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在大山深处的艺术家 张忠义

延河农夫

安全 ，一个久违的名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先进典型。也是一位一心为民的艺术家。

上网查询原陕西省歌舞团团长安全同志，由于时代久远，已沒有丝毫点滴信息，有的只是某某剧团演出时要注意安全。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安全同志，我相约朋友一同前往蟠龙镇纸房沟村，寻找安全同志的生活工作轨迹。

初春的陕北，近年来，总是春寒料峭，一会热，一会冷，昼夜温差达到30多度，“早穿棉衣午穿衫”成了生活的常态。公路两旁的杨柳张开嫩绿的枝条，远处山上的樱桃花正在开放，竞相斗妍。春意盎然的大地令人心旷神怡，惬意无比。新修好的柏油路平坦了许多，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纸房沟。

　　安全同志生于1925年，陕西省绥德县人，1940年绥德师范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在延安时期，先后在绥德分区文工团、延安陕北行署文工团当演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省文工团、省歌舞剧院、省京剧团工作，先后担任导演、编剧和团长。

安全同志是一个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以满腔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艺术家。他以陕北农村为生活创作基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艺术源泉，在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导演、主编了《血泪仇》、《刘胡兰》、《地主装穷》、《无敌民兵》、《做军鞋》、《越捞越深》等80多部话剧、歌剧。特别是创作的《兰花花》、《五哥放羊》、《三进纸房沟》等贴入生活实际的优秀剧目，脍炙人口，喜闻乐见，深受群众喜欢。为革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做出显著成绩。

安全同志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

全国解放后，安全同志进入西安省文工团、歌舞团工作，舒适安逸的大剧院磨去了他创作的灵感，生活源泉逐渐枯竭，创作内容不接地气。人也变得异常寂寞空虚，生活的没有一点精神，眼揪着一天一天的荒废下去。

后来，他去关中农村蹲点，但由于只当观察员，没有深入实际，细心了解火热的现实生活，写了一个《外甥与舅舅》剧本，似乎水土不服，因缺乏生活气息而失败了。

为了找回自我，重新回到老百姓中间，创作出人民群众喜欢的歌剧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新一代农民形象，决定到农村去深入生活。

1964年初，他离开了繁华的古城西安，辞去了团长的职位，告别了漂亮的妻子、著名歌唱演员白秉权（白秉权，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省政协委员，著有《民族歌唱方法研究》一书，不少作品被音乐学院编入教材）老师，他选择了曾经战斗过的原延安县蟠龙古镇（蟠龙古镇是以转战陕北的蟠龙战役而闻名于世），最贫穷落后的村子一一纸房沟蹲点劳动，体验生活。

纸房沟是蟠龙公社最穷的村子，虽说距镇上5里地，但从村子到纸房坪蟠龙到贯屯的公路上就有3里路，全是羊肠小道，连个架子车都推不进去。全村38户168人，零零散散地居往在一条长约2公里的拐沟里，住的土窑洞像原始洞穴，有圆口的、有方口的，窑洞里边高低不同、长度不一，缺窗少门，破烂不堪。

　　走进村子一看，全是崇山峻岭，坡度都在50度以上，平川台地仅有3亩左右。一出门就得爬坡上洼，山上种得庄稼每亩能打五、六十斤，村民们辛苦劳作一年收获得粮食根本不够吃，好多家庭只能靠吃糠咽菜或冬季乞讨勉强渡日。只有坡下那条潺潺溪流的小河，静静的趟着，川流不息，清潵见底。成了村民们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

面对这种情况，安全哽咽难语，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说道：“想不到建国都十几年了，老百姓还生活得这么穷、这么苦。”

与老百姓交流，才知道村子里大部分村民都是从“上头”下来的，也就是从榆林地区的绥德、米脂和子洲等地逃荒要饭下来的，都是他的乡亲。

清晨，他站在小河旁，一根接着一根不停的抽烟，思索着纸房沟的发展未来。

原本他是想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密切接触群众，写出接地气的文艺作品，塑造出新一代农民的光辉形象，歌颂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

