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世间》里看人性

章兴武

　　哩哩啦啦，时断时续，丢三落四地在央视和卫视换来转去的过程中，把开年大剧《人世间》看完了，有些剧集还看了不止一遍，感觉：真好！

这部电视剧从首播到现在两个多月了，热度不减，好评如潮。据网络报道截止三月末，仅央视就收割了国内观众四亿多，重回当年万人空巷看《渴望》的火爆盛况。

央视和地方卫视在正播和重播中还破天荒的为一部电视剧关闭了“回看”功能，让人欲止还追，欲罢不能，博尽了眼球，吊足了胃口。

之所以说它好，不仅是剧本编写的好，导演指导的好，演员表演的好，背景音乐编配的好，更在于编导们，为表达情感而设计、营造的场景好、氛围好。调动人，感染人，打动人成为这部剧的核心。这些场景、氛围加上演员们高超的演技，直戳观众泪点，如果能够把观众的眼泪聚集起来，恐怕这些泪水中都能行舟了，可谓赚足了眼泪！

这部剧演绎了中国社会五十年的沧桑变化，老、中、青观众，都能从中品味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能看见自己熟悉的影子，给人一种亲近感。

整部剧以平铺直叙的方式，把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冷暖悲欢毫不做作扭捏，真实地再现了出来，把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充分的暴露了出来，从而达到了观众共鸣、感人至深的效果。

　　一、艰苦的环境更能彰显“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这部电视剧的主色调是阴冷灰暗。气候上，故事的叙述多数都是在冬季，时间上，黄昏夜晚占比较多。地域上，围绕破烂陈旧的“光字片”展开，这是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低矮昏暗、破旧狭小的土屋和土炕。就是这样的环境，营造出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祥和的亲情氛围，让“人性”在朴素中自然流露。剧中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这内外两间土屋的两个土炕上。

最暖心的一幕是，周秉义结婚后回家过年的那一幕。这一年也是周秉义父亲支援“大三线”三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女儿周蓉和女婿冯化成在回家的一个火车站，因冯化成朗诵刚写完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歌，引发争夺打斗事件未能如愿回家，实现全家大团圆。“三十晚上”周秉义和新媳妇郝冬梅睡里屋，周秉昆和父母睡外屋。由于睡前家人谈及周秉昆谈对象娶媳妇的事，父亲周志刚与周秉昆闹红了脸，睡在炕上父亲不停唠叨，母亲嫌烦，抱着被子来到了里屋和大儿子周秉义他们挤到一个炕上睡觉。由此开始了一段母子情深对话。对话中，周母慈爱地伸手抚摸儿子脸颊并为儿子抹去眼泪，儿子心疼母亲为母亲抹眼泪的场景，画面十分感人。

母亲说，“老大，妈妈想你啊！”。周秉义早已经泪流满面。“妈，我也想你。”周秉义嗫嚅着回答。母子俩不紧不慢轻声细语地唠着嗑。

当周蓉婚后第一次回到家中的时候，同一个场景再次出现在周蓉与母亲的唠嗑中。这个时刻该是多么幸福安宁！母子情、母女情在这种环境中非常自然的释放出来。试想，如果周家居住条件宽裕，还可能有这种场景吗？即使特意安排也显得不真实。在那种阴冷灰暗、土屋土炕的环境下，更能反衬出冬日里的温暖，灰暗中的光辉。

这种暖心场景不仅出现在母子和母女的“唠嗑”中，同样也出现在周秉义父亲周志刚和母亲李素华这对老夫妻的对话中，表现出老夫妻之间的恩爱之情和作为父母之间的“父母爱情”。

　　还有一个场景更加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冬日的夜里，周志刚去世，遗体安放在土屋的院子里，母亲让守灵的儿女们进屋暖和休息，入睡后可周秉义突然间惊醒，发现母亲不见了，叫喊起来，妹妹、弟弟和媳妇们在屋内没有找到，却在屋外看到母亲坐在父亲遗体边，握着父亲的手，早已随父亲而去了，她的嘴颊和睫毛上已经挂满白霜，郑娟蹲在婆婆身边悲伤的哭泣，这样震撼的场面怎不让人感动落泪！

