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文豪奇葩

王世梅

　　在我们眼中，文化大家应该更沉稳深邃，特别在文学创作方面，不会轻薄草率。

然而大文豪郭沫若并不这样。别的作品且不论，近期我看了他的组诗《百花齐放》中的部分作品，颇为感慨，于是想就这朵大文豪的奇葩之作说道说道。

　　1956年的夏天，郭沫若有感于当时活跃开放的政坛文坛新风，想选出100种花，创作100首诗予以赞颂。他的初衷，是想做一次聪明的政治表态。可是他刚发表了《牡丹》、《芍药》和《春兰》3首，就搁置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说，搁置的主要原因，是我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符，资料也难获取等等。

　　郭沫若的解释既合情又合理。可是这种解释是真诚的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使他暂时搁笔呢？

其实，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逐渐紧张的大环境，让他嗅到了一些异味。后来有人评价，即使他的初衷是积极向上的，但最初这3首诗里的句子，如果挑剔起来，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这一点，郭老本人当然很清楚，所以只能把自己创作百首颂花诗的想法先冷处理。

　　他再次拾起《百花齐放》组诗，已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此时他的亢奋激情被再度唤起，迸发出更高涨的创作欲望。他不但自己积极创作，而且鼓励更多人投入到创作中，他说大跃进的热潮和人民的劳动创造热情，可谓“遍地是诗写不赢”，须“跨上火箭往前赶”。

这个期间以花为主题的诗，连上前面3首，他一共写了105首。1958年春天开始，在《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后来又出版了《百花齐放》诗集，共收入101首诗。第101首很有意思，郭老自己说，不能生硬地为对应“百花齐放”概念，就只赞美100种花，所以第101首的标题叫做《其他一切花》。

　　郭沫若这些诗的创作，颇能体现大跃进时代的快节奏。百余首诗一共只花费了10余天时间便生产出来，这种作诗速度在中外诗歌史上罕见。此前他曾说过，担心对花不熟悉，不了解，所以暂时搁笔，而1958年的他没有这种顾虑了。他说自己翻阅了很多书籍，各地朋友也帮忙，给他寄来相关书画作品；还有的甚至给他送花或标本种子。他还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花园去访问观察，甚至北京市的卖花郎，他都去请教过。

总之，按他的说法，大跃进的东风给了他信心，“东风一吹，便使百花齐放了”。

　　其实当时被大跃进的热火朝天、群情振奋激荡起来的，何止郭“文豪”一人。中国作家协会就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倡议，号召文化界要奋笔疾书，讴歌大好形势；而此时许多知名作家纷纷宣布自己的创作计划，巴金提出一年内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和3个中篇，还要再搞些翻译作品；田汉宣布将写10个舞台剧本和10个电影剧本。不过，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完成。

当时全国还有一句关于郭沫若的口号：“县县出个梅兰芳，县县出个郭沫若，”可见他的积极亢奋表现在全国已成样板。

　　虽说是大文豪，萝卜快了也不能不洗泥。郭老已60多岁，且身兼国家多个要职，哪一个职务都不是闲差，他哪有时间在诗歌创作上精雕细刻、做出精品呢？如果做不出精品，还要随意发表，当时看近水楼台，事后却如猪八戒照镜子。

《百花齐放》诗，不乏丰富的想象、奇丽的比喻，每种花都被他赋以昂扬的生命和性格，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形式上，每首诗均为两节，每节均为四句，句式长短大致相同，但并非格律诗，而是以白话述之。这些诗在结构上，表现为“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从对花的形态、肌理特征的描述，上升为对政治命题的说明。

　　如今很难将《百花齐放》1O1首诗找全。我在自己的存书《沫若诗词选》中找到10首，又在网上搜出了一些，读了大约有二三十首吧。我相信能选入书中和上网的，应该是好一些的，但这些相对好的诗，现在看起来也不像诗。限于篇幅，我摘录一首如下：

《昙花》

是的，我们的花时实在太短，

我们只知有今宵，不知有明天。

要牺牲睡眠才能和我们见面，

落得形成一个成语“昙花一现”。

快而不多，好而不省，是大缺点，

人们偏爱，却把缺点当成美满，

如果没有办法把这生性改变，

受着人们重视，不免感到羞惭。

　　而下边这首《郁金香》，是粉碎四人帮后，郭老在世时自己审定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的一首。我读后感觉写得有点随意，胡拉乱扯。

　　然而在过去那些年，有人很推崇郭老的《百花齐放》，今天，我们从网上可以搜到网友所发其长辈当年抄录并配图的《百花齐放》诗作。

　　那么，业界怎么看待郭沫若《百花齐放》前后的诗歌创作呢？

文艺评论家谢冕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他诧异于1949年以后，一批曾经叱咤风云的诗坛骁将，仿佛都不会写诗了，典型的便是郭沫若与何其芳。与他有同样感觉的还有文怀沙，他也认为郭沫若解放以后所写的诗，远远赶不上他创作《女神》时代的诗歌水平。

还有评论文章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等一大批人曾经是白话诗的拓荒者，他们写诗水平的下降并不是艺术能力下滑，而是出于对权力美学的依附。有评论家认为，郭沫若在写《女神》时，体现出了某种“狂飙突进”式的时代精神，而写《百花齐放》时，却已成为一只不折不扣的高音喇叭。当时诗集获得过高度的评价，但现在看来，它不但开了简单化比附咏物诗的先河，而且修辞手法和意境表现上也乏善可陈。

　　其实郭沫若很快便对自己的创作后悔了。1959年，他在致年轻文友陈明远的两封信中，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悔意。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他又说：“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郭陈二人交往书信真伪存争议，但未见颠覆性结论）

　　上世纪下半叶，文艺界还曾流传过这样的顺口溜：“郭老，郭老，诗多不好。换了名字，发表不了!”

　　网上搜到的郭沫若《百花齐放》旧书封面木刻插图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刘岘、黄永玉、马克、沃渣、李桦等配图

　　文学创作如人生一样，没有后悔药，作品一旦问世，你就得永远被别人说三道四。激昂奋进的年代，人们的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但作家还要保持相对的沉稳及独立思考能力，否则其出产的作品就难免奇葩怪胎。

（文中部分图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