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石油人的故事

刘河生

柴达木石油人的故事
　　近日跟随青海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大型采访“榜样的力量.媒体记者油田行”主题采访活动，中央驻青媒体和省垣媒体16家新闻单位，27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走进青海油田，12月4日采访团从西宁出发前往青海油田敦煌生活基地，6日从敦煌坐大巴车进入柴达木盆地。过冷湖、进花土沟油田，一路走来石油人的吃苦、奉献的精神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记者，石油人的精神教育了我、心灵得到洗礼。柴达木里有一群石油人62年时间一直默默无闻的为祖国奉献石油，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有些故事已离我们很远，但我们不能忘记。


柴达木会记得 祖国不会忘记

　　每当我站在冷湖烈士墓碑下，总抑不住心中激情的波涌。几十年的往事，犹如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一段一段地映上脑际。往事回忆，抑止不住对战友的思念之情。我总感到他们没有离去，仍然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仿佛又看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听到了他们爽朗的笑声。“生做柴达木人，死做柴达木魂”。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非常光荣的命题。的确，柴达木是磨练人们意志的试金石，也是铸就生活的大熔炉，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锻炼了无数坚强的战士。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谱写了柴达木成长发展的动人篇章。

人们深深怀念这些同志，敬佩这些同志，衷心地感谢这些同志，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同志。下面记述他们中间几段我熟悉的人和事。

拉不断的琴弦

　　五十年代中期，一对刚从院校毕业的青年情侣，刚刚来到企业不久，就碰上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男青年被打成右派，组织立即把女方叫去，让其与男友断绝恋爱关系并让揭发男友的罪行。这位刚正不阿的女同志不但不揭发，反而提出质疑，他有什么问题，难道直言有罪？由于她刚正不阿，最终也被打成右派，双双被遣送回家。男的是贵州人，女的是四川人。分别时他们确定恋爱关系，海誓山盟，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相互赠送定情物，女方送的是个小提琴。回原籍后，她们热情不减，鸿雁来往不断。

常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大，双方家中开始关心他们的婚事，但无论怎样介绍对象，他们都是一句不同意。这事难坏了双方的家人。还是女方的姐姐“细心”，封封来自贵州的信件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找妹妹谈心，妹妹把自己的心事全部告诉了她，她表面表示同情，但心里却是另有盘算。她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一是可能耽误了妹妹的青春，二是对她自己的前途不利。

这位身为当地公安局的“革命领导”盘算，如何使自己的社会关系不被染上“污点”，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坚决”的措施，通过当地和男方所在地的邮局分别扣下了她们双方的信件，然后以冒名顶替的方法，以男方的哥哥、女方的姐姐名誉各给对方写了封信，都是说对方得了暴病身亡。当双方收到来信后，他们都失声痛哭，思想都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有时他们不相信这是事实，是啊，过去像两条鱼，须臾不离，而现在却人世两隔。这时对方的名字和过去的模样只能成为美好的记忆了。靠回忆温暖自己的他，用硬木做了一个精致的灵牌，供在自己床前的茶几上，并精心刻上了“愿我妻安息。”落款是：“你永远的丈夫。”他把友情上升到了爱情，把情人上升到了爱人。灵牌前始终摆着他亲手摘来的野花和香烛，就连每天吃饭，他也是先在灵牌前敬奉完，然后自己再开始吃。有时他伴着鲜花，凝望着她的灵牌，一呆就是几小时甚至一天，他一直生活在苦痛里。有时实在想她了就拿出她送的小提琴，拉上一段平时她最爱听的曲子，那悠扬动听和带有悲痛的琴声，让人落泪。凡是见到过她灵牌的人，都会被他那份无私、深沉的爱深深感动。他相信她没死，永远在他心中。女方也在失去支撑后，极度痛苦使她长期处在恍惚之中，她经常跑到街上，大声地喊叫着男方的名子。姐姐看到自己的目的已达到，趁机逼妹妹结婚。一个无助的女人哪！被自己亲姐姐欺骗而蒙在鼓里的妹妹，面对无奈的现实，只好结婚生子，过上了农家的日子。

