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百日

毛屯村人

我的回忆系列之十四

铁窗百日

作者 毛屯村人

（1）

游街示众的卡车在菏泽城里主要的街道上转了一圈，沿解放街向南，在菏泽县看守所大门外停下来。看守所在城南门里，南北大街东面。一片灰暗的砖瓦平房，看上去和周围的民房没什么两样。只有围墙上的铁丝网和墙角高出来的岗楼表明，这不是一般人呆的地方。铁大门紧闭，门南边的垛子上挂着牌子，上写“菏泽县看守所”，白底黑字。

车厢后头打开，我从车上跳下来。一直站在身后陪游的士兵仍然抓住胳膊，押着我走进看守所院子里。两个穿便衣的人迎上来，一个黑黄脸，稍长；一个白脸，年轻。两个人都面目凶恶，大声命令：“蹲下！”我们五人蹲成一片。白脸拿来一个本子，开始点名：“郭志杰！”我答应一声，有人从背后给我解开绳子，又酸又疼的双臂一时反而更疼了，两手肿胀有些发紫。我轻轻地搓着手，小白脸把本子递给我，说：“签名！”我看了一眼，是一张拘留证，盖着菏泽县公安局的印章，中间几行小字因天色已晚看不清楚。我签上名字，立刻有人推我一把：“走！”我跟着走进东边的屋子里，往左拐，昏暗的灯光下看得出是走廊，两边是房间门。走了几步，领着的人在左边一间门前停下，哗哗啦啦打开房门，把我推进去，又哗哗啦啦把门锁上，脚步橐橐地走了。

屋子里的灯光更加黯淡，我的眼睛一时不适应，看不清楚。一片昏黑中，模模糊糊觉得有几个人影站起来又坐下了，但没人说话。空气污浊，充斥着尿骚味。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才看清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空荡荡的，床铺、桌椅、板凳什么都没有。斜对着门的地方坐着三个或四个人，好像坐在地上，仔细看是坐在地铺上，身后靠墙的地方是卷起来的铺盖卷。难闻的尿骚味来自墙角的一只尿桶。

“坐下吧！”那几个人中的一位对我说。

我没搭腔，看看地方，只有正对着门的地铺上是空的，走过去坐下。一个人往我这边挪了挪，瞅瞅我的脸，小声问：“恁么年轻就进来啦！偷别人东西？”

“没有。”

“把人家闺女搞大肚子啦？”

“你胡说啥你？”我没好气地说。

“那是为了啥？”

我扭过脸去，不再搭理他。心想，老子是因为革命革到监狱里来的，那样问我，不是侮辱人吗？

当晚，我和衣躺在地铺上，既没有晚饭，也无铺盖。看守所里晚饭吃得早，我进来时时间已过。在押人员的衣服铺盖都是家里人送来，我没人给送。但我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冷，躺在那里闭上双眼，毫无困意，思维跳跃式的飞来飞去。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的场景：批斗会，捆绑，游街；由此发散出去，想起第一张大字报，“九一六”静坐，去北京串联；想到济南“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和职工俱乐部的声讨会。最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我的父母，想到如果他们得知消息，一定会伤心欲绝，我心里悲凉起来。

（2）

开始那几天，我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人生场景变化过于剧烈，虽然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从轰轰烈烈的运动到忽然关在黑屋子里，我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我在想：这是真的吗？革命真的革成“反革命”了。工作组刚给平了反，秋后算账这么快就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思来想去，我弄不明白，理不出思路。

同屋的几个犯人可能平时过于寂寞，对我这个刚来的年轻人有些兴趣，时不时表示一下关心。比如借给我手纸用；问我饿不饿？说过几天就好啦，饿透你就不觉饿了。我厌恶他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犯人，而我是受迫害的革命者。后来慢慢了解到，这几个人还真是罪恶累累的刑事犯。

