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乡之“乡”愁

江湖

　　如果说故乡对于老一辈“三线人”来说意味着回不去的乡愁，那么对于“三二代”而言则是失乡之“乡”愁。

在那个“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火红年代，响应号召、服从调动，告别繁华、奔赴艰苦，是“三线”建设者的广泛共识。每个“三线单位”的最初的工作群体都是由能工巧匠、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所构成，而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则成为这个工作群体的普遍“标配”。 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如今这些步入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中的绝大多数过着身居异乡的平静生活，回望风华正茂时匆匆告别的故乡已是遥不可及，唯有不尽的乡愁萦绕心头！而当年跟随父辈而来的“三二代”们，则沦为了“故乡回不去、他乡融不进”的迷失故乡的灵魂窘境！

　　我是标准的“三二代”。父母早在1956年就 从山西老家调往西安参加国家“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军工项目建设；1965年又来到襄阳支援三线军工建设。我出生在西安，可我的人生记忆却始于我们全家抵达襄阳时转乘的襄江渡船上，对之前的西安和山西老家毫无印象。

我曾经问过父亲：“您的故乡在山西，可你说说我的故乡在哪儿？”“襄阳！”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的神态十分肯定。

“可是为什么襄阳本地的陌生人，在我尚未开口的情况下就会跟我说普通话，而跟别的襄阳本地人说襄阳话呢？”我问道。父亲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接着说“这种情况多次出现，显然在我身上流露出了非本地人的某些特质被对方洞察了”。“哦”父亲不置可否地回应着。

我接着又问他：“我的故乡是山西吗？”，父亲慈祥地看了我一眼没有马上回答，我又问：“在老家人眼里，我是哪里人？”，“湖北人”父亲脱口而出。“对呀！”我略显兴奋地表示赞成。然后又欠了欠身继续说：“在襄阳人眼里我是外地人，在老家人看来我又是湖北人，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故乡的人？”

此时的老父亲沉默了，促膝而坐的他避开我的目光，脸转对窗口，一动不动，似若有所思。

我意犹未尽地跟他分析着：“就说我妈老家那边，现在姨和舅舅们都不在了，你说我们如果再回去能住谁家呢？”。我的这一问也许触及到他内心深处的痛点，因为母亲过世后的近十年来，除受疫情影响的近三年外，他每年夏天都要回去母亲老家避暑的，而且每次都是小舅全家来照顾。我的话音刚落，他红润但布满沧桑的脸颊轻微抽动了一下，眼眶瞬间泛起泪花，视线直盯窗外不再看我…！

这场进行于2022年春天的关于故乡的对话让我陷入许久的沉思。

　　辞海关于故乡的解释是“出生或者长期居住过的地方”。照此理解，父母的故乡未必是子女的故乡。不过，三线单位垂直的隶属关系、功能齐备的封闭管理状态、偏僻的地理位置、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员工队伍所形成的地域多元的内部文化生态等特殊因素，构成了“三线单位”独立于所在城市之外的“小社会”形态，使得“三二代”们自然而然地承接父辈们的故土文化的衣钵，也认同了故乡。我便是如此。

记得小时候家里收到老家的来信我都会凑过去看看；老家有亲戚来玩时我也会特别兴奋；鱼米之乡并未冲淡我们家山西人的饮食习惯；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收到我姥姥去世噩耗时的情景：母亲手里拿着电报，踉踉跄跄冲进卧室，一头瘫倒在床上悲痛欲绝、撕心裂肺，年幼的我站在一旁静静呆立着，不知所措…。

正是这些点滴日常的老家元素及喜怒哀乐，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我的“三观”形成与文化认同。因此小时候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都会毫不犹疑地回答：山西人。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数十年光景已过，“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当维系故乡情结的老一辈纷纷驾鹤西去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所认同的父母的故乡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当回过神来的我，转头再去仔细端详所居城市的时候，却又发现自己与这座身居其中的城市其实十分陌生，灵魂深处的许多东西与之处于不同“频道”，有些甚至格格不入，于是五味杂陈的苦恼与彷徨翻腾于内心深处，冥冥之中怀念起那个激情燃烧的“三线”岁月，那个凝结着童年美好、快乐、幸福的“三线”时光，那个同样挥洒过青春心血与汗水的“我们厂”…！

此时的我似乎有些醍醐灌顶的猛醒：作为“三二代”的我，内心的故乡或许从来都不是父母的故乡，也不是当下所居城市，而是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我们厂”和那个“三线”建设的火红年代！

故乡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存在，无论多远、无论她的物理形态如何，它就在那里。心中有了故乡，灵魂也就有了归宿，正所谓心之所向、彼岸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