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赴苏考察化纤工业日记(下，9月24日-11月17日)

米甘

父亲的日记：“9月24日 上午9时抵莫斯科，招待所派车来接。下午6时与燕打电话未接通。晚参赞处转来信件。”日记内容简单，我想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到网上多搜寻些相关信息。此次考察苏联化纤工程共90余天，除了在加里宁、克林、莫吉廖夫、基辅、列宁格勒的考察、参观，在莫斯科共住约60余天；日记中8次提到在莫斯科住的“招待所”，未说明其所属部门、位置，也无照片。我估计是因为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国内来人出差、考察频繁而密集，为方便和节约，中国驻苏大使馆设招待所接待国内来客；但它在什么地方呢？我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官网上下载到这张大使馆办公楼的照片，但说明它是在1958年在莫斯科郊区麻雀山附近建造的。但是1957年时的中国驻苏使馆在什么地方呢？“招待所”也许在老使馆附近？也许那时新使馆已部分建成，“招待所”设在新使馆内？ 网上资料显示，原中华民国政府1933年12月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翌年在莫斯科建立大使馆，馆舍是当年苏联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幢十八世纪的别墅式建筑，位于克鲁鲍特金巷十三号。一九四九年，这里成为新中国的首个驻外大使馆。但我在网上搜寻好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它的外观照片,难道老使馆的网上资料已被删除了？最后在“季我努学社”的网上资料中找到一张1948年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新年晚会的照片，前排正中戴眼镜的是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右边两位穿军装的大概是当时的使馆武官。估计照片上所有的人都不会料到，一年多后他们将全部逃离，来自北京的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张闻天将率队接管使馆。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刚闭幕，原来在东北局工作的王稼祥就接受新任务，准备出任驻苏联大使；6月到8月他随刘少奇带领的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和苏方商讨新中国的筹建和中苏建交等事宜；10月他正式赴苏出任大使。这张照片是王稼祥(前排左2)12月作为驻苏大使到莫斯科火车站迎接第一次出访苏联的毛泽东。 王稼祥(1906-1974年)，1925年到1930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稼祥回到上海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党报和党刊的编辑。1931年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毛泽东曾多次说，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的一票”。他1949-1951年出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之后长期任中联部部长。在60年代后期，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1979年2月得到平反。 1951年张闻天（1900-1976年）接任王稼祥任驻苏大使，他的经历和王稼祥有些相似，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但他比王大6岁，入党早3年，职位更高曾当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可能是因为朝鲜战争的激化，也可能是因为中苏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毛大概认为有必要任命年龄更长、资历更老的张闻天接任驻苏大使。张、王两人结局也相同，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老年身体受到摧残而病故，最后被平反，补开追悼会。而张闻天尽管寿命更长，但受批判的时间更长、罪名更多：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与黄克诚、周小舟一起，作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被批判。 1955年至1962年担任驻苏大使的刘晓，党、政职位没有两位前任高，但受迫害时间更长，曾身陷囹圄7年零9个月，好在他活着等到了自己的平反，到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至于他被关进监狱的原因，网上资料似乎也不很确定，可能是作为领导干部，他是属于刘少奇一条线上的？或者作为党的隐蔽战线一员，他与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有关系？或者他长期在白区工作，自然是“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方针的处理对象？也许三者兼而有之？ 