那个凑到跟前问我怎么进来的家伙姓王，年纪约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白净，一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给人难以捉摸、诡诈的感觉。他是个还乡团，曾杀害过几名农会干部及其家属，解放时逃往边疆地区，改名换姓隐藏下来，十多年后终于被追捕到案。当时案子已到法院，正在等待判决。他穿一件大棉背心，走路有点弓腰，我总把他和座山雕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方脸大个子，四十多岁，长得很壮实，姓郭，是个惯偷，已经被抓过几次了。这次是盗窃时被主人发现，搏斗中将人打死，案子还没有起诉。王郭二人曾因小事发生争执，郭惯偷面目凶恶，出言吓人，说“要不是在这里，我弄死你！”王还乡团只好甘拜下风。还有一个人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坐在那里发呆，姓什么犯了什么事都忘记了。

和这样几个人关在一个屋里，我很心烦，当然毫无办法，只好和他们保持距离。好在没过几天，就有新进来的人分到这个号里来，而且和我是一个案子，都是“八一八”派的战友，我不再孤单。

我之后第一个进来的是菏泽县李村公社教师刘甦，罪名是“八一八”在李村公社下属组织的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是菏泽城里人，一九五六年山东教育学院数学系毕业，先后在济阳一中、博兴三中等处教书。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被补打成“右派”，三年后摘帽，调回原籍到李村公社完小当老师。文化革命兴起，他没有接受教训，带头成立群众组织批斗当权派，夺公社党委的权。镇压黑风刮到李村，他首当其冲，被诬为“老右派，新反革命”抓进来。

我没去过李村公社，不了解那里的造反派组织，原来不认识刘甦。他告诉我，“八一八”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所有造反派组织都垮了，不管和“八一八”有没有联系，统统被当成“反革命”。保皇派又复活了，当权派猖狂起来，到处在抓人，游街，批斗。

几天后，菏泽师范体育老师李广云被逮进来。他是郓城县随官屯公社王兵马集人，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专业是篮球。李广云走进牢房门，一米八的高个差点碰到门框，一脸的茫然，罪名是师范造反派红卫兵的黑后台。之前我在地专招待所联络站和他有过接触，算是认识。

后来又有两三位农民，因为造大队干部的反被打成“反革命”关进来，他们都是被干部们的家族势力扭送到派出所，由派出所押送到看守所的。农民受城市文化革命的影响起来造反较晚，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本村和本公社里，对县以上全局影响不大。抓为首分子关起来目的是杀杀他们的威风，摧垮造反派的力量。他们只坐了十几天到一个多月的牢就放出去了。

五六名政治犯再加上三个刑事犯，我们这间不大的囚室人满为患了。睡觉时空间已显得挤巴，脸朝上躺着刚能躺下，侧身蜷腿就会顶在别人身上。不只我们这个号，所有的牢房都满了，这在放风时就能感觉到。由此可见，外面的镇压已经疯狂到什么地步！

（3）

在被关进南门里之前，我对看守所的情况一无所知。知道人犯了法会“坐公安局”、“蹲监狱”，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子。亲身体验了之后我才明白，这是个设施简陋、环境恶劣，不把“犯人”当人待的地方。

菏泽县看守所是一片老旧的砖瓦平房，大门在西南角，朝向解放大街。它从西向东分为三部分。西部进来大门是办公区，有一个南北长的小院子。南头的南屋是看守们的办公室，西边几间是预审室，公检法提审在押人员的地方，北屋是伙房。牢房在中间，是共有一个大屋顶、类似一层楼的大平房，十字型的走廊两边大约有二十多个房间。南北走廊的两头是封闭的，东西走廊的西头通往办公区院子，东端通向东部放风区。放风区三面高墙，墙上拉着铁丝网，墙角是岗楼。北部是厕所，南部是活动空地。

我的牢房编号十五，在南北走廊的最西北角，是两小间西屋。房门开在南间东墙，通往走廊；后墙朝西开有两个窗户，窗外就是办公区的院子。房间东西宽约三米多，南北长约五米多，和伏契克住过的二六七号牢房大小大概差不多：“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注）屋子里白石灰墙发黄，水泥地潮湿发黑，木窗油漆斑驳。靠西墙一溜地铺，席子下面是草苫子，薄薄的一层，和直接睡地板差不多。屋东北角的尿桶，是不放风时方便用的。其他再无什么东西，简陋的条件连农村的贫困户都不如。