其二，周蓉为追求爱情，甘愿背着母亲，抢在周秉昆之前，只身奔赴贵州“上山下乡”，与冯化成住进一个大山深处无门无窗即是家又是学校教室的山洞里。周蓉既哺育女儿承担母亲的角色，又是山村老师，承担教书育人的角色。冯化成一边接受劳动改造，一边种菜、挖野菜和做饭。一家三口日子虽然过得十分清苦艰辛，但幸福感十足。可是回到吉春城里后，生活环境改变了，一家人却失去了以往的温情欢乐，人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房子”表现出了另一面，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专断和移情别恋。周蓉在得知没有分到房子后，竟然气愤地当面把蔡晓光送给学校主管分配住房主任的礼品要了回来，她的这种做法，在冯化成看来，就是自恃清高“不可理喻”。冯化成为了自己的诗作能够获奖，借此进入作家协会而分到房子，不惜屈身给评委送礼，在周蓉眼里，他变得庸俗世故“俗不可耐”。两人最后闹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最终迫使冯化成离开周蓉而选择王紫去了法国。“人性”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也印证了“环境改造人”的那个哲理。

　　二、“美丽”是人性回归的催化剂

当周秉昆替水自流、骆士宾为郑娟送钱，第一次来到太平胡同，走进郑娟破烂不堪的小屋，见到郑娟时，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周秉昆呆滞的注视了郑娟片刻，马上红着脸扭过头去，甚至不敢再正视衣衫不整的郑娟一眼。正如他后来给哥哥周秉义说的那样，她的“好看”“整个光字片除了姐姐周蓉，就属郑娟了”。在以后为郑娟送钱的过程中，周秉昆又了解到郑娟一家三口都没有血缘关系，郑娟和失明弟弟郑光明，都是郑母从外面捡回来的弃婴而拉扯长大，以及一家人善良、淳朴、勤劳、善解人意的品质后，特别是郑娟那种由外而内的美丽深深打动了他。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说，周秉昆初次见到郑娟被她的美貌所折服，带有一种朴素的“占有欲”，而这种“占有欲”是一个作为男人，正处于青春旺盛期的人性的本能流露，是被一种“怜香惜玉”、悲悯之情所挠动，那么，在以后长时间的接触中，特别是对郑娟一家身世及品格的了解后，吸引他的就不再是单纯的美貌了，而是一种人间“大美”，由此也产生了真正的爱意并转化为爱情。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在看到水自流和骆士宾被捕后，为了能使郑家继续得到资助，他甚至偷卖了祖父、祖母传给母亲的宝贝，一队玉手镯，用卖手镯的钱暗地里帮助郑家。

假如郑娟是一个相貌平平、品质一般的人，周秉昆还会对她那么倾心吗？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在一起谈论起周秉昆的婚事，周秉昆试探性的对父亲说，自己看上了一个怀有身孕“挺好看”的女人时，一家人如五雷轰顶，周父更是气的一脚把正在给自己洗脚的周秉昆踹到在地。这个情节太真实了。作为一个正常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娶这样媳妇的想法。哪怕她的相貌再美也无法接受和容忍，这即是“人之常情”，也反映出人性本真的一面。然而，当周家人看到周母突发脑淤血变成“植物人”瘫痪在床上两年半，是郑娟不辞劳苦为周母不断按摩、接屎端尿、擦拭身体，操持家务、服侍老小终使周母苏醒过来，恢复知觉，“身上干干净净，没有褥疮”，能下地走路，能说话了，周家深受感动，才改变了对小儿子娶郑娟的看法，不仅接受了郑娟，还常常夸赞，以至于周母在记忆受损，不能认识其他人的情况下，只能认得郑娟，夸她是“是个好儿媳妇”。从这个角度讲，这个过程，就是郑娟用内外之美征服人心的过程，是一种让“人性”回归的过程，这种内外“大美”催生了人间大爱。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这种“大美”，周家是断然不会接纳郑娟的。

　　三、对比使人性变得丑陋

在人世间存在一种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理论。其实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表露，这种表露在《人世间》里，被赤裸裸的演绎出来。

当一些相互熟悉的人或好友们，处在同一环境下或同一交际圈子里，平日里大家你来我往，相安无事，一片祥和，遇到一些麻烦事还能互相伸手帮一把。可如果，突然有一家或一人在某个方面，出现了与大伙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有了“好事”的时候，尽管这种“好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就会让一些人先是羡慕，而后漠视， 继而产生嫉妒，最后感到不舒服形成嫉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反应。当遇到“不好的事”对某个人或某一家人产生影响的时候，一些人又会幸灾乐祸看笑话。这些就是一种丑陋“人性”的流露。

