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一）

傻冒小老头

我的母亲（一） ---痛悼我的妈妈 今晨，2点40分，我的母亲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85岁。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我们兄弟四个都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守候，见她最后一面，为她送终，也不能为她守孝。哀哉！痛哉！ 我的母亲生于抗战期间的1937年，自小就跟随外公外婆颠沛流离，为了躲避战乱，随着难民一直朝大后方的西部行进，所吃的苦不可能用文字形容。母亲自小学习用功，那个时候还是使用煤油灯的年代，母亲就表现出聪慧的天分，勤奋学习，一直在深夜还在做功课，所以，各门功课一直排列班级前茅。新中国成立后，我的母亲考入了长沙二中（现长沙长郡中学）。 长沙二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培养出来许多著名人物，比如：罗章龙、李立三、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等。母亲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自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倍加珍惜党和国家给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刻苦的学习之中，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我的母亲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母亲在高考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考医学院，一个是考师范类的学校。最后，我的母亲为了减轻家庭的压力，报考的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并顺利录取。 我的母亲不仅在学习上很优秀，而且是一个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人。在学校期间又是一位各项活动积极的参与者。在一次八一建军节的与部队官兵联欢的时候结识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是一所部队军事院校的教员，从那次邂逅，他们双双对入爱河，正应了当时的时髦，革命军人才是最可爱的人。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的结合才有了我们兄弟四个。 我的父亲所在的军事院校坐落在湘江之畔，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大院，院内生长了各种果树，一年四季到处鸟语花香，部队操练的口号声和读书声催生了我们的成长，也给年轻的母亲带来了许多欢乐。我的母亲“随军”后就开始在家相夫教子，并在院校的家属委员会做一些工作。总之，母亲的青年时期生活是充实和快乐的。 六十年代末，我的父亲因那场政治运动的冲击，被驻校“工作组”关押在长沙郊外一个叫黑石铺的地方“学习”了13个月，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四人，天天想，月月盼，每天都在等父亲的早日归来。当时我们所住的18栋楼的很多叔叔阿姨也和我的父亲一样，年幼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那场运动什么时候结束。我的母亲尽管内心很迷惘，可还是坚持每天带领我们这些小孩子和楼里的保姆娭毑们背“老三篇”、跳“忠字舞”。我的母亲就是在这种“自娱自乐”中艰难地等着父亲的回来。 我的父亲回来了，两鬓已是银丝增添了许多。“学习”的结果就是看到父亲时领章帽徽都被摘下了，一纸“复员”和“留党察看”让我们准备回到父亲的出生地，辽宁凤城的那个叫东汤闭塞的小山沟。我的母亲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带着我们四兄弟跟着父亲走。 我们一家最终没有回到那个小山沟，这些都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为父亲的处理决定操劳费尽了心血。她锲而不舍地给军区“安置办”写信，依据军委对军队转退军人的安置政策，据理力争，最终，我们一家在沈阳这个重工业城市落脚。母亲，这个时候方显出她性格和学识方面的优势。 我们兄弟四个在沈阳慢慢长大，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如狼似虎”的食量和物质需求。我的父亲当时还“戴帽”，母亲因是“随军家属”，地方上一时不能安排工作，我的母亲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她做过建筑工地的小工，做过食品厂的临时工，做过沈阳军区后勤部电线厂的绞线工，做过沈阳味精厂最脏最累的工作（泪奔）。我的母亲，您最伟大！ 1978年，广州军区政治部决定为我的父亲平反，当时的工作单位把我的父亲从房产科一个钳工岗位调到厂办做“清查”工作。当年6月18日在公出哈尔滨的途中因脑溢血去世。随后广州军区很快为我的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军籍，父亲火化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戴领章帽徽的军装，妥善安排了我的母亲工作。 在我的父亲过世后，中年丧夫的母亲，窄窄的肩头挑起了抚育我们兄弟的担子，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些，她以“照顾老人”（当时我的姑婆在香港生活）的名义去了香港。几年来，她做过超市的售货员，做过公司的销售员，做过医院的护工，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女人，为了儿子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为了孙辈们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默默地付出她全身心的精力。