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王子彦

　　再过几天，就是妈妈去世五周年的忌日了。近段时间，大女儿在美国总说想念外婆，小女儿也在梦中哭醒问外婆有没有在天上看着她。刚过的清明，因为疫情没有回来扫墓的侄女侄儿们相约着明年去外公外婆的坟前祭奠…

思绪飘到了很久以前，妈妈的慈祥、妈妈的笑脸、妈妈的威怒、妈妈追着我在田埂上跑打不到我的样子……

想要把妈妈的样子，妈妈的故事留给她的孙儿孙女们，还得从她年轻的时候说起。

18岁的妈妈扎着一双辫子，手脚麻利，敢说敢干，还没出嫁已经是娘家村子的乡委员。那时候她娘我的外婆已经把她许给了一个条件富裕的人家。国家号召进步女青年嫁给保家卫国的志愿军人，积极进步的妈妈怎甘落后，妈妈偷偷躲着外婆来见爸爸，爸爸家穷的家徒四壁，但好在爸爸英俊帅气又有文化，那时候，妈妈就下定决心回去退婚。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外婆骂了妈妈一夜，两个人躺在一个被桶里，脚对着脚，妈妈睡着了又被外婆蹬醒，反反复复的就是那几句话“他家有什么好？孤儿寡母的，哥哥姐姐们都成家了，各人顾各人的生活，你以后怎么生活？你一个姑娘家认不得害羞，你主义大的没边了…”一直骂到天亮。

　　奶奶向邻居家借了一张桌子把妈妈娶了回来，爸爸向部队告假回来成亲，没几天就奔赴前线了。

老宅子是 破旧不堪、快要散架的的三间两耳，奶奶和爸爸住在两耳之四分之一的一耳的一间小楼，结婚时楼下做妈妈的婚房，奶奶住楼上，婚房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头猪，猪就睡在床脚的一头，时常啃着床脚。新嫁的妈妈，上山打柴，下地干活，洗衣做饭，侍奉婆婆，家里家外打理的妥妥当当，那时候奶奶已经无比的年迈孱弱了。每当夜幕降临，没有新郎的新媳妇独自面对孤独漆黑的夜，时不时地听床脚的猪哼唧几声。在漫长、阴湿、孤寂的夜晚，妈妈只能一遍一遍回味着爸爸在时的一丝丝甜捱过了那些漆黑可怖的夜和无数沁透着苦的日子。

隔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爸爸带着伤病转业回到家乡，被安排到县供销社工作。爸爸回来，家总算是像个家了，第二年大姐呱呱坠地，沉寂的家里有了吵吵闹闹的烟火气息，但紧接着，奶奶像是终于完成了她的使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爸爸因为身体多处负伤，干不了重活，所以家里所有无论是轻活重活都是妈妈自己完成，再加上妈妈性格倔强，不服输，就算是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民公社，干活是集体出工拿公分，男劳动力10分公分而女的只能拿到7分公分的情况下，妈妈还是和男劳动力做的工一样，毫不比他们逊色。秋收季节，割稻谷，踩打谷机通常都是男劳动力的工作，但是妈妈总是和他们抢着去踩。

　　二姐出生以后，城市、农村开始了粮食紧缺，饿肚子。那也是妈妈最艰难的年代，爸爸在外面工作，个把月不回家一次，妈妈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她早上和生产队集体出工，出去做活，5岁的大姐带着1岁的二姐，二姐自己哭，哭累了就自己随便地上睡着了，但凡看到一个大人就说“要抱抱”。吃饭的时候大姐就拿着碗带着妹妹去打饭，因为粮食紧缺，两个人打的饭不够一个人吃，大姐一边走一边用手抓饭吃，还没走到家饭就被大姐吃完了，二姐饿得直哭，等妈妈收工回来，什么也没有吃的了，只能去生产队食堂讨点米糠和着剩下的一点点米汤给二姐吃。那时候，大姐经常说的话是“妈妈，我要一满”。多年后妈妈在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眼里总是噙着泪水。

　　哥哥出生后妈妈更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哥哥，哥哥只能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妈妈飞快地在田埂上来回担送秧苗，两岁的哥哥追着妈妈在细小的田梗上走着趔趔趄趄的步子，一不小心就掉到泥巴田里，满身满脸都是泥，只有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妈妈拎起哥哥丢到旁边清水沟里，一起干活的大姑娘小伙子们嘻嘻哈哈地说，“五婶从泥里掏了个白儿子。”

　　后来妈妈接受了赤脚医生培训，学会了接生，在我们整个村庄60、7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都是经由妈妈的手接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时候接生是随心的给五角一元的，有些比较贫穷的人家，妈妈不要钱，还带着包裹婴儿的裹片和衣服去送给他们，因为妈妈心灵手巧，特别善于缝制小孩的衣服，农闲的时候妈妈都是在缝小孩衣服。也许是妈妈的善良得到上天的护佑，妈妈接生20多年，仅仅只是靠着简易的医疗器械，但是从没有出过一例难产、大出血等医疗事故。

　　WG结束后，爸爸也结束了不公待遇，恢复基层领导岗位，家庭也逐步稳定。随着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妈妈做活的时间就比较灵活了。周末时上学的哥哥、姐姐就回家帮妈妈做一些农活，但是妈妈基本没让最小的我和三姐做农活。作为从小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和三姐基本算是不会做农活的，家里的那些堂嫂和家前门后的邻居不时的讥笑妈妈太惯实我们，妈妈总是怯诺地挤出两个含混不清的字“现世”，好像我们做活不得力对不起谁似的。