牢房里没有暖气空调，冷暖全凭气温自然调节。冬季天气寒冷，窗户紧闭，室内空气污浊，尿骚味熏人。天气炎热时，在押人员脱掉上衣，光着脊梁坐牢。房间虽有窗户，但不经警卫人员批准不能随便打开。

看守所不提供衣服被褥，在押人员须要自带。往往是人先进来了，家里再送衣服被褥来。有的家属不知道这样做，看守所还要想法通知。我进来的第二天，看守哗哗啦啦打开十五号牢房的门，扔进来一个包袱，说：“郭志杰！家里送的衣服。”我解开一看，是一床被子。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东西，也不是家里送来的，是关心我的同学们把自己的被子送来了。我已经有三个月不在学校里住，被褥杂物早不知哪儿去了；家里人不可能这么快知道我的情况。我之所以说哗哗啦啦地开门，是因为看守把所有房门的钥匙拴成一串，牢房的门上是铁链式的门吊，挂大铁锁，开关时互相碰撞响声很大。开一个号的门，整个走廊里都能听见动静。

牢房里没有水管，既不能洗脸刷牙，更不能洗衣服，多数人只好不洗不刷。个别受不了的，放风时在水龙头下洗一把脸，再接一杯凉水带回房间，第二天早晨用。衣服一直穿到换季时，才让家里人拿走洗。如果你要洗，只能在放风的十几分钟里，抓紧洗一下，凉在院里的铁丝上。洗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坐牢人的衣服铺盖要自带，一日三餐却不能让家人送来，牢饭是国家出钱供给的。不过，看守所的伙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早、晚饭每人一碗稀粥，一个高粱、玉米、地瓜干混合面窝窝头；中午一份炒青菜，一般是大白菜、辣萝卜、胡萝卜、菠菜什么的，再加窝窝头。大白菜有一股腐烂或冻坏的味道，辣萝卜带着皮上的黑斑下锅，说是炒菜实际是水煮加盐，难见几滴油星。逢年过节才能吃一次素馅包子，或者炒菜里有点肉片，见点油水。且不说质量差，关键是量太少。没有一个人能吃饱，没有一顿饭能吃饱，人人一天到晚饥肠辘辘。虽然饿不死，个个面白肌瘦，明显地营养不良。饥饿是一种长期的痛苦折磨。

（4）

看守所里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大约六点多钟，在走廊里值班的卫兵一声喊：“起床!”在押人员从地铺上爬起来(应该喊“起铺”，不是“起床”)，卷起自己的铺盖靠墙放好，排成一排坐在地铺上。七点多吃早饭，十二点午饭，下午五点多晚饭，都是炊事员老赵推着车子送到门口，每人一份。饭后都要坐在地铺上。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左右，各有一次放风。房间轮流打开，不同房间的人互相并不交叉，每个房间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大约晚上九点左右，卫兵又一声喊：“拉铺！”犯人们摊开铺盖，躺下睡觉。房间里电灯整夜不息，方便卫兵监视各号情况。

在押人员一天到晚在地铺上坐着，比寺院的和尚们修行打坐的时间都长，坐就是日子。没有书籍报刊，没有广播。原来设想带毛选四卷来，在囚室里学毛选过于天真。真带来也会被看守没收，不会让你阅读的。室内禁止互相交谈，禁止走动，未经允许不准大白天睡觉。说是叫人反省罪恶，你坐在那里到底想什么谁也不知道。开头几天我还想这想那，慢慢地我什么都不愿想了，天天饥饿加无聊，昏昏欲睡。

我只有十九岁，正是活蹦乱跳的年龄。整天坐在那里，不出屋门，连走动也不行，不只感觉上非常痛苦，身体也受不了。开始关节和肌肉酸疼，慢慢变得麻木，后来好像不能活动了，一动浑身酸痛；甚至不会活动了，放风时走路都觉得不会走，腿脚不协调了。不只身体，隔断信息，禁止交谈的恶果是思维迟滞，时间长了人会变傻。失去自由对一个人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

