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塘街，悲喜交加的岁月

智慧丛生

　　已退休的我，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75年至1976年，我作为长沙市东区政府工作组成员，在东区解放路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蹲点”，其间收获满满，且悲喜交加，是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图为1975年，24岁的笔者。

回忆录写到1975年，47年前的一幕幕不断在眼前叠映、闪现，回味无穷……

　　图为1975年，我（后左四）带领长沙市东区乒乓球队赴武汉观摩全国乒乓球赛后，在武汉长江大桥边留影。后排左三李方、左五梅华、左七彭度；前排左二袁群英、左三陈志红、右一罗小珂。

1974年7月，23岁的我由怀化枝柳铁建23连回到东区革委会文化科后，潜心抓好自己的本职体育工作，率先组织了东区职工乒乓球赛，从中选拔选手组成了东区乒乓球队，在东区机关食堂展开训练，准备参加长沙市的比赛。

男队员有李方、彭度、梅华，女队员有罗小柯、袁群英，我担任领队，为了提高球艺，我还于1975年春，带队去武汉观摩全国乒乓球赛，全队队员相互间逐渐加深了友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区乒乓球队一对男女队员却上演了一幕爱情悲剧。

男主角叫李方，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市乒坛名将、东区乒乓球队男子一号主力，时年22岁，是东区红光卡具厂工人，一表人才，是典型的美男子，性情温柔，母亲是小学教师。

女主角罗小柯，女队一号主力，时年25岁，是东区大众无线电厂工人，圆圆脸庞，尤其是一双大眼睛格外迷人，性格稳重。俩人在乒乓球队的恋情比较隐蔽，以至于出事时，让全队大吃一惊。

出事那天，李方的母亲告诉我，李方已自缢身亡，要找罗小柯问责。我十分震惊，出于保护队员，我向其母简单问了问情况就急忙找罗小柯了解实情。

小柯哭成了泪人儿，为防再发生意外，我赶紧让女队二号主力袁群英守住并安慰她。

原来，当李方向母亲征求意见时，其父母都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罗小柯年龄比李方大，李方说服不了母亲便做出傻事，以死抗争，于是出演了因父母干涉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令人唏嘘。

经此变故，东区乒乓球队丧失主力，实力大减，男队由长沙市各区、局乒乓球赛团体冠军队跌出前六名。

　　图为东区医院的姑娘们在排练文艺节目。

1975年，东区革委会卫生科由卫校分配来一小伙子，年龄比我小点，个头与我差不多，浓眉大眼，男子汉味十足，因他也喜欢打篮球，我们就常在一起玩，渐渐聊得挺投机，发展成一对形影难分的“油盐坛子”。他叫章湘伟，成为我在东区机关无话不谈的最好朋友。他似乎比我成熟，也很稳重，记得位于浏正街的东区医院招收了一批医护人员，其中不乏漂亮姑娘，每逢东区机关与东区医院篮球赛时，这支青春靓丽的拉拉队便出现在机关球场，引起我和湘伟关注和议论，我俩还时不时相约去东区医院看望篮球队主力小安，实际上是“窥探”姑娘们，每每心情很愉悦，那时我们都还单纯，懵懵懂懂，最终也都没有“爱”的结果。

　　图为1976年，东区政府文化科成员参观浏阳县文家市秋收起义旧址后留影。后排左起：谭厚致（已故）、刘绍邦（已故）、笔者、罗华元（已故）；前排左起：聂婆婆（已故）、胡曼芳、诸梅彦（已故）。

1974至1975年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天津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推广小靳庄的经验。 小靳庄便因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全国。

小靳庄这个不到两百人的生产队，居然产生了二十个诗人被重点培养，三十人的文艺宣传队日夜排练，时刻整装待发，准备演出。

那阵子，模仿小靳庄十件新事，人人学唱革命样板戏，个个讲革命故事，人人创作顺口溜、三句半，风靡一时。

东区革委会在全国学习小靳庄热潮影响下，指示由秘书科牵头，文化科为主打，组成工作组，下到解放路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先行试点，搞出一个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再以点带面，向全区推广。

我和同科的胡曼芳、罗华元都被选入工作组，进驻鱼塘街居委会，发动居民开展文化活动。

胡曼芳年长我六、七岁，相貌端庄，气质佳，穿着很得体，一般不大喜欢交谈，给人冷面孤傲的感觉，我俩同事间关系挺好的。罗华元比胡大姐年龄要大点，个头矮小，一脸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眼睛特别有神，能说能写，工作能力较强，我们三个人合作很愉快，他们都叫我“小杨”，这对“大哥大姐”都挺关照我的。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长沙市鱼塘街。

