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

毛屯村人

我的回忆系列之十三

风云突变 作者 毛屯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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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二五”夺权是菏泽“八一八”派革命群众组织辉煌的顶峰。以一中“八一八”红卫兵为代表的这一派，集合在“菏泽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旗下，包括工农商学政各行各界，几乎囊括了所有革命派群众组织，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占据了绝对优势。对立的保守派组织人少士气低落，已经溃不成军。也许盛极而衰是一条规律，但“八一八”派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袭来。仅仅半个多月后，二月十二日，“八一八”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随后的全区大镇压和消毒，瞬间把这最大的群众组织打入深渊。几个月盖起来的高楼，眨眼就塌了。为什么？这要从济南的“一·三一”事件说起。

山东的文革从济南开始，济南的文革从大学开始。济南的大学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山东大学。山大是教育部属全国重点大学，历史悠久，教学力量雄厚，有一批知名教授和专业，特别是文史哲类。校长成仿吾是参加过长征的著名文化人，郭沫若的战友。其他几个学院如山师、山医、山工等，无论规模、名气和影响，都比山大差一截。文化大革命兴起，山大学生最先起来造学校领导的反，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十月起走向社会，派红色敢死队进驻省委，下企事业和机关宣传发动，组织串联队赴各地煽风点火，势力逐渐壮大，影响扩大到全省，成为济南乃至山东名气最大的群众组织，是革命派的中坚和代表。其他院校如山师“文革串联”、山医“东方红”、山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事实上都是配角。

运动初期，在阻力和困难较大的时候，山大和其他几个学院的红卫兵互相支持，配合联动，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十月，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为主，共同组建了“红卫兵济南指挥部”。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形势好转，两大主力开始发生分歧，矛盾增加；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山大主义兵人多势众，以老大自居，终于在十二月初拉出来，单独成立“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并且组建“山东工人联合会”。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的名义将山大主义兵开除，后更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并成立“山东工人总指挥部”。济南的造反派公开分裂为两大派，相互攻击拆台，愈演愈烈。

这时杀出一支黑马：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总部也是群众组织，自称是造反派，在厅内人数最多，控制局势。除了公安系统外，总部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但因为是专政机关，能量巨大。不知什么原因，总部对山大主义兵没好感，和山师文革串联走得近。一月二十二日，在省城风雷激荡的夺权前夕，公安厅造反总部邀请“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和“山东工人指挥部”的头头到公安厅开会，明确表态站在“红山指”和“山工指”一边，支持他们，反对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红山指”和“山工指”士气大振，当场控诉山大和山工联的罪行，表示要坚决摧毁它们。

一月二十四日夜，山工指、红山指在公安厅总部支持下，组织数千人偷袭“山工联”总部，砸毁办公设施，抓走会长董金福，关押到公安厅。“山工联”多次要求放人未果。一月三十一日，数千名愤怒的“山工联”成员冲进省公安厅，毁坏器物，殴打干警，一片混乱。危机中公安厅总部向济南军区求救，军区犹豫不表态。双方一起去见刚到济南的王效禹，王效禹说：这种做法（指占领公安厅）是错误的，肯定有坏人捣乱，先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再说！济南军区和公安厅总部都同意王效禹的看法。

一月三十一日晚十点，全副武装的部队包围了省公安厅。造反总部用高音喇叭宣布：“山工联”是反革命组织！当场抓捕二、三百人，捆绑六十多人，将占领者全部驱散。现场发生激烈搏斗，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山工指”、“红山指”在部队支持下，一鼓作气捣毁了“山工联”所有的分会，并开进山大，砸毁联络总站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第二天，济南卫戍区发布通告：坚决镇压反革命！

