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读后感

卫新

阿若德.汤因比（1889–1975）是二十世纪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生于弥漫着乐观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年轻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汤因比发现自己所属的社会与古代希腊社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引发了他关于文明起源、成长、消亡的思考。他的时间维度是1929–1955年，这个期间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汤因比将他的研究扩大到已知的21个文明，于是写成了这部《历史研究》。这部《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模式，以全新的视角建立了宏观历史哲学体系。作者以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规律对于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进行比较研究。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他立论的出发点，就明显带有汤因比学说的烙印。

我是利用冬休期间用两个半月的时间看完这900多页的巨著的，还作了笔记。期间俄乌战争打响，边关注战事边对照学习。有关于俄罗斯文明的历史，彼得大帝、列宁、普京在应对西方文明有何不同？普京为什么以这种应对挑战。西方文明在与俄罗斯文明的碰撞中有过哪些过往。西方文明在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的碰撞过程中有哪些挑战与应战... ...。

目前俄乌战争的进程引起全世界的人们的极大关注。会不会引发核战争，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享受了近八十年和平的地球居民，面对历史的转折点该做些什么？似乎是一个接一个糟糕的事情扑面而来。我带着问题去看看七十七年前汤因比《历史研究》能给我们的答案，试图拉长历史的距离来看今天。

历史研究单位

也就是研究的对象，不是民族、不是国家、也不是时代而是“社会”。作者最了解的英国，隶属于西方基督教世界，英国的起源关联到另一个消亡社会—希腊罗马社会。丘吉尔说英国的历史开始于恺撒。所以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研究单元。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等。

诸文明的比较研究

汤因比找到了21个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是西方基督社会、东正教社会、拜占庭东正教社会、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古希腊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古埃及社会、玛雅社会、安第斯社会、尤卡坦社会、墨西哥社会、远东社会、中国社会和日本—朝鲜社会。关于中国社会，大一统帝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汉王朝；大一统的教会是传入汉帝国的大乘佛教，成为当今社会的蛹体（这个结论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汉帝国崩溃后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混乱时期（魏晋南北朝近400年）。之前孔子去世的公元前479年，之后的250年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也是一个清晰的混乱时期。孔子对之前周礼充满敬意，认为当下礼崩乐坏，克己复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孔子之前的老子弃它而去，汤因比认为可以方便地称这个社会为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原始家园在黄河流域，并扩展到长江流域，这两个流域是远东社会的源头，该社会沿着中国海岸向西南扩展，也扩极东北方，进入朝鲜和日本。

这21个文明的共同特征是可以被认识的研究领域。它们都处于文明状态。诸文明都脱胎于原始社会，最早的两河文明在6000年前，哲学上可以把所有文明视为同时代单一类型的多个成员。在面对文明，西方人有一种自我中心错觉，犹太人的上帝唯一“选民”的错觉；还有称作“土著”、“异教徒”、”蛮族”的错觉。1793年乾隆皇帝转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中“天朝体制”的自信，半个世纪后便蒙受耻辱，这是骄傲的后果。同样认为从埃及到中国“不变的东方”也是幼稚的。

挑战与应战。

汤因比用神话线索，把生物、地理研究运用到精神问题的研究，人类在困难下的挑战、应战刺激他们必须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也是创造文明的源泉，而不是神话。

文明破晓前，亚非草原田气候条件沙漠化。牧民遭遇巨大挑战，留下来的人改变了生活习惯，出现了游牧方式。一些人迁到尼罗河三角洲，建造排水工程，疏通河道创造了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所处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情况与尼罗河三角洲类似；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条件险恶，挑战应战成就了华夏文明。米诺斯文明来自海洋的挑战，这里的人来自非洲沿岸的逃荒者；子体文明的挑战最初不是来自地理环境，而是来自人为环境。母体文明中那些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失去了创造力，丧失了领导能力。这个垂死的社会的被压迫者和外部无产者起而应战，就为一个新的文明的诞生打下基础。

对于环境的挑战，首先艰苦地区的刺激，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气候、自然条件更为艰苦；新地方的刺激，“处女地”挑战，比如西方文明中的美国就是新地方，比老欧洲更为有优势。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之前后变化。俄罗斯与乌克兰，莫斯科公国是在基辅罗斯的东北边疆，后来居上；压力刺激，边境地区的人们比内地的邻居更易受到攻击，作者举例，靠近东罗马的奥斯曼人比东边的的邻居卡拉曼人虽然同属突厥人，但承受的压力更多，所以成就也就大，消灭了东罗马帝国。缺失的刺激，阶层、种族遭受其它种族强加的各种惩罚的挑战。往往在应战中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才能。

挑战与应战的度的把握。希腊对叙利亚世界的入侵，激起了叙利亚人的五次应战：琐罗亚斯德教应战、犹太人（马加比人）挑战、聂斯托利教的应战、基督一性教徒的应战，只有伊斯兰教徒的第五次应战取得成功。往往最大的挑战并不总是产生最优的应战。西方基督教受到伊斯兰教的挑战，应战总体上比较积极，中世纪西方文化的成就归功功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应该是中庸之道更正确。（下图来自网络）

文明的成长。

停滞的文明。爱斯基摩、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和斯巴达人的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共同特征：专业化分工和等级制。斯巴达人对于种地奴隶剥削和管控。