鱼塘街位于长沙市中心，南临解放路，西连黄兴路八角亭，东通蔡锷路，北傍五一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居民密集棚户区。

那时，麻石铺路的小街小巷密密麻麻，路两侧尽是低矮的木板屋，砖木房。居委会办公室在一栋二层的木屋中，既是办公地也是手工作坊，屋内有好几台压塑机，从漏斗加入塑料颗粒，由机器慢慢加热熔化塑料，再手工从模具中压制小塑料制品。

　　图为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

居委会女主任叫吴石明，约40多岁，矮胖胖的，人很朴实、善良，她有两个女儿，家住后鱼塘街二间光线昏暗的木屋，我是她家的常客。

居委会还有一大批诸如姚外婆、王娭毑等50岁以上的婆婆姥姥，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她们发动、组织起来，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对于文化低、毫无文艺细胞的她们来说，这的确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区工作组成员分头挨家挨户摸底、宣传、动员，开居民大会发动，渐渐打开了局面。

　　图为我（后右）与吴石明（前右）和她的的大女儿周润伏（中左）、小女儿周进伏（前左）以及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邹天然（后左）、陈湘生（中右）合影。

我根据鱼塘街的历史与风情，创作了大量诗歌、顺口溜、三句半、快板，指导婆婆姥姥背诵，帮助她们排练，组织她们在街头巷尾演出，搞得热热闹闹。

看着婆婆姥姥披红戴绿，化妆抹红，或扭来扭去，或用长沙普通话念台词，或敲锣打鼓的认真劲儿，笑得前俯后仰，把这些从未登过台的婆婆姥姥塑造成这般模样，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演出，总算是完成了任务，要说艺术效果嘛，那就免提喽。

别说，在鱼塘街还真藏着一条艺术“大鱼”，那就是湖南花鼓戏大师、《刘海砍樵》的原始主演，刘海哥的扮演者何宗保先生。我把他给请出来为妇女们排戏，演得还真有模有样。

1975年底，我们在东区革委会礼堂组织了一场鱼塘街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包括吴石明主任在内的一大批婆婆姥姥登台演出，引起轰动，全区街道学习天津小靳庄的热火就此被点燃。

　　图为鱼塘街社会主义大院七院组织的“图书室读书心得汇报会”。

1975年下办年，各地又兴起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热潮，根据东区区委指示，区工作组转而在鱼塘街开展办“社会主义大院”的试点。

所谓“社会主义大院”就是打破户与户间的壁垒，增加人际间交流，形成团结助的和谐氛围，通俗点说就是通过“大串门”传播精神文明。

　　那时，城市街道很少有高楼，绝大多数是平房。往往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站，淘米、洗菜、刷锅、洗碗等大多都要排队。平房方便，没有楼层和防盗门阻挡，邻居端着碗，可边走、边吃、边聊，吃饭串门两不误，人情味十足。

　　在鱼塘街，一到夏天，各家都把竹板摆到街道上纳凉，喜欢串门的索性在自家门前拉出一盏电灯，摆上一个方桌，拿出两副扑克开打，围观者众。

　　东区区委在鱼塘街进行办“社会主义大院”试点，就近分片成院，选举产生院长，有组织的开展文体活动。

　　如今，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逢年过节礼节性“串门”，也大多被短信、微信所取代。尽管网络问候同样是拜年，但比起“串门”面对面来，人情味则寡淡了许多。

　　1975年6月18日，长沙市东区区委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到武汉硚口区汉正街，参观学习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经验，图为我与参观团在武汉长江大桥边合影，第三排左五是笔者。

　　图为后排左一是罗宜成，前坐者是吴石明主任。

在那段紧张劳累但“火热”的日子里，我还经历了一场似是而非的“初恋”。

居委会有个青年专干叫罗宜成，22岁，身材瘦瘦，娇小，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头昏，属于病退青年在居委会留用那一类。

小罗相貌虽普普通通，但身材小巧玲珑，是我喜欢的类型。开始我还没怎么注意，后来发现她埋头苦干，不讲闲话，工作认真负责，交办给她的工作都能出色完成，而且能与婆婆姥姥们打成一片，关系还挺好，颇受区委工作组的好评，我也就多关注了她。

渐渐，我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特别，充满了柔情蜜意，还不时泛起红晕，弄得我也有了些许心慌意乱的感觉，慢慢还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感受。

她主动邀请我去她家作客，甚至大方到主动叫我手持水瓢淋水，协助她洗头发。说实在话，我长这么大，还真没为一位姑娘如此近距离服务过，握水瓢的手不由自主颤抖，感觉很不自在。至今回想起来，竟然还能体会到当年的那种尴尬。