看到网上这张1959年到苏联参加苏共21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刘晓、刘宁一、李雪峰、熊复谈笑风生、容光焕发的照片，我不禁想到当时作为小学4年级的学生，已经十分关心政治，同学们为收音机中广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团结”、“东风压倒西风”而兴高采烈。但是根据现在某些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文章叙述，似乎从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在内政、外交上推行一条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中苏关系就开始逐渐恶化。近来历史学家沈志华通过研究被公开的历史档案，发掘出中苏关系的历史真相，发现我们原来的一些说法，是为了当年反修斗争的需要，对真相进行了掩饰、曲解和修改。而广大群众包括中、小学生，就是根据媒体的说法来认识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我小学6年级的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班主任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一个所谓在苏联流传的政治笑话：一位母亲给她的3个孩子起名“祖国”、“人民”、“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有人问她3个孩子在做什么，她回答“祖国”在哭泣，“人民”在悲伤，“尼基塔”在胡说八道。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我们这些初中生曾经为苏修被骂得狗血喷头而意气昂扬。半个多世纪过去，档案资料不断曝光，中苏斗争的原因、过程、结果都应该重新分析和评价了。从大使馆扯到大使，其实离当时百姓都很远，还是回到我父亲的日记。 父亲的日记：“9月25日 阴雨。上午整理资料。下午复写要求图纸提纲。 9月26日 天气转冷。上午去商务参赞处交信使文件。每星期四晚飞走。下午半天打牌。”正如本美篇上章中提到的《钱之光传》书中关于此次考察的记述“我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之后，把图纸清单提供给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联络人，要求他尽快给各厂下达通知，但等待多日却没有回音。”所以考察团成员只好常常以打牌消磨时光。 父亲的日记：“9月27日 人纤设计院。年产量5万吨，日产147吨，如先建30吨然后建115吨，则图纸可供应。后者比较经济，前者成套图纸全部可以供给。115吨设计苏联也只有一个基础，到58年底才能完成。加里宁有短索法，是外国机器，苏联不想造。短索法20T，长索法10T。 专家问题(解决)两个办法：一个请回去，一个派人来学。究竟需要多少专家要看具体情况。工艺、通风、CS 2、整理部门的专家中国是没有的。 95 %化学工艺、5 %纺织工艺专家，一般之外卡普纶方面需要有机化学专家，和粘胶、CS 2方面的专家。通风、电、水、机运、建、自动工艺、经济、总布置、冷，其它方面配合，热电、弱电等。 晚在北京饭店用餐。”
上个月8月26日、27日已在人纤设计院考察两天，到各地工厂考察后，一个月过去，又回到该设计院深入考察，并商讨成套图纸的提供和专家派遣问题。北京的纺织部设计院已经有了苏联派来的纺织、印染、丝绸、毛纺等各专业的专家，现在苏联准备再帮助我国建设化纤工业，顺理成章认为在提供图纸后还应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不料形势不同了，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纹。2009年出版的沈志华编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认为，1957年苏联技术援助中国的蜜月期结束，到1958年进入分裂期。 所以，化纤成套图纸的提供一拖再拖，拿不到图纸，考察团归国的时间也推迟了，苏联化纤专家的派遣也更没有了消息。到1959年，纺织设计院其它专业的专家也陆续回国了。不过那时候关于中苏矛盾的信息对老百姓和中下层行政、技术干部是保密的，苏联专家撤离时，一般群众只是热烈欢送，并不知晓其中的内情。下面照片是1987年《纺织部设计院建院35周年纪念册》登载的1959年2月纺织部设计院的领导、群众欢送苏联毛纺专家巴良斯尼科夫归国的照片，专家的左边是院长张雨秋，右边是副院长俞鲤庭。 父亲的日记：“9月28日 总工艺师介绍长纤维厂设计，设计院情况介绍。星六下午提早下班。该院为我们预备点心充饥。”

尽管苏联上面的管理机关对提供图纸不热心，但下面的工厂和设计院的接待还是很热心的。人纤设计院的技术专家热心提供技术咨询，对中国考察团生活上的照顾也很周到，每天为考察团提供午餐和晚餐，周六下午不上班，还为考察团发放了点心。28日的日记显示，苏联当时已实行每周5.5个工作日的制度。在我的日记中查到，我们国内是在1994年3月1日起实行每周5.5个工作日(比苏联晚了约40年)，到1995年5月1日起实行每周5个工作日。网上未查到最早实行每周5个工作日的国家，但我估计是西方社会党执政的发达国家。据网上信息，北欧已有五个国家实行每周4个工作日。这张截图是网上搜到的全苏人造纤维科学研究设计院的简介。很显然，中国也是仿照苏联的方式，由国家主持了化纤工业的研究和设计机构；但中国的化纤研究和设计机构附属于原来的纺织工业的研究和设计机构，不像苏联是独立的。但真正发明各种类型化纤工艺原理、专利、设备并投入工业化生产的，似乎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而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只有跟在后面走引进、仿照之路。其它各领域、各行业，包括最先进的信息业等，好像莫不如此。