汤因比指出，对于一次特别的挑战成功应战之后，又能激起进一步的挑战，并再次激起一次成功的应战时，文明成长就开始了。政治、军事和技术的进步都不是衡量文明成长的标准。尤其是军事扩张是军国主义的结果，本身就是文明衰落的标志之一。那么什么是文明进步的特征呢？作者给出了“灵化”的概念：这一过程克服了物质障碍，释放了社会能量。使得社会自此以后能够对于内部而不是外部，精神而不是物质的挑战作出应战。比如希腊的哲学思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的一系讨论。所有文明成长都源于创造性的个体和创造性的少数群体。创造性的个体被描述成了具有双重动机的归隐和复出。归隐是为了获得某种灵感，复出是为了启示同伴。比如圣保罗、佛陀、但丁、马基雅维利等。不同文明的成长往往各不相同，有些艺术突出、有些宗教突出、有些工业出色。但文明就像一粒种子，尽管每一粒种子各不相同，但所有的种子都是同一个耕种者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文明的衰落。

汤因比认为现存的十个文明中九个巳经走向哀落。衰落的实质是：创造性个体失去了创造能力，只能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收回了对于创造性个体的忠诚和模仿。最后社会统一体瓦解。作者批判了文明衰落归于非人力外部因素的思想。如古代希腊的宇宙衰落论；斯宾格勒的生物有机体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有些人认为是人性退化，注入蛮族“新鲜血液”来恢复堕落的人性；历史循环论等。一个文明当它出现技术倒退、外部军事入侵和地理空间萎缩都不是文明衰落的标准和原因。比如技术退步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对于一个处于衰落的文明，对它的攻击，会激励它釆取行动，使得它的寿命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关于模仿的机械性，尤其是像对领袖的模仿，比如纳粹德国希特勒，经过一种特殊的训练，对于领袖的狂热模仿，也是带来危险的“捷径”。领袖也被追随着的机械性所感染，其结果往往就是文明的停滞。创造性个体变成了少数的统治者。旧制度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导致旧制度毁灭，通过革命是一种激烈的的模仿形为，如果制度加以调整能够适合新的社会力量，文明仍然成长；如果新的社会力量在旧制度中被扭曲，也就是畸形状态，就可以说文明走向衰落了。作者举的例子是工业对奴隶制度的冲击，比如19世纪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

历史证明，对于第一次挑战成功应对的某个群体很少能够取得第二次挑战的胜利。容易产生“靠着船浆休息”的懈怠思想。犹太人成功战胜了《旧约》里的挑战，遇到《新约》里的挑战就束手无策了；古希腊晚期对城邦制度的崇拜导致希腊社会落入了一个陷阱，而罗马社会成功的逃脱；愈加完美的“技能”对于环境近乎完美的适应往往是进后的”死巷”，比如爱斯基摩人适应严寒的天气的生存技能，不与外界交流，社会没有进步。游牧民族赶着牲畜随气候变化而转场，看起来很完美，没有缺陷，但成为了气候的奴隶。复活节岛的先民具有独特的航海技术，但是偏安一隅，没有与外界接触，文明也得不到进步。

军国主义的自杀，从放纵到骄横跋扈一直到毁灭。古代亚述帝国的毁灭，不断的侵略行为，对巴比伦和埃及社会的侵略。二十世纪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都证明一但文明社会进入了军国主义阶段，就走上了自杀之路。（下图来自网络）

文明的解体。

文明的解体衡量的标准是社会驱体分裂成三个部分：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卡尔.马克思说阶级战争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将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社会分裂以后，少数统治者会创造一个统一国家；内部无产者会创造一个统一教会，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一个新的高级宗教—基督教出现了。原始佛教哲学转变成大乘佛教同样为古代（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无产者提供了一种“高级宗教”；外部无产者会创造一个蛮族军事集团，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就是外部游牧民族的蛮族军事集团。古罗灭亡时的戈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等都是蛮族军事集团，成为罗马帝国的掘墓人。

当一个社会趋向解体时，在成长阶段形成的具有个体特征的各种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就会被另一些对立的方式所替代。比如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逃避和殉道；游离感和罪恶感；混杂感和划一感。最具破坏力的是“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复古主义”企图让“时光倒流”，而“未来主义”企图在尘世建立不能实现的不可预知的黑暗未来。“未来主义”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升华产生了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主张来世升到极乐天国的。当一个社会到了解体阶段，往往会出现救世主。有持剑的救世主，他们是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但是持剑者往往死于剑下，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证明是昙花一现。这次俄乌战争，普京面对北约将势力扩张到家门口，悍然以武力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核武时代不能站在更高一个层面来解决问题，而是釆用激化矛盾的做法，看起来是正义的，但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核战争是互相可以让对方毁灭，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有这一张底牌，普京的冒险之路越走越远，战斗民族在不断触碰底线，持剑者的命运如何，历史那是要等到卸了装以后才知道。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俄罗斯文明在一百多年的起伏。汤因比说文明的成长各有各的精彩，但是文明的衰落却有趋同性。汤因比对文明解体的节律给了一个“似乎”性的公式：动乱—重整—动乱—重整—动乱—重整—动乱，三拍半的节拍，并说这种模式已经有一些灭绝社会历史证明。比如现代俄罗斯文明诺曼诺夫王朝在一战后动乱，经过短暂的的“二月革命”，失败后迎着了苏维埃共和国苏联，是一次重整，用汤因比的观点，用西方的马克思哲学反西方，这一过程持续70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经历了新的一次动乱，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以苏为鉴”。到普京上台，用二十年时间还给老百姓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普京是具备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在国际社会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和精神。但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在这二十年越来越窄了，经济发展的标志GDP也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发达省份，对前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这次普京对乌克兰动武会不会造成俄罗斯出现第三次动乱呢？俄罗斯文明是不是走向了解体的节奏？我们希望俄罗斯伟大的国家能够自信的重新站起来。（下图来自网络）