不觉20年过去，她们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上级来函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她来到油田后，有人告诉她，他已来数天，现在住在招待所，她想不可能的事，无非活见鬼。但数人的异口同声，使她产生了去招待所看看的想法。到了招待所，真的“活见鬼”，出现在她面前的确是他，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似乎又回到了20年前，积累了一辈子的爱迸发出来，失声痛哭，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重逢的代价是青春。今日的相逢，她们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等待和痛苦！当得知他至今仍格守诺言单身一人时，她推开了他，愧疚之心使她难以面对，从此她躲着他。

事有凑巧，不久得到消息，说她的男人在当地被公安机关逮捕，说他是个畏罪潜逃犯。他原籍广西，在家罪行多端，并有妻室儿女，欺骗与她结婚犯有重婚罪，宣布她们为无效婚姻。这场本来就没有丝毫感情的婚姻，一直使她生活在苦痛里，她们的结合，只是迫于姐姐的压力。这场无效婚姻的解除和当地公安部门的来函，本是高兴的事，但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真心投入的爱情，却被姐姐残酷地扼杀了。她恨姐姐，也恨自己，尽管当时出于无奈，但失信于他的痛苦仍使她抬不起头。欠下男方的这场爱情债，将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同事们来安慰她，她避而不见。是啊，谁都能理解她那满腹的委曲、幽怨还有愤懑。男方来安慰她，她也避而不见。有人说她的命苦，可她那颗受伤的心里，有太多的无奈和孤单。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回忆往事，真情依旧，世事沧桑，爱情不老。正是有情有义的他，终于用真挚的爱情打动了她，消除了她的愧疚和自卑。有了爱，再冰冷的心也会冰雪消融、春暖花开。她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以豁达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爱在她们中间来了个大循环，起点是爱，终点也是爱，而且得到了升华。不幸的是好生活刚开始不久，1981年冬季的一天，男的在外地出差，女的在家却中了煤毒，苍天啊，为什么这么不公？！

我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龚德尊，是油田研究所的地质师。龚德尊地质师1981年12月29日中煤毒身亡，现葬在冷湖公墓左角的最后边。


远方带来的墓碑

　　在冷湖墓地正前方不远的坡下，有一坟头前立着一块不太显眼的墓碑，虽然它只有几十厘米高，猛一看并不显眼，但你认真看它却是墓地最好的一座碑。它用料讲究，雕琢精致，是墓地唯一的一块石料墓碑。冷湖由于远离内地，当地又无石料加工作坊，所以几乎所有墓碑都是木板和水泥做成的，独有它特殊。

它为什么特殊？墓主人是谁？听我道来。墓主人叫冯淑坤，广东中山县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6年进盆地，1960年冬季在冷湖五号因天然气中毒身亡。墓碑是其丈夫、我油田物探处老领导、六十年代就调大庆参加会战、后又经辗转到物探局任副书记的高凤仪同志，八十年代专门从内地带来安放的。

冯淑坤同志本是局机关劳资处的一位科长，1960年正是我局组织冷湖会战的关键时期，为了加强对会战队伍的领导，局里抽调一部分机关干部下基层帮助工作，冯淑坤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下基层后，组织让她担任采油一大队向秀丽女子采油队指导员。在任职其间，她任劳任怨，带头大干，多次受到上级的奖励和表扬。进入冬季，这个队所管的30多口井、一个集油站，都要进行认真检查和整理清洁卫生，尤其4个大油罐，都需要进行清理和清洗，以保证原油计量的准确性。这几个油罐，由于油泥积淤较多，清理难度较大，加之油气呛鼻，更增加了难度和危险性。那个年代，在艰难困苦面前，都是领导带头。冯淑坤同志第一个跳进了油罐，在过膝深的油泥里，罐底还结着冰，浓烈的天然气呛得人头昏目眩。她进去后，和同伴一起，用铁锹铲，用脸盆端。体弱瘦小的她，冰得腿抽筋，脚发麻，仍然咬着牙坚持，硬是坚持到最后，为群众做出了表率。

会战的年代，加班加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领导带头已成常规。她的天然气中毒就是因为在一次加班到深夜，疲乏劳累，回家简单地洗漱一下就躺下了。她们住的是土坯房，尽管简陋，当时在冷湖也是不多的。土坯房一般烧的是天然气，她刚睡下时开着天然气，不久天然气断流火灭，后又来天然气。由于炉子受热不均，烟囱排气不畅，所以这股气就成了死亡的魔鬼，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据说她睡到半夜已觉察到中毒，由于头痛欲裂，爬起来挣扎到门口，一只手已经够到了门栓，可惜的是她无力的手未能把门打开。

