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书 缘

老娘土

　　爱文学似乎是天性，打小就是个书迷，什么四大名著、封神榜、隋唐演义等，仿佛小学、初中时就读过了。虽说岁月久远、往事如烟，书中的一些内容、细节渐趋模糊，但捧读时那贪婪、痴迷的神情却历历在目，颇有几分明人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所描述的求书似渴时的味道。可惜当时恰逢文革，文学书籍尤其是中外文学名著很少露脸，市面上往往由“老佛书”（连环画）唱主角，街巷弄堂的小书店里，暗藏着各种历史题材的“老佛书”，花上几分钱可偷看上好几本。书店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深深吸引了我，口袋里只要一有钱，哪怕一、两分，就往那里头钻，有时店里打烊还舍不得抬脚。那时年少懵懂，不知家境的窘迫和父母的艰辛，书瘾上来了就厚着脸皮跟他们讨钱，要不到就嘴翘鼻子高，父母没辙，只得边叹气边掏钱。更有甚者，有时需要帮家里干活就明码标价谈条件：挑一担水或劈五十斤柴禾给一分钱，以此类推。老实巴交的父母虽说无奈，但认为喜欢看书总比在外“作乐”强，起码可以少操心，也就每每顺着我了。

　　记得临近小学毕业那年的某个秋日，衢州的两派“革联站”和“衢联总”发生激烈冲突，以煤机厂工人为主体的“革联站”近百人，头戴柳藤帽，臂带红袖章，手持钢管木棍，把座落在宁绍巷口的支持“衢联总”的市民兵指挥部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群情激愤地要端掉它。县西街和附近的几条巷子拥满了围观的市民，其中大部分都站在“革联站”一边。身为一介蒙童，我也充起好佬，夹在中间瞧热闹。“革联站”动用大量石块、瓦片，暴雨般地往里投掷，并不时用高音喇叭喊话。约莫过了半个时辰，里面没了动静，外面的人流呼啦啦涌了进去，整栋楼顿时一片狼藉：桌子、板凳、橱柜东倒西歪，标语、文件、资料散落一地。我随人潮奔向了二楼，见大伙正在争捡满地的书籍，我也不含糊，见书就捡，顾不得挑肥拣瘦，不消片刻，十几本五颜六色的图书便成了我的“战利品”。我人小机灵，生怕情势有变，急忙抱着书一溜烟撤了。到家摊开匆匆一瞥，有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有军旅作家刘白羽的散文集，有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集等文学书籍，还有几本中学物理、化学课本。我大喜过望，反复念叨着“发财啦、发财啦！”几天后见风平浪静，便放心地捧出来细细翻看。其中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中的某些慷慨名句让我迄今难以忘怀，如：“我赞美祖国的现在，我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未来”；“歌，就是力量，就是战斗的号角，就是人们思想的火花。”正是这一次邂逅，让我知晓了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外文学大咖的名字和作品，萌生了诗歌创作的兴趣，成了一名文学爱好者。

俗话说得好，习惯成自然。少小养成的爱看书的习惯，象汩汩衢江水，一直在身上涓涓流淌，从最初无心的读到后来有心的记，从原来无谓的消遣到后来自觉的消化。会记住作品中某句或某段的警句并加以摘录，会揣摩作者的写作技巧，甚至偶尔会提笔照样画葫芦，涂写一、两篇小习作，但只限于过把瘾，孤芳自赏，从不企望变成铅字。日积月累转化成熟能生巧，到了高中，写作成为我的突出强项，每次作文都很轻松，每篇作文非优即良，时日一长，自然在同学中有了些许名气，语文老师也颇为赏识。有回语文老师布置造句作业，其中有“得心应手”一成语，没料到一位陈姓同学竟拿我“开涮”：阿土同学写起作文来得心应手。此后同窗相聚，这事无疑成了趣谈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别人花前月下，我却白天打工夜晚啃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十多门教材，给自己灌注文学养分。后来，由于成家立业、职场忙碌，加上一系列家庭变故，便不得不把重心投放到工作、生计上，不再往书店、图书馆跑，渐渐远离了买书、看书、研书，褪色的书柜上没了新书的芳踪，整一个庸碌之辈。

眼下好啦，两鬓染霜，告老还乡。平静的心态，闲散的生活，广阔的天地，终让我旧梦重温、旧缘重续，书——又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伴侣。真可谓书缘难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