大一统国家。作者提出大一统国家仅仅是文明的最后阶段还是发展的序曲。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的先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中国的大一统情怀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时候形成的？应该说是司马迁的《史记》里将中国的大一统理念首次构建，秦汉帝国的扩张，对周边化夷为夏，开创了封建帝王2000多年的大一统天下。近现代以来，欧洲列强用枪炮揣开了中国的闭关索国的大门。但是那时候的老百姓认为天下是皇上的天下，没有羞耻感。真正将中国人凝聚一起的是日本人，抗战时期中国人空前团结，一致抗日。构建了现代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大一统国家的国民相信大一统国家不朽，大一统是乱世之后的一次复原过程。比如秦汉帝国就是春秋战国的乱世中产生的，隋唐帝国也是在魏晋南北朝向乱世中获得统一的。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推行宽容政策，维护秩序，普遍希望和平。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了交通系统、卫戍区、殖民地、行省、首都，官方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选择官方语言文字并在帝国流行，阿拉米语、拉丁语，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其流行范围远远超出了原先流行的帝国。大一统国家的法律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借鉴罗马法，更运的摩西法律借鉴《汉谟拉比法典》。我们今天的历法部分来自罗马、部分来自苏美尔。货币源于希腊城邦，随着这些城邦被入侵的吕底亚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使用并传播开来，中华世界发明了低币。大一统国家的文官制度的发展差别很大。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十分完善的文官制度，等级森严、纪律严明、控制严密，把文官变成超人。彼得大帝在着手推行西化的时候，把旧世贵族变成西方式的有效率的行政官员。奥古斯都把罗马元老院的贵族变成自己的合作伙伴。大英帝国的新型文官制度的建立是用边沁倡导的用科学取代传统以及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取得成功并推行到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个时候形成了新型的中产阶级专业行政人员群体。中华文明圈的汉帝国开始向全社会阶层开门纳贤并向全社会所有等级的人开放（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征募“贤士大夫”），使刘邦的体制延续到了1911年。而罗马帝国奥古斯都体制延续了700年就彻底瓦解。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做为帝国文官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教会的诞生，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珍贵遗产。

普世教会

关于普世教会历来都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会是毒瘤，教会往往诞生于乱世，宗教往往会强化而不是削弱社会的责任感，站在帝国立场看，普世教会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毒瘤。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与蒸蒸日上的基督教会的份争，用吉本的话来讲“我巳经描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基督教不过是流传于罗马帝国许多东方信仰的一种，它使欧洲民族沉浸于外来的人生理想，尼采说基督教是奴隶的信仰加于主人，基督教逐渐破坏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结构。伟大属于罗马的精神传统，个人服从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不论今世还是来世，全体国民的安全高于任何个人安全，毕生为公众事业服务，随时准备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东方宗教反复灌输心灵如何与上帝沟通，把灵魂的永恒拯救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国家的繁荣与兴旺不足挂齿。为了追求宗教情感而蔑视现实生活。尖世的城市贫乏可鄙，只关注九霄云外的上帝之城。

一种观点认为教会有如蝶蛹，起到传承文明的作用，现代西方文明获益于基督教会。关于这一点，是基督教传入欧洲1000年之后的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使欧洲恢复了本土的人生和行为的理想，恢复了更为健全，更为勇敢的世界观。所以虽然西方现代文明与基督教的传承关系的事实成立，但是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欧洲有了全新的宗教观，不是原来凡一神教就有排它的特点，而是有宗教宽容的新的宗教观。教会就是西方文明的背景和西方社会的底色。从上面这个意义上理解宗教的蝶蛹作用。

汤因比认为希腊文明在公元前431雅典和斯巴达城邦联盟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希腊文明巳经衰落了，这个时候东方宗教的基督教还没有诞生。高级宗教不应承担文明死亡的责任。如果人们把个人灵魂拯救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否会危及文明的结构？作者认为曲解了高级宗教和人类精神的本质。个人与同胞的关系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两者并无冲突。反而从部落民与所崇拜的神祇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成为最牢固的社会纽带。只有作为心灵活动的载体，人的个性才能是可以理解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就是要爱人如己”。他们与上帝神交、追求神圣、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比任何政治层面的社会服务更能打动人心。

教会有如蝶蛹的历史观点汤因比认为是正确的，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52年作书时依然存在的文明，每一个现存文明背后都有某种普世教会。通过基督教会，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希腊文明；通过大乘佛教，远东文明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通过印度教，印度文明可以上溯到印度河文明；通过伊斯兰教，伊朗和阿拉伯文明可以上溯到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都离不开教会的蝶蛹作用。但是教会并非一个文明与其先辈唯一的联系，希腊社会的源头是米诺斯社会，就没有教会的关系。（杨卫新摄影）

教会是高级社会。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教会才是历史的主角。第一代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的崇拜如塔木兹和伊什塔尔祟拜、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祟拜，未能开花结果。而这些文明孕育的第二代文明启发了高级宗教。就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这四种高级宗教实际上是同一主题的变体。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都把上帝奉为自我牺牲的救世主，伊斯兰教强调上帝的唯一性，基督教不那么坚持这个唯一性的重要；印度教强调祈祷对象是人格神，佛教哲学体系否认人格神的存在。犹太教认为只有从自己隐密窗口发出的光才是唯一的上帝之光。门户之见，排斥姊妹宗教。宗教排斥的结果是要么某种宗教独占鳌头，要么像中华世界和印度那样，达成妥协，并行不悖。作者拿基督教的成长来证明，在基督教摆脱了耶和华崇拜和恺撒崇拜的政治统一的世界，宗教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对其它宗教包容，人类接近真理的途径不可能千篇一律，因为人性本身具有有益的多样性。现存高级宗教的差异不能成为阻碍，而是人类差异的必然结果。如果对宗教的前景看法站的住脚，就可以引进一种新的文明史观。文明的兴衰成败等与人世间生与死的痛苦轮回来推动宗教向致善（作者用“天国”）进发。这正是文明兴衰更替的意义所在。作者基于宗教是主角的历史观，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存在的充足理由在于：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为基督教以及其它三个高级宗教提供一个价值和信仰的平台。能够面对人类新的偶像崇拜即人类共同的自我崇拜的挑战。当今世界离汤因比写的观点过去了近八十年，汤因比提出的问题都存在。今天的世界，一个源头的基督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冲突有时刻升级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互相之间的不同，互相之间的自我崇拜在快速的吞噬着八十年形成的的信任，逆全球化扑面而来。所谓的西方文明，被汤因比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衰落迹像的文明，还有能力为世界提供和平吗。