每当我去香港探望她的时候，看到红磡地铁站过街桥那陡陡的阶梯，不竟总是有泪流出来，那段路是我的母亲拖着两个沉重的拖箱，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像往返粤港两地的水客一样，给我们和亲友捎来紧缺货，她的收入大多都花费在这上面，每天一个咸鸭蛋可以吃两餐，想到这些，我又一次禁不住泪奔起来。妈妈，我愧做您的儿子！老了，老了，还不能为您养老送终。 今天上午看到三弟发来的母亲离世的消息，虽然早有预感，但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音。作为儿子们，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不能为母亲送终，哀哉！痛哉！老天为啥对我们如此不公，要用这样的手段惩戒我们这些不孝子孙？ 我的母亲。天性善良，乐善好施，我希望我的母亲在天堂能够得到神和主的庇佑，虽然我们都是无神论者 我的母亲，天生喜欢花，爱花，喜欢绿色植物。我希望我的母亲在天堂也有绿色和鲜花作伴。 妈妈，一路走好！ 不孝儿子叩首 2022.4.12 我的母亲（二） ——痛悼我的妈妈今天是妈妈离开我们的第七天，也就是俗称的“头七”。妈妈过世后这几天，南昌的天气骤然湿冷下来。外面，风刮得樟树叶和柚树叶不时地叩打着玻璃窗作响，沥沥的细雨在替我叙述着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妈妈走的那个夜晚，我几乎整夜未眠，凝视着蝴蝶兰花簇拥的母亲遗像，我浮想联翩，和母亲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像过电影似的，每一时每一刻从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掠过... ... 妈妈生前喜欢花，喜欢绿色，在她的香港“公屋”里，小小的房间里处处能看见鲜花和绿色植被，连厨房小小的窗台上都是绿萝和富贵竹影子。因为疫情原因，我无法赴香港去送别妈妈，在南昌也无法找来传统的祭祀物品来悼念妈妈，只好用盛开的各种兰花包裹着母亲的遗像，天天听妈妈“唠叨”。说来也怪，七天已过，这些花儿随母亲而去，花瓣儿纷纷飘落，带走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我默默地祈祷着... .. 我记得，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兄弟四个当中，属我的体质特敏感。当时生活在南方，我经常因为天气反复无常的变化而复发支气管哮喘病。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淘弄来的偏方，把中药和一些动物的肉熬成汤给我吃，印象中有猫头鹰（那个时候猫头鹰还没有受保护）、野猫、蚯蚓、蛇... ..。记得当时我并不喜欢吃这类的东西，碗刚刚端过来，我就作呕，有的时候嚼着嚼着还没有咽下去就吐得妈妈满身，不过我还是在妈妈的“强迫”之下，把这些肉和汤送进了肚子里。 说道这里，不得不说说我母亲的厨艺。 我记得，我的母亲祖籍是广东三水，可能是从小随着外公颠沛流离，抗战期间又是各种物质匮乏的时候，所以很多北方人不吃的动物，广东人都来者不拒。听妈妈讲过，六十年代自然灾害的三年，妈妈经常把老鼠肉当成鸡肉红烧着做给全家吃，还哄骗着父亲吃下去，直到看见父亲一大碗吃得津津有味见底的时候，才告诉真相。我们一家在部队大院生活的那些年，虽然经常在教员食堂吃饭，但是母亲还是经常下厨房烧几道拿手菜来满足我们一家人的胃口。六十年代末，我们一家人来到了东北沈阳生活。 我记得，当时的沈阳虽然是国家的重工业城市，可当时的物质供应还是匮乏的，每月每人的豆油供应只有三两，全家六口人也就是一斤八两油，吃肉也是凭票供应，所以母亲和父亲买肉的时候就是要买最肥的。粮食供应也是按人口供应，每月每人的大米和白面这样的“细粮”加在一起不足十斤。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了粗粮细作，把难以下咽的高粱米和棒子面做得香喷喷的。我现在想起来，一个南方生长的人，能够在那样的岁月中挺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记得，我的母亲曾经给我们做过一顿红烧狗肉。忘记了是哪一年，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好多狗肉，那天足足烧了一大锅，在烧制的过程中，满楼都飘着肉香。其实，妈妈用的辅助食材很简单，就是大葱、生姜、八角、干辣椒、白糖、酱油和酒。很少吃荤的我们，着实是解了馋，父亲那天下班回家，也比平时多喝了几两老白干。 我记得，有一年母亲在沈阳军区后勤部电线厂做临时工的时候，正逢八一建军节厂子食堂搞“会餐”，母亲把食堂弃用的鱼头拿回了家，一下子拿回来了好几个。那时候，北方人凡是鸡头、鸭头、鱼头一类的都不吃，母亲拿回来做给我们吃。夏天的八月，那个年代家家都没有冰箱，妈妈把鱼头用盐腌制好，几天下来，用蒸、炖豆腐、炖酸菜等方法给我们改善生活。起初，我们看到漂着厚厚浮油的鱼头炖出来的菜，吃得是那样的得意，直到有一天看见鱼头做出来的菜就腻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我记得，我的母亲做鱼最拿手，尤其是清蒸。1999年，我和女儿去香港探亲，妈妈每天都让我去北角的鱼市买条活蹦乱跳的鳜鱼回来，母亲下班后亲自下厨，做给我们吃。至今，我们也经常做清蒸鳜鱼和清蒸鲈鱼吃，总感觉做不出母亲做出来的味道，到现在也不知道是火候的问题，还是那个淋洒在鱼身上豉汁酱油的问题。 我记得，我的母亲炒青菜也特别好吃。什么青菜该用植物油，什么青菜该用猪油；什么青菜该放干辣椒，什么青菜不放干辣椒；什么青菜该用水焯一下，什么青菜直接下锅吵；什么青菜白灼好吃，什么青菜凉拌好吃。总之，母亲为了我们的味觉感受，着实用了心思... ... 我们兄弟四个从出生到现在，尤其是当我们的父亲离世以后，母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读书、工作和创业的时候，母亲尽可能地满足我们；我们在九十年代企业“转制”下岗时候，母亲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在生病求医的时候，母亲资助我们。母亲她无私地奉献却不求我们的回报。 今天，我的母亲的“头七”，我用我的文字祭奠妈妈。愿妈妈安息，在天堂一切安好，开心快乐！ 我的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心中！ 不孝儿子叩首 2022.4.18 今天是妈妈离开我们兄弟和孙辈、重孙辈一周年纪念日，重新阅读一年前自己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