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讨厌也罢，喜欢也罢，除少数人后来另改名字以外，通常都会接受。本人对自己的名字倒是挺满意的，普通、简单，易读易写，既不过于雅致，又不太过俗气。但就是这么个名字，也许就是因为上述原因，许多其它的男男女女也都叫这个名字，重名的机率非常之高。因此，这一生中，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烦恼还真不少。这里，只拣两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说说。<br><br>上世纪80年代初，川外英语系有个学生的名字跟我完全一样，也叫张林。这是个男生，也是重庆人。当时，我是英语系的老师，因为重名的缘故，学生和老师之间偶尔也会弄出点小误会或者尴尬的事儿来。后来这位学生也留校当了老师，为了便于区分，大家约定俗成，赋予我“大张林”的桂冠，而他则被授予“小张林”的名号，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毕业后不久，小张林便有了女朋友，为了多挣点钱用于结婚，小张林抓住一个机会，与我们当年的年级主任（辅导员）何秀文老师一道，随重庆市的某个援外工程队前往非洲某个国家任随队翻译。于是，英语系又只有我这一个张林了。<br><br>1988年1月18日晚约十点钟，由北京飞往重庆的一架伊尔18客机，在距离重庆机场不到10公里的地方坠毁，机上108人全部遇难。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长途电话都得到邮电局去打，空难的消息在随后的两三天里才慢慢传播开来。记不清是空难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夫人还没有下课，我正在家里的小厨房里准备午餐。当时我们家住一楼，厨房窗户就紧靠路边。正在做饭的我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紧张的声音在喊我夫人的名字：“文显华，文显华，文显华在家吗？”我走出房门一看，只见我们的女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过来。见到是我，顿时松了一口气。问道：“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赶紧问：“出什么事儿了？”原来，学院人事处刚接到空难善后小组的通知，说在空难现场发现一本川外工作证（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一说），名字叫“张林”。我当时就笑了，哈哈，我好好地在家里呢！肯定是他们搞错了！但是随后，我和人事处长又不约而同地想到：是不是小张林呢？但是这个想法立即就被推翻了，小张林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趟航班上呢？于是乎，我们俩又都松了口气。<br><br>几天之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真的发生了，小张林确确实实就在那趟倒霉航班的飞机上。原来，他们援外工程队中有个工人因病需要回国治疗，需要有人把病人送回来。工程队领导原本打算安排何秀文老师执行该项任务，但也许是小张林人年轻，想回来见见女朋友，何老师便把这项任务让给了小张林，而学校对这些情况却一无所知。据说是他们一到北京，就第一时间购买了到重庆的机票，没想到却遇上了空难，而何老师却无意中躲过了一劫。<br><br>随后几天，川外及其英语系的有关领导就又多了一项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善后。而就在此时，我在广东的一位朋友来信，问我收到他寄给我的挂历没有。那个时候，漂亮的挂历也是个稀罕物，送挂历也是个挺新潮的事情。我于是便到学校收发室查询，收发室的小姑娘告诉我，由于空难，一夜之间全院上下都知道了川外张林在1.18空难中遇难，而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这本挂历就是寄给那个“张林”的。于是收发室便把这本挂历托人带给了“张林”的女朋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当然也只能忍痛割爱了。空难过后不久，学校为小“张林”召开了追悼会，并在院报上发布了“讣告”和“悼词”。弄得我们73级的好多同学或者其他朋友都以为是我牺牲了，还都为我的夫人（也是同一年级的同学）惋惜。一直到了好几年之后，其他同学才逐渐了解到了真相。<br><br>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到了1993年年初，我们获准调动到东莞理工学院。在办理离校手续的过程中，图书馆清理出一大摞超期未还的借书卡片给我，说上面都有“张林”的签名，要我还书。最后的结果大家肯定都能猜到，那些都是可怜的小“张林”的签名。 如果说上面这件事情是一出悲喜剧的话，下面这件事情就真是一出令人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的烦恼剧。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5-6年里，我无论是用护照还是港澳通行证出入境，每次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而这种“照顾”的程序，每次都完全一模一样。边检人员会拿着我的护照，首先例行公事般地抬头看看我，核对照片，然后在电脑键盘上敲打几下，习惯性地拿起日戳印章，准备往护照上盖。然而就在这一刻，他或她的手会悬停在半空中，再看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请稍等！”随后便会有一位领导模样的官员过来，拿走我的护照，并把我叫到一边，靠墙站着，然后就钻到一间小屋子里消失了。而我，就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同行的朋友或者同事，也只能在关口的另一侧焦急无奈地等候。