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屯接纳了我们

黄大信

我是上海第二女中的六七届初中毕业生。2岁时右眼外伤留下残疾，由于生性活泼人还聪明，学生时代颇得好评，故从未觉得自已跟别人有太大的不同。

毕业那年我们由“四个面向办公室”决定我们的命运。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近郊农场、面向农村。诺大的一个上海，没有一个地方要我，包括近郊的农场农村。同学们一个一个走了，大院的伙伴们、高我两届的姐姐、低我两届的妹妹也走了。

学校不准备安排我的工作，剩下的就应该家长努力了。当时我父亲任华东局工交政治部主任，负责华东六省一市的工业和交通。文革初期短暂靠边后，很快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七十年代华东局撤消，他被任命为上海港务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可如此一个父亲，让他给自已这残疾闺女找一份工作却比登天还难。大上海不相信眼泪，四处碰壁倍受打击尊严扫地的我，最终偷偷瞒着父母报名，远赴黑龙江呼玛插队。

可万万没想到，踏上火车后我惊愕地发现，将与我同赴边疆战天斗地的这群十六七岁的战友，竟有不少带着残疾的:有跛脚的、智障的、严重口吃的……我呆呆地望着这些陌生的面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些未来的建设边疆的有志青年，有的号啕大哭，有的一坐下来开始翻出零食大嚼特嚼吃相痴愚。

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的感情当即被深深的刺伤，我的心情始终沉重压抑。我不明白，也无法理解，各级领导和组织怎么能将这些人远送边疆，是让他们去干革命吗？接受再教育吗？唯一的解释，他们和我一样，是上海不要的。那位有明显智障的孙春宝，一路被人欺负，言语不清嘟嘟囔囔，眼泪鼻涕，他甚至都不能自已照料自已。

我和这中间的29位作为第一批知青，被分配到呼玛县金山公社的翻身屯。不久，当第二批上海知青集体来到这里后，果然看不起我们，说第一批知青怎么有这么多七歪八畸的，还有的调侃说，我们翻身屯有个“戆革会”——即戆大革命委员会。

话虽刻薄却不无道理。这些弱势群体，压根儿谈不上是去建设边疆保卫祖国，他们夹在千千万万的上海知青中被送上了远赴边疆的人生之路。让他们远离家乡亲人，缺乏自我保护，没有生活能力，处在残疾或残疾边缘需要人照顾的十六七岁的孩子，独自去到边疆的边陲小屯子。毫无疑问，他们的人生将从此改变，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完全陌生严峻的生存环境。

这样做对吗？难道黑龙江那广阔天地还缺他们那丁点儿可怜微薄的力量？这些被命运冷落甚至抛弃的兄弟姐妹们，需要那片富饶美丽慷慨仁义的土地，需要如大地般朴实热情的父老乡亲。多亏他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用比我们父母更宽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用对自己孩子的那般善良耐心，帮助我们踏上了人生坚实的第一步，残缺的生命才不致于黯淡无光，才终于有了今生和别人一样的充实。

人是需要尊严的。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有感情需要，体现价值被人认同，即使是个残疾人。而正是这些东北老乡，在我们人生的起步之初，给了我们公正平等的尊重和机会，我们的内心才得以远离自卑，恢复自尊自信，为今后的一生打下人格基础。

在那些老乡的眼里，我是个漂亮的姑娘，他们甚至对我的不幸，而对我格外怜惜。在这远离父母亲人的江边小屯，我始终生活在一个温暖平等有依靠的大家庭里，在关怀信任目光的注视下，辛劳和汗水总能得到肯定和回报。

在翻身屯的四年多，我先后做过卫生员、小学教师、会计，可以说在180名知青中，我一直被委以重任直到病退回沪。期间除了被送去江湾农场五七干校学习会计外，还两次被推荐上大学深造(终因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如愿)。往事重提，我想说的当然不光是自已，而是觉得应该记下这段历史。

作者1974年7月18日参加大兴安岭地区文学、摄影、美术创作会议的代表合影。

相信许多老乡至今仍对杨抗美印象深刻，忘了谁也不会忘记她，因为她是所谓“戆革会”中的重量级人物。我真希望当年的董书记、王书记、张队长、陈大爷还活着，那样他们就可以亲眼目睹当年的“杨司令”如今的脱胎换骨，已经成了我们那拨知青中生活得最优闲富足的人之一。

当年那个窝窝囊囊的杨抗美，三十年后挺起胸膛，骄傲地重返呼玛故地重游，她终于在父老乡亲的见证下，圆满地为自已从前那段生活划了个句号。

和我一样，她的不幸也是从童年开始的，从小被寄养在外省乡镇，半大后重回上海的家。因为无法融入而受排斥，同胞姐妹甚至父母都嫌她烦她，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她的身心健康五官相貌，在经常的呵斥欺负下受到严重损伤，眼神异常，反应迟钝，自尊自信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初到翻身屯时，她衣冠不整独头独脑，举止笨拙得像个熊瞎子。大炕上她那席铺位永远拾掇不利索，以致没人愿意挨着她睡，只得可怜巴巴睡在炕尾。