那时五号地区取暖烧的都是原油和天然气，住的大都是帐篷，加之设备条件的限制和对安全重视不够，为此不知夺走过多少人的生命。尤其是天然气更是不安全。因为那时正在会战，五号是重点，所以五号人比较多，估计在万人以上，可以说全局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五号，当然本人也不例外。那时也正是出油红火的时期，打一口喷一口，遍地是油，到处是气。取暖用油都是上班时拿个油桶，回来担或抬回来。所以每幢帐篷前都有一个盛满油的小油池，有时稍不注意就火烧连营，死伤惨痛。天然气也是哪口井气大就接哪口井，管线并没联纲，更没集中存储调节，因而造成极大隐患，也烧死烧伤过多人。

1995年我局40周年大庆时，一些老领导应邀回局，其中冯淑坤同志的丈夫、物探局党委副书记、原我局物探处的老领导高凤仪同志也应邀回局，期间我陪他及我局物探处老领导、后为大港油田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冯浩同志、我局原机关干部、石油部组织部长刘忠勇到冷湖四号墓地扫墓。刚一下车高凤仪同志就直奔冯淑坤的墓碑，失声痛哭，只听他说“淑坤我来看你来了”，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哭声。我终于明白，爱情在他的人生里，疾驰得越是激烈，停下的时候惯性就会将他的记忆，长长地拉回到那已经不再可能的美好时光。等我们在墓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只见他又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朵小白花和早已写好的一个小卡片，压放在了墓碑桌上，然后又对着墓碑喃喃私语。的确，人世间的悄悄话可分为很多种，有留守亲人对远行者的叮咛，有青春儿女之间的痴情呢喃。但是时代里还有另一种“悄悄话”，但其内在的成分，却有着金子般的沉甸，让人永生难忘。

我到墓地次数很多，每次到墓地，我都到每个坟头前看一下竖立的墓碑，姓名、籍贯、职务、牺牲日期……我默哀着，心中对烈士为青海石油事业英勇牺牲，葬身大漠戈壁的崇高精神充满无限的敬意。我老在想，当把这些人的故事聚拢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时代精神也就有了一个轮廓。是的，她们的精神，她们的灵魂，永远不死！

生做柴达木人，死做柴达木魂

在墓地左后角有座夫妻合葬墓，女的叫张秀贞，男的叫陈自维。说起这对夫妻的合葬墓，还真有一段故事可讲哩。张秀贞河北人，1956年参加工作，开始在研究所当工人，后调机关管资料，1936年生1981去世，还不到45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陈自维甘肃临泽人，1933年生，1954年参加工作，1987年去逝。

张秀贞同志逝世后，陈自维同志调华北油田，又与当年的同学结婚。1987年也就是他去逝的当年，我和陈洪振书记去华北油田出差顺便去看他，刚到招待所安顿好，陈书记刚出去办事他就来了，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当时倒把我弄糊涂了，“这是谁呢？我怎么认不得呢？”我自问着自己，但从他叫我名字的亲热劲，显然是以前认识而且还是比较熟悉的，我虽然当时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但也只好笑脸相迎。他走后不久陈书记就回来了，我告诉他刚才来人的情况，他说那就是陈自维。我说不对，陈自维我很熟悉，陈自维的形象马上就浮现在我面前，白白的，胖胖的，风度翩翩，但这次来者却是满头白发，瘦得让人可怕。陈书记说，是长期病魔使他失了型，认不得了。陈书记立即让我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再过来了，下午我们去看他，但他还是吃了午饭就又跑过来了。他把我们领到他的家，之后又到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他办公室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的、墙上挂的，桌旁的工具盒里，全是他在柴达木工作时的照片。重病其间，他仍心系石油，情怀青海，人虽已调华北，心仍向青海。是的，他经常仰望旧照，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之中。我想，一个寻常人感到生命尽头到来时，也许恐惧，也许忧戚，也许坦然。他所能想的做的，也许不外乎关心对生前的财产、死时的墓葬及死后子孙的未来。但他和我们谈的却是柴达木及当年在柴达木工作、生活的情况，他说他现在想的只有柴达木，并向陈洪振书记要求死后把骨灰埋在柴达木。陈书记讲，这事你得和现在的妻子商量，和孩子们商量，组织不好做主。的确，这时柴达木成了他心中的一切。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返回青海，在华北分别时的情景，握手告别时，我说陈书记(调走前他曾是研究所的党总支书记)你好好保重身体，明年我再来看你。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其实我心里也非常明白，但他这么一说我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立即泪流满面，再也不敢抬头看他，他却笑着说，不久我们还会见面的，一语双关，让人痛苦万分。1987年12月9日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忠骨从华北油田运到柴达木，与他结发妻子张秀贞合葬在冷湖四号墓地。

