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阅读到上海一位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采访，吐露了他的心声（佩服他敢讲真话）：居民问，小区到底哪些人是阳性、哪些人是密接，疾控部门直接与居民联系，我们居委不知道；居民问，“应转尽转”到底什么时候把小里阳性患者和密接者接走，我们居委不知道；居民问，封控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只发放了一次食材礼包，我们居委还是不知道。他说，作为居民区书记，自己唯一知道的就是“一定要安抚好社工情绪、安抚好居民情绪”，而且“必须执行好上级指令”。居民碰见“一问三不知”的书记就向街道领导抱怨投诉，街道领导就会来批评居民区书记；居委会微信公众号转发包含居民自发团购链接的推文，这名书记又被小区里的“不同意见者”批评。一个字难。这就是我一个居民区书记每天的事，我一个人带着手下几个小朋友，力量太单薄了，我也想像医院一样对外来物资进行防毒消杀，但我也力不从心。 看完感触颇多，我理解为，这只是一个基层干部的抱怨，只是佩服他敢讲。也理解他们的艰辛，一帮一年365天处理居民琐碎的居委工作人员，一夜间需担负如此高压、高强度工作难免会“奔溃”，换了我也一样。不管咋样，他们主动或被动着站出来了，就是好样地、最可爱的人。上海有很多这样“不显山露水”的人，但具有高度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的人，这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同样职业操守与职业精神的高度决定城市经济地位的高度。 上海其实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的高层官员没有一个上海人。上海人出门不讲上海话，上海40%就业人员是外地人，上海买房者有一半以上是外地人（限购以前）。说上海排外，你见过公开场合只讲普通话的排外吗？周遭有太多在上海生活十几年的外地人，你敢讲上海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如果外地人被排外，他们如何在魔都混的风生水起？至少比在外地获得更多的公平，不然何必“背井离乡”。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是一个敢做敢想的城市，常住人口2500万，加上流动人口近4000万，难免鱼目混杂，有变坏的老人、没有文化且粗鲁的人，也有刷存在感的人，一旦遇见公共事件，跳出来违背社会公德也十分正常。这些人不可怕，世界各地都有，最怕有文化闲着无事动嘴瞎出主意、瞎评价扰乱大白的日常工作的人，这些人好久没有机会“发号施令”了，憋得慌，一有机会就出来“指手画脚”教育大白。可怜的大白不能同居民“翻毛腔”，只能听着。他们有文化讲得“条理清晰”，搞得大白“不知所措”，不知听谁的。没文化好办，有文化难办。违纪捣乱可以法办，有文化评论家很难办。上海居家封楼是真难，居家老百姓也难，爬雪山过草地抢个物资，却倒在最后一百米如何“防毒”运作上，喋喋不休讨论与建议在群里吵得沸沸扬扬，估计等意见统一时，搁置在大门外的鸡蛋早孵出小鸡，有可能小鸡也会生蛋了。真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