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新疆老战士的峥嵘岁月”系列

迟来的繁星

<p class="ql-block"> 凡心整理</p> <p class="ql-block"> 贺劲南 1938年在抗日前线</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1958年9月18日,朱德委员长在阿克苏视察。</p><p class="ql-block">前排左起:杜宏鉴、田仲、张实秋、林海清、贺劲南、张希钦、赛福鼎、朱德、王恩茂、包尔汉、左齐、康克清、玛依奴尔、帕塔木。</p><p class="ql-block">中排左二:马增智;左六:麻木提·斯拉木;右起:吕华、王先文、路略。后排左一:冯海应;右一:莫我若。</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b>哈密平叛记</b></p><p class="ql-block"> <b><i>贺劲南</i></b></p><p class="ql-block"> 岁月在流逝,新疆和平解放已经过去45年了。在和平解放初期,驻守在哈密大营房原国民党一七八旅所发生的叛乱事件未得逞,被我军彻底粉碎,现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了。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仍然记忆犹新。</p><p class="ql-block"> 当时,我是二军五师步兵十三团政委,我同冯祖武团长率领十三团从头到尾,在哈密城大营房平叛现场,直接参与指挥部队投入围歼叛军作战的全过程,可以说,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p><p class="ql-block"> 为了记述清楚起见,且不妨从解放兰州、西宁战役谈起吧。1949年8月26日,经过七天七夜激战,西北战场重要的战略要地兰州城守敌被歼,全城解放。兰州和西宁解放后,河西走廊也获得全部解放。西北战场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根本变化。西进参战的各路解放大军云集张掖、酒泉一线胜利会师。正当全军积极贯彻执行第一野战军总部和彭德怀司令员所部署的新的战役行动,乘胜前进,继续分路追歼溃逃的胡、马匪军残部之际,9月25日,新疆最高军政当局,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随后,彭德怀司令员和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先后抵达酒泉城。酒泉城是二军前卫部队十三团解放的。一兵团在此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彭德怀、王震等首长向全军指战员作了重要讲话,动员号召全军向新疆进军,以战斗的姿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全胜。然后,举行阅兵式,检阅武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p> <p class="ql-block">贺劲南(右)1937年,红军长征胜利后,与堂兄贺坚良(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在陕西省富平县流曲镇合影</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紧接着,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今下达命今,要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立即率须二军、六军向新疆进军,担负起和平解放新疆的光荣历史任务。酒泉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全长2500余公里,寒冬已临,沿途绝大部分地段没有人烟,全是沙模,戈壁滩,步行是无法按时完成进军任务的。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缴获的汽车质量不好,数量也有限。当时,前苏联人民的伟大须袖、中国各族人民的亲密朋友斯大林元帅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给予援助,派来航空飞行队,支援部队进军新疆。王震司令员决定,除兵团直属机关和六军全部乘飞机空运直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外,其他所有进疆部队一律乘汽车与徒步兼行,向新疆奋勇进军。</p><p class="ql-block"> 10月10日,向新疆进军的号角吹响了。二,六两军在王震司令员统一领导指挥下,从空中与陆地分两路前进。二军军部和步兵四师,由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领走前卫,五师本队,六师后卫。十三团走在全军的最后面。全军骡马编成骡马大队,由指定可靠的干部带领随部队后面跟进。十三团满额,装备有了改进,体力已得到恢复,战斗力较强,能直接参加战斗的有2000余人。师分给我团接应部队的大卡车50余辆,实际运兵的汽车只有30余辆,车运与徒步同时进行。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战斗情绪非常高涨,斗志旺盛,思想活跃,歌声嘹亮,喜笑颜开。