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生活轨迹！

旺媛

制作：深深的回忆

拍照：舅舅

出境：孩儿们，孩爹，孩娘

拍摄器材：佳能E0S80D

拍摄地点：老宅，市区人民公园，西安交大一附院，西京医院，西安中楼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温暖而又安静地撒在我的书桌上、床头上，汗珠顺着脸颊流躺在枕边。此时渐渐的从熟睡中清醒过来，发现感冒好了许多。于是拿起手机，想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这些日子他躺在床上，而我在医院里楼上，楼下的忙着给他排队交钱，做各项检查似乎被医院的一切夺走了我的灵感，以至于面对书本时，大脑总是一片空白。

    这些年以来，对于我家来说，是考验最大的十年。我结婚八年，婆婆去世后，我们从农村般到郊区，修建了小三层楼房，第二年两个孩子，有被炮火炸伤了双手和全部脸颊，郊区住了十年，因为我的生意，孩子们吃饭不便，我又在市区买了楼房，给孩子们结完婚，不到半年他又得病，肝腹水肝硬化复发前后两三次住院抽水……

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本来就比较拮据的家庭来说，是一场莫大的考验。虽然身在考验中，但是我们从没有忘记恩典也随时降临，我每天陪他做各项检查，顺利的完成了肝移植前的配型检查，万分感赞的是，我和弟弟每天西京医院，交大一附院，白天跑便了各大医院，晚上浏览各网页寻找肝源，近两个月跑来跑去的找肝源，功夫不负有心人，感赞……终于有一天肝源有了着落，移植各项指标完全吻合，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了。

为了能挽救老公手术顺利完成，我每时每刻都在祈祷，祈求仁慈的Alla能够让他的肝脏符合要求的移植。然而，冥冥之中我的祈祷被答应了，果然各项指标都完全吻合。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然而，在我的高兴之余，我确不由得产生了一丝丝的伤感和担忧。

我是一个苦命的人，年轻的时候生活在乡下老家，他常年在城市里工作，我一个人将年幼的孩子背在大竹筐里，拿着镰刀上山割草，下地干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乡下，男尊女卑的思想盛行，在穆斯林聚居的村落里更不例外。我的所有经历都可以称得上那个时代的缩影。

自从结婚后，16岁的我就承担起了中国封建式的农村家庭的所有劳作，时常还要承受着婆婆封建思想的批评和教育。婆婆是一个完全继承了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并能将其发扬光大的人，“面要使劲揉，媳妇要使劲打”《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就是她的口头禅！

在孩子们，儿时的印象中，妈妈就是一个力大无穷，像个超人一般。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山地里的麦子被割完了，只剩下齐刷刷的麦茬，走在麦地里，一不小心就会被麦茬扎到脚趾。

麦子被绑成一捆捆，整整齐齐的垒在山地中央。我拿起一根粗大的尼龙绳，将一捆捆麦子用绳子绑紧，然后艰难地挪到地边，跳到一米高的地塄下面，再借助重力势能将麦捆驮在自己的脊背上，艰难而有力地直起身子向山下走去。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将所有山地里的麦子和胡麻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一点点地背到家里，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的青春被一点一滴地播洒在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坡上。

黄土高坡上的雨季是那样的漫长，阵雨过后，黄土的泥泞夹杂着青草的芬芳，刚刚背完麦子的我又拿起镰刀，背着竹筐艰难地行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儿时的孩子高兴的坐在妈妈的背篓里，手里拿着我做的玉米窝窝，欣赏着蓝天白云，和路边鲜艳的花朵，并没有体会到妈妈的苦与累。

就这样，孩子毫无顾忌地坐在我背的背篓里，怎么能晓得我背着他走的泥泞艰难错综复杂的沟壑，爬上陡峭曲折的山坡，去寻找那一片片难得的青草。每找到一把青草，我就兴高采烈的用镰刀一根不落的割了下来放进背篓里，然后让孩子坐在青草上面我继续前进。