陈自维同志毕业于兰州培黎石油学校，是1954年最早进入盆地的勘探队员之一，七十年代我曾采访过他。的确，柴达木的发展史尤为石油发展史，是与这些首先进入盆地的勘探队员分不开的。正是他们打开了柴达木宝库的大门。1954年，柴达木还是一片绝少人烟的荒野时，他就坐着进盆地的第一辆车，载着粮食、饮水、柴火和帐篷向茫茫沙海出发了。那时每人每天3斤水，不准洗漱，只供饮用。当时柴达木是没有路的，是边行车，边修路，不知道承担了多少惊险，经历了多少痛苦，他们经过10天的磨难才到达目的地阿拉尔。

勘探工作还比探路更困难，在柴达木，大自然就像神话中的巫婆一样，总是把名贵的宝藏，深藏在最艰苦最隐蔽的地方，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取得它。为探明地下宝藏，他和第一批进盆地的地质勘探队员们，跋涉过雪山冰川，转战过荒野戈壁，经历了难以尽述的巨大困难，找到了无数个储油构造。他后来担任东部勘探处的领导，多少风雪，多少风沙，多少次艰苦的考验，多少次胜利的喜悦。他带领勘探队伍，走遍了整个柴达木盆地，东起达肯大阪山，北至赛什腾山，南自奇漫塔格山，西到阿尔金山，都有他们勘探的足迹，都曾遗落有他们辛勤的汗滴和欢乐的歌声。是的，油田历史的每一页，都充满了艰辛、汗水甚至鲜血。

的确，生做柴达木人，死做柴达木魂。是老柴达人的夙愿，他们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已的诺言。在四号公墓，有几百人为柴达木的石油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两位副局长我还比较熟悉，薛崇仁副局长我已写过，不再赘述，这里还得对副局长吴同才同志说上几句。认识吴同才同志是六十年代，他在井队蹲点时在红沟子打井的3288队住了一个多月，他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对生产的运行管理，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因为他是从运输处长的位置上提上来的，所以他分管的主要还是运输，但他的管理严格是出了名的，可能有些人还会记得他从五号推车到老基地的事，30多公里的路，硬是让这辆车的所在单位的领导和运输处有关科室的干部，把车推到所在单位老基地的停车场，并召开了现场会。原因就是没按规定，公车私用、乱停乱摆，推车走30多公里路，是对他们的惩戒，这件事对全局教育很大，而且对强化运输及全局的企业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期，吴同才同志在廊坊工作的儿子吴旗、吴毅来扫墓，找到我后我向当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志学要车，他马上就给派了车，我陪他们去的墓地。的确，每次看到吴局长的墓碑，吴局长高大魁梧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面前，思绪翻飞，心里一点也不平静。是的，由于长期的荒漠生活，石油人被陶冶得纯朴、晶莹，涌现出许多坚韧不拔而又出类拔萃的人物，吴同才同志就是其中一位。谁能料到，这样一位党的优秀干部，正在发挥巨大能量的时候，葬身柴达木油田，想到这怎么会不动情？

献了青春献终身

　　在四号墓地的正前方和左前方各有一个大坟头而大坟头两边各有两个小坟头，这就是李尚吉和迟文政同志。李尚吉原是1219队的钻工，在五号北区一口井的作业中，不幸被二层平台掉下来的吊卡砸死。当时的情景非常惨。正在起下钻的吊卡在二层平台掉下来后，正砸在在钻台操作的李尚吉头上，当时就脑浆横流，与钻台的泥浆浑在一起，被吓懵的司钻姜子康，立即扑上去，用双手把脑浆往一起收，嘴里不停地叫着，尚吉呀尚吉！