战士们的行李背包用汽车拖运,战士们则步行与乘车轮流倒运。步行的也不见有掉队的,前进的道路上没有敌情。每天按站宿营,搭帐篷(也有露营的),烧开水,吃干粮,一到晚上也不见灯光,静悄悄的。有时太阳由东方升起时,漫天涌动的白云与地上的雾气混在一起,好似一片汪洋大海。云雾消散后,沿途也看不到野生动物和其他鸟类。战士们编了顺口溜:“新疆好,新疆好,戈壁滩大不长草,想开小差也跑不掉。”调皮的战士说调皮话,大家听了哈哈笑。部队各级党委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物资也作了充分准备。有皮大衣、毡筒靴穿,带足了干粮,还配备了拉水、煮饭、烧开水、驮帐篷的炊具车,生活得到了保证,所以沿途没有发生冻伤和其他事故。经过半个月时间的艰苦行军,我们于哈密城内外,当时社会治安情况严峻,我们在进军途中就曾接10月25日下午,顺利抵达哈密。</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西北野战军发起永丰战役前,2纵队359旅部分团领导,于1948年8月30日侦察郃阳县地形时合影。</p><p class="ql-block">左起前排:周建生(717团副团长,永丰战斗牺牲)、贺劲南(717团政委)、蒋玉和(719团团长);后排:胡政(717团团长)、何家产(718团团长)。</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哈密城内外,当时社会治安情况严峻,我们在进军途中就曾接到师长徐国贤、政委李铨向我们发来的通报:原国民党一七八旅驻哈密大营房的部队不让我军进城,在七角井驻防的两个营还扣押了我运兵的汽车,窜回哈密城,将银行1.6万两黄金抢走了,有百多家商店和民房也被放火烧掉了。驻都善县的国民党部队不法分子把县长活活打死了,因为县长率领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等。师首长要我团加快行军速度,争取早日到达哈密执行新的任务。因此,我们思想上也做好了防止可能发生意外事件的准备。</p><p class="ql-block"> 二军参谋长贺盛桂率领军教导团和炮兵团,还有五师十四团的一个加强营,在哈密等候运送前卫四师返回的汽车接运,所以贺盛桂参谋长要我团暂停止前进。第二天,就接到王震司令员电令:成立哈密城防军司令部,冯祖武团长兼任司令员,我兼任政委。遵照一兵团党委和王震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城防军的任务有三条:一是确保城防部队的安全;二是严密注视大营房叛军的一切动向,随时准备歼灭之;三是维护哈密城内外的社会安宁,打击违法犯罪活动。</p><p class="ql-block"> 我们组织值班部队日夜巡逻,保证领导机关与上级和内地交通联系线的畅通无阻。城防司令部与一兵团直接通讯联络,归属一兵团直接领导和指挥。随时用无线电报告叛军动态。</p> <p class="ql-block">1949年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第5师领导视察13团时合影。从右至左,前排:13团政委贺劲南、5师政委李铨、13团参谋长伍银德;后排:5师师长徐国贤、5师政治部主任吴鉴群、13团团长胡政、13团政治处处长黄建华。</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国民党原一七八旅驻七角井五三三团有两个营,在特务和坏分子的煽动下,将我军从南疆返回哈密接运教导团和炮兵团的30多辆汽车和押车干部战士、五师拉运军用物资的汽车扣留。叛军五三三团团长陈公辅命令:把劫走的汽车和人员,连同七角井的叛军全部撤回大营房,企图叛逃,情况十分严重。贺盛桂参谋长出面勒令他们迅速把劫去的拉炮汽车全部放回,不得延误军机,否则追究责任,他们不听我军的警告,不但不放抢去的汽车回来,而且将我军一个押车的战士活埋在大营房里。我们发现叛军昼夜不停地在挖工事。冯祖武司令员立即将当时大营房叛军的动态向军区首长作了报告。提出了城防戒严的措施。王震司令员及时予以批准。于是我城防部队以临战的姿态作了部署,严防叛军狗急跳墙,突围逃跑。11月19日,贺盛桂参谋长率领军教导团大部和炮兵团大部,乘从南疆返回的接运汽车离开了哈密。留下的部分炮兵由团参谋长杨庚武指挥,就地参加了平叛斗争;归城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的部队还有十四团的一个加强营,军炮兵团和教导团各一部,以优势的兵力投入战斗。</p><p class="ql-block"> 国民党原一七八旅驻哈密大营房的是旅部及五三三团,旅长莫我若起义前被调至国民党七十八师任师长去了,新来的旅长在轮台尚未到职,由副旅长宋磊主持军务。团长陈公辅和一个副团长(名字记不清了)思想反动,兵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事后才查清:陈公辅等同特务、坏分子勾结起来,煽动叛乱部队抢劫银行黄金,反对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策划叛乱。副旅长宋磊是不支持叛乱的,但他无法控制部队。</p><p class="ql-block"> 我们对哈密全城宣布军事戒严之后,有一天晚上,五三三团参谋长(姓刘),湖南口音,个子高大,装扮成商人模样,还带了个通讯兵帮他提了个大皮箱,从大营房偷跑出来,被我哨兵抓获送到团部。开始,他有点紧张。经过我们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打消了他的思想顾虑后,他承认他是五三三团参谋长,并交代了偷跑出来的目的和去向。