那时候，我一边割草一边给孩子讲故事，那些童话故事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的童年，甚至影响了孩子们现在的学习和写作。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只有二年级文化程度。

但是我的那些故事却堪比格林童话。孩子们到现在都一直不解，为什么生他的妈妈能够讲出那么具有文学造诣的故事来。后来他才发现，妈妈的故事全部来自外公，而外公却是那个文革年代的文化人。

那片贫瘠的黄土地，青草是那样的稀少和珍贵。为了能够让家里的牛羊吃饱肚子，我时常背着竹框漫山遍野的寻找青草。偶尔被镰刀割伤了手指，我便不慌不忙的给手指头上撒上黄土。

听妈妈说，黄土是最干净的，她生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黄土里，用黄土给我擦洗全身。那是一个没有创可贴可以恢复伤口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卫生纸可以用黄土圪瘩擦屁股的年代，那是一个可以将刚出生的婴儿用黄土包裹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多数困难，似乎都可以用黄土解决。渐渐地，安静地的乡村不知不觉进入了深秋。微风吹过，乡间小路两旁的白杨树直插云霄、迎风摇曳，片片落叶随风飘落，为苍凉的黄土地谱写了一曲优美的赞歌。

山地里的苞谷熟了，等我早上忙完家里的各种农活，已经艳阳高照。这时我便戴上手套和草帽，背上大箩筐，带着孩子前往包谷地里掰苞谷。

漫山遍野的梯田里，苞谷成片成片，一眼望不到边。地里的苞谷，在我的眼中，是那么的巍峨挺拔，被秋风吹过的苞谷，犹如待落的黄叶，焦干枯黄，轻轻用手一拽，就完全脱落了下来。

我将苞谷一个不落地掰了下来放进大箩筐，然后再一筐筐的背到家里，苞谷地边上我种下了一排排向日葵沉甸甸的低着头颅，向日葵的花瓣在秋日的正午散发着金黄色的光。

我站在苞谷地边上，时而看着远飞的大雁，时而望着天高云淡、空旷悠远。儿子偶尔趁我看不见时，便偷偷掰下一个向日葵，坐在远离我的角落偷偷地吃。吃完向日葵便用手抓上一把把黄土掩盖住作案现场，然后又故作镇静地来到我跟前和我掰苞谷。

正午的阳光是那样的炎热，我并没有时间发现儿子偷吃向日葵。我一点一点的将地里的苞谷全部掰完，又一筐又一筐的将苞谷全部背到家里。

就这样，我将整个青春都播撒在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直到儿子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我才彻底离开了那片黄土地。

孩子们随着我来到了附近的小城市，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靠摆摊维持生计。

九十年代的一天，凌晨五点的街道上只有清洁工的身影，我还来不及晨礼，便急匆匆地推着爸爸给我定制的木板车，我和一起摆地摊的伙伴们推着木板车络绎不绝的来到我们摆摊的地点，让一整天的劳动付之一炬。为了一天能够获得一二十元的利润。

那些年，和我一样，大部分来自黄土高原的山沟沟里的母亲，都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城市里为生活拼搏，往往她们第一件工作就是摆地摊。她们租住在城市郊区破旧的民房里，没有户口，没有固定的住所，被一些修养挺高的城里人亲切地称之为乡下人。

我也和其他乡下的母亲一样，在偏僻的巷道里租住了一间破旧的民房。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小院子，里面有六家租户，都是在城里打工或做小生意的外乡人。我租住的那间房子，二十几平米，只能摆下一张床，一个沙发，一两张桌子。冬天的时候，勉强容得下一个火炉。平时我一个人睡在沙发上，孩子们都和他爸爸挤在那一张生锈的铁床上。

时常天还未亮，我就早早地起床收拾东西前往摆摊的路上，天已大亮继续来到那条固定的街上，摆在那个固定的位置。在那里一整天，直到晚上街道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收摊回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每天都这样起早贪黑。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才能够让我告别摆地摊，但是又无能为力，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转眼功夫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孩子们都各自长大了，也都有了各自的小家庭，我也老了正走在下坡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