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杨桥畔

商子

回不去的杨桥畔

商子周

离开杨桥畔已经近半个世纪，斑驳流年依旧，岁月寂静如初，原以为，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发生的事可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遗忘，然而，及至暮年才知道，故人往事，竟然一件也没能忘记，依然记忆犹新。

1970年秋天，从西安动身，铜川、甘泉、绥德、横山、靖边，在一辆破旧不堪的长途客车上摇了五天，终于来到了陕北靖边县县城所在地--张家畔，这里是24岁的我离开校门走向社会，开始悬壶济世职业生涯的人生新起点。

那些年，大学毕业生都要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县政府是以农村工作组的名义把我们派往杨桥畔公社，我和县革委会政工组王永年副组长住在杨桥畔大队一小队。“边墙”上一孔破旧的土窑洞，一盘土炕，一领柳席，一条沙毡，一张摇摇晃晃的桌椅，简陋而又凄凉。在这里，两人相处了近一年的时间，王组长的正直善良，认真负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让涉世尚浅的我，真实的感受到陕北基层干部身上许多优秀的品德。他如同人生导师，引导我，帮助我，让我懂得社会这所大学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不断学习，去感悟，去进步，永无尽头。后来，他曾担任县文教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我一直对他们全家心怀感激，至今，两家、三代人还常有往来。

　　杨桥畔，距县城张家畔约20多公里，陕北榆林地区靖边县的一处偏僻农村，距鱼靖公路南侧2公里，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中，一条沙土飞扬的黄土路旁，公社、供销社、医院、邮电所、信用社、粮站一字排开，再加上周边散落在沙丘中的平顶土房民居，不足几十户人家，组成了中国行政区划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机构—“人民公社”。

这里是蒙陕交界处毛乌素沙漠南缘，跨古长城（边墙）南北，一片风沙弥漫、黄土飞扬、干旱少雨、荒草难生的贫瘠土地。毛乌素肆虐的风沙，刮起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旷野中，迎风寸步难行，白天家里都要点灯，而阳光明媚总是与酷热干旱相伴，中午气温可达45度左右，地表温度高达60多度，昼夜温差非常大，“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沙漠中，昔日雄伟壮观，逶迤千里的长城早已随岁月流逝变得面目全非，毛乌素沙漠肆虐的风沙让它的身躯变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边墙”隔开了昔日的蒙汉两地，但却无法阻挡粗犷的蒙文化与强劲的汉文化相互交汇融合，大块吃羊肉，大口喝烧酒，大碗喝奶茶，蒸馍、燃面、压饸饹，酥油、熟米、酪旦子，扭扭捏捏唱酸曲，扯着嗓子吼秦腔，独树一帜的陕北边塞民俗风情文化，让我感到既新奇亲切，又遥远陌生。

边墙烽火台遗址—“高堆沙”

龙眼水库的汉代城址

　　居住在沙漠中的百姓，种植沙柳固沙造地；采集沙柳做燃料或饲料，编制柳条筐等生活用具；沙蒿、沙葱、沙棘、沙枣能做调料、食用；明沙堆在炕上，任由孩子们拉屎撒尿，然后铲去屎尿污染渗湿的，换上干净的明沙，从来不用尿布；洗干净的衣服不用晾晒，铺在沙丘上，一会儿就干，提起来抖一抖，干干净净；每顿饭后，碗底都是薄薄的一层明沙，估计吃到胃里的也不少；就连盖房也是“沙土打墙墙不到”，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和沙漠有关。

一小队的五十多户人家，沿“边墙”或凿洞而栖，或沙丘中修筑平顶泥土房而居，薄田种高粱、玉米、谷子、洋芋以果腹，每家都偷偷圈养几只母鸡、几只羊或一头猪，换点零钱以贴补家用。那时，种点蔬菜、养几只家禽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公社明令不准，集市上卖鸡蛋都是偷偷摸摸，大家心里都明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在队里不开灶，“吃百家饭”，队干部都是安排到干净卫生，家境比较好的人家，每顿饭四两粮票，两毛钱，午饭多是洋芋酸菜、糠窝窝、小米饭或者摊黄，当地人喜欢吃一种玉米面发酵的“酸窝窝”，酸臭的味道几乎让人窒息，我只能吃一小块，所以，常常会饿肚子，晚饭只有稀饭、蒸洋芋。陕北人厚道，总是倾其所有，尽可能给我们做一天比较可口的饭菜，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时间长了，饭就派不出去，没有办法，只好回公社食堂上灶。

