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塘的文风

凌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合肥地区首肯下塘民众善于利用“笔头子”和“拳头子”崇论闳议、攫戾执猛地“文攻武卫”，不遗余力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地位。多年的“大鸣大放”，充分释放了下塘民众的言论自由，文风词雨无懈可击，文艺思潮争芳斗艳，成为带动社会风尚遒劲畅朗的新引擎。 下塘的文风如同下塘的民风，立足于下塘人固有的行为品格和学识内涵，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多为热烈、泼辣、真实、鲜活的形象，具有下塘特色的历史记忆、历史观念和历史情感。 下塘人历来笃信好学，兴致于文经武纬，因而历史上出现许多博学多闻之士，如晚清进士李寿臣、拨贡裴书田、廪生王秉均，以及黄浦军校二期的李时敏……、三期的袭体仁……、四期的费振寰、陶子光、张有余等等。人才济济得力于基础教育牢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传统在这里由来已久，不管是“东陶西邵，南姜北赵”，还是街市上的余、李、裴族人，均以尊师贵道、兴教爱国为荣，育人崇教蔚然成风。 历史上的下塘文风，基本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当年的国运飘摇，积贫积弱，面对沉重的民族危机，本已十分崇尚文化兴邦的下塘人，在康、梁改良思想的影响下，走向了倡导新学的改革之路，纷纷利用祠堂、庙宇，将原有的私塾、书院，改为兼学中西文化的各类学堂，形成官立、公立和私立多种文化形势并存的教育局面，初步孕育出了文风争鸣的学术氛围。 其中，李寿臣在街北官办的“知新初等小学”，裴书田在街南公办的“民主求是高等小学”，在安徽省近代文化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影响。据考证，“知新初等小学”初设时要求学生7岁入学，学制5年，课程安排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等科目，并视情况加设图画、乐歌随意科。“民主求是高等小学”要求学生12岁入学，学制4年，课程安排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等科，并视情况加设农业、商业等随意科，共同履行晚清政府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教学理念。 然而，当时学校聘请的各类教员多为旧文人，仍以圣贤义理为根基，推崇传统儒学，多种观念树同拔异，直至裴筱鹤等一批留日学生回到下塘后，才开始注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推陈出新，打破儒家经典一统下塘的局面。 下塘的旧式文人，在普遍确立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慢长吐故纳新。当时，经济落后，观念陈旧，虽然晚清政府多次要求私塾改良，但各种原因致使多数塾师态度暧昧，思想保守，观望不前，导致大批的新、旧文人，徘徊于新、旧文化的歧路口，前景渺茫。 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下塘文风炽盛，除了设立两所规模化学校外，还有拨贡余士栗，廪生孙蔚农、王秉均，武举李聘卿，秀才王调臣、李乾槐、陶海轩、陶子均、李树藩、余海州、裴畹兰、裴春农、李乾智、李乾成、李荫藩、陶小轩、李乾立、沈石筠等学界人士在此立馆办学，文化需求量十分巨大，说明当时的变革思潮，衍生出了多种文化视角，人们善于补偏救弊，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对文化的理解更加理性。 下塘新式学校与旧式学堂同时并存，形成了维新文人和守旧文人在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对立。两种观念的差异，是孕育下塘文风争鸣的先决条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寿臣与裴书田互争学产，矛盾初现，地方绅商进退维谷，莫衷一是。夏月，陈独秀与王静山同赴下塘，协调两日，各类文艺思潮依然是矛盾相向，言行相悖。于是，裴筱鹤等一批崇尚西学的激进人士，为迅速推进蒙学改良，组织学生捣毁寺庙，推翻圣人偶像，造成民怨沸腾，激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再加上文人社会觉悟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新旧分野，各方代表整日忙于口诛笔伐，造成一部分学龄儿童无法入学。 文风源于内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儒家地位受到日朘月削变化面前，塾师们纷纷走向街头散发传单，张贴童谣，攻击新式改良，“秀才无术太倡狂，作浪兴风办学堂，坑害青年走左道，伤风败俗灭伦常”。这首打油诗曾一度传遍下塘的三街六巷，更有老塾师沈石筠所作的《下塘学堂赋》，公然对李寿臣与裴书田等人实行人身攻击，史为“学堂风波”。 从人文思辨过程中，我们掠影到清未民初下塘文化争鸣的基本概况，一方面，这里中西、新旧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另一方面，这里乐于求是知新，不同思潮大鸣大放。动荡不安的社会体制，驱使着下塘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产生根本性转变，人们在逐步觉醒，意识形态也随之归为统一。

　　学术争鸣有助于文风重塑，下塘的文风，正是在彰显真理、有益于社会的精神支撑下，才能在那极其艰苦的岁月里，造就出大批学贯中西、卓尔不群的宝贵人才。百年前的“风波”传承为百年后的文化，那种知新、求是、争鸣、严谨的下塘文风，已传承为新时代文风素著的下塘民风。这种与时代同步，用明德引领风尚的文化自信，已深深根植于下塘人民的心底。

注：本文原创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