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官员又会拿着我的护照，从小房间里出来，仍然是面无表情地把护照还给我，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没有任何解释，更没有任何道歉，而我还得像听到大赦令似的，诚惶诚恐地说一句“谢谢”，然后匆匆离开。每次等候的时间有长有短，大多数时候都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而最长的一次是在罗湖口岸入境，我在那里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经过几次这样的“特殊待遇”之后，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应激反应。每次一站到边检柜台前，心里便忐忑不安起来。尽管我自认为是个良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但还是一直在尽力检查自己是否有做过损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不过苦苦思索后仍然没有答案。 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肯定是我这名字惹的祸。于是，我用我的名字作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果然发现有一位“明云”人士与我同名。此君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户籍在安徽，那一年（你懂的是哪一年）的风波之后，先后坐了5年牢。后来去了美国，可是到了90年代末这小子又“闯关”回到国内。自从他闯关回国之后，我享受“特殊待遇”的日子便开始了。那次让我在罗湖口岸苦苦等候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当即到边检站做了投诉。开始他们还说这是电脑随机抽查，是例行公事。可我火气正大，告诉他们我知道事情的内幕，不就是名字惹的祸嘛？我说，本来事情很简单，年龄不同、户籍不同，照片也不相同，简单核对一下就能确认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干嘛每次都要让我无缘无故地在这里等候这么长时间呢？人家回答说，这是上级规定。还告诉我说，你也知道，现在办一本护照是很简单的事情。况且，如果出了差错，上上下下都要承担责任。想想也是，为了自保，避免担责，大家都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人人都会把可能的责任往上级推，谁管你当事人的感受！谁还顾及你当事人的正当权益！<br><br>又过了两三年，我发现我这特殊待遇却悄然取消了。又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安徽那小子因在广州“嫖娼”，已经被劳教三年。这小子进去了，有关部门放心了，我也安宁了。哈哈，大家相安无事了。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今年年初，我的特殊待遇又恢复了。今年寒假我们一行人去印度尼泊尔，在东莞虎门出境，在深圳罗湖入境，照例，我又被无缘无故地“被等候”十来分钟。估计安徽那位坏小子最近又有了新的动向。不过今年这两次的等候时间都不算长，不超过一刻钟。看来，我们有关部门的工作还是有所改进地，至少工作效率提高了，已经缩短了让我“等候”的时间。哎，对此，我真不知道是该感到高兴呢还是感到悲哀！ 以上是我个人名字后面的两个故事。下面再讲讲与名字有关的几件事情。2018年4月初，我正沿着川藏线寻找春天的足迹，一位朋友却把我拉进了一个川外校友群。这个群不分地域、不分年级、也不分系别，只要是川外校友就行。进群之后，出于礼貌，我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信息刚一发出，没想到马上就有一位叫“Freeman”的校友跟我打招呼，向我问好。“Freeman”？我顿时想起，差不多40年前，我曾经给我任教的79级一位姓付的学生取过一模一样的英文名字。难道这位校友就是那位付姓学生？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他还一直用着这个英文名字？于是，我立即发了一条信息给他，请他确认。几分钟之后，反馈信息来了。没错，这位“Freeman”就是当年川外英语系79级4班的“Freeman”。 学生时代的Freeman。 <p class="ql-block">79级4班是我从教以来所教授的第三批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几位年轻教师虽然教学经验欠缺，但人年轻，上进心强，工作劲头十足，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教学上。为了方便学生用英语交流沟通，提高他们的口语能力，我为班上每个学生都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当时取名的原则是：尽量采用与中文名字谐音，好听好记好写，比较大众化的英文名字。因此，我就为这位付姓同学取了“Freeman（自由人）”这个英文名字，主要是在发音上对应他的汉语姓氏“付”，其它方面则基本没有考虑。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Freeman就来找我，希望我给他换一个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回答说班上同学本来就觉得他有些自由散漫，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英文名字，好像有点“名如其人”或者“人如其名”了。我当即告诉他，“Freeman”远非是自由散漫的意思。在古罗马时期，相对于奴隶而言，自由人是具有公民权的城邦市民，是当时的新兴阶级。而且，这个名字也许能让你终身享受自由。当然，小付同学当时是否接受了这一说法，不得而知。然而，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他至今仍在使用这个名字，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于他，这也许只是一个习惯，然而于我，却倍感欣慰。