父亲的日记：“9月29日 上午蹓街，百货商店被拥挤，回舍。饭后打牌消遣。晚饭后商赞处举行晚会，有舞、有牌及其它玩意。我们四人打麻将至11时。
9月30日 总工艺师排定看图、介绍各工艺及设备日程。今日先由Т.Кружнникова E.C.（化纤工程师特.克鲁施尼柯娃）及Т.Мержзон E.C.（化纤工程师特.梅尔日森）讲卡普纶和CS2（二氧化硫）部分。晚饭后有电影《宋景诗》。”
9月29日是星期日，考察团员们休息去逛街（上海人说“蹓马路”，父亲到北京后一直说的是“上海普通话”，所以受口语影响，书面上也会出现“搭飞机、搭火车、蹓街”等京沪混合词语。），“百货商店被拥挤”，看来5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用品供应也很紧张，大概和那时北京逛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感觉差不多。至于看的电影，也和国内一样。我上小学时黑白片《宋景诗》电影看过好几遍。写本美篇时上网又看到此片，截屏一图，主演是名演员崔嵬（1912-1979年），他还主演了《红旗谱》、《老兵新传》、《海魂》等电影，我的印象里，他是5、60年代中国最棒、最具阳刚气的男演员，与日本演员高仓健类似，严肃、冷竣，难见笑容。但崔嵬多扮演“高大上”的工、农、兵，而高仓健多扮演的是个人奋斗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人情味。 现在我们知道，1955年开始上映的《宋景诗》，它的拍摄与1950年上映的电影《武训传》有关。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指出《武训传》"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指对武训那样的人)，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在全国兴起一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将历史上并不是很有名的农民起义者宋景诗的故事拍成电影，很明显是“扬宋抑武“。批判武训的办义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也是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作准备。这种让历史人物为现时政治服务，不正是60年代批判《海瑞罢官》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高潮的预演吗？扮演武训的赵丹（1915-1980年）当时受批判，到60年代中期受到更残酷的批斗，虽然76年后被平反，但终生郁郁不得志，扮演鲁迅、周恩来的打算成为不能实现的遗愿。 父亲原来学的是英语，到50年代自学了俄语，赴苏日记中人名、地名很多是用俄文书写。我和父亲相反，在中学学了3年俄语，70年代在工厂自学了英语，后来上大学继续学了英语。借助这本1963年初二年级开始学俄语时购买的《俄华辞典》，我打算查一查父亲9月30日日记中出现的缩写“E.C.”是什么意思，未查到；网搜“俄语缩写查询”，仍未查到。想到父亲的的汉语是京、沪混杂，外语是不是也会俄、英混用？果然，网搜“英语缩写查询”，查到“E.C.”是“Engineer of Chemical fiber ”，即化纤工程师的英译。 我买的《俄华辞典》是1953年9月北京初版，1962年12月第19次印刷，印数943001-123300册。它很有时代特色：1.黄脆的纸张，是60年代初困难时期后出版书籍的标配，那时连我们小学生的作业本也是这种纸张；大概50年代末各行各业大跃进，印刷出版业也大跃进，把好纸用光了，正好紧接着困难时期造纸业的原料麦杆、稻杆供应不上，只好将原来生产马糞纸的原料用来造书本纸。2.出版、印刷时间和印数表现着中苏关系的变迁，1953年初版伴随着蜜月期的开始，而1962年的19次印刷，连纸张质量也显示着关系的衰败；不过这次印刷的册数仍有29万册，占9年内19次印刷总量的近1/4，也许是因为中苏两党矛盾仍未公开，两国蜜月关系尚有余光返照？也许中苏大辩论已然开始，有研究对方辩论文章开展反驳的需求？连中学的外语教学也表现着这一关系的变迁：1962年在清华附中初二开始学外语时，俄、英各占一半，学俄语的班级序号排在前面，而63年之后，学英语的班级排到了前面；再往后，干脆取消了中学俄语教学，教俄语的老师不少匆忙补修英语后改教英语。 《俄华辞典》是苏联外文和民族文字辞典出版局出版的，编著者是陈昌浩（1906-1967）和两位苏联人。到60年代后期我才知道，陈昌浩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也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张国焘线上的人物。到80年代我才知道，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一方面军才约1万人。37年四方面军2万人西征失败后，陈昌浩和徐向前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回到延安。我到2010年代才知道陈昌浩的更多信息。2014年出版的6000多页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有1952年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应“中共中央的请求”责成苏联出国事务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办理“陈昌浩及其家人”的回国事宜。