我们当面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装有不少金砖、金条等贵重物品,便原封未动。他深受感动,给我们报告了不少军情。他说:“副旅长、团长和副团长等人,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要突围向内地跑。”他们知道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已到了哈密,再不跑就会被消灭。于是,我们给他做思想工作,动员他回大营房去,他不愿意,他说:“现在已兵临城下,我回去也不起作用,相反,我的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证。”我们把上述情况向军区发了电报,提出对大营房实行军事包围的平叛方案,王震司令员同意我们的请示报告。</p><p class="ql-block"> 11月24日我们城防军遵照王震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各参战部队在下午黄昏前,以军事学习为名,向大营房分路隐蔽接近。我十三团从飞机场西北角向大营房靠拢;军炮兵团向大营房东北角靠拢,并且构筑泡兵工事,用炮火控制机场,支授我团改击,十四团加强营摆在大营房东南角:准备从正面进攻。叛军已被分割包围成了“惊弓之鸟”,逃跑也是徒劳的。放下武器投降是惟一出路,坚特顽抗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在这紧急关头,陶峙岳将军闻讯后,十分关心,速派刘振世从迪化(今乌鲁木齐)乘飞机抵达哈密,带来陶将军一封亲笔信,送到一七八旅副旅长宋磊手里,内容大意是:(一)放下武器;(二)出营房投降;(三)听从人民解放军处理。陶峙岳对一七八旅全体官兵作了规劝,但是到天亮后还不见动静,刘振世打电话要他们派代表来谈判也被拒绝。我们城防军司令部冯祖武司令员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们下午三点钟前缴械投降,否则全部用武力解决。他们还是按兵不动。我们用电报向王震司令员汇报,并提出动武的请示,没有得到批准。当天下午,一兵团张希钦参谋长从酒泉乘飞机抵达哈密。我们将他接到城防军司令部,由冯祖武司令员将情况向张参谋长作了详细汇报。</p> <p class="ql-block">1960年5月,与老战友合影。左起:张扬(原自治区教委主任)、林海清(原建设兵团副司令)、贺劲南(原建设兵团副政委)、路略(原建设兵团第一副参谋长)。</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张希钦参谋长立即召集参战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开了个小会,首先谈了他的来意,传达了王震指示精神,然后谈了面临的形势和解决哈密叛军的决策、步骤及方法等。他说:新疆和平解放后,起义部队绝大多数官兵是拥护陶峙岳将军和平起义宣言的,他们支持人民解放军进疆,自党地维护社会治安。这次哈密发生的叛乱事件,是国民党一小撮特务、坏分子和反动军官煽动、策划的阴谋破环活动。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影响我门部队继续西进,而且会影响对这支起义部队的团结与改造。因此,我军前进途中对处理叛乱部队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决果断而又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并取得起义部队的同意,将少数首恶分子依法处理: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守法的起义官兵加以区别,采取团结的方针,以争取教育为主,不予歧视;尽量不用解除武装的办法。但是,哈密国民党一七八旅的情况有点不同,他们阻挡我军进军,劫走运兵汽车,抢劫银行黄金,杀害我军押车人员,阴谋煽动部队叛乱,企图向内地逃跑;或上山当土匪与人民为敌,且破坏陶峙岳将军和平起义宣言和新疆和平解放,事态十分严重。因此,王震司令员命令将其包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等待他们觉悟,争取和平解决。如果他们还继续顽抗,不放下武器,我们就要用武力解决。我们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听了张参谋长的讲话后,得到启发,认为上级领导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一致拥护一兵团党委和首长处理哈密叛乱的政策及措施。为此,张希钦参谋长来不及休息,立即写信给宋磊副旅长,请他来谈判。</p><p class="ql-block"> 11月27日上午早饭后,我们接到大营房打来的电话,说宋副旅长同意谈判,他自己前来见张参谋长。张希钦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要我们派人到门口迎接。过了一会儿,宋磊副旅长带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来了。我们城防军司令部先做了些准备,选择了谈判地点,摆了茶点、纸烟等。刘振世也来了,同我们一起参加谈判。张参谋长见了宋磊,主动伸出手和他握手,坐在一起,气氛很好,谈判开始了。张希钦对他很客气,先问他:“你对陶峙岳将军和平起义宣言持什么态度?”宋磊回答:“我是坚决拥护陶司令的和平起义决策的。”张希钦又问他:“你部下发生那么多的违法犯罪事件,你怎么不制止?”