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记忆》之一：1957年我们班在西湖合影

江本昊（青橄榄）

　　正月初五聚会，高中同班同学“老鼠耀”送我一张老照片，是1957年5月26日，我们班在西湖公园合影。

　　“老鼠耀”因为当年嘴巴有些尖，名字有“耀”字，得了这个外号。看着这张老照片，想起当年个子大臀部肥的“依莲姆”（男生），面孔长的“切面弟”，常穿军服的女生“解放婆“，还有说话有些结巴、发出“唰 唰”声的“高唰唰”。“高涮涮”耿直仗义，几十年来杳无音讯，大家常常念叨：“高唰唰在哪里？”

　　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我们福中四中高中59屆、初中56届的同学，还惦记着母校、老师和同学。

　　福州四中位于大庙山，前身是“私立福商中学”。60多年前我们入读四中的时候，年段只有四个班级，我们一班多数同学和我一样，是农村人，从外校考入四中，年岁参差不齐。

　　我们这个班，先后換过三任班主任。

　　第一任是教俄语的郭老师（后排左一），家住西湖附近，照片上那次班级活动，中午就是在郭老师家吃粉干。郭老师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在1957年那场“大鸣大放”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第二任是教地理的翁老师，身体不好，只带我们一个学期。最后一任李老师教体育，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学院，专长是田径，任职到我们班级解体。我参加工作多年后，与他还有往来。

（后排左一，是我们班第一任班主任郭老师）

　　那时办学条件很差。男寄宿生住在台江下杭路一座会馆（祠堂）内，石柱、石地板，大厅隔成四、五间大宿舍，每间住三、四十人。宿舍只有一位管理工人，是矮矮的“七哥”，他一个人负责门卫、打水、烧水、搞卫生，早上还要督促同学们起床。天冷，有同学“赖床”，七哥常与他们发生“拉被战”。从宿舍到学校，要走过半条下杭路，穿过“上杭路”，登上“龙岭顶”，还要经一段蜿蜒山路，才抵达学校，全程需20多分钟。我对龙岭顶印象很深，这岭不高，两旁是低矮的店铺，“补牙刷”、“炒米粉”很有名气。每晚下自修，回宿舍，路过这里，闻着“炒米粉”味，饥肠不停“咕噜”作响，尽管一碗只要五分钱，但那时穷，五分钱也吃不起。多少年来，我还惦记着这里的“炒米粉”，好想故地重游，去那里猛吃一回，弥补当年的缺失。

（位于下杭路的百年药行“咸康參行”）

　　1956年下学期的一个周末晚上，大家到小桥头敲锣打鼓宣传“三大改造”胜利。回宿舍后，不知谁把放在床上，更深夜静掉落石地板上，发出“咣”震耳欲聋的响声，大家从甜蜜梦乡中惊醒，乱成一锅粥，有的从上铺跳下来，边跑边喊“失火了”，也有以为台湾蒋机临空，喊着“快躲床底下（1956年前蒋机经常来犯）”。算是一个突发事件。

（1955年1.20，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出动12架飞机滥炸台江）

　　那个年代，同学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考上大学，“脱草鞋，換皮鞋”，改变命运，学习十分勤奋。当时，为了迎接高考，还办了文学与数理化两个板报刊物。文学刊名“初航”，蕴意初启文学之航，由语文廖老师题写刊头，跟我最铁的“眼镜哥”是当然主编。“眼睛哥”是郊区远洋人，那时略胖，体质差，喜欢文学，语文最好，跑步最差。我们二人同年生，形影不离，情同手足。“眼镜哥”比我大几个月，我就成了“眼镜弟”了。

（因为和“眼镜哥”最铁，我被全班同学叫做“眼镜弟”。60年前，我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右为“眼镜哥”）

　　“眼镜哥”主管文学刊物，数理化专刊我出力不少。那时候我写了不少数学难题解答，几十年后，我参加高等自学考试，门坎最难迈的高等数学，我居然擦“竿”而过，大概就是得益于当年的锻炼。

　　班级解体后，“眼镜哥”转到福州八中就读文科班，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副博士（当时学苏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眼镜哥”后来在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岗位退休。

　　廖老师精通古文，讲课生动，若干年后，我在报纸上，见到他的文章。三班高同学在《初航》上发表过几篇古诗词，“反右”后期，批判“厚古薄今”，差点给他惹麻烦。改革开放后，他经营茶庄，几年摔打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年，他是年段同学聚会的“赞助商”。

　　拍完这张照片的第二年，我们遇上了“大跃进”。省委决定若干中学高中生整批转入新成立的中专学校学习。我们学校的高二年段，除留少数同学继续高中学业，绝大多数分别转入“福州机器制造学校”、“福建冶金学校”学习，我于是去了“福州机器制造学校”。我们的班级，就此解散了。

本文发表于2016年3月1日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