在已经形成的全球性的“文明世界”，按照作者的观点宗教应该走向统一。如何统一，首先要解决理智与情感冲突。就是西方科学对高级宗教的冲击。在高级宗教诞生之初，宗教与世俗哲学达成了和解，高级宗教的正统神学才日渐成熟。两百多年来，科学夺走了一个又一个属于教会的地盘。天文学、天体演化学、年代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先后成为科学的领地，作者认为高级宗教一旦失去了人类的忠诚，无疑预示着灾难，如果高级宗教退出历史舞台，低级宗教很快来填补，比如法西斯主义。一旦科学彻底压倒宗教，对双方都是灾难。那么宗教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就是把知识领域和属于传统的宗教领域交给科学。宗教的职责就是引导人类崇敬上帝。人类精神生活的源头是潜意识而不是理智。“情感有着不为理性所知的动机”。理性真理与直觉真理都是真理并努力发掘，找到精神世界的内核—至善（作者称之为上帝）。作者表达对二十世纪理智与情感的希望是相互协调，并且得出结论：教会并非毒瘤，只不过偶然地成为蝶蛹，作者还不是完全确定教会成为一种高级社会的可能性，需要论证。首先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乃人类生活的顽疾，人是万物最危险的生物。人与人之间势必会发生对抗，人类若没有皈依宗教的奇迹，这种冲突将进一步加剧，直至人类最终自取灭亡。而教会把“唯一真神”作为自身的组成部分。潜意识心理可以轻松自如地与上帝协调一致。以致于与任何一种非人类生物和谐共处。作者将这种极乐与消极的状态看成“阴”，一旦“阳”创造出人类的意识人格，上帝就出现了。作者用中国古代阴与阳也来分析文明“阴”与“阳”的发展阶段。应该说道理是相通的。并抱持宁静而进取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东西。人类的自我意识无法通过精神上隐退到涅槃的“阴”的状态来逃避自身（佛教的来世观点：什么也不做，只靠自己修来达到彼岸）。人类将在失而复得的“阴”的状态中获得拯救。这种状态不是懦弱的自我寂灭的寂静，而是紧张协调一致的宁静。

社会性乃是人类固有属性。直到1952年还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把每一个社会活动领域都发展成世界性的。直到今天虽然世俗化的现代西方文明在经济和技术上具备一种事实上的普适性，在政治文化领域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成功。在文明的历史上，以实施“致命一击”的方式实现大一统的现象屡见不鲜，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我们今天又面临俄乌战争的不断无底线升级，人类从未真正面临全面核战争的危协。到底是“萨尔玛特”是致命一击，还是马斯克的星链技术技高一筹，然后是无情的报复。罗马教皇也想要与普京会面，上帝唯一的信念能不能阻止人类用粗暴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唯一的真神能不能实现人类和谐，希望如此。

理想中的“上帝之国”的开放社会与各个文明社会为代表的封闭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一位哲学家描绘：“人类生来只适合非常小的社会。而文明社会的规模庞大，二者是有限与无限、封闭与开放的区别。再大的国家也无法与全人类相比。一个国家举国一致是出于抵御别国侵略的需要；人们热爱自己的同胞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憎恨。这种原始本能，即使披上文明的外衣，依然存在。只有通过上帝（大爱、至善）才能引导人去爱全人类。无论如何，我们无法从家庭民族的角度来理解全人类的概念”。要实现人类和谐，必须有上帝合作。在没有把“唯一真神”纳入进社会，个人越是尽职尽责地严格遵从社会性的道德要求，这个难题越来越尖锐地突显出来。如果说文明是一个暂时可以理解的研究单位，“上帝之国”便是唯一符合道德行为领域，高级宗教把人的心灵带入这个尘世的“上帝之城”。笛卡尔的哲学体系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上，莱布泥茨哲学体系中的基督元素。只有崇拜“唯一真神”才能使普通群众仿效同时代的创造性人物。使文明由“阴”转化为“阳”。（杨卫新摄影）

文明在教会中的作用。汤因比不从传统的文明的角度考察教你会，而是以教会的角度研究文明。把先辈文明视为教会降生的序曲。基督教的序曲是整个希腊文明，当然也包括罗马人的政治成就。从今天基督教的术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圣职”来自罗马国家政治特权阶层如“元老院骑士团”，“圣歺”来自于罗马新兵的入伍宣誓仪式等。

文明是倒退。第二代文明成为高级宗教的序曲，第三代文明乃是一种退化。远东文明的历史，隋唐两代是汉帝国的复活。远比神圣罗马帝国复兴成功。也比东正教社会拜占庭帝国的复兴成功。大乘佛教曾经在中华世界的过渡期达到顶峰，之后便很快衰落了。作者认为文明的复兴意味着高级宗教的退化。

尘世纷争的挑战。世俗文明脱离宗教的“万恶之源”在于教会的缺陷或者失策。教会的“存在理由”是为尘世建立“上帝之城”，既要处理精神事务，也要应对世俗生活。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修道院的财富积累，修士堕落成了商人。“最美善的事物之腐化，乃最丑恶者”。倘若教会偏离了正道，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并成为全部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就陷入了偶像崇拜的危险。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程中，世俗历史的高峰与宗教历史的低谷重叠。这样一来，与世俗衰亡相伴相生的宗教成就不仅意味着精神进步，而且是精神复兴。严酷的自然环境往往是世俗成就的温床，同理，严酷的精神氛围将起到激发宗教努力的效果。物质的富足抑制了心灵的渴望。汤因比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世俗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使地球成为了消除了所有自然边界的联邦。四个现存的高级宗教以多样性来体现这种统一，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战斗教会。各个教会真的能够合而为一，使人间天国成为现实？对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而言，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因为为大多数世俗意识形态都把某种人间天堂作为追求目标，汤因比的答案是否定定的。

