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尘封的记忆

潺潺溪流(拒加微)

（家事片断三） 人生，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每件大事小情都值得回忆，当你老了时，你会觉得儿时那些事，每一件都有蜜糖的味道，每一件都是那么弥足珍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逐渐长大，活动的天地不仅限于大院里。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两个哥哥淘气，跑出去在公路旁边的沟子里抓鱼，哥哥抓到几条小白鱼，妈妈知道哥哥最喜欢吃鱼。那个年代虽然平时很少吃肉，但不知为什么，哥哥就是不爱吃肉。妈妈把那几条小白鱼洗净后，用一个长把铁饭勺放在炉子上煎熟了，还没等吃呢，却被对门的马大娘给吃了一半。馬大娘出阁前是财主家的千金小姐，现在是爸爸单位书记的老婆，眼睛近视900多度，吃饭也要每吃一口，都要放在眼晴边上看一眼，才往嘴里放，家里炕上地下摆满了破烂东西，整个房间弄得很邋遢。哥哥见自己好不容易抓来的鱼被人吃了一半，气得直跺跺脚，要找马大娘算賬。妈妈示意让他别出声，也别去理论，以免因这点小事产生矛盾。 　　时间很快来到1965年，终于有一个机会我们家从大院内搬到大院外。大院外的新家是废弃钢厂原来的抽水泵房。一共四间，从中间断开，隔壁住着粮库职工郝大叔一家。但两家都是独立的院子，互不相扰。这次妈妈特别高兴，因为院里有一片小园子，院外还有一片荒着的草地。媽媽天性勤劳，她和两个哥哥把院里院外都拾掇得干净整洁。距南侧窗子2米以外有一个大水池，长有20多米，宽约5~6米，深也有3~4米。水池里充满了水，有鱼、蝌蚪、青蛙、蛤蟆。每到夏季，那些精灵会昼夜不停的高歌，我们也习惯伴着它们的歌声而眠。窗子北侧不远处，是一口废弃的深井，媽媽和两个哥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那口井填平。后来，我家在那个地方接了一个偏厦，装些日常用的东西。 春季来临，妈妈带领两个哥哥在院子里种上了芸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蔬菜，还砌了一个猪圈。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把院子外面的荒草地也开垦了，种上了高粱和玉米，日子比之前过得宽松多了。解决了我家吃菜的问题，不需要爸爸再到生产队的菜地去买那些没芯的便宜白菜和小萝卜头了。但是鸡下的蛋还是舍不得都吃掉，攒下一部分到集上去卖掉换回几块零花钱，那时一个鸡蛋只能卖七八分钱。养一头猪也不能杀了自己家吃，到年底也得卖掉，卖猪的钱补充家里的正常开销。 有一年姥姥在我们家过年，姥姥出钱买几斤肉，爸爸又买了八斤母猪肉，因为母猪肉会便宜些，那个年相对过得丰盛些。平日里除了粮店供应的粮食外，既使种些玉米高粱，一年下来也还是达不到丰衣足食。每个月都还要补充一些麦麸做馍馍。麦麸就是磨麦子时最外面那层皮，里面的是白面，外面就是麦麸。基本上都是纤维，那些东西本应喂猪喂牛的，因粮食不够吃，我家用来充饥的。人吃了上火长眼眵，便秘。我们兄妹都不爱吃，姥姥为了鼓励我们多吃，总是说，“这馍多好吃，宣呼呼，肉头头的。”其实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到月底时，断粮了，妈妈经常用一锅土豆炖豆角，来做我们的主食和副食。也有时在水煮芸豆中放些玉米面糊，也算一顿饭。 两个哥哥都是十六七的大小伙子了，正在长身体，一个月每人27斤粮，根本不够吃。我和小妹还达不到27斤，因那时只有成年人，才能供应27斤粮。 日子虽然不富余，但一家人相守在一起，没灾没难，也是一种幸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完全打乱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不正经讲课，每天更多的时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课间操时间跳“忠字舞”。 　　忠字舞”是文革中“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也是当时一系列毛泽东个人崇拜仪式中最为扎眼的一种。作为一种体态型政治符号，因其直白、简单而很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忠字舞在 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前后席卷全国，达到极致，随后便迅速退潮。 文革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中要跳忠字舞，学生早操时要集合先跳忠字舞才可以开始上课，公社社员要在每天的上工和收工时集体跳忠字舞，农民生产收割之时也要跳忠字舞，公社和学校还要进行“忠字舞”的比赛和汇演，一边舞蹈一边歌唱颂赞毛主席的歌曲，以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忠字舞跳得好坏是水平问题，跳不跳则是忠不忠的立场问题。“大跳大忠，小跳小忠、不跳不忠”，如果跳的不认真，要受到惩罚的。所以忠字舞的传播有一定强制性，是一项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在那个文化专制的特殊年代里，忠字舞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对当时的形势无疑起到了助威造势的作用。