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家大院儿往事》

王冰

付家大院儿是文革期间我插队当知青时生活过四年的村子。是五常县光辉公社民利大队队部所在地。它位于县城唯一向东去的公路与牤牛河交集的西北夹脚处。坐落在牤牛河中游左岸边的一片高地上。距离日伪时期修建的牤牛河大桥不足500米。牤牛河的东面是胜利公社(现在的小山子镇)，向东8华里是胜利公社所在地，再向东就进入山区了，那是张广才岭的余脉。付家大院儿光辉公社最北面的一个大队，向北过了本大队所辖的前杨家屯和赵家屯，就是志广乡了。付家大院儿的河东岸是胜利公社的李青山屯。付家大院儿村西过稻濠和大甸子，是本大队所辖的田家街屯。付家大院儿村子正南便是五常通向尚志县的公路，村子距离公路约有3华里。公路南是本公社新华大队所辖的腰更屯，后改为新更屯。付家大院儿距离县城大约六十华里，通公路。

付家大院儿，听名字就能猜出来，这是一个由付姓先民在此处屯垦而建立的村子。据讲，土改时都跑掉了。一直未见有其后人寻回来，老宅还在，变成了大队部和供销社。

付家大院儿本村有6个生产小队，还有2个朝鲜族生产小队，录属于北星大队，居于村子北部。付家大院儿村里有一所村小学，为本村和附近几个屯子儿童就近入学，校址就在大队部和供销社的北面。学校里常年有二百多学生。

付家大院儿因位于牤牛河边上，水田居多，只有一少部分旱田。那时的付家大院儿没有通电，一直到我走了也没有通上电。生产队的动力只有一台柴油机。

关于付家大院儿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过滤，都成了残片或闪回，有兴趣的朋友请走进我的记忆吧。

1968年8月1日，我们16名学生终止学业，不情愿的被一台解放卡车拉到了光辉公社民利大队第八生产小队，也就是付家大院儿。8名男同学暂住在生产队队部里，8名女同学被分散到生产队社员家，5名住到队长家，3名住到社员谭永久家。第二天就跟着社员干活了。

两个月后的10月4号5号，下了两天大雪。雪厚三五十公分？满眼望去，天地一片白，白的耀眼。老马倌在切豆饼时偷偷的告诉我们，还有一晌多地水稻没收回来呢。我们趴在炕上问:“那咋办呀？”“开春化完雪再去看看吧，剩不下多少了。”村子里没有电，晚上没事又不能点灯熬油，望着窗外的白雪清光，我们都不知怎么办才好，躺在炕上都不说话。

我只是一个只读了8年书的学生，根本就当不起知识青年这个名称，就是一名半途而废的学生而已。让我来战天斗地，改变农村面貌，我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但面对现实，又毫无办法。

年底秋粮打完了，公粮也都交清。社员们私下传出，今年的工分收入每个劳动日差不多能达到一元五角钱。这个日值是我们八队历史上最高的收入，社员们都有了笑容。一天队长和贫协主任给我们知青开会，突然宣布了我们几大错误罪状，宣布我们一大部分是不受欢迎的知青。我虽然没有被列入其中，但想到以后的路一定要和一起来的同学抱团在一起，因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要一起走，和其他同学在一起。此次事情在全体同学们的坚持下，成功的阻止了被撵出生产队的不好结果，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

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他的著名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继续着生产队里的日常劳作。

被驱逐出生产队事情平息不久，有两位同学受邀买回来几瓶果酒，下午同学们开始了下乡后第一次喝酒，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酒。果酒甜甜的带有酒精的气味，不难喝，也不辣，一口一口的喝，喝着喝着都兴奋起来，话也多了，声音也高了，频频举的不是杯，是大碗，不一会儿，觉得头大，脸热，紧接着，一股股滚热的东西从口中喷出，难受啊！来了两个月了，挨累挨批，无人理解，不如意的事情都挤在我的脑袋里，我们这是怎么了？，我已经没有能力看到同学们了，不知道是躺在哪里？还是歪在哪里，一个劲的吼！想把胸中难受的痞块吼出去。也不知吼到什么时候，不记得了，明白了已经是第二天了，身体不舒服，像得了一场急性病一样，恹恹的。