宗教的未来不一定是光明的未来，来世也许会有，今世断无指望。人世乃是天国的一个省份，它是一个悖逆的省份，而且必将永远如此。作者如此悲观宗教的未来，认为“原罪”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杨卫新摄影）

英雄时代。英雄时代产生于解体文明的大一统国家与境外蛮族之间形成了一道边界或者军事边境之后的社会心理氛围，类似于拦河筑坝，这个堤坝内外之间的心理变化产生力量变化。蛮族掌握了文明的军事技术，边界的堤坝要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蛮族取得胜利。英国哈德良长城，中国的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辽宁的长城，是一个蜿蜓的堤坝。军事蛮族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堤坝要保护的文明，也就是长城以内，只有极少部分来自堤坝外蒙古高原蛮族自身的贫乏的社会遗产。蛮族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他们不能应付自身造成的危机，不可避免地造成自己毁灭。罗马帝国抵御蛮族的历史，多釆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这些训练有素的雇佣兵反戈一击，对帝国造成致命打击。帝国末年登上权力巅峰的斯提利科、埃提乌斯等人来自蛮族。

赫西俄德的四个时代的划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在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之间插入一个“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是蛮族的时代，不同于婴儿期，也不同于成年期，英雄时代的典型人物应该比作一个青年人。从社会角度看，英雄时代愚不可及，罪孽深重。从情感角度来看，它意味着一种不同寻常、惊心动魄的体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障显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故事以特洛依战争为背景，希腊城邦在阿伽门农的带领下，报复小亚细亚城邦特洛依。战争的起因是特洛依王子帕里斯拐走了美女海伦，历史深层原因还是贸易问题带来的经济利益纷争。历经十年攻破特洛依，城破国亡的故事。阿喀留斯的故事激励着后世的英雄，阿喀留斯是人和神的后代，当奥德修斯劝他参加特洛依战争，阿喀留斯知道他会牺牲，英年早逝。如果不参加战争，他将渡过长寿而平凡的一生。特洛依王子赫克托尔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阿喀留斯杀死了赫克托尔。阿喀留斯被帕里斯用箭射中了脚踵而死。战后奥德修斯经过决斗赢得了大英雄阿喀留斯的铠甲。带领阿开奥斯人驾船返乡，经历重重磨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返乡，杀死了全部求婚人。奥德修斯是一个奸诈狡猾的好人，与他经历无数磨难有关。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落配为了等丈夫，二十年艰守贞操与求婚人斗智斗勇，求婚人是为了得到王位，而不是佩涅落配的美貌。奥德修斯的报复手段也是残酷无情，将他们全部杀死。亚亥亚人的国王阿伽门农回到了故乡，被妻子的情人杀死。特洛依国破，老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婿埃涅阿斯带领一些人驾着船驶出赫勒斯滂海峡进入爱琴海，到地中海在意大利半岛西岸登陆，就是罗马人的祖先。这就那个英雄时代：崇尚力量，爱憎分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英雄主义。英雄时代终结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在希腊历时三四百年。真到公元前776年的希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过渡时期”结束，一个新的文明降生—希腊文明。（下图来自网络）

妖邪的女人统治。“英雄时代”被视为属于出类拔萃的男性时代。但是大的灾难往往系女人所为。虽然表面上女人所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帕里斯得到海伦招致特洛依的劫掠。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和倭玛亚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穆阿维叶的母亲欣德，两人都从精神上征服了她们令人生畏的儿子而名垂千古。社会学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英雄时代是一个社会过渡期，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压倒了两性的本质差异。在蛮族的斗争中，决胜的关键不在于强力，而是在于坚忍不拔、睚眦必报、冷酷无情、阴险狡诈和背信弃义。这些都是罪孽深重的人类本性所特有的品性，男女两性概莫能外。那么这些“妖邪统治”的妇女究竟是女英雄、女恶棍，还是受害者？在这里作者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她们悲剧性的矛盾心理足以使之成为诗歌的理想题材。也像中国历史上的英雄项羽与虞姬的悲剧故事一样动人。（下图来自网络）

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与碰撞。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旧世界大陆的两个“交通环岛区”：一个是河中地区（今天的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之间的区域）；一个是叙利亚（这里的叙利亚包括北阿拉伯草原、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南坡，两河流域）。一方面是各个文明的接触平台，中亚环岛区汇聚了途经伊朗高原的两河流域交通线、穿越兴都库什山口的印度交通线、穿越塔里木盆地的远东交通线以及邻近欧亚的草原交通线。另一方面是高级宗教诞生源于此地或者周边地区。河中地区孕育了大乘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犹太教诞生于叙利亚地区，同样叙利亚红海沿岸高原的汉志地区孕育出了基督一性论派并逐渐演变成为伊斯兰教。汤因比研究的文明的碰撞，乃是各种文明在空间上的横向接触。