李尚吉同志是四川人，个子不高但比较结实，干起活干脆利索，说起话来直来直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还是个屁大王。你或许说这也值得写，是的。因为井队年轻人多，工作又特别忙，有时两天打一口井，一个星期要搬三次家，正像以前我们局的老书记薛纪元同志讲的，吃饱三顿饭，睡够八小时，其它时间干、干、干！我在1219队蹲过点，也帮过忙，这个队一直是个先进队，局、处英模很多，清一色的年轻人，干劲大，热情高，业余时间玩得也花哨，李尚吉的屁大王就是在一次饭后院子里的非正式比赛中获得的。

迟文政同志是1968年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油田的，刚工作是在3288队的三班当工人，也就是英雄肖缠岐所在班。当时三班是西部的先进班，也是西部指挥部指挥王兆褚最欣赏的一个班。架桥、架线、挖管沟、修路、平井场样样都争先，尤其是架桥和管线过河，至今令人感动。刚上西部，工程用水和生活用水都是从阿拉尔拉来，但从花土沟到阿拉尔要经过几条小河，其中一条水还较深，流较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架座桥，但刚上西部，当时除拣来的废旧管材和钢丝绳外别无建筑材料，但凭着大家的聪明才智，桥墩用管材，桥面用管材，管材之间的连接用废旧钢丝绳，所修建的桥不但能行车，就是拖拉机在上面走也不受影响。更令人感动的是当时正值地冻天寒，冷风剌骨，又无吊车、拖拉机、无任何机械化帮忙，全靠人拉肩扛，又在冰冷的水中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凭着人们的坚强意志和在西部找油的决心，硬是修成了，至今那几座桥还巍峨屹立在那里。说起管线过河就更有意思了，随着大批人员和设备的到来，用水量大增，用汽车拉已跟不上需要，需铺通一条从阿尔拉至花土沟的水管线，把阿拉尔河的水用管道引到花土沟。这样需挖条宽1米、深2米、全长40多公里的大沟，把管线放入。当然，这还不算最难，更大的难题是，管线如果过河，当时虽说河宽只有几米，但周围却是一片沼泽地，总宽度超过百米。这么宽的跨距，在隆冬管沟如何挖？管线如何焊？研究会、论证会开了若干次，但仍无结果，当时西部的领导看了也摇头。怎么办？“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一天，三班的同志不要命地跳进了厚厚的冰层里，挖出了沟，焊通了管。当队干部和西部领导闻讯赶到现场，看到这惊人的一幕，个个都敞开胸怀，抱起了工人冻僵的脚，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几次的战斗中，迟文政的点子最多，起的作用最大，也是最活泼的一个。后来指挥部领导多次在大会上讲，创业就要有这股劲，没有这股劲将一事无成。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沟挖成了，管接通了，花土沟用上了自来水。

我和迟文政同志很熟，相处时间较长。他为人正直、豪爽，工作起来一丝不苟。迟文政同志从三班调出后，曾在机关搞技术攻关，后又调井队当技术员，不久又调回机关。八十年代因当时固井问题较多，又调他去固井大队，负责工程技术及行政管理工作，1988年被提为钻井公司副经理。多年来困饶他的最大问题是，他的爱人在黑龙江省肇源工作，长期两地分居，他也一直要求调走，但因工作需要也走不了，提为副经理后，调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不得不说服爱人调来青海。爱人办完手续后，带着两个孩子乘火车来到柳园，他在百忙中坐车去接，但在回返花土沟车行至冷大公路203公里处时，却与对面驶来的大型车相撞，迟文政同志和13岁的女儿、9岁的儿子当场被撞死，只有爱人受重伤，令人无比悲痛，惋惜万分。

柴达木有句顺口溜，献了青春献终身。是的，活着这是一句豪言壮语，死了这是一句历史写照。

魂归柴达木

　　留遗愿骨埋柴达木，赤诚心以启后来人。在我们墓地的中央埋着两位外地人，一是陈贲，二是黄先训。陈贲同志曾是石油部的总地质师，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随后下放到我局研究所监督劳动，文革中又进一步遭受迫害，最终含恨离开人世。