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在专政机关参与、部队介入下，以一派遭残酷镇压、被打成反革命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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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当济南大镇压的消息传来时，菏泽“八一八”派十分震惊，感到非常意外。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的新反扑。运动已经到了夺权的关键时候，斗争激烈，你死我活。但是，谁是镇压的凶手？省委、省人委已经瘫痪，“红山指”、“山工指”实力弱小，造反总部是公安厅的群众组织，它有什么权力把一个全省性的工人组织打成反革命？读了夺权后的《大众日报》刊登的济南卫戍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通告后，我们才明白，原来后盾是解放军。但问题是，中央指示军队介入支左，你可以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怎么可以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组织？大家想不通，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然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现实都在按照它自己的道理发展。济南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很快在全省引发连锁反应，凡是他们的下属组织和与之有联系的群众组织几乎都被株连，遭到镇压和取缔，闹了几个月红色革命的齐鲁大地霎时间一片白色恐怖。

菏泽“八一八”派面临严峻考验，似乎在劫难逃，因为我们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系较多。自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山大学生田素豪（巨野人）、申玉磊（定陶人）等来菏串联，他们和北京、济南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京济串联队”，长期驻扎在菏泽，支持和指导我们的活动。除了他们来，我们还先后派出王忠本、张守烈、常金文等作为联络员，常驻山东大学，学习了解山大和济南运动的情况，掌握动态。在山大主义兵的指导和帮助下，“八一八”派成立的“红卫兵菏泽联络站”是“山东省红卫兵联络总站”的下属组织。我们的许多活动也是以山大主义兵的活动为样本开展的。比如，他们向省委派驻了“红色敢死队”，我们学习这个办法，也向地委、专署派了“红色敢死队”。当山大和山师、“山工联”和“山工指”在济南公开分裂成两大派后，我们顺理成章地支持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站到他们这一边，认为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最革命的。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八一八”派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一三一”事件即将带来的巨大危险和威胁。大家停留在要不要表态，怎么表态上，而且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休。本来，我们正准备通过学习讨论，弥合“一·二五”夺权中出现的分歧，团结一致向前看。济南“一·三一”事件打乱了安排，成了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专门开会讨论，多数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支持“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为他们鸣不平。很多人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主张立即表态，批判济南卫戍区，声援“山工联”和山大。少数态度温和的人提出情况不明，不要急着表态，继续观察等待，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被批为右倾保守。在组织还没有做出决定，统一对外表态时，几个激进的同学就跑到大街上贴出标语：“山工联是革命群众组织！”“声讨卫戍区！揪出黑后台！”

“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其成员是靠对运动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认识，即所谓相同的“观点”集合在一起的，并无严格的章程和严密的管理。组织的负责班子不是领导，叫勤务组，意思是替大家办事，为大家服务，勤务员是自然形成加推选出来的。在组织内部，每个人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如何，主要靠自觉；纪律约束靠自律。当然，在那样一个充满革命狂热、激情熊熊燃烧的政治运动中，革命小将们大都勇敢担当，斗志昂扬，精神状态极佳。虽然没有收入，不是党员，仍然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冲锋陷阵，不屈不挠，积极主动都是自发的，不需要动员或做什么思想工作。参与热情不是问题，但在统一认识、行动一致上，有时却有困难。这并不奇怪，内部有不同意见，出现分歧是正常的。而且大部分时候，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能左右形势，得到采纳并付诸行动。

不幸的是，对济南“一·三一”事件，菏泽“八一八”派最终作出了支持“山工联”、反对卫戍区的决定。这是多数人的意见，但不是正确的，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我们站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上，向左是安全，或是自保，至少可能免受株连打击，或能减轻损害；向右则是深渊。我们在群情激愤中作出的决定正是走向深渊。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关键时刻头脑糊涂，有负众望，赞成站在军队的对立面，支持“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菏泽“八一八”派为什么作出了飞蛾扑火式的决定呢？现在反思，我认为是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八一八”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已成为最大的一派群众组织，主导和掌控了菏泽局势。胜利面前我们队伍中的多数人头脑发热，不再谨慎；昏昏然不再清醒，沾沾自喜丧失警惕性。对斗争的复杂性，运动的起伏性不再敏感，失去认识力。这使我们对站在军队的对立面可能带来的恶果估计严重不足。加上自反对工作组开始，我们一往无前，斗斗斗，冲冲冲，已经形成一种斗争的惯性，谁反对我们就坚决和他斗争，不能冷静分析是非对错，更说不上采取轻重缓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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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势出现急转弯、我们做出错误决定的前后，组织内部和社会上支持我们的群众中，都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提醒、警告，不要对济南的事情表态，站在卫戍区的对立面会受到牵连，非常危险。就连军分区的领导们也出来劝告：不要支持“山工联”。如果当时我们听从这些提醒和劝告，后来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如果关键时刻处置得当，也许后来的打击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因为菏泽的情况和济南有很大不同。首先，菏泽的造反派没有分裂成两大派，不存在支一派打一派的基础。虽然因为内部矛盾，“八一八”派曾将以马俊明（铁军）为首的“五四”开除，但“五四”人少力弱，尚未形成与“八一八”抗衡的实力。其次，菏泽地区公安处虽有群众组织，好像没有省公安厅总部那样主动参与社会的斗争。重要的一条是，菏泽军分区表态支持“八一八”派，已经参加了“八一八”主导的“一·二五”夺权委员会。