生活在“光字片”的街坊邻居，对周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都是北京大学毕业，一个当上了市委干部，一个当上了大学副教授，开始的时候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周家特别是周父更是有一种“祖坟冒青烟”的自豪感，脸上有光，身上有劲。于是在他退休回家后过第一个春节时，大年初一就率领全家出去显摆，第一次去给街坊邻居们拜年，得到了邻居们的恭维褒奖，心理自然美滋滋的。可是到了乔春燕家，得到乔父一番夸赞后，刚出门不远，乔母就表现出了不服气的嫉妒心态，“我家春燕也不差，也当上了副主任”，“周家三个孩子生不出儿子，替别人养儿子”。这话让周父听到后非常生气，返回去怒斥乔母，“你想可以，就是不能说出来，乱说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其实，周父的这种拜年（显摆），不仅让一些街坊邻居不舒服，也让小儿子周秉昆和儿媳妇郑娟更不舒服。他只是想到了自己在外人面前的风光，却没有考虑小儿子周秉昆和儿媳郑娟的感受，让二人十分尴尬和难堪，他们借口做饭提前回家了。这就是平民百姓当中“人性”的“烟火气”。

　　在于虹搬新家的一场戏中，更是把这种嫉妒变成了愤恨并付诸行动。当乔春燕得知郑娟把自己太平胡同的房子过户给于虹，让于虹也得到了一套新房，心里的嫉妒终于爆发了，进而演变成愤恨，“你卖一个惨就得到了这么好的一套房子，别得了便宜卖乖，我儿子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呐！”。并激怒于虹和自己动手打了起来。当听到周秉昆把三万块钱借给于虹买房，又要帮助于虹开店时，一句“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的嫉妒，更是把这种“羡慕嫉妒恨”的丑态人性暴露无遗了。

正像《论语》里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冯化成曾用第一句给周家做了这种心态的解释。蔡晓光更是把这种“羡慕嫉妒恨”说透了。在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举报周秉义时，蔡晓光这样说：“人哪，不怕穷怕比。以前大家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没煤气，没水电，可为什么大家没有觉得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大家心里就平和，平和了，心里就容易满足。现在大家都住上了楼房，有煤气，有水电，不用上公厕，开始心里边还觉得很幸福，可慢慢的看到人家有住别墅的，过的更好了，心里就不平和了，不舒服了，心想凭什么呀！这就是心理问题”。是啊，这就是心理问题，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

　　四、欲望太强烈就会扭曲人性

可以说，“欲望”是一个社会、一个人奋进的动力。但是欲望太强烈，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如果不切实际、用不择手段的方法来满足欲望，这种欲望就会变成“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吃月亮”的自不量力了，“人性”就会被扭曲，被丑化，最终酿成悔恨，必然是自食其果，自作自受了。

《人世间》里乔春燕、曹德宝两口子和周秉义当年的“兵团”战友姚立松就是这种“欲望”的典型。

乔春燕和曹德宝两口子是个会算计的人，他俩儿和父母在得到一大一小170多平米的两套房子后，还不知足，算计着把一套大房子过户给未结婚的儿子，自己搬回“光字片”老屋，再申请登记无房户，还能多得一套新房，一些街坊也效仿他俩儿，想趁机通过“过户”和“假离婚”等方式，想多得一套房子。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被发现杜绝后，乔春燕、曹德宝又得知其它后搬迁的小区住户都得到了拆迁款，他们又算计着也想得到一笔拆迁款。曹德宝不顾与周家几十年的情义，居然实名举报诬告周秉义，致使周家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周秉昆实在气不过上门把曹德宝打了一顿，来发泄怨恨。从前的发小、朋友、同事、“六小君子”终于反目。虽然，后来这些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发小都大度的与乔春燕、曹德宝两口子和解了，但这两口子的“人设”也从那一天开始崩塌了。这种欲壑难平的心态，不断膨胀的欲望铸成了人世间丑陋的人性。

另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就是姚立松，他贪污了多少钱剧情里没有交代，但从他妻子懂卫红和周秉义口中就可知道他的贪腐有多严重。妻子董卫红说他住着500多平米的别墅，外面还有不止一个女人。周秉义说，他在深圳、瑞士、澳洲、美国等地都有房产。他也自知自己的罪孽深重，在国家反腐倡廉高压态势下，提前写好了材料，经周秉义的规劝，准备投案自首。

正像周志刚说的，“人哪，就是好了，还想更好，哪有知足的时候”。

　　五、地位、身份划分出“人性”等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算是一条自然法则。也把“人性”自然的区分开来。

