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修地球”的蹉跎岁月

智慧丛生

　　已退休的我，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69年至1970年，正值18岁刚成人的我，便经历了一场不由自主的大变革，被知识青年上山下的巨大洪流裹挟到冀中平原“修理地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50多年前的不少往事恍若昨日，久久浮现在脑海，特记录下来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图为1968年12月，在家待分配，差一个月就满18岁的我。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特殊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我闻讯赶到母校长沙市五中（现雅礼中学），但我们这批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已没有了升高中的任何可能，被告知在家待分配。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不久，长沙市五中领导权被工宣队接管。

那时，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都面临同样命运，所谓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部队，面向基层。

　　1968年11月，我（后排右二）姐姐杨冲（后排右一）随长沙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去了湘西南的靖县，图为全家为她送行合影。

父亲（前右二）还因此到湖南省委礼堂，作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的讲用报告。

　　图为1968年12月13日，长沙市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同学上山下乡前，部分同学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笔者。

初76班同学中的雷大军、李梦奇、赵洪、赵滨秦等入伍了，彭德普、余立良、杨建凯等农村同学回家乡务农，大批同学去了由学校联系的沅江县农场或分赴各地插队落户。

　　图为王枫姨在株洲冶炼厂冶家中阅读。

我和同在五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的妹妹杨锋则由父母安排投亲靠友，1969年1月下到了河北省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插队。

之所以去完县农村，是因为我母亲与在株洲冶炼厂工作的王枫姨既是老战友，又情同亲姐妹，还是河北老乡。

我父亲老家在河北乐亭县，但祖父一干大家庭都是地主成分，倍受歧视。在那“极左”年代，对地主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敢去联系？我母亲老家在冀西北赤城县，地处贫穷、偏远山区，没有接受知青的条件，而王姨老家在太行山与冀中平原交界处，生存条件较好，故我与妹妹杨锋及庆华、亚平、富荣五人就落户到王姨老家。

两家父母们考虑更深远的是，鉴于上山下乡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事，不能不为儿女婚姻着想，父母们私下商量的是：以后让我娶王枫姨的女儿庆华，王枫姨的儿子亚平娶我妹妹二清。当然，我们几个都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我们都成家后，母亲才透露出初衷。

张伟叔叔、王枫阿姨带着庆华、亚平来到长沙，与我和妹妹汇合，我们几个人从长沙乘火车直奔保定，就此告别了学生时代，向着北方，开始了未可知的全新生活。

　　图为我特别喜欢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剧照。

我从长沙出发前，脑海里充满了期待和向往，那是因为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梦想自己也能成为英雄，而即将去的地方是英雄辈出的革命热土，不能不让我憧憬。

南腰山村往东距保定市只有25公里。南腰山往北约2公里是位于太行山脚下的北腰山村，登上村后山顶，可远眺易县境内的狼牙山，那可是五壮士英勇事迹的发生地。

1938年10月，八路军115师骑兵营来完县创建革命根据地。自那时起，腰山便有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南腰山王氏家族的后裔。他们先后在保定各地学校上学，秘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少人加入了党组织。

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南腰山村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与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抗战。

　　图为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就发生在保定市。

完县是个小县，位于保定市西郊，太行山东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多山与丘陵，平原约占2/5，总面积700多平方公里，人口30万多。199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完县改名为顺平县。

　　图为我儿时珍藏的连环画《敌后武工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完县腰山曾经是八路军、解放军的军事、后勤基地。

南腰山东边的保定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活跃地，保定东南是《地道战》主要战场冉庄；往远点，是雁翎队和《小兵张嘎》的家乡白洋淀；还有《烈火金刚》的故事也发生在冀中平原。马宝玉等五壮士，高传宝、史更新、杨晓冬、魏强、张嘎等英雄人物铭刻在心，能在这片热土落户，怎能不让我热血沸腾呢？

　　图为姨夫张辛酉（坐者），后排左起：张亚平、张庆华、杨锋。

记得18岁的我和16岁妹妹，还有株洲冶炼厂王枫姨18岁女儿张庆华、16岁大儿子张亚平四人一起乘火车到了保定（另一位父亲老战友的女儿李富荣稍后抵达），南腰山大队民兵连长六顺赶着马车到火车站接我们，头一回坐马车挺新鲜的，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很快就到了庆华的姨父张辛酉家。

　　图为大队民兵连长六顺与他媳妇。

到大队部报到后，庆华和妹妹分到第一生产队，我和亚平分到第二生产队，小队安排六顺重点关照我们，大队则给我们几个人腾出一栋两室的平房居住。

我们几个干部子女从小在父母身边，备受呵护，如今独立在外，一切都要自理，还真不习惯。比如，大家都不会做饭，也不愿意做饭，怎么办？就每天“锤子剪刀布”解决，谁输了谁做，至于好吃不好吃也管不了哪么多，能熟了饱肚就行。

　　图为妹妹杨锋肩扛大锄准备出工。

对劳动技能，我们更是一窍不通。冬季要给地里上肥，这可不像湖南农村都是肩挑，而是用独轮车推。我们用安置费买了辆独轮车，在院子周围练习。别说还真不好掌握，东倒西歪的老翻车，引得我们自己和老乡们哈哈大笑。