菏泽军分区是当地唯一的驻军。司令员唐万成，甘肃省东乡县人。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宁都参加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警卫营长，十五军四十五师副师长。解放后受命赴朝作战，参加指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归国后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三年，唐万成任菏泽军分区司令员。

唐万成出身贫寒，文化程度较低，但性格倔强，打仗勇敢不怕死，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传说唐带兵南下解放广东时，敌军顽抗，我部伤亡惨重。拿下阵地后，唐命令将俘虏数十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他为此受到处分，不然早就是将军了。

我第一次见唐万成是从上海学习夺权经验回来之后。我和其他同学去军分区谈事情，他接待我们，在场的还有副司令张新纯和参谋长等。唐高个子，稍胖，方脸，红脸膛，很有军人气魄。说话音稍尖，语句短促。张新纯瘦高个，面相朴实忠厚。他代表军队参加了“一·二五”夺权委员会，是直接与地方打交道的军方负责人。这次谈了些什么都忘记了，感受就是军分区对我们是诚恳和友善的，军地双双的互动是正常的，还没有受到济南“一·三一”事件的影响。

我们在社会上贴出了支持“山工联”、反对卫戍区的标语和大字报后，军分区也收到省军区有关“一·三一”事件的通报和相关的指示。他们感到事态严重，尤其是在得知“八一八”派在筹备召开声讨卫戍区的大会时，唐万成和其他军分区领导紧急找到我们做工作，劝告我们不要对济南问题表态。唐说：你们不要管济南的事，济南是济南，菏泽是菏泽。在菏泽，我们支持你们，大家共同抓好运动，搞好生产。济南的事很复杂，你们管不了！再这样下去，你们会犯错误，会犯大错误！他警告说：如果你们再坚持下去，没有办法，部队不能再支持你们！这些中肯的话我们听不进去，坚持认为济南事件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必须坚定革命立场，站出来与之斗争，不然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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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大会之后，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各地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某某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某地逮捕了多少人。菏泽城里也有人来给我们报信，说公安处已经研究好准备逮捕的名单了，有某某某等人。说抓捕的时间是某日，以开会的方式请我们去，然后一网打尽。有的甚至说，他的朋友和军分区的一位科长熟悉，那科长说见到了省军区的电报，要菏泽军分区坚决镇压“八一八”。

这些信息虽然无法落实，但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好像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在压过来。在二月十二日之前的几天里，我和庄道君等“八一八”红卫兵的主要成员，仍然在地专招待所的联络站里，有一些同学陪着我们，不再外出活动。不断有其他行业如工人、教工、文艺组织的负责人来找我们，谈谈情况，分析估计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家都不乐观，又感到无能为力，结论就是听天由命。但是没有人要屈服，说承认错误作检讨吧！形势严峻，但不是我们的错。

就在大难临头之际，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八一八”派是正确的。紧跟毛主席干革命，防修反修，与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保证中国革命不改变颜色，是青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已经斗争了几个月，党政走资派已经跨台。现在军队进入，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是支左，不支左反而镇压革命派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低谷就要到来。