1、地位不同。周家与郝家的地位与身份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按照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规定，中国公民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尊卑轻重的等级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职业不同和岗位上的不同，大家一律平等。但现实生活中，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无法回避的等级差别。周家是工人出身，郝家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这种地位上的差别非常自然的就流露出来。周志刚虽然是八级瓦工，是那个年代工人队伍中让人羡慕、夺人眼眶的佼佼者。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工人的身份，他的行为举止，言谈话语都是典型的普通百姓的风格习惯，给人一种亲和感。而郝冬梅的父母都是都从战场上走过来的革命老干部。虽说曾经被“打倒”过，他们的女儿郝冬梅还长时间得到周秉义的爱护、鼓励和帮助，但“平反”后官复原职了，他们说的、做的仍然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做派，给人一种敬畏的距离感。特别是郝冬梅的母亲金月姬，在周秉义面前，总是摆出一副上级教导下级的架势，尽管她的理论水平很高，官场经验很丰富，但在周秉义身上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他在郝家说话、行事谨小慎微，对岳父岳母毕恭毕敬，如履薄冰，很不自在。这种感觉在周秉义与郝冬梅一次的吵架中，终于一股脑的倒了出来，“我什么时候让你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都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吗？”。

虽说周家与郝家结成了儿女亲家，按照百姓之间的通常习惯，亲家之间应该见个面，可周志刚自觉地位卑微，而且秉性耿直、火爆，加上当地有女方父母先去男方家的习俗，他根本抹不下脸先登郝家的门。周秉义也十分理解父亲心情，从不勉强父母去郝家探望。郝家也是担心这门穷亲戚以后少不了会托关系办事，给他们带来麻烦不说，还会影响了自己的官场形象，尤其是在帮蔡晓光上大学的事情后，更是对周家一直深藏不见。后来想通了，有去周家登门的意愿了，可天逆人愿，临见面之前郝父突发哮喘住进了医院，至此以后，两亲家到死也没有见上一面。一家要“面子”，一家担心影响仕途，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反映出了“人性”差异，铸成两家父母终身遗憾。

　　2、身份不同。周秉昆与骆士宾，都是楠楠的父亲，一个是养父，一个是生父；一个是“穷光蛋”，一个是公司老板，身份完全不对等。在对周楠的培养上，周秉昆对其视如己出，疼爱有加，进其所能把他抚养成人并考进清华大学，进而以优异成绩拿到全额奖学金，获得公费去美国留学资格。楠楠也与周秉昆结下了非常深厚的父子之情。而骆士宾虽然与楠楠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却并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拿钱资助过楠楠的母亲郑娟，在他被捕后和出狱发迹后的十多年里，再未帮助过郑娟和楠楠，都是周秉昆明里暗里的帮助。可在骆士宾失去生育能力后，为了使骆家的香火能够延续，自己的财产将来有人继承，才想到了要回楠楠。表面上看是为楠楠将来的生活和前途考虑，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他不顾周秉昆和郑娟感受，不遗余力的要夺回楠楠。如果骆士宾没有失去生育能力，他还会为楠楠的前途考虑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不可能想到楠楠。只是公司做大了，“腰缠万贯”了，担心将来资产落入他人而不甘心，才想到了楠楠。在他的心里只有自己，这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他连好朋友涂志强的“妻子”都敢欺负（尽管涂志强和郑娟没有“领证”，但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夫妻关系），他只图个人享乐，哪管他人痛苦。这样的人渣是不可能有爱心的。在楠楠遇难后，他甚至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侮辱郑娟，刺痛周秉昆说出了“人渣”之语，“你再牛也是吃我，吃完剩下的菜”，周秉昆岂能受此侮辱，挥拳相对，终致骆士宾身亡，自己也进了监狱，坐了九年牢。周秉昆虽然文化不高，却很明事理，有爱心，朴实厚道。他告诫楠楠的那句“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既朴素又有不服输，不怕苦的韧劲。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而骆士宾虽然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凭借胆子大，脑子灵，开办了“骆氏集团”公司，坐到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财大气粗了，可终究改变不了丑陋的本性，“人渣”身份并没有改变。

由此可以看出，地位和身份的差别，无形中也为“人性”画上了一道分界线。

　　六、时代塑造人性

在《人世间》五十年的跨度里，展示了三代人的精神风貌，这三代人在人生阅历上分属于三个层面，因而，也分别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人性特质。

这些不仅表现在他们所经历的年代上，受教育程度上，学识上，更多的则表现在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上，用当下的话说，就是“三观”上。