每天晚饭后是生产队集中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批斗地富分子时间，每晚如此。一天晚上的忆苦思甜会上，贫农老杨头讲起了给地主干活的经历。讲着讲着离题了，他说:那时候给老张家(地主)铲地，没到晌午呢，就把饭送到地头上，二米饭管够，咸鸡鸭子儿(咸鸡蛋，咸鸭蛋)可劲造！黄儿都冒油。土改时工作队打他，我们都扑在他身上，怕打着他。老贫协贾瘸子听闻赶紧拿起柱棍指着老杨头，不让说下去了。

转过年来，69年的春耕时就看出来不够吃的了，生产队拿出库存粮食，给参加劳动的社员提供一顿午饭，缓解了当时的粮食短缺。挂锄时候，生产队又帮助我们把住房盖起来了。三间草泥拉赫辫子的草房，中间南北开门，中间灶房，东屋住男生。西屋住女生，都是南北火炕。我们的房子距生产队不远，隔着两户人家，一家是王云家。一家是周泽禄家，瘦高的个子。说话慢慢的，有点娘娘腔。我们都在路南面。我们青年点道北对着社员潘文路一家，他家门口旁是水井，水又清又甜，好喝。是半个村子共用的。雨水多的年份，伸手就可以把水舀出来。潘文路有两女一男孩儿，小男孩叫潘桂林，也就7.8岁样子，常来青年点玩儿。潘文路行二，媳妇微胖，被大伙称作潘二肥子。潘文路也是五短身材，两人一看就是一家人。我们的东邻是胡荣喜，结婚不久，言语不多，是个肯干农活的低头汉子。

熬过了挂锄，粮食短缺就越来越明显了，家家缺粮。看着苞米捅红缨了，能吃青苞米了，公社下来人通知，禁止啃吃青苞米，保证粮食收购。各个生产队派人把苞米地看起来了。在农村住着，入秋时节想吃点烀苞米都被禁止了。强熬到了秋收，割水稻，打场，时不时的生产队组织吃大锅饭，就这么熬着，场打到一半时，县里下派了征收爱国红心粮工作队。征收的总数大于我们生产队全年总产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害怕都被饿死，他们无助的眼神刺激了我们这些刚刚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的知青们，我们与工作队辩论起来了。他们几次厉声的吓唬，没有奏效，便说:这是省革委主任潘复生的指示精神，你们顶不住的。我们都没有被吓倒，做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次的强征在我们大队不同程度的流产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就是女同学谢桂华嫁给了社员宋任荣。宋任荣兄弟二人文革前逃荒投奔到此地寻找他们的叔叔宋昭坦。宋任荣山东汶上县人，人勤恳，又听话，几年后拜队里刘木匠为师，成为了半脱离农业活的手艺人。总觉得谢桂华一直是卑微的，弱弱的，轻声轻语的样子，其实她是很现实的，在这急流中踏实的落地了。转过年来，六队的女知青徐长云也嫁给了我们队的副队长付清林。说起这事，马倌老杨头就会有得意的眼光，因为他是付清林的养父。

缺粮的冬季是难熬的，真是饥寒交迫啊。青年点的取暖是靠火炕，木头，树枝我们叫硬柴火，青年点没有储存，秸秆都是按人口分配，还不多。因此屋里就像空房子一样。晚上睡觉都得戴棉帽子。每年冬季生产队都会派车去东山里拉柴火。我们点有两个车次。请了两个社员帮助我们选择木材和装车。早起，四点左右出发，二十多华里。满世界的雪，白茫茫一片。马车跑在苇沙河的河道里，马哈出一口气。就是一团白雾。听得社员一声吆喝，指着远处的几棵树说，就是这里棵树。停车，拉树，装车，烧起一堆柴火热饭，就着雪吃。一凉一热。绝对是新的体验。回到村里卸完车，天就黑了，回到屋里吃上一口热乎的大碴子饭也是享受啊。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珍宝岛在打仗，全省应该说全国都动员起来了。几个老社员说了:不怕！以前闹红枪会，把符一烧，放在酒里，脱掉上衣，一仰脖子喝下去，摔了酒碗，扎上红头巾，身上刀枪不入，刀砍上一条线，枪子打着一个白印，来呀？老毛子，妈拉个巴子的！我才不怕呢！公社下来任务了，每个生产队都要造地雷。造不了铁的，石头的也行。生产队有任务了社员就开始造石雷，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响遍了付家大院儿。我试了几次都不行，不会打孔，我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悄悄的将我的5个石雷转包给了老刘木匠，付给他5个工，50分。