陈贲同志是福建人，湖南长大，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先后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玉门油矿工作，之后又在美国留学多年。他的理论高深，而且结合实际，写过不少论文和著作，影响很大，据说华北、胜利油田的发现都与他的理论有关。就连我们青海油田，他也早在1954年就撰文写到，祁连山南麓之青海，上侏罗纪地层也甚发育，沿山麓应为产油之区，有发现油之可能。当然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1954年康世恩带领苏联专家及部分国内知名学者，几十人到柴达木考察，时间近一个月，其中就有陈贲。我接触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廖健处，廖健同志也是1954年进盆地的老地质工作者，是柴达木地质大队103队队长，后来一直在油田地质研究所。我认识他是因为我在井队当过采集工，也就是地质工。廖健、葛泰生、郑长明、吕友生等经常到井队了解井下地质情况，所以接触较多。第二次是在冷湖深17井的井场，据说冷湖深17井就是他坚持打的，当时他正在井上蹲点，坚持打到侏罗纪。今天回想起来道觉得蛮有意思，那时一般人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敢接触知识分子，更不敢接触右派，只怕受牵连。我因出身不错，又来自工人，所以无所顾及。其实，那两次接触也不算是正式采访，只不过是两次交谈而已，并没成文。

凭心而论，我对陈贲并不了解，只是在和他交谈中还感到他人很随和，没有权威的架子，事业心很强，更没有“敌人”的感觉。陈贲同志在下放到我局期间，的确也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由他负责编制的冷湖油田开发方案中，是在研究了冷湖油田的富集规律后，首先提出了冷湖油田是由侏罗系生油层补给的正确观点。在他总结的冷湖油田断块油气藏富集规律，对国内外断块油田的研究起到了借鉴作用。此外，他还对柴达木盆地的油气分布特点以及选择有利地区等问题作了研究。遗憾的是他走的太早了，也太可惜了。

黄先训我并不熟悉，但我认识他的女儿黄嘉明。黄嘉明告诉我，他父亲1917年生于汉口，先后在汉口、四川、延长、玉门油矿工作过，后调石油部地质勘探司任工程师。他一生致力于石油工业的发展，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在石油地质理论和钻井泥浆的研究、应用上，有独到见解，并取得显著成绩。在特殊时期，他在监狱和“牛棚”里，克服重重困难，写下了数万字的技术笔记和理论初稿。1979年平反出狱，1980年病逝。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逆境中奋进，在劫难中度过的。

在北京住院期间，在他病危即将离世时，用手势把孩子们叫到身边，用微弱的声音说：“去……去……”孩子问：“回家去吗？”他微微摇头，又吃力地说：“去……去……”反复问他三四遍他都摇头，最后还是女儿领会了他的本意说：“是去柴达木吗？”他微微点头离去。石油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康世恩同志送了花圈。按着他临终的要求，将他的骨灰送到了柴达木盆地。我们油田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他为什么要来青海？原因是这样的：多年来他一直关心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渴望到盆地来考察研究，1957年他终于购买了去冷湖的车票。启程前夕，突然接到部里要他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他只得退了票。谁知，此会一开，大祸临头，从此当了右派，连石油工作都干不成了，还谈什么去柴达木呢？平反以后，黄先训同志总想着去柴达木的事，几乎没有一天不兴致勃勃地谈论他去柴达木，并为即将到来的柴达木之行做着各种准备。几十年过去了，赴柴达木的激情仍然在他心中燃烧，但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80年7月31日与世长辞，终年64岁。他到柴达木的渴望一直未能如愿，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黄先训的柴达木情结，也唤起了子女们对柴达木的向往，1997年在戏曲家协会工作的黄嘉明同志随石油作家代表团来到盆地，她高兴极了。的确，正像她说的，柴达木是我感到最亲切的地方。第二年在南阳工作的儿子趁去新疆之机，也想来柴达木转转，顺便给父亲上个坟。一天我接到黄嘉明同志的电话，他说弟弟明天从乌鲁木齐动身去青海，让我招呼一下，我也很高兴。我说你告诉他让他告诉我准确动身时间，我好去柳园火车站接，她说不用了，还有人与他同行，到了敦煌他会找你。结果等了三天仍不见来，我给黄嘉明同志打电话寻问情况，她说也联系不上，这时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我立即叫上肖复华同志的爱人周宏同志去找，先是到我们医院问问情况，都说不知道，我们正要进城时，一位刚从市医院回来的人说，确有两青年出了车祸，一死一伤，死者还在现场，伤者正在抢救。我们立即赶到了市医院，只见我们的包院长也在那里帮忙抢救，我就明白了一切，脑子“轰”的一下，像是发生了爆炸。看到被抢救者不像是小黄时，我们立即驱车到了现场，只见他们乘坐的小车正横卧在一台拖拉机下，嘉明的弟弟还被车压着，一台照相机挂在脖子上，另一台相机已甩在路边。因人已死，公安局还在保护现场。回来后，我们立即拔通了嘉明同志的电话，焦急的姐姐正等着我们的消息。但这时我们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周宏更是哭成了泪人，我只好强打精神，说大姐你要坚强，弟弟确实出了事。然后我们把整个经过告诉了她，并说青海油田已通知了南阳油田，南阳油田也正在来人处理当中。