相比于整天坐着不动，饥饿对我的折磨更难忍受。十九岁的我正是饭量大特别能吃的时候，每天三顿那几个不大的杂面窝窝头，两碗稀汤一点青菜，合在一起一顿吃掉都难说吃饱。我从早到晚整天都在饥饿中，饿得胃疼，饿得心焦，越饿越想什么东西好吃，越想越饿。虽然我在五九、六〇年挨过饿，但那时总算还有糠秕、树皮、野菜填充肚皮，现在连凉水西北风都没有（窗户关着风进不来），饥饿难耐的感觉更甚。正象那几个刑事犯所说，饿透了，过一段时间就不觉饿了，后来饥饿的感觉不那么难受了。胃神经好像已经麻痹，再饿肚子也不咕咕叫了。

除了遭受恶劣的物质环境的磨难，我们还要面对一些凶恶而又冷酷的人，他们是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卫兵和提审官。这些人对待在押人员是冷漠的，苛刻的，毫无人道可言。卫兵还好一些，他们都是年轻的士兵，每天荷枪实弹，不是把守门口，就是在走廊里巡逻，透过房门上部的小窗观察屋内的情况，看到不遵守规定的人便大声斥责。最坏的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一个是所长王某某，我刚来那天在院子里见到的黑黄脸，外号王胖子，面目凶狠，态度恶劣，把在押人员当成他可以随便欺辱的奴隶。一个是干事任某某，个子不高，三十多岁，白净红脸。模样看上去并不凶恶，但是整天眉头紧皱，冷眼看人，一副阴险狡诈的样子。还有一个炊事员老赵，一天三顿饭都会见到他，除了“开饭！”“给你！”“拿走！”几个短句，从不多说，而且面无表情。

基于我的亲身体验，我对任干事的印象极为恶劣。有一天，他哗哗啦啦打开房门，把我叫出来带到他的办公室，就是办公区的南屋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因为他只是一名看守，不是公检法人员，没有权力提审我。任干事坐在办公桌后面，让我坐在桌前的一只矮凳上。他开口就严厉地问我：“你们为什么反对解放军？”我说：“我们不反对解放军，我们反对卫戍区镇压革命群众。”他气汹汹地说：“什么革命群众？反革命！”我说：“山工联不是反革命。”他恼了，离开桌子走到我身边，一脚把我踹到地上。我咬咬牙，起来重新坐到凳子上。不管他再说什么，我一言不发。

我在看守所的三个多月中，真正的提审只有两次，而且过程简单。一次是在被关进来十多天后，一位公安处的人来提审我，就在大门北边的一间预审室里。那人长什么样我已忘记，只记得他问话的语气声调有点装腔作势。他问：“你们和山工联有什么联系？”我答：“没联系。”问：“没联系为什么支持它？”答：“我知道它是造反派，不是反革命组织。”审问者提高了声调：“不要顽固不化，老实交待！”我不理他。停了一会，又问：“你们是怎么阴谋策划反军乱军的？”我答：“我们不反军乱军。”他拍了桌子，吼道：“在职工俱乐部开大会声讨卫戍区不是反军乱军吗？”答：“我们不同意卫戍区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他气极了，警告我：“顽抗下去，死路一条！”只好收场。

第二次的提审官是检察院的寻玉光。寻是胶东人，大高个，大脸，声音洪亮。他是检察院里较早关注文化大革命的人，“八一八”杀向社会后曾和他有过接触，我个人也和他交谈过，互相认识。检察院的保守派认为他是造反派，其实他只是有倾向性，并未参加什么组织。寻玉光把我叫到预审室，态度温和。他问了我几个与“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联系的问题，又问了与军分区的关系怎么搞糟的，不象审问象调查。回到牢房我反复思考，寻的问话是什么意思？我估计他并不是要落实罪状惩治我，而是想厘清事实，看看外面大肆攻击“八一八”的“反革命罪状”到底真假如何。

后来的两个多月直到出狱，再无人过问我的案子。这股逆文化革命潮流而动的势力，趁济南“一·三一”之机整“八一八”，打了“反革命”抓了人，把造反派搞垮，已经达到了目的，案子最终怎么结局没了兴趣。何况四月一日中央针对安徽镇压群众事件发出五点指示，不准将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山东开始反逆流。镇压者感受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底气已经不足。