宋磊回答不上来,表情很不自然。他害怕承担主要责任,解释说:“扣押解放军运兵汽车、抢劫哈密银行黄金、烧毁民房商店等,我是不同意那样干的,是陈公辅和他的副团长等少数人策划的。我的指挥失控了。”张希钦又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宋磊不敢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犹像了很久表态说“我听从贵军的处理。”张希钦态度严肃地对他指出:“解决你们的犯罪问题,王震司令员、陶峙岳将军都有明确的指示,现在给你立功的最后机会,立即回去做工作,把最坏的首恶头目抓起来,你下命令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部队放下武器后,将他们领出大营房听候处理,如果继续顽抗到底,我就下命令以武力解决。你如果接受了我们的和平条件,限部队在今天下年三点前就放下武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从宽处理,保证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宋磊点头表示同意,谈判就这样结束了。</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曾经给王震将军当过警卫员的四位老同志于1962年5月30日在阿克苏合影。</p><p class="ql-block">左起前排:李华仙、张义德 </p><p class="ql-block">左起后排:贺劲南、赵明高</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谈判结束后,参战部队的主要领导就去分头传达张希钦和宋磊谈判的主要精神,冯祖武团长带作战参谋路略到最前沿阵地,把营长柴恩元(是十三团优秀指挥员和战斗英雄)和营的其他领导请来,传达了张希钦参谋长带来王震司令员的指示和张希钦参谋长与宋磊淡判的情况,具体交待了该营的战斗任务,因为柴恩元带领一个连距离大营房旅部驻地很近,如果用武力解决,这个连是首先冲进大营房的尖刀连。所以冯团长特别担心,向他们交待:没有张希钦参谋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开枪。</p><p class="ql-block"> 当时,我到一、三营阵地上同时召集严水兴、谭玉林营长等开会,如实地传达了张参谋长的指示精神,争取不用武力,和平解决问题。但我们还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这样,全体指战员都隐蔽在工事里,紧握手中钢枪,严密地注视着大营房的动静,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当天下午二时左右,大营房的叛军终于举起白旗,向我军缴械投降了。他们就地放下了武器,有组织地走出大营房,按我军指定的地点集合。然后,我们参战部队有秩序地进入大营房,收缴武器,维持秩序。除前沿部队进大营房时放了几枪,朝天鸣枪警告外,其他部队都没有开枪,也没有伤人,张希钦参谋长随后也来到了大营房:副旅长宋磊仍在他的住处,没有离开。他见张参谋长来了,主动站起来同张参谋长握手,当场告发五三三团团长陈公铺及副团长等的犯罪行为.他立即传陈公辅来见张参谋长。陈公辅灰溜溜地走过来站在张希钦跟前,感到很羞耻,张希钦参谋长向他说:“这次处理你们的违法犯罪问题是按照陶峙岳将军的意见办事。王震司令员要你们放下武器,完全是关心你们的前途和出路,对于缴械投降,广大官兵是拥护的,双方都没有放一枪,就和平解决了问题”。陈公辅站在那里哑口无言,无话可说,只是低声说:“我有罪,罪该万死。”张希钦参谋长心平气和、耐心地向宋磊、陈公辅等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他一方面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消除他们的恐怖情绪,做团结争取工作;另一方面,宣布政策兑现:要我团给予宋磊以保护,听侯处理;让我团拘留陈公辅,不让他自由行动。放下武器的其他官兵,由我军派干部进行协助管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证。哈密平叛取得圆满胜利,为民除害,得到了哈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流血事件。</p><p class="ql-block"> 张希钦参谋长在哈密平叛斗争中,忠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灵活地执行了兵团党委、王震司令员和陶峙岳司令员对处理哈密叛乱的决定和指示。他始终坚持了“既坚决、又稳重”、“先礼后兵”和“仁至义尽”、“以理服人”的原则精神,完全做到了“情况明、决心大和办法对”,处事十分果断和细心。那么多部队围在那里,叛军全靠那座大营房固守,真要打起来,机枪大炮齐开火,四面八方冲进去,刺刀手榴弹一齐上,不知要死多少人;大营房、飞机场等都要遭到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无法得到保证的。由于张希钦领导指挥得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毫不动摇地掌握“政治解决为主,武力解决为辅”的原则,因此,出色地完成了平息哈密叛乱事件的任务,做出了很大贡献。