现代西方文明与俄国。14世纪俄罗斯受波兰和立陶宛地区性强国的侵略和征服。自彼得大帝开始了两百年的西化。俄罗斯应对西方的挑战有三种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一种是极权主义的回应。第二种政策的天才代表彼得大帝，使俄罗斯从一个东正教的大一统国家转变为现代西方世界的地区性国家。俄国人终究默认了彼得的政策，从而接受了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的地位，暗中否定了莫斯科自命为为基督教正统大本营的独特命运，二百多年间彼得的政策，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但从未得到俄国人民全心全意的拥护。1914–1918俄国的军事失败断送了罗曼诺夫王朝；第三种应对是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列宁的应对方式，列宁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顺应了当时俄国的形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源于西方，是一种与西方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列宁的独到之处在于改造了有点类似于宗教团体的俄罗斯苏维埃的强大的政治工具，率先运用这种工具快速实现了一个目标。一方面掌握西方的技术手段，同时回避西方的意识形态，捍卫自身、抵御西方。列宁成功后，催生了众多的仿效者。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二十世纪能与西方世界抗衡的一极。汤因比一方面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其实西方也注重宣传，战争期间投入一元钱的宣传费用能够抵上五元的军力投入），另一方面认为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强大，团结人民朝着目标前进。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政策和休克疗法短期内使国家陷入困境。普京上台以后发誓要重新使俄罗斯强大起来，面对北约的不断渗透，希望加入北约遭到拒绝。当俄国想与西方和好时，会强调俄罗斯的诺曼人情节，诺曼人来自瑞典，就是日尔曼人。沙皇俄国政府就是诺曼人统治的俄罗斯。当俄罗斯人强调他们与西方是不同的民族，西方人也认为俄罗斯人不是西方人，是东斯拉夫人，被蒙古人统治了二百年后，今天每一个俄罗斯人里面都装了一个蒙古人。看看普京和绍伊古就会与我们东方人有一种亲近感。沙皇俄国是自称神圣罗马第三帝国，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衣钵，自称是东正教世界的中心，这就在信仰上与西方基督教根本不同，还积累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仇恨。普京的应对西方文明的方式就是直接对抗的方式，也就是俄罗斯文明的第一种应对方式。彼得大帝到列宁，今天的普京发动的俄乌战争，从文明角度来看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现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在现代现代西方史的开端，两个姊妹伊斯兰社会伊朗穆斯林文明和奥斯曼帝国阻断了西方社会和俄罗斯社会通向“旧世界”其它地区的陆路交通线。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世纪发明了新型远洋帆船，船首是三角帆，后桅是纵帆，能够连续在海上航行数月无需进港。从1420年葡萄牙航海家驾驶这种帆船发现马德拉斯群岛开始，越过大西洋进入印度洋，极短的时间内就从阿拉伯人的手中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伊斯兰世界腹背受敌。1882年以及1914–1918年大战期间英法帝国主义狂卷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而到1952年“伊斯兰教地区”基本完好无损，这些国家纷纷挣脱英、法帝国主义而独立。俄罗斯文明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从克里米亚到1552年征服了穆斯林世界重镇喀山，俄罗斯东正教社会的开路先锋翻越乌拉尔山脉。沿着西伯利亚一路东进，1638年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1768年俄土战争暴发被西方战争机器打败后，奥斯曼世界以军队为起点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西方化运动，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证明是失败的，到1919年觊末尔在土耳其推行全盘西化政策。

作者认为1952年时，威胁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可以看到汤因比对伊斯兰世界的预测是准确的，伊斯兰世界的前景取决于伊斯兰世界周边的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世界的力量对比变化。以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大问题策源地，前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塔利班崛起。塔利班发动911又造成美国的二十年阿富汗战争，并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现在的俄乌战争，马斯克认为星链时代已经到了，人类为何为地理上的地缘政治而争斗呢，他的星链可以覆盖全世界任何角落。其实末必。“旧世界”的四个原始文明中，有三个发源于伊斯兰世界。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河谷。无论在内燃机时代还是计算机时代，伊斯兰世界都做为全球交通中心的地位更加重要。但在今后的可预见的未来，其政治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剧。（下图来自网络）

现代西方与印度世界。在现代西方文明进入视野之前，印度由穆斯林异族缔造的莫卧儿帝国步入了大一统阶段。臣民接受了外来入侵的伊斯兰文化，当伊斯教社会衰退之际，他们都转而效仿西方文化。1489年，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印度世界开始接触西方。英国人重建了帝国，启动了西方化进程。英语取代了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西方文献取代了波斯语和梵语成为高等教育的媒介。西方生活方式都是以大一统专制政权颁布法令的方式普级开来。高种姓的印度人接受西式教育，从而可以进入英印政府的行政部门。西方化的印度工商界以私人企业为基础，印度本土商人渐露头角。1947年8月15日，英国人把印度政权交给了印度人。印度穆斯林执意建立了巴基斯坦，是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长期冲突中，印度教占了上风。最终导致印巴分治，新的边界的划分导致几百万难民离开家园，不得不两手空空重新开始生活。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的控制权导致了印巴不宣而战。这就是英国统治印度一百多年的结果。从文明角度看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背景几乎毫无共通之处。印度社会与西方文化的隔阂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而是全然是文化对立。现代西方创造出剔除宗教因素的世俗文化遗产，而印度社会自始自终是一个宗教社会。印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契合程度，远胜于它们与西方文化的一致之处。从历史上来看，只有少数上层印度人掌握了现代西方文化知识，广大下层农民依然愚味无知，一贫如洗。既使印度知识份子阶层形成于英国统治时期。虽然理智上亲近西方方式，在感情上始终与西方生活方式保持着距离。在“不列颠和平时代”，英国人在印度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各种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建大学等等。而甘地却全身心的投入寻求印度非暴力独立的运动。作者还表达印度人除了宗教狂热之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冷漠，还有印度农民最狠毒的手段就是不停的生儿育女。可能是英国人失去印度之后对印度人的偏见。英国人对印度的150多年的统治，是代表着西方文明最发达的、最西方国家化的水平，印度是女王皇冠上的一颗最亮的宝石。但是以甘地为代表的印度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侍西方现代文明对印度的统治。七十多年后的莫迪时代，在俄乌战争的初期还是强调了印度与西方世界的不同立场。