更奇怪的是，她总愿意与我在一起行动，尤其是加班工作晚了，在居委会办公室，我不回家她也不走，老喜欢陪着我。渐渐，周围人都似乎看出点什么，不时冲我诡谲一笑。

　　图为在东区政府办公楼前，我与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合影。

罗宜成是位纯朴的好姑娘，我对她的确有好感，但我的底线是：作为刚入党不久的年轻党员，不能早恋。只好努力克制自己不越线。

但那种奇妙的感觉老是冲击着我，我就邀请了吴石明主任和罗宜成等几位到我家作客，目的是想征求我母亲对小罗的印象，我说小罗对我有好感，你看她如何？没想到母亲坚决反对我与小罗发展关系，理由是罗宜成身体看上去很虚弱，担心她有啥病，我也就顺从了母亲的意愿。

终于，吴石明主任向我来挑明了，说是罗宜成喜欢我，问我的意思如何。说实话，当时虽然春心有些萌动，还是没有想谈恋爱的强烈冲动，主要还是怕过早谈恋爱影响工作和进步，加上母亲不赞同。此外，小罗并不是我有强烈爱感的那类女性，也没有一见倾心的感觉，只是不反感吧。

我向吴主任明确表达了现在不想谈的意愿，没想到她竟然长叹一口气，连忙说，小罗身体不好，有严重高血压，我看也不适合。

后来，姚外婆对我说，吴主任想收你做女婿，我这才明白吴主任那声长叹的含义。吴主任是一番好意，可她大女儿正在读高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听说，吴主任选择了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邹天然做了女婿。

可能是吴主任向小罗转达了我的想法，罗宜成之后见了我明显躲闪，疏远，渐渐也就回归正常了。

我俩手都没碰过，没一起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发出任何言语表达“爱意”，也没互赠那怕一丁点礼品，只是一切尽在两对眼神慌乱交换，两对脚彼此靠近而不想远离中，这也许就是“似是而非”吧？

　　图为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我的9岁侄儿亦坤和11岁侄女亦男。

1976年1月8日，东区工作组正在鱼塘街居委会开会，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会议顿时休止，会场哭声一片，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1月15日，北京追悼大会那天，鱼塘街居委会和区工作组在所设周总理灵堂前同时追悼，我主持追悼仪式时泣不成声，感觉从来没有如此悲痛过，我对周总理的崇拜与敬仰发自内心深处，怀念泪水不断涌出。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我没有如此强烈悲痛的感觉。

7月28日深夜3时，冀东地动山摇，唐山大地震爆发，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地震持续约23秒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

我的9岁侄儿亦坤和11岁侄女亦男都死于非命，嫂子被砸成重伤，大哥因在外地出差而躲过这一劫难。

一时间，举国悲哀，谁知，还有一次大难正在逼近……

　　图为我带领东区的共青团员们在清水塘纪念地缅怀毛泽东主席。

1976年9月9日，下午三时，我正在中山路新华电影院看电影，放映途中，影片中止，银幕后的喇叭里突然通知：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接着，放映继续。到了四点，电影再次中断，喇叭里响起低回的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共中央……沉痛宣告，……毛泽东同志逝世。

听罢，我只觉得脑袋翁翁作响，人傻傻的呆着，影院里响起抽泣声，我默不作声走出影院时，感觉秋风顿起，落叶飘零……。

东区区委为毛泽东主席设置了灵堂，安排我做司仪，接待人民群众吊唁，我带着哭腔一遍又一遍重复：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伟大的……三鞠躬……。

　　图为东区团委组织团干部到韶山缅怀毛泽东主席，前排右一为笔者。

　　图为我臂戴黑纱，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肃立悼念。

　　图为东区文化科正积极筹备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演出，我们分头到基层单位去挑选节目，这是我在东区医院审看节目时拍摄的照片。

这年10月，全中国迸发出被压抑已久的巨大能量，骄横跋扈的“女皇”，阴险狡诈的“军师”，穷凶极恶的“棍子”，无德无能的“草包”束手就擒，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期待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各项工作都逐渐走上正轨，图为26岁的我（前排左）策划了东区首届街道运动会，在浏正街小学举行，获得圆满成功。

在党中央领导下，结束了“十年动乱”，迎来了拨乱反正，举国安定团结的新时代。

　　十年动乱时期，正是笔者的15岁至25岁的青春大好年华，我深切感到，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一时期，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就个人成长而言，这十年中，我停过学，下过乡，进过厂，入过团，提过干，入过党，修过路，蹲过点，经历的确非常丰富，收获满满，这是我一生中打下事业成功基础的时期，永远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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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