</p><p class="ql-block"> 张希钦在平叛结束后,乘飞机离开哈密回迪化(今乌鲁木齐)前,主持召开了一次参战部队营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对平息叛乱斗争作了简要总结讲话。他高度评价各参战部队组织性、纪律性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好作风,特别表扬了遵守战场纪律的好人好事和模范人员。哈密银行1.6万余两黄金被叛军抢走后又全部解缴国库,他提出对有功人员应该记功表彰和奖励。同时,他对极少数违反战场纪律的现象,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实行了奖罚严明,给部队是个很大的教育和鼓励。</p><p class="ql-block"> 在这次平叛斗争中,部队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重要的党纪、军纪、法纪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际教有,收到了立杆见影的效果。部队开进大营房后,在旅部驻地发现了不少金砖、金条、金戒指、金银首饰和白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但谁也没有贪为已有。踏在脚底下的金条,也见不到有人去拣,或是装进自已的腰包里,而是收起来一律交回公家,自觉地逍守战场纪律,谁也没有搜俘虏的腰包,这一件件了不起的事情,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说到做到,这是我军的骄傲。哈密银行黄金被抢走后,还没有被运走。这个情况,我们在包围大营房之前就知道。为了使每两黄金归公,我们司政后机关抽调得力干部组织战场纪律检查组,分配到各营去协助各级领导维持战场纪律,这个办法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同志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将全部缴获的金银财物一律集中保管,统一上缴。当时,也有人说:“战争结束了,再不会有打仗的机会了,现在见到那么多黄金,不搞一点,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也有极少数战士偷偷摸摸地拿了一点儿,有的被发现后又自动交出来了;也有极个别隐瞒不交公的人,最后受到了处分。人民军队爱人民,爱国家,遵纪守法,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应该永远保持下去。那时候的政治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和权威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战斗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等,都重视支持和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已被实践证明成功的宝贵经验。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冯祖武司令员(左)离休后,1975年返疆访友与老战友贺劲南合影。</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张希软参谋长回去后,王震来电点名要十三团派得力干部乘飞机将国民党原一七八旅副旅长宋磊送到新疆军区政治部处理。王震司令员接见宋磊时,一见面就问:“你的私人财物丢掉了没有?”他回答说:“贵军纪律严明,我的私有财产丝毫没有丢失。”但又说:“临上飞机前,有人把我的美国造自来水笔收走了。”王震司令员立即给驻防哈密的十三团发电报追查,下令将原物送还他。为此,他深受感动,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名不虚传的“仁义之师”。王震司令员接着说:“陶峙岳将军向全国通电和平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解放新疆做出了很大贡献。驻守哈密的国民党原一七八旅部队不执行陶峙岳将军的通电和命令,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破坏和平解放新疆是国法、军纪所不容的。你们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改邪归正也是执行陶峙岳将军命令的。广大官兵是好的,他们是拥护和平起义、和平解放新疆的,其中有极少数特务、破坏分子和反动军官煽动部队千坏事,我们要区别对待和严肃查处。”</p><p class="ql-block"> 新疆军区司法部门很快派司法干部来到哈密,对煽动策划叛乱、抢劫汽车、黄金、烧毁民房、商店和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五三三团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反革命头目和一名士兵共5名罪犯宣判了死刑,并就地枪毙了。</p><p class="ql-block"> 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七角井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元帅为了援助蒋介石抗日,曾派来苏联红军在哈密驻扎,修了个较高级的兵营,即现今的大营房。苏军撤走后,国民党军队接管了这座营房。