现代西方与远东文明。当现代西方航海先驱抵达中国和日本海岸之际，中国人和日本人几乎不知道西方的存在。两个远东社会仔细估量了西方文明，发现它不够份量，便决意把它驱逐出去，推行一种阻隔政策—拒西方与国门之外。然而西方再次回来时带来的却是舰炮。在远方东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有相似也有不同。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接纳都是自下而上。清政府和德川幕府都末发挥带头作用，而沙皇彼得在俄国西方化进程的作用形成鲜明对照。而第二阶段，日本走上了彼得的道路，但是起伏比较大。而中国的西方化过程没有像日本那样走极端，是因为不同的地缘政治局势造成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1853年黑水船事件后“日本开国”，开始了世俗化的西方化运动。之后15年时间推翻了德川政府，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推行西化运动的新政权。而中国1911年才推翻满清政府，旧政权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秩序，陷入了政治混乱时代。中国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直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作者认为中日两国的军事差距折射出两国的西方化运动的差异。这个结论虽然有点侮辱性，但是应该是正确的判断。但是由于日本人口的巨增，必然走向扩张之路。一条路是贸易扩张，另外一条路就是武力征服。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1931年的9年月18夜—19日进攻奉天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宣告了日本孤注一掷的野蛮侵略终结。在西方化运动跑得快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初屈服于最强大的西方强权国家的军事占领。汤因比给出了一个理由：只有完成经济、社会、尤其是心灵的彻底变革，才可能实现经济改善。但是现在看来虽然日本是一个西方国家，却属于远东文明，美国人可以住军，但是征服不了日本的灵魂。日本的民主社会几十年基本是一党制，东方文化还是看重人际关系的温暖。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美日虽是同盟，但是也得提防日本成为一个不可控的东方国家。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幅员广阔的次大陆，从来没有像日本人那样紧迫的人口问题。俄国人和日本人近代随着列强竞相入侵中国。尤其是俄国对远东社会的攻击持续了二三百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通过俄国接受了马列主义。作者认为这也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征服。马克思主义的世俗信仰给俄国带来了沙皇制度所无法带来的精神感召力。中国成为追随着，并且通过改革开放四十的成就造福了国民，站在远东儒家文化的角度上看，它都属于外来的意识形态。都是西方化的大类的一种。

现代西方与东正教世界。这个社会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17世纪后现代西方文化渗透进来。奥斯曼帝国的法纳尔希腊人的民族运动使这个帝国分裂。俄罗斯未取得这些民族的领导权。

现代西方与犾太人。作者对犹太人的考察起点是基督教开始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受到虐待、遭到驱逐、排犹。犹太复国运动，狂热的谋求建立一个纯粹的犹太人社群。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流散状态，恪守摩西律法以及精湛的商业和金融技术成为犹太人的生存法宝。现代西方化的犹太人都与过去的历史宣告决裂，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更是决绝。在美国犹太人掌握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政治力量。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二战以后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广泛的支持。在阿拉伯世界与犹太之间明显偏向以色列。

同时代文明碰撞的后果。一个文明成功抵御外来进攻，会导致胜利者军事化，最终酿成失败；一个成功入侵者往往是被统治者的文化渗透到入侵者的无产者中。近现代以来将西方理想和制度引入非西方社会，往往会造成令人不安的后果，因为“一个人的佳肴常为另一个人的毒药”。

征服与被征服造成心灵上的回应。胜利者往往陷入狂妄自大难以自拔；失败者可以通过宗教皈依而恢复做人的资格；失败者被视为土著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希望，就像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和古巴一样。关于奋锐主义和希律主义分别代表对被征服者民众的排斥和接受。（杨卫新摄影）

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中北部，复兴希腊（文学艺术）不属于逝去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而是与一个现存文明在空间上的碰撞。通过文艺复古兴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方国家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其源头乃是意大利。严格说不属于复兴的范畴，而是文明成长的范畴。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复兴，城邦、世俗君主国家对西方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持久。法律制度的复兴，罗马法在东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复兴。哲学的复兴，中国儒家哲学在远东社会复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复兴。语言文字的复兴，亚述巴尼拨、君士坦丁七世、永乐皇帝、康熙、乾隆皇帝热衷于编大典，汇编、全集，字典或者百科全书。促进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视觉艺术的复兴，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作品。宗教理想和制度的复兴，犹太人看来，基督教会是数典忘祖的犹太教派，是另类。而基督教把犹太圣经和自己的圣经装订成一册。基督教没有坚守犹太教一神论和反偶像崇拜的遗产。三位一体、圣徒圣像崇拜是向希腊人妥协的结果，有人说犹太民族的大流散，使其宗教靠听来传递；而希腊人是经商民族，城邦文化是靠看来传递，当然要有更直观、更唯美的视觉体验来感受宗教的力量；佛教传入贵霜帝国，是希腊化的文化，同样也把反对偶像票崇拜的佛教变成了大乘佛教，完全改变原有的思想，然后传入远东世界。宗教复兴最大的变化就是16世纪宗教革命后新教的坚守安息日崇拜和圣经崇拜。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最有利的、普遍的犹太教复兴。（杨卫新摄影）

西方文明的前景。作者认为到他写这部书的1950年代，西方社会是唯一尚末明显流露出解体迹象的现存文明。即便如此，反感把西方社会等同整个人类历史的流俗。若把历史的主线看成是不断为尖世的人类灵魂开辟更多的精神出路，那么，叙利亚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等第二代文明才是影响最为深远和重要的文明。

今天的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技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某些方面）方面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文明。没有依据证明西方文明会衰亡。“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与“斯宾格勒式”（《西方的没落》）的悲观主义都是缺乏信服的证据。