在与我微信的互动中，小付同学感慨道：你给我取的名字让我自由了一辈子。事实也确实如此，毕业后，小付同学回到家乡绵阳一所学校教书。几年之后，终于受不了体制的束缚，辞职下海，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人”！</p> 当时班里还有一位欧姓同学，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一个小伙子。见到他的中文姓氏，我马上便想到了Oliver这个名字。说实在的，狄更斯笔下的Oliver，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欧姓同学这个样子。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便把Oliver这个名字赐予了欧姓同学。然而，又一次出乎我意料的是，过了几天，欧姓同学也来找我要求换一个名字。理由我想大家也都能猜到，都是电影《雾都孤儿》里那句经典台词惹的祸：Oliver wants more！我只得再一次做说服工作，好歹让他接受了这个名字。四十年后的欧姓同学，也早已离开体制自己创业，外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晚聚会时，同学们都调侃他，说他生意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因为，Oliver wants more. So he certainly gets more! 班上其他同学的英文名字，我基本上都还记得，并且能与人对上号。如Charlie, Louie, Linda, Merry, Spring, Helen, Yancey等等。其实，为学生取一个英文名字，这在川外应该是有传统的。当然，我们读书的时候除外。那时候的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帽子满天飞，老师们都是带着镣铐，成天战战兢兢地教我们学习英语。在那样一种氛围中，哪个老师还愿意而且有这个胆量给工农兵学员取外文名字呢？不过在50多年前（1965年），我上外语学校（川外附校）的时候，无论是英语班还是俄语班，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外文名字。同学们还喜欢根据某人外文名字的谐音来取绰号。譬如有位女同学叫Birtha，同学们就送她一个外号“白沙”（重庆话就是“光头”），另外一位叫Jane，她便有了个外号叫“鸡”。还有个男生叫“山猫”，就是来自英文名Samuel。我的英文名字叫Jack。然而好些同学在叫我这个名字的时候，总要在后面加上“斯洛伐克”这几个字，因为Jack在他们那里就成了“捷克”。但是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普通，好听、好记、好写，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在使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却是，这个名字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川外英语系65级毕业生）程特娜老师给我取的。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多少也有些不忘师恩的意思。 当年79级4班的同学。 在对外交往中，使用英文名字，无疑会减少许多麻烦。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英国读书时，一开始仍然使用中文名字，拼写成Lin Zhang。尽管老外经常要读成Lin Rang，倒也还明白那是在叫我。后来班上又来了一位福建籍学生叫林铮，写作Lin Zheng，有时候又写成Zheng Lin。这下麻烦来了，那些个大名鼎鼎的语言学教授，在上课点名或者提问时，一遇到我们俩的名字，就显得小心翼翼不知所措，而且还经常弄得我们俩不知道谁是谁。后来我改用英文名Jack，一切麻烦顿时消失。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女生叫李莉，写作Li Li。老外按照英语的读音规则，毫无例外地读成Lai Lai，让人笑死。 然而，使用英文名字，有时也会带来一些不愉快。我曾加入过走吧网的某个地方微信群，目的是为了和喜欢自驾的朋友交流互动。那个群的群规是，群成员必须在昵称里注明你所在的城市，我照做了，我的群昵称于是成了“东莞Jack”。可是后来那个群的管理员却要我把Jack改成中文，理由是她不会读这个单词。我当即告诉她说，我这个名字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取的，有一定的纪念意义，而且用了五十多年了。如果你不会读，就把它读成“杰克”就行。可这位管理员却不答应，而且还说什么你的中文名字是爹妈取的，难道不比这个英文名字更有纪念意义？说到这里，我觉得既然她的文化水平和眼界格局已经如此，而我就完全没有必要与之继续争论下去了。于是，我当即便退出了那个微信群。 如果说这个群管理员的无理要求是受制于她的文化水平和眼界格局的低下，尚可以容忍和理解的话，有些号称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是英语专业的毕业生的所作所为，与这个群管理员的做法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才是真正让人无奈和无语。就在前几天，在我的大学同学群里，某人竟然把我在群里的昵称是英文而不是中文一事作为本人崇洋媚外的证据，对本人大肆攻击。一个川外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其逻辑水平和眼界格局竟然和一个文盲差不多。对于这样的人，我真的羞于称他为同学或者校友。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使用英文名字的学弟学妹们，也一定羞于与这样的师兄为伍。还有，当年那些呕心沥血教授他英语的老师们，要知道他们竟然教出了这么一个脑残学生，怕是要哭晕在厕所里。而我呢，也只能对天长吁，拿神马来拯救你，我的脑残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