（数目不小），杨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东挪西凑，放心地把钱借给我，多么的不容易（当然这些钱，我汇给她了）。现在，写出这段经历，期盼重温真情，回归纯朴，期盼找到英环，找到孙晓。

英环，孙晓，你们好吗？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