在黑云压城时，我们虽然不能说毫无畏惧，但是并不胆怯，对可能出现的后果，比如抓去坐牢，并不害怕。本来就是热血青年，几个月来又被一种为中国命运、世界革命担当的精神所鼓舞，面对打击我们不会动摇，没有发抖，反而有海燕搏击暴风雨的自豪，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要逮进去蹲班房么？好！请让我带上毛选四卷，我要在监狱里通读，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真地做了准备，弄来几个军用帆布挎包，装上毛选，打算随时拿起来就走。有人提议，是否预先写好一封给家人的信，就像烈士们的告别信、绝命书之类。谁被抓去了，其他人就把此信送到家中。大家觉得这样不妥，现在有可能被绑去蹲监，还不到拉出去砍头的时候，不好写那样的信，最后作罢。

不妥协投降，但在战术上不能躲避一下，避其锋芒吗？想到过，也议论过，比如潜去北京，既躲开打击，又能了解中央和全国信息；或者投亲告友，暂避一时。那几天还无人干涉我们的行动自由，想走是能够走掉的。但是，我们都不愿这样做，认为这无异于战场上当逃兵，是可耻的。宁愿让他们逮走，也不能偷偷溜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临阵脱逃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

还有一个不能逃走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几个首要分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我们是头头，抓不住我们肯定会整下面的人。我们带领大家做的事，不能自己先跑了，把罪扔给别人受，好汉做事好汉当！在这期间，韩体现曾经回农村老家一趟。家里人听到流言，说城里正在到处抓人，韩也可能被抓了，正要到城里去看真假。父母要他赶快逃走，家里藏不住，也不能再回菏泽了。韩体现在父母的压力下，离家向鄄城方向逃亡，准备过黄河去北京。路上他越想越觉着不对劲，这不是对组织的背叛吗？今后将无脸再见同学和战友。他已经走到了黄河岸边的鄄城县董口公社，又决定返回。当天回到菏泽后，他向我们说出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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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二日，农历正月初四。上午，有人通知我们，下午在南华广场开辩论会，要我们参加。是真辩论还是假辩论？我们商议后确定，无论真假都要去参加。真辩论我们不怕，有理不怕辩；假辩论真下手，我们也没办法，恐怕去不去由不得我们。

下午，有人来“邀”我们一起去南华广场。南华广场是位于城中心的一大片空地，是举行群众集会、开运动会的地方。广场北部有一座简陋的舞台。带领的人引我们直接从后边进了舞台的后台，里面的一些人大都不认识，有几个军人也没见过面。广场上已集合起很多人，声音噪杂。

不一会，扩音喇叭响起来：“……菏泽地区……大会现在开始。把‘八一八’的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志杰、庄道君、韩体现、马凯兵、程兆义带上台来！”立刻有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从后面推搡我上台，是什么样人看不清楚。我本能地想挣脱他们，一个家伙朝我背上打了一拳，更凶狠地扭紧我，还用手按我的头。到了台上，他们一边一个站在我后面，仍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不松手。我和庄道君等五人排开一排站在舞台中间，后面站着王庆思、王忠本、张本奇、袁家安等十几人陪斗，开始有人走到右前方的麦克风前揭发批判我们。

发言者声嘶力竭，控诉我们的滔天罪行：勾结济南的反革命组织；恶毒攻击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反军乱军；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篡党夺权等等。意想不到的是，“五四”的头头、菏泽一中同学马俊明（马铁军）竟然上台，声音洪亮地揭发批判一通，并要求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严惩“八一八”这几个坏头头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声讨的喧嚣声中，我的心境反而平静下来。几天来捉摸不定、前景未卜的焦虑消失了，该来的终于来了，心中生出一种石头落地的踏实感。后面的场景我能猜得到，无非是坐牢或是劳改。但我不害怕，没有恐惧，没有后悔，只有愤恨，恨这帮揭发控诉我们的人。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主谋者或后台，但在声声刺耳的“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反军乱军”、“现行反革命”等指控中，我不想别人，就恨他们！我抬起头望台下，台下黑压压一片人，看不清面目表情。很多人在交头接耳。台上领喊“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口号时，台下响应者寥寥无几。我在想，这些与会者都是什么人？肯定有幸灾乐祸的保皇派，无聊的喜欢看热闹的人，也会有混入其中观察动向的自己人。

