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楚江南

　　近日，我与一位失联了几十年的小学老师电话联系上了，颇为感慨。张环珍老师是我小学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屈指算来，到明年，我小学毕业整整40年，与张老师未曾谋面超过35年，在这个史无前例因疫情而封城禁足的特殊时期，所以我不胜唏嘘感慨。

 

我的小学岁月为1976年9月—1983年7月，读的是我老家的村小，即友好村小学，若要准确表述，那时候应该叫“友好大队学校”，之所以不能直接称呼小学，是因为贯穿我整个小学阶段的岁月里，我们村小里还有初中部。据考证“友好大队学校”的初中部历史为1976年9月—1983年7月，那七个春秋是友好村学校的“高光”时期——

位于仙杨公路边，距杨峰乡2公里左右的友好大队学校占地6000多平方米，小学部和初中部加起来，在校学生数量高峰时达430多人，学校教师人员最多时18名，全是老师，没有校工，学校的行政、会计、后勤等岗位全部由在岗老师兼任，每任校长也不是专职的，授课是主业，当校长是副业。在这些身份为农民，工作为民办老师们兢兢业业的耕耘下，曾创造了友好村学校的辉煌历史。

 

1978年初夏，沔阳县中考大战，整个杨林尾区镇下辖近60所民办和公办初中，那届，杨林尾全区考取沔阳师范学校和省重点高中沔阳中学的学生不到10人，友好村学校初中部就占了3名，其中一队的王翠兰考取沔师，一队的徐根玉，二队的汤朋刚两人考取沔中。三年后，王翠兰成为公办学校的英语老师，徐根玉、汤朋刚考上名牌大学。

当年，友好大队在杨林尾区镇下辖的几十个生产大队里，面积与人口算是最小的，而那年中考取得的“战绩”却是最辉煌的！自此，友好学校在沔阳县名声大振！周边大队包括邻县洪湖的学子们纷纷涌到友好村来上初中。纵观中国乡村历史，这个现象只能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待计划生育国策全面落实执行后，我们村的教育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与张环珍老师通电话，寒暄过后，年届古稀的张老师在笑声中问我，是否还记得我在五年级时犯过一个大错，害得全班同学挨打哭嚎之事？我当然记得，我惊诧不已的是，时隔40年，张老师竟然也还记得并主动提起那段往事——

 

1983年，大约在春季，一个下午的课间休息时间，我和班上几个男生在操场上追逐打闹。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一边继续疯闹，一边往五一班的教室跑去，跑在最后的我发现操场边上有一大簇被风刮断的杨树树枝，长约1.5米，高约1米左右。我劣性突发，傻乎乎地拖起那根树枝往教室里跑，直到我人跑过了教室门框，我手中还没放下那簇树枝，树枝正好夹在教室门口，13岁的我既拉不进门又退不回去，于是索性放下卡在教室门口的树枝，大汗淋漓的我径直回到座位上，气喘吁吁地等待老师前来上课。

　　

这里我得交代一下，当年13岁的我为何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并且坐在教室最后面最边远的角落里？那个年代的小学是五年制，我五年级留级了，留级的原因并不是我的成绩太差，而是大我两岁多的小哥万良义的学习成绩不好，在五年级时被我追上，我和他同在五年级同班了一年，如果我不留级，那么我将和他在村学校的初一班里继续同班同学，这一现象在当年的乡村学校很普遍，兄弟、姐妹同班同学的有的是。父亲考虑到我太顽皮，也许也考虑到要给他小儿子、我小哥一点面子吧，于是强制我留在五年级多读一年，而与我一样年龄，成绩也难分伯仲的同学，如许能铁、许成尧、许卫平、苏红平、刘进山等发小们，他们都已在村学校的初中部读初一了，当年让我留级，我是有情绪的。

复读五年级时，我比同班同学要大1-2岁，我的个头比他们高半个人头，身板也比还未发育的同班男生们高大结实得多，加之懵懂顽皮还未省事，我成为班级里不干好事的“带头大哥”，于是被班主任张老师安排在教室最后一组，一人独坐最后一排，没有同桌。