（5）

我和庄道君等五人进来后，被分别关在不同的监室里，互相都不知道谁在哪个屋。有一天，开始放风了，还没有轮到我住的十五号。知道这时卫兵会退到大门口去把守出口，不在走廊里，我从地铺上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活动一下腿脚。走到门后，我从门上小窗不经意地往走廊里看了一眼，突然发现道君正提着尿桶，和另一个人一起从北向南走过去。他没抬头，不知道我在门后看他。我一阵惊喜，知道他在走廊北头东北角的一号牢房里，是一间的小号，两个人，和十五号错对门。但是，离得再近，我们也无法交流。

在看守所里我还见过韩体现。一天放风时，我从走廊里走过，见体现双手铐在背后，蹲在拐角处的墙角里。估计是违反了什么规矩，被铐在那里反省示众。旁边有卫兵监视，我们无法语言交流，只好互相点点头。几分钟后，我从放风场回来，他仍然蹲在那里。这是在被关押的三个月里，我唯一一次见到韩体现。马凯兵、程兆义，直到出狱我都没看见过他们。

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被关押者庞礼，他就住在正对十五号屋门的二号监室。每天放风，从门上的观察窗都可以看到，一个长发披散、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端着尿盆从二号出来，弯着腰从走廊走过去。他瘦削的脸是惨白的，黑胡子长而凌乱，就像大街上的流浪汉。后来知道，这个人是庞礼，菏泽师范音乐教师，因言获罪，以“现行反革命分子”逮进来，关押一段时间了。庞礼是菏泽东郊庞楼村人，出身名门世家。他的曾祖父庞玉璞是清朝两广水师提督，祖父是候补知县，父亲庞镜塘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后，庞镜塘被俘，关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一九六零年被特赦，安置在沈阳。庞礼是庞镜塘的次子，自幼天资聪颖，有音乐才赋。在一九五七年山东省第一届音乐汇演大赛上获得创作、演出、伴奏三项奖，名声大噪。他单独关在二号监室里，除了几声低沉的咳嗽声外，整天都静悄悄的，不知他一个人怎样打发漫长的时日。有一天突然从二号传来大声说话的声音，象是慷慨激昂的演讲，又象和人激烈地辩论，说些什么听不清楚。卫兵很快走过来，对着二号房门大声呵斥，里面声音戛然停止。卫兵走了，不一会演讲声又响起来。我同屋的刑事犯们说，这样的事有好几次了，是庞礼自己在说话，他已经半疯了。

在度日如年的磨难中，有几件于无聊中自寻乐趣的琐事至今记忆犹新。四月上旬，天气渐渐变暖，我和室友刘甦都无人给送换季的单衣。我们穿着冬天的棉衣，虽然天天打坐，仍感到太热。刘甦说：“我有办法。把棉衣拆开，取出棉絮，再把衣面和里子缝起来，就有单衣穿了。”我说：“怎么缝？连针线都没有。”他自信地说：“有办法。”吃饭时刘甦装作不小心打烂一只碗，拣两个锋利的碎片藏起来，又偷偷留下一只竹筷子。他从筷子上取下一截篾片，用碗砟的锋尖慢慢刮削，很快就成了一枚钢针的模样，然后再在针鼻处刮出针眼。最后拿给我看时，蔑针就和真的钢针一模一样。我称赞他手巧，他不无得意地说：“老手艺了！五八年打成右派后在林场劳动改造时练成的。”

刘甦拆开他的棉衣，拆时尽量保存缝线以备再用，取出棉絮后用篾针把拆缝缝好，一件夹衣就做好了。缝线不够时，他从棉被上拆下一段引线，并不影响被子使用。刑事犯老王见他缝衣，说炊事员老赵那里有针线包，可以借来用。刘甦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做的针比他那好使。”我们都暗笑。