时已过数年，但在我的意识中总还在想这事，如果我去接……如果那时有手机……如果他不坐便车……，唉，晚了，一切都晚了……

凝视着墓碑，我又想起了柴达木人，他们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荒凉的戈壁，历经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苦难。有些柴达木人，他们调离柴达木后，当他们行将与世长辞的时候，嘱咐家人将他们的遗骨送到柴达木。也有的根本就没在柴达木工作过，仍提出了这一要求，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深深眷恋着那荒凉的戈壁？也许，他们认定，人，就应该像柴达木人那样生活；人，就应该像柴达木的高山、戈壁。当你将行走完生命历程的时候，你可以无愧地说，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听而生畏的地方”。是的，他们经过一生的思考，选择了最后的归宿——柴达木！

冷湖墓碑，是一本翻不完的巨著；

冷湖墓碑，是一首阅不尽的史诗；

冷湖墓碑，是一首岁月留下的歌；

冷湖墓碑，是一本油田历史的年鉴；

冷湖墓碑，是一座柴达木精神铸造的丰碑！

高高墓碑下几百个高尚而又不朽的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尹克升同志一生为党积极工作，把党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听从党的召唤和安排，党把他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他长期工作在青海高原，不论是在石油地质战线还是在省级领导岗位上，都尽心竭力，勤奋工作，为青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与青海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深受全省各族人民的爱戴。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正确把握工作方向，为青海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驾驭全局的作用。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开拓创新，善于结合青海实际开展工作。坚持把发展农牧业放在全省经济工作的首位，把加快资源开发作为振兴青海经济的突破口，并把环境保护同资源开发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把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全省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组织实施省级机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和东西异地扶贫工程，带头到贫困县、乡蹲点，带领全省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坚持把民族宗教工作当作全省工作的大局，致力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进步；坚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青海高原精神”；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狠抓领导班子、基层组织和民主集中制建设，为青海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调任中直工委副书记后，坚持党要管党原则，组织中直机关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为加强中直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廉政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努力为党工作。组织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重新颁布和贯彻学习，并带队参加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换届考察工作和中央“三讲”教育巡视组工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尹克升同志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作风民主，公道正派，待人诚恳，生活简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深入细致；乐于倾听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同志，关心爱护干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优秀品质。