如今已无远弗届的西方社会掌控着全人类的命运又系于两个人的指间，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华盛顿，他们只要动一下按钮，就可以发射原子弹。一旦爆发使用核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死神恐怕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人烟的偏僻角落。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佩服作者的预言，原来靠核武器的两极平衡，有可能会孤注一掷，也有可能会一极独大，多极化的世界平衡可能巳经一去不复反了。七十年后的今天，科技创新带来的互联网创新和人工智能，马斯克的星链技术是否真的会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缘政治的心理，能否把原子弹扼杀在摇篮中，让持剑者死于剑下。但是人类的欲望是否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即使有一个“全球社会”能够顺利解决所有的问题，人类就能够“从此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原罪”无法消除。（杨卫新摄影）

《历史研究》是汤因比创作的历史哲学著作，作者的视角是从人类文明的研究贯穿其中。时间纬度是6000年人类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各种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许卓云先生说：如果把人类走过的路，都当作我走过的路去学习借鉴，我们就会少走弯路。

《历史研究》中，对犹太民族大流散的理解，从走出两河流域吾尔的亚伯拉罕开始，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巴比伦之囚时期的历史，为什么犹太民族将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奉为先知。古罗马时期的两次造反终究造成了犹太民族的近两千年的流散。法利赛人是犹太民族的宗教部落，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有100万人。对应的是不合作的奋锐党。撒都亥人是犹太民族的经商部落，希律王（耶稣诞生前后）就产生于撒都亥人，希律主义意思是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亚实基拿犹太人指的是夹在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间东欧的犹太人，是最优秀的犹太民族。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在基督双王的宗教战争后就流散了，或者融入了西班牙基督社会。

文明的起源是“挑战”与“应战”结合的产物。文明首先要应对挑战，挑战有自然环境的和人为环境的挑战。人类最早的六个文明源于自然环境的挑战，后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文明大多数是在人的挑战中产生。不管怎样，文明都不会产生于安逸的环境。但是挑战过于艰难，文明也不会产生。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起源、产生、衰落和解体，对当代社会的持续发展有着警示和启示意义。

文明的成长可以通过对社会外部的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控制来体现。政治军事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都不是衡量文明成长的标准。军事扩张是军国主义的结果，本身是文明衰落的标志之一。只是文明走向衰落的时候才会出现更大的技术进步。文明真正的进步包含了作者定义为“灵化”的过程。是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挑战作出的应战，释放了社会能量。

文明的成长是由少数创造性的群体的归隐和复出，归隐是为了获得某种灵感，复出是为了启示他的同伴。伟大的先驱者：圣.保罗、佛陀、但丁等等。

文明的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创造性个体变成了少数统治者；胜利者“靠着船桨休息”；对一种短命制度的崇拜；军国主义义的自杀等。

文明的解体是由于社会躯体分裂成了三部分：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经过了灵魂的分裂，经历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等一系列混乱，历尽动乱一重整—动乱一重整一动乱一重整一动乱，三拍半的节拍而解体。被灭绝社会的历史所证明。

大一统国家强调秩序和统一，推行宽容政策，报持和平心理。大一统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吗。作者认为大一统国家是高级宗教社会的序曲，是为人作嫁衣。普世教会到底是是毒瘤还是现存的第三代文明的蝶蛹。每一个现存的第三代文明都有教会背景，现代西方文明背后的基督教等。教会的标志是把“唯一真神”纳入进来。但是为“尘世纷争”中把宗教精神具体化为教会制度的时候，教会在政治上、经济职责上和将自身偶像化上失当，宗教并不预示着未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来世会有，今世断无指望。作者又归于“原罪”，永远如此。

西方社会是唯一（作者写作的时候）尚未明显露出解体迹象的文明。驾驭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能力以及不断加速的社会变革，都是早先文明史无可比拟的。但是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就高枕无忧了。美国的少数资本精英与政治精英与民粹主义者的越来越不可调合的矛盾，造成社会撕裂。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外部无产者与右极右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带来的社会创新能力不足等等。在西方文明与外部的俄罗斯文明，远东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都有发生新的碰撞的可能性。西方文明真的就能每一次都会应战成功吗？俄乌战争是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一次直接碰撞，91岁的金融家索罗斯说这场战争击败俄罗斯是“拯救文明”（西方文明）的必要条件；而99岁的基辛格却表达出不要试图击败俄罗斯或者使其边缘化，并呼吁乌克兰接受2014年的领土损失，结束战争。索罗斯认为世界政治的主导问题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而基辛格认为世界总会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府，重要的是创造维持一种平衡的力量。两个人都认为美中关系更为重要（参考消息）。西方文明在空间上不愿意与它曾经侵略过的文明同时发生碰撞。

关于“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因为特洛依战争和希波战争中成为世仇，但波斯人根本没有这种意识。是希罗德构建出来的。欧洲和亚洲的地理边界，无论是从地中海到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还是乌拉尔山脉都没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和那么的重要，不是严格的地理意义的边界，没有什么意义。

汤因比用了中国的“阴”与“阳”，文明在潜在的积蓄力量的时候便是“阴”，当文明暴发的时候便是“阳”。同样“阴”与“阳”的理解，在西方文明看来，“阴”就是“黑”，“阳”就是“白”，非黑即白，非善既恶。而中华文明，有时候“黑”是对的，有时候“白”是正确的。甚至中间还有“灰”。俄乌战争实际上是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长期碰撞的延续和新的开始，不管战争的结果导向谁，俄罗斯既使失败也还会重整，但是对立应该是长期的。中华汉地的文明是与不同文明之间是一种不断调合，不断改变，不断适应的过程，走的是中庸之道。这就是中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汤因比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

汤因比对“全球社会”能够顺利解决所有问题，人类就能够从此永远过上幸福生活吗。回答是否定的。（下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