李广云来到十五号后，经常偷偷在门后的墙上记些符号。过去一看，都是些不规则的划痕，不知道什么意思。问他，说怕过浑了日子，不知道是几月几日了。有人说，不知道日期更好，越清楚越难过，李广云笑笑不搭腔。

有一天，刘甦忽然问我：“你吃过螃蟹吗？”我说：“没有，见没见过螃蟹我都想不起来。问这干嘛？”他说，饿得心慌，光想好吃的东西。他在博兴工作时，最喜欢吃螃蟹。小清河流经博兴，每年七月都有大量的螃蟹溯流而上，到上游去产卵。这时的螃蟹味道最鲜美，比八月以后产过卵的好吃。而且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便宜。他在博兴好几年，螃蟹成了他最喜欢的美味，为此经常花得腰包光光。一连几天，每天早饭后我俩并排在地铺边上坐下，刘甦就开始给我讲说如何挑选螃蟹，如何煮熟，怎样剥开吃，直说得他自己嘴里咕咕咽唾沫。我的口水也快流出来了。

（6）

五月十七日那天，天气闷热。上午，卫兵在走廊里大声命令我们：“打开窗户！”窗户朝西，窗外是看守所办公区，远处就是解放大街。下午四、五点钟，隐隐约约传来嘈杂的声音，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仔细听也听不清楚，卫兵走过来在门外大声喝令关上窗户。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是“八一八”的战友们在解放大街上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自四月一日起，中央多次指示不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镇压“八一八”的基础上成立的菏泽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和公安处，坚持错误立场，拒不平反放人。一中“八一八”的同学们忍无可忍，于十七日下午组织游行示威，到看守所门口表达诉求后，又到公安处提出要求。在得不到合理答复时，被迫于当晚宣布绝食静坐。

十八日，卫兵增加了巡逻，全天不准开窗户。看守所一直严密封锁外面运动的信息，里面的人不了解外部形势的变化。如果知道，我们肯定会在里面闹起来。

五月十九日凌晨，还不到起床的时间，我被哗哗啦啦开门的声音惊醒。房门打开，看守任干事叫我：“郭志杰！出来！”我穿上衣服，随他走出监房，来到院子里。东方开始发白，黎明前的夜色若明若暗。一辆带篷的小客车停在那里，所长王胖子站在旁边，苦巴着脸，见我过来，低声说：“上车！”我登上车，见马凯兵、韩体现已在车上。接着庄道君、程兆义也上来了。王胖子最后上了车，汽车发动，开出看守所。

王胖子板着脸一言不发。因为他在场，我们五个人互相看看，没有打招呼，也一句话不说。我们都纳闷，这是要往哪儿去？去干什么？开批斗会，还是转移到别的监狱？那也不会怎么早啊！而且被子也没带，一时理不出头绪。车窗上挂着窗帘，外面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趁王胖子不注意，我掀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看了看。天已亮了，路边是房子，看样子还在城里的街道上，是哪条街我辩认不出来。

后来车子有点颠簸，我估计是出城了。过了一会，汽车终于停下来。王胖子先跳下去，我们陆续下去，发现竟然是在菏泽一中的大门口，又惊又喜，在车子旁边互相打招呼交谈起来。王胖子不再管我们，一个人向大门西边的传达室走去，边走边喊：“人哪？有人吗？”校工邵明法从北边走过来，说：“干什么？你找谁？”王说：“找学校负责的。”邵老师忽然看见我们，十分惊喜，说：“是你们几个啊！终于出来了。学校里没几个人了，都去公安处绝食了。”他又对王胖子说：“这会哪有负责的？都还没来呢！”王说：“你就行，把人交给你，你签个字！”原来他要的是手续。邵老师签了字，王胖子招呼不打，头也没回，钻进汽车开走了。

邵老师招呼我们到传达室坐坐。这时又过来几个同学，一阵惊呼，都说我们瘦得不像了，几个月不见太阳，脸色苍白。又说，绝食的同学们还不知道我们出狱，赶快去告诉他们。我们五人虽然还弄不明白形势的变化，但是立即决定去绝食现场，看望在为我们争取自由而受苦的战友们。

九十七天的牢狱之灾终于到头了。

注：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2017-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