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历史文献常见的谬误

非我执笔

摘要：中国古典名著，文史文献以及诗词歌赋都是传统文化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贯穿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代表着各个时代的文化最强音，也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最高峰。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事物都会存在些许的缺陷，现代人是这样，古人也同样如此，或多或少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文学典籍，古代不像现代能用电脑信息技术保存住历史文献，全部都是靠人手写收录，时间久而久之文献就需要重新摘抄，收录，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错误。有时候也需要迎合统治者的要求，所写并不是真实的事件。所以在现在看来，很多古代文献都会存在着问题。

关键词：《三国演义》 《史记》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 错误

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讲，会笼统的认为古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十分严谨的，造成古人严谨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因为受到前辈的影响，孔子曾有言：“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古代的严刑峻法，宋律法载：“言与行皆需要考究，违者罚钱三吊”。这也是造成古人行事严谨的原因所在。但人无完人，很多方面古人也会存在一些错误，尤其是在著书，文学方面，从现在的历史考证看，都存在着很多错误，古人写书也会经常犯错误，须知道，古人也分什么古人，唐人写汉人，宋人写唐人，明清人写宋人，从我们的视角来看都是古人，可人家彼此差着好几百年。类似“我孝庄”之类的错误，始终不绝于书。何况那会儿既没搜索引擎也没考古与文献结合的科学研究，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也不多，大部分人还是文盲状态，犯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

古典名著的不合理之处

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的完美，任何事都可能有一定的瑕疵，所谓的碧玉无瑕只能是艺术化的美好构想。由此及彼，哪一部名著在人物勾画描述，在场景的布置上，在人物出场以及活动和结局上，在语言的运用上和对白上，都不能做到天衣无缝，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它代表了作者的王道正统思想，全书没有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而是借助于民间传说，同时结合一部分正史来写，作者在文中以刘姓为皇家正统，极力美化以刘备为代表的刘汉王朝，将刘备为代表的蜀国集团美化的成了神，刘备成了当时的救世主，美化关羽，将关羽奉为圣人，将关羽自身的骄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缺点也描绘成优点，同时将其武功无限扩大化，青龙偃月刀成了战无不胜的利器。在描写张飞时也是不根据历史，把张飞写成了一个鲁莽的武夫。作者极力用忠君的思想来丑话雄才大略的曹操，将真正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描写成了欺君罔上的白脸奸臣，因为《三国演义》，一千多年来曹操的形象一直被丑画，曹操成了最丑的反面人物。在描写诸葛亮时也是完全站在蜀汉正统的立场上，将诸葛亮美化的成了一尊神，其实很多有关诸葛亮的描写是不真实的。演义毕竟就是演义，这种文化艺术，它代表了作者的一些观点，它取材于历史和传说，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所以不能完全相信演义里的故事，但是作为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它对大众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尽管它有悖于正史，但是老百姓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几百年来，人们宁愿被错误所蒙蔽也不愿到正史里去剥开历史的真相，由此可见，一部演义小说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大。

赤壁之战在古代战役中也是极为著名的战役，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通过这次战争，也达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次战役无论是参战双方兵力、前线总指挥还是战争经过，其实在古代都不存在争议，然而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吗，网络“史学家”习惯于“挖掘史料”推翻前人来显示自己精于历史，但古人皆认“周郎赤壁”之时，现代网络史学家偏要另辟蹊径，指认刘备为真正总指挥，在选择性否认《三国志·吴书》的前提下，遵奉《三国志·武帝纪》：“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辽救合肥。权闻辽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我们看一下的这段史料究竟存在哪些不合理之处，首先逍遥津之战发生在建安二十年，记载见于《三国志·魏书十七》、《三国志·吴主传》、《三国志·吴书九》等多处，包括《资治通鉴》等史书在内，均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武帝纪》中，逍遥津之战却发生在建安十三年，整整提前了七年。《三国志·先主传》提到“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 《三国志·吴主传》、《三国志·吴书九》等多处，均以周瑜为主，“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记载道：“权将周瑜败之于赤壁、乌林”，《资治通鉴》、《续后汉书》等史料、包括历来的史评均人周瑜赤壁之功，《武帝纪》只字不提周瑜，想来还是陈寿作为晋臣春秋笔法，为曹操赤壁大败遮掩。