揭发批判后，一名公安处的干部上台宣读《通告》，宣布“八一八”派的“八一八”、“八三一”、“小红军”等五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郭志杰、庄道君、韩体现、马凯兵、程兆义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予以拘留！话音刚落，身后的两个人，朝我双腿膝盖的后部猛踢一脚，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们抓住胳膊使劲拧到背后，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有人拿来一块牌子，上写“现行反革命分子 郭志杰”，名字三个字打着叉，挂在我脖子上。庄道君等四人也和我一样，被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我们拉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脸朝外站在车上，每人身边有两名穿军装的士兵挟持。汽车开出广场，驶上大街去游街示众。在台上站在后面的十几个人跟在汽车后边，陪着游斗。

我的双臂被绳子捆得生疼，牌子压得脖子也很难受，无法挺直身子，只能低着头。路两边站满了围观的人，木然没有表情。车上的喇叭播放着公安处的《通告》，象恶狗在狂吠。卡车走得很慢，待它最后到达位于南门里的菏泽县看守所时，夜色已经降临。看守们在灯光下办理了拘留手续，将我们五人分别关进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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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二日南华广场的镇压大会，是向全地区发出的行动信号。之后，地直和各县立即出现了取缔革命群众组织、抓捕负责人的高潮。即使你没有对济南“一·三一”事件表态，只要你支持菏泽“八一八”，与“八一八”有联系，也会被打成反革命或反动组织。甚至只要你是造反派，就是犯罪，就在打击之列。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命令：所有造反派组织都不是好东西，现在到了对它们秋后算账的时候了！在这之前已经低头认罪、靠边站、被夺权的当权派们，挺直腰杆重新站出来；已经被造反派斗垮、销声匿迹的保守派组织死灰复燃，大肆活动；一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全都跑出来，疯狂报复造反派，把几个月来积累的不满和仇恨洒在他们身上，全区刮起一阵反攻倒算的妖风。

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全地区共有一百四十多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通令取缔。（注一）事实上，各县的群众组织经过联合重组，都已形成大派。在暴风骤雨式的摧残下，一倒一大片，几乎所有活跃的、控制局势的造反派组织都被打下去了。“八一八”一倒，菏泽城内这一派的组织全都垮了。鄄城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控制局势的一大派，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取缔，全县的造反派都完了。

抓捕造反派的负责人，是摧毁其组织的重要手段。凡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头头，各大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几乎无人幸免。除我和庄道君五人外，菏泽二中“红旗公社”管玉祥，师范“硬骨头”李中华，地直工业系统郭成阳，县直工业杜长海，地委专署机关徐希亮、姬传魁等，陆续都被逮进去。几位教师被污为是红卫兵的黑后台，如我的老师杨机衡、高辰，二中油洪爱，师范李广云，农校潘某恩等老师，也被捕去。就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徐宗质，也因为跟随狄生与“八一八”接触联系被抓进牢里。重点人物如我、道君等，都是由公安处主动出手拘留的，还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但在单位是造反派头头，被对立的组织趁机扭送到公安机关，要求逮捕而收下的。也有直接扭送到南门里看守所，看守所不收被退回的。这些情况直到农村的生产大队都有。那些天，大街上经常可见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绳捆索绑的人走过。

在二月镇压中，菏泽全区共拘捕了多少人？无法核实清楚。据一份一九六七年的资料说，不完全统计有六百四十多名。仅菏泽一中一个学校，就有十四人入狱。菏泽县看守所一时人满为患，不得不先出后进。每个人被抓捕的经历都是一个凄惨的故事。菏泽二中“红旗公社”社长管玉祥，为躲避追捕逃到济南，先住进山大，再搬到山师。后来他以为风头已过，没有危险了，回到家中，立即被人举报。三月十八日，管玉祥被逮走。“工总司”负责人郭成阳春节前刚结婚。三月六日，所在单位建筑公司通知他开会。他去了，被带到党校礼堂，下面已坐满人。在揭发批判了他的“罪行”后，公安人员上台宣布，立即逮捕法办“现行反革命分子”郭成阳！不知为什么没给他上绳，只带了手铐。也没有挂牌子。郭成阳提出，要回家拿一些生活用品。公安人员押着他回家了，媳妇正好回了娘家，没有见到。刚一离开，家就被抄了。