　　交代完时代背景，继续叙说前面的故事。那天下午，第三和四节课是语文课。上课铃声过后，三十多岁，中等身材，五官端正，齐耳短发，不苟言笑的语文老师张环珍，手拿教案朝教室走来，当她看到一棵大树枝卡在教室大门口时，立刻眉头紧锁，面露愠色，她在门口犹豫片刻后，费劲地跨过树枝，进到教室，走上讲台，先用严厉的眼神朝全班扫视了一遍，全班立刻鸦雀无声。

 

“谁干的？”张老师开始问话，声音不高也不低，但话音里带着威严，教室里没人回应。

“谁干的？” 张老师问第二遍，还是没人回答，我自信班上没同学敢出卖我，我洋洋自得地暗笑。

“到底谁干的！什么意思？不想让我进教室，是嫌我的课上得不好么？”张老师的声音提高了几度，语气中夹杂着愤怒：“如果大家再不回答，或者没人站出来承认，那么我就从第一组第一人开始打起，打到有人承认为止！”

还是没人回音，有同学开始小声嘟嚷“反正不是我干的”。这时我开始心虚了，但我没有勇气站起来“自首”，而是焦灼地扭动着屁股下面的凳子，其实内心紧张地砰砰直跳。

 

“既然大家都不诚实，那就怪不得我了！”愤怒的张老师真的开始打人了，从第一组第一学生开始掴脸、掴嘴、掴脑袋，当张老师挨个打到第三组一半时，整个教室里已是哀嚎一片，还没被打到的同学吓得瑟瑟发抖，被打过的同学尤其是女同学一边委屈地抽泣，一边申辩“又不是我干的，凭什么打我？！”成绩好，又守纪律，而挨打的刘刚云、苏三琼等几个小个子男生也哭喊着不服气。哭声、喊叫声、掴掌声一起爆发，整个教室乱套了！

 

眼看事态闹大并失控，我开始害怕，连忙站起来，红着脸对张老师小声说，“是，是我干的，我不是故意的……。” 这时，张老师好像是打累了或是动了恻隐之心，抑或是也有点害怕了，她收住手，眼圈泛红，带着气愤又略有哭腔地说，“你们真得要气死我了！那我，我不教你们了……我走！”

 

我们教室里的混乱状况，很快引起了校长张善凤的注意，张校长带着其他两位老师赶到我们教室。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抚哭泣的学生们，一边安慰还在气头上的张环珍老师。最后，张校长一脸铁青色地把我这个刺头带走，带到他的办公室，立正罚站，并勒令我非写出深刻的检讨书不可。在张善凤校长批评训斥我的过程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忆深刻，“你是否觉得你大哥万良忠在学校教书，你才这么有恃无恐？”

天地良心，那时的我，才十二三岁，除了顽皮，哪里想得到我家五个兄弟姊妹，其中有四个同时在村学校里，大哥在教书，小哥读初一，我读五年级，妹妹读二年级，只有姐姐初二读完后下学帮家里干农活了。我读二年级时，还未结婚的大哥当过我得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在家里我还和他睡一张床。成年后，我才知道，我大哥和张善凤校长是村里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他们的友谊友情一直保持到人到晚年的如今。

若干年后，我看过一部美国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才懂得“不告密不出卖同学的学生，才是品质优秀的好学生”的道理。 

　　

说内心话，张环珍是位好老师，教书也有水平，不然学校也不会让她连续多年带毕业班还兼班主任。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学校，老师体罚或揍打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所有的家长都支持老师严格管教他们的孩子，当年的国情民意就是如此，“子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当1983年友好村的初中部解散后，我们友好小学每年都向乡镇初中输送优质生源。自从那次“树枝卡门事件”之后，我在张老师、张校长以及我大哥的严厉管教下，收敛了顽皮戾气，改邪归正，也成为一名爱学习，求上进的好学生，当年我和刘刚云、苏三琼一起考进杨峰乡初中，并全部进入名师王启早老师带的重点班。