它已不单单是一种歌舞形式，而是特殊历史下产生的政治文化现象，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印记，深深的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今天的年轻人对此应该感到不可思议。 除了跳“忠字舞”，红卫兵还要破“四旧”。1966年8月19日凌晨，"破四旧"开始。"破四旧"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中国大地的。各地的红卫兵冲进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烧戏装、道具等等，在破“四日”中造成我国大量文物被毁的现象。 破“四旧”接下来就是武斗，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全国武斗最严重的地方是重庆，重庆在武斗中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1967年7—8月间在重庆发生的杨家坪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谢家湾地区作为主战场，大受破坏。后经林彪、周恩来直接干预才停止。 据保守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172万，受迫害的人数更以千万数计。在这次运动中，因站队派别不同，丈夫的派别将妻子打死，妻子的派别将丈夫打伤，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反目为仇的人比比皆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我的家乡也有武斗现像，轻者是用扎枪、大刀，重者也动用枪支弹药。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小院里洗衣服，突然闯进来几个端着扎枪的人，他们气势汹汹的在院里转一圈走了，我被吓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之后，我和小妹不能在家里住。父母把我们俩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他家有七个孩子，五男两女，里外屋两铺大炕，外面睡着大人和男孩，我和小妹加上他家的两个女儿睡在里屋，这一住就是40多天。因为家里是不安宁的，经常有人端着扎枪闯进我家。有时爸爸听到风声，就告诉妈妈和两个哥哥躲进高粮地里。八九月份的高粮地里全是露水，深夜里又黑又冷，连冻带吓，二哥哥原本就胆小，嘚嘚瑟瑟的浑身发抖，直打牙骨。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后，爸妈决定在村子里借用一间民宅，是一间东下屋，住了两三个月。只带走一些日常用的锅碗瓢盆和被子。家里留下妈妈养的猪、鸡，家具都没带。每天到傍晚时分，妈妈要回家去喂猪喂鸡。人总不用半夜三更往青棵地里钻，能睡个安稳觉。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中秋节，形势平稳些，那些拿着扎枪的人不再开着汽车来了，我们自然也就回家来住了。那些人之所以总来我们家搔扰，其实目标不是我们家，是因为我家住在大院外。他们一直在找一个军火库，大院里的某间房子里，藏着很多枪支弹药。他们都是奔着那些枪支弹药去的，经常会误闯我们家。 在这里我还要介绍一下隔壁的郝大叔一家，郝叔郝婶是粮库的职工，他们夫妇有一个儿子，三口之家，日子本应是幸福美满，可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平。郝叔的个子有1.8米多，比较闷，不爱多说话。郝婶是中专毕业，算是知识分子，因“文革”前，某位领导被打成右派时，她说了一句“太可惜了”。只因这一句话，她被扣上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文革之中，她自然被当成坏人批斗。郝婶身体不好，她有胆病和胃病，做过胆切除手术。平时不上班，却要按时被批斗。每次批斗前，郝叔就在手推車上放一床被子，郝婶或坐或躺在上面，冷时也用被子裹住身子，郝叔拉着车子步行到三四里以外的单位。到单位郝婶戴着尖帽，90度鞠躬姿势撅着2~3小时，被批斗之后，郝叔再用推车拉回来，不管冬夏，无论严寒酷暑，不得有误。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非常同情郝婶，我觉得郝婶是个好人。“文革”中挨斗的不只是郝婶这一类人，挨斗的人数不胜数，我在内心里不只一次的庆幸爸爸没当大官，没挨斗。因为爸爸的单位也有派性斗争。 “文革”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特殊的历程，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记忆，虽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仍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仅用这些文字，保留永久记忆文中照片与本文人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