我们学习能力还算强，没多久，便掌握好平衡技巧，能推行自如了，受到社员们夸奖。

春耕时节我们学耪地，用长柄大锄锄草并翻松土壤，别看就往后锄再往前平的简单动作，开始怎么也连续做不好，我从笨手笨脚到能跟上社员们的节奏，那个开心劲就别提了。

　　图为2019年我（右二）重返南腰山村，六顺（右一）回忆起往事，兴奋不已。

我们是秋收后才来落户，也没分到麦秸，烧水做饭都得用煤，记得都是队里派马车到完县县城拉煤，这是我最喜欢干的活，因为可以学赶马车呀。

学习中，得知马跑快走，时速约20公里，最快时速可达60公里，可连续奔跑100公里，真是具有名副其实的“马力”啊。

有一次拉煤途中，看到一具尸体倒卧在路边雪地，无人掩埋，我问六顺，才知道这是保定地区两派武斗“遗留物”，原保定是河北省省会，因1968年两派“武斗”仍不停，省会这才迁到石家庄。

　　图为亚平（立左一）与二队我们的好友王大平（立右一）等合影。

那时，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几个非常听党的话，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出工前，都要站在堂屋中，面对贴在墙正中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右手举起，挥动《毛主席语录》，虔诚地呼喊：“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觉得这还不够革命，便宣传并组织二队社员在地头开工前，也如此这般一回，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样的活动组织起来并非难事。

　　图为18岁时风华正茂的李玉书。

我们知青点住房后紧邻李玉书一家，她们一家人对我们生活和农活帮助都非常大。玉书比我小月份，是我唯一能记住名字的南腰山大队女伙伴，她演出样板戏时的风采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俩虽然有50多年未见面，但保持了微信联系，玉书是我认可的好妹妹。

　　图为北腰山舅母在我们知青点住房前教妹妹杨锋做面条。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珍宝岛作战战斗英雄孙玉国参加了这届大会，破例到主席台与毛泽东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握手，一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这一幕深深刻在脑海里。

我拿到报纸后，在田间地头给社员们读报，宣传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村里议论纷纷，说我们几个知青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吧。

其实，知青在村里并不受欢迎，本来土地就少，外来人还得分出一部分，谁会愿意呢？加上我们的一些“革命”举动也打破了大队里的“宁静”，大队负责人便找茬为难我们，排挤我们，还有人趁我们出工，到家里偷窃，甚至威胁赶我们走。

这些事情发生后，远方的父母都很为我们担心。随后，他们便按照国家的相应政策为我们办理了招工、参军、病退手续。我、庆华、亚平、李富荣先后离开了南腰山村，只剩下妹妹一人还在那里坚守着。

1970年，国家注意到了知青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大张旗鼓宣传知青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坚守阵地的妹妹也因表现优秀，被完县树为知青先进典型。

　　图为1970年，19岁的我回到长沙。

政治上幼稚的我，本来是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决心扎根南腰山“修理地球”一辈子的，谁知生了一场病断了我的念想。

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发高烧39度多不退，迷迷糊糊中出现幻觉，甚至感觉又去“天堂”逛了一遭，神志不清开始说胡话，病情一时不见好转，只好病退回长沙居家治疗。

　　图为在河北省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期间，妹妹（二排左一）与其他地区的先进知青代表合影。前排左二是邢燕子，中间军人是河北省知青办的军代表，前排右二是侯隽。

我离开南腰山大队后，知青点的亚平参军走了，庆华也被招工回了株洲，就剩下我妹妹杨锋一人坚守“广阔天地”。

妹妹真是好样的，实干又干成了河北省知识青年先进典型，她197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老知青邢燕子、侯隽等成为风云一时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事迹登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还不时到各地作讲用报告。之后，妹妹先后升任南腰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委委员兼任腰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团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团省委常委，并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九大代表，为自己的知青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0年8月，完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周、张两同志专程来长沙看望我，我（左一）与亚平（右二）陪他俩赴韶山参观毛泽东主席故居，图为我们四人在故居前合影留念。

　　图为2019年7月，我（左二）和妹妹杨锋（右一）在五姊妹红色寻根之旅中，到南腰山村作了短暂停留，在王氏庄院旧址门前，与六顺（右三）等乡亲们合影。

我的知青生活虽然仅仅一年，但对一些人留下的记忆颇深：六顺和庄儿的关照，大平、二平的友谊，邻居玉书的帮助，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舅母无微不至照顾，都让我难以忘怀。

回想起来，到1968年，毛泽东主席果断采取了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

　　但是，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动荡之中，学生到了毕业季却难以分配工作。

怎么办？毛主席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到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令政府为难的就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深入反思，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发动和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已持续两年多，尽管领袖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但动荡和混乱却无法被有效制止。

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数百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动荡和混乱的局面才逐渐平息下来。

此运动到1978年止，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图为2019年，68岁的我重返南腰山时的留影。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全面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时代为我国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在蹉跎岁月中，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奋斗出业绩。

在国家有困难的时段，知识青年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了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了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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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