那段日子，每天参加劳动，猪场起圈，引水拉沙，零下28度参加农田基建，公社开会，生产队宣讲政策，忙忙碌碌，生活虽然艰苦，不过倒也充实。在老百姓的眼里，你是大学生，是医生，是挣工资的干部，是县上派下来的工作组，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是插队劳动，是接受教育、被改造的对象，双重矛盾的角色，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但是，远离大城市、身边少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不再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你，不再有人关注你的出身、家庭政治问题，没有人觉得你是“臭老九”、劣等公民，别人的眼光里有一种尊重和信任，突然间如释重负，心中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自信。

19773年的杨桥畔公社医院

1975年我在杨桥畔公社医院做手术

　　后来，回到杨桥畔公社医院工作。没有住院条件，就是看几个门诊病人，头疼脑热，小伤小病，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出诊，整日无所事事，大量的工作是农村卫生工作，诸如灭鼠、布鲁氏菌病防治、改水改厕、食品卫生、巡回医疗、计划生育等等，可谓是不务正业。即使日后医院扩张改为地段医院，人员有所增加，状况也并无改变，日子过得荣辱不惊，平淡无奇，久而久之，难免心生迷茫。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杨桥畔医院，十余名职工中一多半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两名中国医科大学八年制的学生，那所学校是培养中国医务界精英的校园，每年在全国仅招收几十名最优秀的学生，北大三年基础预科，医大五年医学专业学科，日后都是医界栋梁之材。因为文化大革命，她们在学校呆了九年，同样也被发配到陕北的公社医院，这既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时代的悲哀。几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甘于碌碌无为，总想做点什么，于是，自己动手建立手术室，挑选器械、缝制手术被单、清洗打包消毒，开展输卵管结扎、阑尾切除等小手术，成为靖边县最早开展下腹部手术的基层医院之一。然而，我们毕竟太年轻，没有多少临床经验，单凭一腔热情难免好景不长，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意外事件。

在施行输卵管结扎术时意外的切开膀胱，被惊出一身冷汗，临阵抱佛脚，照着当年课堂上讲的处理原则才涉险过关；龙州公社医院巡回医疗时，一例巨大鞘膜积液翻转术搞不清解剖关系，狼狈不堪，差点下不了台，收不了场；面对在学校从来没有见过的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让人痛惜。终于想明白，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没有事业，没有前途，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无法逾越条件、技术、地域的鸿沟，不能这样混一辈子，促成我下定决心离开杨桥畔。

六年后，我终于离开了杨桥畔，当我简陋的行李被装上县医院救护车挥手离去的时候，心中突然充满了不舍。离开一个曾经让你感受到难得的人间温暖的地方，离开一群淳朴善良、诚实厚道的百姓，离开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同事，无尽的愁绪让人难以割舍。然而，既然选择了离开，选择追求另一种生活，你也只能义无反顾。

离开杨桥畔到靖边县城，再到绥德地区中心医院，十八年后，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开始和离别后，终于回到省城的一所三甲医院。人生旅途如同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旦迈开离去的脚步，只有勇往直前，再也无法回头。

杨桥畔，曾经有我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一段有苦有甜的美好回忆。皓首暮年，如烟往事，让人既为昔日年轻气盛，无知无畏的莽撞而羞愧，又为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而自豪。如今，昔日的公社医院早已破旧不堪，只留下几处断壁残垣（新医院建在高速公路边）在风沙中飘摇，岁月无情，物是人非，当年的故人或已做古，或已离去，唯有滚滚东去的芦河，逶迤千里的“边墙”，烽火台遗迹“高堆沙”和漫无边际的绵绵沙丘，依然静静的屹立在那里，而我们，都是他们身边的匆匆过客，轻轻走过，没有溅起一点波澜，留下一丝痕迹……。

废弃的原杨桥畔公社医院

新建的杨桥畔镇中心卫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