插队才没几天，她就莫名其妙地发了一场“经神病”，躺在大炕上两天两夜大呼小叫梦魇梦话不断，把我们吓坏了，叫来当地的医生陶田科上门，看过后为她注射了2支镇静剂这才安静下来。

不久后，她又接连几天高烧不退直喊肚子疼，表情夸张使人真假难辨。队上不敢延误，连忙派人把她送到呼玛县医院。诊断为阑尾炎，挨了一刀。队上又让上海干部老赵守在病房里伺候了二十多天，真是比亲爹娘还要亲，寸步不离地照料着。从此，因为伤口疼，她更是不能干什么重活累活了。每天派工，队长都要动动脑筋挑省心省力的活给她，需要技巧的不行，需要与人配合的不行，工分少的更不行，她得养活自己。以至于后来大多数情况下都让她自已挑，她说干啥就让她干啥。比如盖房子抹墙甩大泥，需要拌土拌草和泥，她便自告奋勇叫道:“我拎泥桶！”“行啊，拎桶吧。”

心地善良的东北老乡，的确把这些知青都看成是自已的孩子，尤其是对这些弱势群体，越发体现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体恤这些孩子千里迢迢来这儿不易，体恤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

老乡家里常能看到杨抗美的身影，大爷大娘的叫着，串进串出比在自家还随意。她知道乡亲们是真心待她，永远不会拒绝她。平日里缺个啥的，第一反应就是去老乡家找。有了烦恼委屈，就找队长主任书记。这些干部都是为她预备的，甚至是她的出气筒。每当她气呼呼的过来，他们就会笑盈盈地说，“抗美啊，又谁惹着你了？来，跟我说说……”最后她总能破涕为笑，乐呵呵地回来。重要的是，她挣的钱还不比别人少。

记得翻身屯第一次给知青发钱，是每人三十元预支，(当时上海的学徒工是每月17.84元)，那天我帮着出纳员杨奎林大叔一起发。只见杨抗美歪歪扭扭地签名后接过她有生以来自已挣的第一份收入，也是可由她自已支配的第一笔钱，她木讷纳捧过来，呆呆望着那叠票子，站在那儿良久。前所未有的幸福自豪从心底涌出，至少让她抬起头来，重新判断自已的价值。尽管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但身心得以舒展。

在这里，她完全不用再怕任何人，更不必介意那些戏谑冷眼，不会再有伤害。她已经能够肯定，从今往后人人平等，无论“戆”与“不戆”，都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只要不偷懒耍滑，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脏活累活没人干的，只要自已行，派给她的就不含糊的干，常常是一天下来满头是汗一身泥水的收工回宿舍。自从有了缺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们日后的一生要比别人经历更多约坎坷艰辛，委屈冷眼甚至嫌弃排斥总会碰到。幸运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有和大家一样充分表现的机会，再也没有一个被丟在一边怨天尤人的弃儿。我们学会了与人相处不断完善自已，学会了分辩是非独自面对人生的种种考验。

说起孙春宝，简直是个奇迹。初到翻身屯，队里为他的事专门开过几次碰头会，讨论如何安排好他的生活工作，这样的孩子，可别委屈了他。不久便有好心的大娘替他做了暖暖和和的手套和兔皮帽子，有人替他烧炕洗衣服。他那眼泪鼻涕在胸前袖口糊成疤块的棉袄，不久就有了干净的替换。

老乡们的家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大爷”“大娘”那更是叫得热乎乎，乖的不行。他先在老农手把手的带领下干些杂活，能干多少干多少。后来慢慢地培养他做了车老板，每天“哦哦，吁圩……”地赶着牛车，拉个柈子送个粪什么的。别看着活儿不怎么样，挣钱也不少，也算是个技术活。必须得让牛儿肯乖乖的听话。一堆丁零铛啷的轭套，他得懂得怎么给牛套上去，牛还得配合。看他吭哧吭哧装上一大车货，码放整齐捆扎结实。最后说走就走，叫停就停，容易吗？教不易，学也不易，真要碰到牲口冷不丁的发起毛来，尥蹶子弄得车仰货翻，又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远处，他就得独自一人制服牲口重新装车，眼泪鼻涕是不会有用的。

在那北国的冬日里，哪怕严寒零下三四十度，赶早的人们每天可以看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独自一人赶着牛爬犁走在村边地头，满载的爬犁碾过冰冻的大地，“吱吱呀呀"不紧不慢，顺着两条辙印一路过去……

后来他又做了猪倌，反正别人不肯干的脏活累活，他独自一人承担下来，经年累月地干下去。那时安徽、江西很多省份的知青，年龄比他大，身体比他棒，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才挣几角钱，一年干到头甚至还要家里寄钱。而我们这个十几岁的病弱孩子却有所积蓄给亲人寄钱了。他一年到头几乎满勤，以一个工1.5元计算，每月能挣四十多元，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无关怎样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与否，我们努力过，我们的青春小鸟，有幸在那片蓝天下飞过……

作者彭小玲1975年病退回上海，在徐汇区牙防所工作。2017年8月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