有时候我们也试图做一些农活，但妈妈总是说“算了算了，你们做那点活我夹着泡尿就做了。”所以大姐总是说，三妹和小妹太幸福了！比起她们那时候的环境，我们的确幸福。

妈妈最幸福的时光要数我上小学，三姐上中学时，哥哥考上了中专。大姐二姐相距半年结婚，她们也相继怀孕，那时候，妈妈坐在冬日的暖阳里，在自家院子里缝制小孩子衣服、被褥，憧憬着马上当外婆，是孙子还是孙女？那些姑嫂婆姨们说着些揶揄却无关要紧的话，时光在热闹快乐中缓慢流淌，孩子们围绕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衣服、小抱被、小披风…每一样都是双份，跑来跳去，开心地好像这些衣服是要穿在我们身上似的。然后小孩子们又让妈妈唱歌，妈妈就唱了起来，但凡你能点出歌名的，妈妈都会唱，妈妈不识字，歌词全靠死记，但她记性好，有几段歌词的歌，妈妈也不会唱混，而且唱歌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唱了一阵歌，孩子们又叫妈妈讲古，妈妈就从她小时候讲到结婚，“我的那个堂哥出来挑货，被烂广贼杀了…”孩子们不爱听这个，马上茬话，“哪个媳妇嫁过来最漂亮，穿什么衣服？”妈妈马上就接话，“你大嫂嫁过来的时候，头上扎着一条蓝色府绸丝带…

　　91年，我和三姐都毕业工作了，那一年爸爸生日，按照民间风俗，老两口的生日以父亲为主，父亲生日时母亲也就一起过生日了，我和姐姐都带了男朋友回家，爸爸妈妈可高兴了，当时想着这两个老幺的婚事交代了，他们也就可以歇一歇了，可哪里想到，儿女的事情哪有终了的一天，只有当他们躺在坟墓里的时候才是终结。也许躺在坟墓里也没有终结，孙儿们跪拜的时候都说着让他们保佑，在天上还不能闲着，还要肩负护佑孙儿的任务。

　　爸爸的晚年，就像一部磨损严重的机器，各个部件都破损坏死，所以有很大部分时间要在医院度过。好在妈妈一生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照顾爸爸的工作都是妈妈完成。妈妈用轮椅推着爸爸去医院，有时候上楼梯爸爸走不动是妈妈背着爸爸上去。

爸爸去世后，妈妈行单只影，经常早早出门中午很晚才回来，中间什么也不吃。他们这代人经历了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什么也舍不得吃。我经常会给她钱装口袋里，但是她出门哪怕是一个包子也舍不得买。她的身体越来越瘦，但是凭着她的毅力，中午去聂耳公园跳扇子舞、玉溪花灯，晚上到聂耳广场跳烟盒舞，有些时候还要领着她们团队一边唱一边跳。

大姐的去世豪无征兆，59岁的大姐突然心梗去世，无疑给妈妈带来莫大的打击，妈妈哭呛着说“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让我囡死啊？你咋不让我替她死啊……”

　　16年国庆节，妈妈咳嗽一直不好，她想着是感冒引起的，胡乱吃了点药。我们带她去医院看病，主任高医生看到妈妈很熟悉热情，高医生是爸爸生病住院时的主治医生，那时候都是妈妈照顾爸爸，在他们的印象里，妈妈似乎有着金刚不坏之身。高医生说，没事，阿姨这身体，打几天针就好了。例行检查的时候却发现肺部有阴影，紧接着身体越来越虚，胸部疼痛越来越重，然后使用吗啡，出院，转院，入院、出院、再入院。

那天午后，妈妈打完针疼痛暂时的缓解，太阳照着大地暖暖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阴霾密布，妈妈说她想出去走走，我和三姐扶着她走出医院，妈妈毕竟生病前走路带风的，一会我们就走出好远，来到了以前我们家居住的那条山坡上，妈妈说，她的日子到了，让我给她买双莲花鞋，我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双。然后她又说让我复婚，我说妈妈你不要操那么多心了，你也操不了那么多的心，儿孙自有儿孙福。虽然嘴上这样说，在我的婚姻上，对于妈妈来说，我是有愧的。我们姊妹四人，三个离婚，一个走在她前面，特别我的离婚在她的晚年，没有让她享福倒是让她揪心，特别是因为我的婚姻解体，她无辜被前婆婆骂……说起这些都是内疚。

　　那天，家里的堂嫂来，说妈妈可能时日不多了，落叶归根，让她回老家吧。那段时间妈妈的疼痛已经是无间断的了，看着她剧烈的疼痛而我们只能看着不能为她分担，内心也是无比煎熬。想着她回到老家有老家熟悉的人来看她，会不会缓解些疼痛，我们就把她送回老家，我们姊妹四个也轮流着，随时都有人在她身边陪伴她。

回去第三天，妈妈没有一丝好转，甚至已经神智不清开始说胡话了。这天中午，我走出家门，我家老宅的旁边有一个庙，我也说不清它是个祠堂还是寺庙。破四旧以后当作牛圈，里面还住着一家人，后来那家人迁出，村民捐款翻修后安了块“财神庙”的匾。我走进去，对着塑像跪了下去，心中默默默念着：妈妈太痛苦了，如果妈妈没有命了就让她去吧！让她解脱吧！磕了三个头，我站起身，双手合十立着，这时候堂嫂来喊我“子彦，你妈去了”我赶紧回身跟着堂嫂往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