1983年夏，友好初中一年级解散后，学习成绩优秀者转学到杨峰乡初中，重读初一，于是我与许能铁、许成尧这两位发小又重新成为同班同学。三年后，许能铁跨省考上江苏镇江一中专学校，成为友好村我们那辈人中第一个端上“商品粮”饭碗的人。

　　

还是回到我的小学时代，前文中提到友好大队学校最兴盛时，全校同时有18名教师在岗。随着计划生育和改开时代的巨变，友好村和全国其他村庄一样，人口逐步减少，友好小学就读的学生逐年递减，学校的老师也随之减少。

在我的记忆和听闻中，有考上师范中专或大学后变成公办教师的，如一队的张国才老师、二队的许运娇老师等；有应征入伍当兵离开的，如三队的刘兆林老师，二队的张春谱老师等；有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迫离开教师队伍的，如一队的王才扬老师、瞿祥标老师，四队的万良忠老师等；有主动辞职改行从事其他工作的，如二队的何世红老师，三队的朱德明老师（村小第二任校长），王木清老师，二队的许小春老师，四队的张善凤老师（村小第三任校长）、张善虎老师等；有跳槽到其他学校继续教书工作的，如三队的李家培老师、朱才厚老师、丁少华老师等；有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第一批民转公办老师的，如崔先长老师（村小首任校长）；有九十年代中期，第二批民转公办老师的，如刘长源老师（村小第四任校长），张环珍老师、许海娇老师、刘月娇老师、邓翠萍老师等。

据说，岁月流转到2002—2003年，友好村小学只剩下一位老师兼校长，即比我小两岁的发小许成义。

　　据考证，自1960年，友好村把几个私塾合并一起开办村小学，到2003年关门解散，友好村小学校史共44年。据我个人记忆和乡亲们共同确认，友好村小学校史上最有名望的教师当属沈道一先生，生于1929年的沈老师并非友好村本地人，他乃友好村私塾学堂肖老先生的女婿，他是民国时期的高中生，解放初期，他是杨林尾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名正牌大学生（华南师大），因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他受难屈身于友好村做农民。60年代初，村小开办，他一边做农民一边在村小学里当先生，教授村童们识字学文化，我上面提到的那些老师们，几乎全都是沈道一先生的学生，包括村小首任校长崔先长老师，杨峰中学名师，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王启早老师，也都是沈先生的学生。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沈道一先生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后被平反，恢复名誉，上调到乡镇中学教书。80年代末，我在杨中读高中时，沈先生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1989年，沈道一先生在杨林尾高级中学光荣退休。沈道一先生的5个子女全都是在友好村出生长大的，并都在友好村小接受的小学教育。他的二儿子沈浩和三儿子沈远，后来均考上大学，如今皆事业大成，分别担任南京市和长沙市的仙桃商会会长，为当地和家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从友好村小学走出去，走向四面八方，闯荡五湖四海，在各行各业，无论政界、军界、警界，还是教育、科技、文化、商业界等等，干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的友好村子弟，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留待今后另文再记叙。

 

 

 

写于2022年4月9日

江苏昆山封城静默第七日

说明：

以上文字全凭我个人记忆，以及听部分小学老师和乡亲们回忆讲述后，整理撰写而成。

文中记叙的人物或事情肯定有差错，望知情读者不吝批评指正，笔者可随时更正。

另，倘使读者中有保存友好村小学历史老照片者，期盼分享于我，以作本文的配图。



附：

据张环珍老师回忆，30多年前，她还在友好村小学兼任过音乐老师，她常教学生们唱一首歌《什么是老师的爱》。当年，她的学生，我家邻居小妹刘翠园独唱这首歌，在杨林尾镇举办的歌咏比赛中获得过三等奖。

歌词如下：

《什么是老师的爱》

什么是老师的爱？

花儿只懂得春雨的无私，

月儿只理解阳光的慷慨。

老师的爱有时慈祥。

老师的爱有时严峻。

老师的爱充满希望，充满关怀。

什么是老师的爱？

白云只知道蓝天的胸襟，

海鸥只懂得大海的情怀。

老师的爱有时沉静，

老师的爱有时澎湃。

老师的爱既在今天，又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