最凄惨的要数我的同学史大群。大群是“八一八”红卫兵，不是主要负责人，本来公安处搜捕的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时，曾回老家都司公社和村里活动，支持造反派批斗当权派，夺了公社党委的权，都司武装部支持的一派对他恨之入骨。菏泽镇压一开始，他们到处找他算账。大群闻风而逃，跑到北京等地告状。三月初回到菏泽，被公社武装部抓走，绳捆索绑，再戴上手铐，跪在舞台上挨批斗。斗完拉到院子里，双手搂树铐在树上示众。第二天起，他们把大群拉到各大队，轮番游村批斗，接连六天。在回到本村批斗时，大群十四岁的妹妹凤云见到哥哥的惨状，惊吓成病，几天不吃不喝，口吐白沫死去。三月八日，他们又将史大群拉回一中，在礼堂批斗后宣布逮捕，送进看守所。

不只菏泽，全省各地都在打击清算造反派。山东在全国也不是个案。运动进入夺权阶段，特别是军队介入支左后，多个省份出现镇压“反革命组织”，抓捕“反革命分子”，甚至军人开枪打死群众的事件。湖南、青海、四川、新疆、内蒙、湖北、云南、江苏、贵州、广东、辽宁、浙江等省区都宣布取缔一批“反革命组织”，逮捕大量革命群众，青海、新疆、内蒙等地开枪打死人。湖南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数万人。成都军区取缔“工人造反团”、“川大八二六”，拘捕上万人。

最具典型性的是青海省。中央刚提出军队要支左，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跳出来，和保守派“青海红总”、“捍卫团”组成联合指挥部，宣布夺权。青海“八一八”派不承认，联合四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再次夺权。两派发生冲突，赵永夫调动军队包围“八一八”的据点《青海日报》社，下令开枪，打死一百六十九人，打伤一百七十八人，共三百四十七人；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逮捕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注二）这就是著名的“青海反革命事件”。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赵永夫搞军事政变，镇压革命群众，对其隔离审查。

这次全国性的镇压后来被称作“二月逆流”。逆什么流？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之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继续革命”的实验，在进入夺权、即将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大好形势”突然急转直下，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革命派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一年多的努力面临夭折。为什么会这样？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因为军队仓促介入，情况不明，缺乏经验造成的。实质是拥护和反对文化革命的两派力量在激烈较量，反对派不甘心失败，假军队之手实施的猖狂反扑。派军队到地方“三支两军”，本意是借重军队的力量去控制和稳定日益混乱的局势，谁知支左变成了打左、支右，稳定器成了扑灭文化大革命烈火的灭火器，这是领袖和他的司令部以及全国的革命派都始料不及的。

不只地方，在中央一级权力中心，反对文化革命的势力也在奋起抗争。二月十六日，在周恩来召集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先念等元老派突然发难，拍案怒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不要党的领导，妄图将老干部统统打倒，破坏军队稳定等，和文革派发生激烈争执，此即“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得到消息后，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后来在批判元老派时，将这次斗争定性为“二月逆流”。各地镇压造反派在本质上和“二月逆流”是一样的，因此也被称作“二月逆流”。

附注：本文关于济南“一三一”事件的内容，参阅了王葆君文章《山东“二三”夺权风浪》。

注一：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个数和下文中逮捕拘留的人数，均来自《揭开菏泽地区“革委会”的黑盖子》一文：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菏泽地区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菏泽地区指挥部、红卫兵菏泽地区文艺革命造反指挥部、菏泽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筹委会、中共菏泽地委机关红色造反战斗部、菏泽专署机关“五一”革命造反战斗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联合印发。

注二：数字来自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结案报告》。

2017-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