艰难的1970年来了。够不够三百六，一年的口粮是360斤毛粮，都是苞米棒子。手工脱粒后再稍稍干一下。即可用碾子推成苞米馇子和苞米面，这活我很快就学会了。

有一天老修说:明早去镩冰眼打点鱼吃吧？一呼俱应。起了个绝早，村东北的一个泡子。四周是干枯的蒲草。天空是灰暗的，一阵一阵的小风就像刀子一样刮脸。大伙都认真的操弄着。忽然一道光束从北面的蒲草丛中带着尾音瞬间升上天空。天上亮起来了。人影清晰。我们都惊呆了，瞬间扑倒在冰雪之上。一动不动，我们都共同想到了苏修特务来了！别动，不能暴露！但四周没有特别的声音。我们又都悄悄的站起来了，又几乎是共同的认识。苏修特务设置的信号弹，赶紧走吧。没有反对的。可谓落荒而逃。

正赶上生产队去县里拉返销粮，跟马车回家吧。车到付家屯在供销社院里给马饮水，张老板子不小心把狗皮帽子掉到井里，大冬天的，不戴帽子可不行。捞出来柠干了水，张老板子垫上了一块破布就戴上了，坚持着把车赶到县城。

熬过了冬天，种地时候口粮接续不上了，在生产队里吃着7等的返销苞米磨的苞米面蒸的窝窝头，棕色的一股发霉的酒糟味道。饿急眼了，也一样是一个，两个，三个的吃。一天，生产队的一匹母马把刚生下的小马驹踩死了，老马倌扔掉了，被同学捡了回来，请了一个社员帮助扒皮，皮他拿走，肉我们享受了。有时候我们就凑钱买一只鸡或鹅吃，解解馋。也经常有社员来向我们推销。有一次我们正吃着呢，两家社员骂起来了，原来是把鹅卖差了，不管了，关门吃！

我们点也养过猪，但到挂锄时，形势有些变化，同学们大都回去找出路。没办法，只能杀了卖肉。我们推着车子，挨着街嘴里喊着卖肉来啦！。后趟街是朝鲜族的地方，我们现学朝鲜话“迭积狗艮，查其吆！”把几个熟悉的朝鲜族社员喊出来，问我们喊什么？我们说卖猪肉，他们说“你们这侉了叭及的，听着挺新鲜啊！买点吧。”

在付家大院儿待了两年多了，都自来熟了。看着供销社里的黄铜水烟袋挺好玩的。硬是借回来玩了好长时间才送回去。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村里上上下下都看不好我们。

我们生产队水田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张子青地，3.6垧，听其名字就可以知道这块地原主人是张子青。一块是老新地，老地多是旱田夹杂着树林及坟地，新地是水田。还有一块是偏脸桥地，就在村子正南，老新地东边上稻濠东侧。在河边上有一块旱田种过香瓜，我跟着施过把粪。

在付家大院儿的日子，是我一生中非常深刻的一段经历。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但回忆起来还是鲜活的，不但是事情，许多人也都历历在目。

生产队长——金祥瑞，那时三十岁左右，中等个，目暗。是个性格强硬有主见的人。

副队长——潘文珍，不识字，但有见地。是个有担当的农事通。

贫协主任——贾瘸子，不知道他的名字。扭曲矮小的个子，一只手拄着棍子，走路一歪一歪的。觉得他就是开会和喊口号。

还有一位是个社员中唯一的斯文人，穿四个兜的衣服说话慢条斯理的，和他说话要注意点，他的衣兜里总有一个小本子，他会随时把你说的他认为不对的话记录下来，时间地点人物记录在案。随时就会举报上去。

大队书记叫张荫堂，大队长胡昭玉，其他的都记不得了。

五十多年了，都是历史了。有人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我过不去，经历虽然成为了历史，但真相不能被尘封，不能被遗忘。我就是在付家大院儿求生存，在险恶的环境中求生存。一个在青春年华时得不到正规学校教育的，被放弃了的在底层求生小孩子。

五十多年过去了，脑海里的付家大院儿若隐若现，变成了灰色的了。我们并没有能改变它。当然了，这也是不可能的，相反，付家大院儿却改变了我，影响着我的认识。它使我不能忘记农村，要关心农民，关注农业。

1968——2022年，五十四年过去了，我们都已是古稀之年。回忆起付家大院儿的往事，还是不免有些触痛。付家大院儿就如我心中的一处伤疤，想起了就会痛。这就是为什么直到2018年，过去五十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回到付家大院儿。爱吗？肯定不！恨吗？我们都没资格！那又是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共同的，忘不掉的痛点。这也就是我不愿提起，却又忘不掉的烙在我心底的付家大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