小说原著里介绍，以周秉昆父母为代表的第一代“六小君子”的父辈们，大都是是二三十年代为躲避饥荒和战乱，从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等地逃难过来的“流民”，流落聚集到了“光字片”，这些身无分文的“流民”，就在这个“鸟不下蛋”、“兔子不拉屎”的低凹地带，盖起了一间间的“泥草房”，以养鸡、养羊等家禽、家畜和给人家打零工维生。日本投降后，以寓意“光复”之名，为这片“泥草房”之间的狭小土路，起了一些诸如“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等带有“光”字的街道名称，时间一长，人们就把这里叫做“光字片”了。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政府给他们发了统一的“户口本”，有了城市户口，身份也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进了木材加工厂、酱油厂、味精厂和糖厂等国营企业，成了一名工人。他们大都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但能够吃苦耐劳，对生活要求不高，在他们眼里，只要能吃饱穿暖，冻不着，饿不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有个“窝”就知足了，他们追求的是那种“老婆孩热炕头”式的完美生活，因而，幸福感很强。

这些人经历过中国最黑暗、最苦难的年代，遭受的苦难最多，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让他们翻了身，因而，他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也最深厚。

郝冬梅父母和马守常、曲秀贞夫妇这些老革命、老干部们，虽说与“六小君子”的父辈们，是同时代的一辈，但是他们经历过战争，是人民军队的一员，是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出来的，他们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他们时不时地用毛主席的话教育勉励年轻人，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教导人们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这些老革命、老干部们的人生理想远大，他们的信念是“让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以“六小君子”（周秉昆、孙赶超、曹德宝、肖国庆、吕川和唐向阳）和郑娟、乔春燕、吴倩、于虹等为代表的这些后辈们，他们都经历过“文革”运动，有些还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他们虽然都上过学，可学历普遍不高，像周秉义、周蓉这样文革后考入大学的，在“光字片”只有他们兄妹俩。他们都是那个年代不起眼的小人物，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经历过物质匮乏凭票供应的短缺时期，他们人生最高期望就是能够得到一份“国营单位”的稳定工作，成为一名正式职工。他们对生活的最好向往是“一年能吃上几顿肉”。他们经历过企业潦倒，破产倒闭和下岗失业等改革初期的“阵痛”，他们为此而迷茫过，彷徨过，消沉过。他们的最高目标是能娶上个媳妇成个家，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

　　以冯玥、周楠、周聪、曹远方、孙胜和大刚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他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高潮期，新思想、新潮流、新文化、新理念、新生活都冲击和感染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他们中除了乔春燕的儿子曹远方外（牛牛），其他人都考上了名牌大学。他们学历高，知识丰富，思想前卫。他们中间，只有周楠不幸，“有学习的命，没有享受的命”，上了清华，留学美国却在一次匪徒抢劫中，遭劫匪枪击而殒命他乡。曹远方虽然在殡仪馆从事火化工作，但他思想境界很高，他对这份遭人嫌弃、“不体面”的工作很满意，他认为，因为在殡仪馆工作久了，真正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到了那里，认认真真干过才知道:只要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近不了身”。

当郑娟把周秉昆没有答应曹德宝找周秉义帮助弄一套新房的请求而得罪了曹德宝、乔春燕两口子的事告诉了冯玥时，冯玥却不以为然的说，“小舅为什么不答应，如果是我，就给大舅打电话，而且当着曹德宝的面打，大舅能帮就帮，帮不了就是帮不了，这样既卖了人情，还让他感激”。郑娟吃惊的说“玥玥学滑了”。冯玥却说，“这也是我的生存之道”。在现今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上，懂得“圆滑”保护自己，是这一辈人的一大特点。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世俗”里，他们这一辈人，所向往的是在大千世界里，有一份能够“舒舒服服、体体面面”挣大钱的职业，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而冯玥无异就是他们当中的成功实践者和佼佼者，她辞去了骆氏集团公司的工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把业务做到了海外，成为一家“跨国公司”。他们这代人的起点高，目标大，思想活跃，眼界宽阔，不安于现状，不满足当下，浮躁气盛，他们没有吃过苦，受过罪，因而比较脆弱，受不了挫折。羡慕富豪般的生活，把繁华都市看作是“人生舞台”，周楠就是在骆士宾的诱导下，思想产生过波折。他们这代人的特点是好高骛远，“理想主义”思想浓厚。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上。像冯玥那样干出一番事业的，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凤毛麟角。

　　这部长达五十八集的电视剧，不仅是一部呈现五十年波澜起伏，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剧，更是一部展示五十年人性变迁的人间大剧。

影像/网络

文稿/章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