面对现实，看来自已不能只当“旁观者”、写别人；而是要当实践者，写自己。于是，他向大队支书建议：今年庄稼都已种上，不便更改。前半年一定要把通往纸房坪大路的三里路修通。

建议虽然得到社员们的同意，可真正组织社员们劳动干活时，有部分社员耍奸溜滑，出工不出力，一个下乡蹲点干部说话也没威力。

随后，他专门跑了一次县上，向组织申请，兼任了蟠龙公社党委副书记。这下他有权了，但也真正成为了纸房沟的一名普通社员。

在漆黑的夜晚，寂寞难耐，安全就组织大家，在煤油灯下，畅谈纸房沟发展的美好明天，给社员们画饼充饥。有时也会自编自演一段话剧，活跃社员们的文化生活，也使自己更密切地融入这个集体。

纸房沟的社员们，

咱们大家画一幅画，

画什么？

画一幅社会主义农村新图画。

高山上，画挮田；

梯田画台拖拉机。

沟里头，画群坝：

坝里头画一片好庄稼。

南坡上，画桑园；

北坡上，画牛羊。

白天夜里不停地画，

父靠画不完咱来画，

咱画不完儿孙画

画出老愚公一家把山移，

画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年过去了。1967年秋天，正在纸房沟村劳动的安全被单位造反派揪回西安游街批斗，说什么安全到农村去是钴名钓誉，捞政治资本，是一个有野心，爱出风头的走资派。

1973年，安全获得解放，重新出来工作，担任了陕西省京剧团团长。第二年，他组织率领省京剧团百余名演职人员第二次来到纸房沟，打坝造地，修路架线，一干就是两个多月，使纸房沟村成为蟠龙公社最早通电的大队。

1975年，安全推辞了省文联主席职务的任命，第三次回到纸房沟。坚定地说：“正因为这里条件艰苦，才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只有把贫穷落后的面貌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立下了不改变村上面貌永不回家的誓言。提出了山上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山坡上修梯田，建果园；山沟里打坝淤地，建粮田。并形象地唱道：

千条路，万条路，

造林是条幸福路。

新村脑畔建果园，

村旁深沟变梢沟。

十道阳湾栽泡桐，

四个碱滩插杨柳。

狠狠干它十年整，

银行搬到纸房沟。

先后打坝21座，治理出川台地300余亩，栽植苹果树、桃树、梨树、核桃树及杨树、泡桐树等20余万株。

为了彻底改变贫穷面貌，安全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利用人脉资源，想法设法，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赊购回两台车床，钻床、氧气瓶、砂轮机等机械设备，聘请技术人员，于1976年在纸房沟村的土窑洞里办起了“洋工厂”。试验制造制砖机器 。三年内，共制造出上百台制砖机和粉砂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纯收入达到4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4000多万元）。同时，还给队上办起烧砖⺁。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施工，确保质量的要求，利用自产的机砖，盖起了 两排187孔齐刷刷、亮崭崭的新砖窑，户均4孔。一同还建起了学校、广场、大队部、党员活动室。一个大山沟里的新农村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1982年，全村村民全部搬进新居，纸房沟的山变绿了，地变平了，村变美了。原延安市委（宝塔区）给安全同志做出的鉴定是：“安全同志和纸房沟社员同甘共苦，为改变落后面貌奋斗不懈，使这个穷队在三中全会以后很快变成全市的先进队。平川地由1964年的3亩增到300亩，每年人均生产粮食千斤，人均工副业收入千元。”

村里有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制砖机等大型农业机械，纸房沟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先后被省地市评为文明村。《延安报》、《陕西日报》、《嘹望》等报刊杂志多次报道了安全同志的先进事迹。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蟠龙公社全面展开。“交完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已的。”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纸房沟村也在改革开放的风浪中受到严重冲击，一些村民看到周边村子，实行承包责任制后，老百姓干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的做生意、有的跑运输、有的办饭馆，有的搞养殖，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开心快乐。