《三国演义》多为权谋与勾心斗角，主角多为王侯将相，可谓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论道，“书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把中国的权术、诡术等推向极致，从而也把中国原形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诚’的精神，破坏到极端的地步。”这一论点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军事战争上“兵不厌诈”，但《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文学作品，这种“诈”的充斥(许多还都是虚构的)，确有一些负面影响，也故便有“老不读三国”之俗语。

史书中的不合理之处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但是，《史记》中也存在着很多可疑的地方，是史学界和许多史学爱好者的疑问，有很多记载在现在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相比大家都不陌生，这个故事讲的是周幽王姬宫涅为博爱妃褒姒一笑，数次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最后亡国的故事，可以说是《史记》版的狼来了。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故事，《史记-周本纪》记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裹拟乃大笑”。先不说有没有这件事，即便是有逻辑也有问题，周天子分封诸侯自己坐镇中国，而各个诸侯距离京畿的路程也不一样，所以诸侯悉至这个逻辑就是是错误的，他们是不可能一起到的。

汉高祖斩白蛇的故事和烽火戏诸侯一样也是家喻户晓，但是这其中有几处描写的分明就是神话故事。《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高祖斩白蛇之后，白蛇的母亲现身说法，这明显就是一个为了烘托刘邦的神武而杜撰的一个故事，但是却是真实的记载在了《史记》上。看来刚直如太史公，在面对皇权的时候也要低头。

《吕不韦列传》中记载，秦始皇母亲赵姬是怀孕然后才嫁给秦始皇父亲子楚，所以秦始皇生父是吕不韦。而同样是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又有相反记载，明确记录的是秦始皇是庄襄王之子。“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在现在看来，这就类似于野史一样，并不能够被历史考证。

尽管我们常常说，史官要公正客观，但是纵观二十四史，少有人能够做到绝对客观地书写一段历史。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写字的是人，就不可能绝对客观。史记更是如此，你要是说司马迁宫刑的经历，对这部书一点影响没有，那不可能。所以综合来说，史记是一部好的史书。

古诗词中的不合理之处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咏菊名句。“冲天”二字用得有些夸张，因为绝大多数菊花并没有香味，只有少数品种散发出很淡的清香。

唐朝距今一千二、三百年，相对于生物进化过程而言，很短暂，我想菊花即使变异也不至于这么快速。

这让我想起辛弃疾的名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蝉晚上是不叫的，除非受到惊吓，而且叫声和白天歌唱般的鸣叫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是绝望的呼救声。

为什么这两句都有明显的硬伤，却能成为传诵千古的佳句呢？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没有夸张就没有文学。适当夸张、合理虚构，是作者用来调动情绪、引入入胜的惯用手法。

黄巢写的“香阵”属于借题发挥、另有所指，他在故意犯错，他实际上是写自己的数十万人马。辛弃疾呢，是无意中笔误？还是有意烘托出一种氛围？不得而知，总之，他就这么写了。另外，这两句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一诗一词，从全篇来说都是上品，读者不会太计较其中一句是否脱离现实。浪漫主义文学的目的就是让人读起来很美、想起来很甜。文学高手之所以是高手，就在于他的造句本领能够让你完全融入到作品构造的意境之中，再无旁顾。

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喜欢时不时的“焚书坑儒”、“文字狱”！文字，自然也就是出自“文人墨客”之手笔，所以说这“文字狱”也就是专门对付“文人墨客”们的“莫须有”专属，大到成名传世的诗词歌赋，小到市井百姓的言谈举止，如果文体描述里稍稍涉足到违禁，就会被网捕到“文字狱”的范围里，轻则抄家罚没，重则性命不保。所以，当时的文学作品里，脉络线索常常故意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文史诗词作品本就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者们往往通过一个故事的主线，阐述一种生活观点，或者反映一个社会问题，借此鞭挞“自私丑恶”，弘扬“浩然正气”。正所谓“真事隐晦，假语存世” ，文字措辞里推崇“模糊概念”，避嫌真实场景，这也是情理之中。所以，很多历史典籍，诗词曲赋，文学经典都存在时间窗模糊等等现象，应该就是作者们为了逃避封建的“压迫”故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