当时,国民党原一七八旅的五三三团和旅直机关就驻守在大营房里。陶峙岳将军宣布和平起义后,反动军官、特务分子和坏人乘机煽动叛乱,阻拦人民解放军进疆,抢汽车、杀害解放军押车人员、抢哈密银行黄金,烧毁数百间民房,企图反叛逃跑。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各族人民恨之入骨。人民解放军为民除害,拔掉了这个祸根,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翻身解放和平叛胜利。他们组织慰问团、抬上猪、羊肉和其他慰问品到城防司令部,慰问各参战部队指战员。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等口号。当我们团完成城防任务,继续向南疆进军时,各族人民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他们身穿节日盛装,冒着严寒,排列在大街两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送人民子弟兵铁流西进。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手里拿着煮熟的鸡蛋,提上烧好的奶茶,一定要指战员们吃了喝了再走、我们部队初次见到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语言文字不通,说话不懂,但他们还是翘起大拇指高声叫喊:“亚克西”、“亚克西”(好),千万张笑脸欢送解放军。这种难分难舍的军民鱼水情谊深的动人场面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p><p class="ql-block"> 哈密平叛斗争与新疆和平解放胜利已过去45年了,现在回忆这段历史的动人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i>摘自贺劲南回忆文集《金秋颂》</i></p><p class="ql-block"><i></i></p><p class="ql-block"><i><span class="ql-cursor"></span></i></p> <p class="ql-block"> 贺劲南(1917—2005)</p> <p class="ql-block">贺劲南,1917年5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花溪区像形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永新县地方赤卫队后被编入红六军团17师51团机枪连步兵排战士,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征(长征),同年10月与贺龙部红三军会师进行整编,后又在湘鄂川黔建立革命根据地近一年时间。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参加红二、六军团长征,翻雪山、过草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胜利到达陕北。期间先后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剧团宣传员、王震同志警卫员等职。</p><p class="ql-block">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120师359旅司令部党支部书记、旅除奸科干事、教导营特派员、旅直属队特派员、718团特派员、719团保卫股股长、南下纵队保卫股股长等职。其间,参加了百团大战、挺进粤北等重要战役,参加了开辟桑干河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 </p><p class="ql-block"> 解放战争时期,任359旅717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副政委、代政委。西北野战军二纵队解放旅1团团长兼政委,第一野战军2军5师13团政委。其间,先后参加了中原突围、延安保卫战、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还参加了解放宝鸡、西宁、天水、张掖、酒泉等重大战役。1949年随部进军新疆。</p><p class="ql-block"> 建国后,历任2军5师副政委兼库车、沙雅、新和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政委、阿克苏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中共阿克苏地委第一书记,新疆自治区商业厅党委书记兼厅长、新疆自治区建委、财委副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享受自治区主席级医疗待遇(正省级);1988年9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离职休养。</p><p class="ql-block"> 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人民功臣勋章。</p><p class="ql-block"> 于2005年12月14日凌晨1时30分在乌鲁木齐市逝世,享年88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