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掉的记忆，八

春天

报 道 组

1972年3月份师直工科组织了一次新闻报道培训班，人员都是从直属队各营连选调上来有点写作基础的战士。培训时间大概10天左右，吃住在师招待所。负责培训的是直工科黄梅春干事，给我们讲解新闻稿件的写作方法，如何发现有新闻价值的素材等，并要求我们所掌握的素材撰写一篇新闻稿件，并认真地给我们讲解和修改稿件，要求很严格。

培训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连队，成为连队的新闻报道员。过了不长时间，我被抽调到师直工科报道组，黄梅春干事是我们的组长。成员有侦察连的须占山、纪晓平，还有我3个人。后来还增加过其他2位同志，最后因种种原因都回到连队了，没有坚持到最后。当时师部在许昌，我们住在警卫连旁边的马厩改造的小房子里，吃饭就在警卫连。我们经常到直属队各营连去调查了解情况，回来后撰写稿子，黄干事认真地给我们修改，并指出需要发扬和改进的地方，可以说手把手地教我们，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直到现在都有密切的联系，每天早上都发微信问好。部队移防到杭州后，报道组的人员也有了变化，又增加了侦察连的江水舟，防化连的陈晓明等。到后来须占山和纪晓平都调到师宣传科搞报道工作。江水舟也到宣传科任干事，陈晓明调到军秘书处任干事。师里也曾经给我下过宣传科干事的命令。那时师长是李志庆，河北人。师政委是李俊，山西人，师参谋长是田中兰，后调到军里任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郭连捷，这是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和河北冀中抗日时，这些老领导们参军的。师宣传科科长是袁西有，后任政治部副主任。因为直工科不愿意放我走，命令又改为直工科干事。我们在报道组时，当时直工科的科长是李传悦，山东人，副科长是刘文謙，陕西人，马奎民，干事有刘录绪、张荣升、梁成富、陈杰等，对我们也都很关心！后来李传悦科长到团里任副政委，工兵营政委（独立营原来教导员也叫政委，还配有参谋长，后来才改为教导员，去掉了参谋长，战士们叫政委也都习惯了）李志明接任了科长。

在黄干事的指导帮助下，加上我们当时年轻气盛，脱离连队专职写报道，经历的多，接触的多，看的也比在连队时多，眼界开阔了，站的角度也不一样了，我们的写作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刚开始时写的稿件寄到报社时石沉大海，但我们毫不气馁继续写。慢慢地也在报纸上见到了我们的文章，如在《河南日报》上刊登的《侦察连如何开展体育活动的》，《战斗报》刊登的《高炮二连重视做好探家老战士思想工作》等。

大约到了10月份，工兵科组织全师工兵骨干集训，我被抽调培训。因为我的离开，报道组就暂时解散了，其他同志回到了连队，我去了集训队。集训地点是离小商河不远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岳飞副将杨再兴遇难的地方，当时还没旅游的概念，小商桥破破烂烂的。在集训期间，父亲退休后来部队看望我待了几天，我请假把父亲送到郑州上火车。当时军人优先落实很到位，我带着父亲提前进站把父亲送上火车返回老家。

从左至右：纪晓平、须占山、孙志平、黄梅春

　　集训结束后回到连队，我被任命为一班副班长，班长是一块入伍的崇礼县的尹荣。1973年国防施工任务完成了，部队转入盖营房。我们连驻在师部大院，连队住在给营级干部新盖的家属宿舍里，一个班住一套营级干部家属宿舍。一套房有一个大房间，2个小房间，有个能放进一张单人床的厨房，我当时就住在厨房里。我们连主要任务是制作盖楼房需要的预制板任务，我们一班负责小物件的制作，如花栏板、小挑梁等，费工费时不出活。班长尹荣带领大家进行技术革新，改造工艺和流程，工作进度提高了10多倍，受到连队表场。在此期间，我也不断地写些连队在工地上的好人好事投到师部的广播站，有些稿件被播放后对大家鼓舞很大，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

1973年11月份，我又被抽调直工科报道组，须占山、纪晓平、我们3人又一起进行新闻报道工作。那时通信营的二层楼已盖好，侦察连也在一起。我们报道组住在通信营一楼的一个房间，吃饭在侦察连。

那时黄干事派我和纪晓平去报社送稿件比较多。有一次我们去武汉送稿件，住在长江饭店，实际是部队的招待所。我们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战斗报社等跑了一天，饿的前心贴后背了，回到饭店餐厅的工作人员正在打扫卫生准备下班了。我们俩人买了一斤米饭，二个炒菜。餐厅给了我们一小脸盆的米饭，我们象饿虎扑食一样，甩开腮帮子，顾不上说话一碗接一碗的只顾填肚子，风卷残云一会就把一盆米饭吃完了，还有点没吃饱。部队饭店的女兵们看我们这样都抿嘴笑。不要銭和粮票，又给我俩加了饭和菜，我们才心滿意足。

从左至右：须占山、唐俊、我、纪晓平在许昌留影。

我和晓平在武汉大桥边。

我和纪晓平在长江岸边。

这张是我和纪晓平去武汉报社送稿件时，游逛武汉大桥时晓平给我拍照的。晓平的摄像水平还不错。

这张照片我赠送给晓平，多年后他拍照后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