每逢遇集，逐渐富裕起来的村民，异常活跃，农产品更是林琅满目，应有尽有。而我们的纸房沟仍是早出晚归，按步就班。高强度的劳作，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平均分配摸式，渐渐引起部分村民们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看到其它村子村民快活自由，喝酒打牌，悠闲散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场景让他们崩溃了。

于是，在蟠龙公社大部分村子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年后的1983年，纸房沟村也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自给自足。

安全同志怎么也想不通，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按照群众意愿去办。

他仍在村上呆了两年，很想见证当时农村发展的趋势及承包责任制的效果，看到的却是老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生机盎然的景像。

在随后的几年中，安全同志离开了长年奋斗的纸房沟，来到延安潜心创作，可时代的变化，让他难以琢磨把控，塑造的人物往往不合时宜。再加上受影视剧的影响，话剧艺术走向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 国家一级编剧就这样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消失在了历史长河的宇宙空间。

1993年7月，安全同志因突发脑溢血在延安病逝，享年68岁。安全去世后，遵照其遗愿和纸房沟群众的请求，安全同志部分骨灰安葬在了纸房沟村。蟠龙镇和纸房沟的广大群众自发捐款，为安全修建了陵园，安全同志长眠在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

安全同志在纸房沟蹲点的21年中，有13年都在村上，与广大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十余年。虽说在艺术创作方面没什么建树，但为纸房沟治沟造地，栽桑务果，兴办工厂，建设新农村等工作功不可没，确实为老百姓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在哪个岁月中，受成份论“左”的影响，对成份不好的村民经常批斗，做过一些伤害群众的错事。但与他的奉献相比，早已得到大家肯定谅解。特别是在村上办工厂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的钳工、焊工、水电工。他们游走于镇上、市上的大街小巷，成为他们谋生和致富的手段。有的还将这些手艺传给了下一代。这不得不说这是安全同志对纸房沟群众的又一大贡献。

　　安全同志做为一个体验生活的艺术家，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想法设法塑造的新中国一代农民“扬五娃”没有走出大山，多少有点遗憾。他含莘如苦用热血与汗水建立的新农村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衰落。

老百姓渴望更美好的幸福生活，纷纷离开了家乡，融入了城市之中。到1985年，全村已增到54户250多人的小山村，现在只剩下了十几户20多人的孤寡老人。安全修建的靑砖窑大多已人去窑空，治理的坝地无人耕种，山上的果园无人管理。时代的发展变迁永远让人难以捉摸。

但不管怎么说，做为共产党人的安全同志，他不辱使命，践行初心，为一方百姓富裕披肝沥胆，沤心励血。他是一名合格称职的共产党员，更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共产党基层领导干部。

安全同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优秀品质，时刻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我去的那天，正好是清明刚过，在安全墓碑的供桌上，堆满了馒头、油糕、烧肉等陕北小吃供品；也有苹果、香焦、橘子、小瓜等各色水果；还有整瓶、半瓶、小瓶的各种白酒。显然是清明节来了好多祭奠的人群。细细算来，安全离世已近30年，想不到老百姓还这么怀念他。这不由地让我肃然起敬，潸然泪下。

由于我来时没带祭品，只得爬到山上，折了几枝山桃花、数根杨柳条和一些刚吐芽的青草，围成一个小小的花环，小心翼翼地放在陵前，三鞠躬，向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寄托深深的哀思。

按照陕北乡俗，人去世后，一般都葬在远离村庄的髙山上，年龄大的葬在避风向阳的坡上，年龄小的葬在背坡低洼处，有活人怕鬼的传说。而我们的安全同志，雕像塑在大队部门前的广场上，陵园建在广场上边，与两排整齐的砖窑融为一体。可以看出，老百姓是何等的爱戴和敬仰安全。也许老百姓还祈盼在天堂的安全继续保佑和庇护他们。

临走了，过来几位老乡，仍然不停的向我絮叨着安全感人的故事。我开玩笑说：“把安全葬在村子里，你们不怕吗？”他们坚定地说：“安全在我们纸房沟二十多年，早已和我们融在了一起，他做鬼也会保佑我们，我们不怕，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这让我不由地想起诗人藏克家的一句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却活着。

……

安全同志就是永远活在我们老百姓心中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