尹克升同志离休以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时刻注意学习，十分关心基层群众，经常深入地方进行调研。在生病期间，还非常牵挂青海玉树地震灾情，积极为灾区捐款。他以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精神同病魔作斗争，住院期间仍坚持学习，在病重期间郑重地向组织提出，后事一定从简办理，并叮嘱家属不给组织添麻烦，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
尹克升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沉痛哀悼尹克升同志，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本职岗位，认真扎实工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创业四十年”文章摘录女技术员迷路当“团长”(曹逢中)
　　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地质勘探队员每日早出晚归，在戈壁丘陵地带工作经常迷失方向，不少人夜间摸不回驻地，只得在戈壁沙滩蜷缩一团，等到天亮后再返回。大家戏称为当“团长”。我记得就有一位女技术员夜晚走失当“团长”的事情1958年5月，我和地质处团委干事王良臣同志到在北陵丘构造工作的地质队蹲点。机关干部到野外队工作，蹲在队部是无法开展工作的，因为大家天不太亮就出工，天黑时往回返，到驻地也九、十点钟了，吃过晚饭就睡觉，蹲点工作必须跟班劳动。地质技术员在野外工作多是单独活动。我跟技术员刘泰连一起行动，王良臣跟蔡碧琴(女)一起工作，我们各自带了一行军壶水，揣了两个馒头，六点多钟就从驻地出发到自己工作的地区去。北陵丘构造名不虚传，构造区域全是犬牙交错，沟壑纵横，状如残垣断壁的城墙，绵延不断，这种地形地貌，最容易迷失方向。还算幸运，我和刘泰连晚上九点前就赶回队部了。其他人在九点左右先后也回来了。到了晚上十点，还不见蔡碧琴、王良臣回来，指导员赵敬同志慌了，立即组织人点燃堆堆篝火，敵起锣鼓，给迷路人指明返回方位。如此这般折腾了整整半个晚上，但毫无消息。第二天全队停工，二人一组分头找人，我仍和刘泰连一个组。上午十点多钟，我俩在队部西北侧约五里路的地方发现了蔡、王二人东行工作踩过的脚印。我和刘泰连商量，这种满山遍野找人的方法不可取，还是顺着她们的足迹跟踪“追击”为好我和刘泰连回队部吃饭，带了四个人一昼夜的干粮和饮用水以及简单的救急药品，还有手电筒等，大有白天找不到人夜间继续找的决心。我们二人从队部出发，向东北方向搜索，大约走出四里地，又断断续续发现了蔡、王二人东行的足迹，隔一段路还有蔡碧琴他们在地质点上插的小红旗，这给我们跟踪寻人带来了方便。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我们看见一个约有十米高，顶部直径也约有十米的孤立小土山包，周围全是米粒大小的砂砾，来回踩的足迹多而明显，土包顶部小红旗迎风飘展，好似指引我们这就是找人的关键部位。我们二人爬上小土包，顶部土质比较硬，再也找不到足迹了。我们判断小土包上的小红旗，一定是蔡碧琴布的地质点。下得土包，继续寻找足迹。布点工作的足迹是从西北方向爬上的，布完点又从东南方向下去。我们朝东南方向继续往前追，走了二三十步远，又发现素、王二人返回的足迹，从正南偏东方向上了小土包，又从正北偏西方向下去，一直往前走。小土包是个疑团。东、西北都有相反方的足迹，到底往哪个方向追去，我俩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分析认为，朝东南方向的足迹，是白天工作路线队南向北编西的足迹是夜间迷失方向后的去向。事实证明，我们正北偏西方向追寻是对的。我们看出蔡、王二人迷失方向走的线是笔直的，翻山越岭，过沟爬坡，不管地形多么险阻，也不改变路线，本来一些地方轻绕一下就有缓坡，但她们硬是避缓坡爬陡这说明她们已经迷失方向，我们为了跟踪她们的足迹，也只得跟着走险路。我们要趁天黑之前，毫无犹豫地跟踪追寻。太阳已经落山，我们二人跟踪到一条约有二里宽两头望不到边、底部比较平坦、崖壁陡峭、深约三十多米的开阔地带。远瞧对岸的山头，我有点寒心。不要说找不到人，就是找到人黑夜往回返，也要当第二次“团长”了。刘泰连小我五、六岁，眼睛比我好，他首先发现对岸山头有两个人在摇晃着衣服，向我们打招呼，我们也高举衣服回了信号。人终于找到了。在返回的路上，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谈论着。蔡碧琴不善言谈，王良臣滔滔不绝的叙述着迷方向的经过；“天快要黑的时候，小蔡又想多布一个点，等布完点，天已黑了。返回驻地方向开始还是正确的，后来翻越一个土山梁时，发现右前方有光亮，以为是队部驻地的火光，就直追火光而行，结果偏离几度方向，越走越远了。走了几个钟头以后，仍不见队部。小蔡说‘这里地形不对头，好象没有来过”，到了这个时候，别无出路，只得硬着头皮往有光亮的方向走。地形复杂，光亮忽隐忽现，不敢偏离光亮的方向，只有走直路，不管山高沟深也一直往前走。就这样不停地走到天亮，猛然醒悟过来，这个光亮是马海构造钻并队井架的灯光。如果到马海钻井队去，路还很远，再走一天还不一定赶得到。最后他们还是决定顺原路往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