陈的归国居然要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但其背景原因在解密档案选编中没有找到。回国后陈昌浩曾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360百科词条显示，他在四方面军西征失败回到陕甘宁边区后，只是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并编纂了《近代世界革命史》。1939年他请求去苏联养病，获批准。自1943年至1952年，陈在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翻译了《列宁文集》两卷等政治书籍和文艺作品，并参与了《俄华辞典》的编辑。在此期间陈与苏联普通女工结婚育子。这张照片好像是60年代初期陈一家三口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边的留影。不久因中苏交恶，陈被迫与妻子离婚。67年陈被批斗，服安眠药自杀。妻子以苏联特务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被逼疯。1980年陈获平反，妻儿移居澳大利亚。 陈昌浩的第二任妻子张琴秋的一生与陈一样动荡、凄凉。张1923年19岁时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相识，25年结婚后沈家兄弟与瞿秋白三对夫妻在上海比邻而居，六人均为中共党员(沈雁冰的妻子孔德沚是张琴秋的小学同学，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是张、孔的入党介绍人)。之后张琴秋与沈泽民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31年回国后沈泽民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夫妻同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沈任省委书记，张任红军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33年沈病逝。36年长征途中，任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长的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37年四方面军西路军出征，张在突围中被俘，押送到南京"反省院"；不久，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回到延安。 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后因苏德战争的爆发而长期滞留苏联另组家庭。1943年，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解放后张任纺织部副部长，苏任卫生部副部长，当时夫妻同任国务院不同部门副部长的大概仅此一家。因为张琴秋精通俄语，经常在与苏联专家的交流中充任翻译，被人称为“部长翻译”。右下图是本美篇上篇中出现过的张琴秋副部长送苏联专家归国照片。张琴秋与第一个丈夫沈泽民的女儿1926年5月出生在莫斯科，她的父母以俄文“5月”的谐音，给女儿取名“玛娅”。在苏联学成归国后任哈军工教师。左下图是1963年沈泽民遗体迁葬鄂豫皖苏区的红安县，张琴秋、张玛娅母女出席迁葬仪式。1968年张琴秋受迫害坠楼而亡。张琴秋在红军时期功勋卓著，从她的手下出了陈赓、陈再道、许世友、洪学智、刘华清等10位开国上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称张琴秋为没有军衔的红军将领，《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时期中唯一能带兵打仗的女将领。可惜这样一位巾帼英雄，竟然死于非命。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据网上资料称是因1976年清明节支持群众在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受批斗，服安眠药自尽而死。 历年政治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激烈、多发和不可预知性，使很多领导干部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习工科，将来当个工程师，平安度过一生。这种愿望有的能够实现，有的却不能实现。如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在苏联学习成为核工程博士，57年回国后成为原子能401所研究室主任，为64年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作出贡献，却在67年遭残酷批斗后卧轨自杀。陈昌浩与第一个妻子的大儿子陈祖涛比较幸运，他50年代初在苏联学成归国，正好长春一汽开始建设，他立下汗马功劳；60年代中期又参与位于湖北十堰的“二汽”的建设；1967年他也受到冲击，被关押、批斗，72年复出后他作为总工程师，带领12位副总工程师和全厂技术人员、工人艰苦奋斗，“二汽”终于在1978年投产，年产量5000辆，成为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厂。1980年陈祖涛奉调北京。1982担任中国汽车联合会理事长，主持全国汽车工业发展工作；陈祖涛无愧于"中国汽车工业元勋"的称号。 父亲的赴苏考察日记太简略，但仍牵扯到不少过去的事物让我去搜寻、考证，大大膨胀了本美篇的内容，请见谅。回到57年9月份考察团在莫斯科一个月的经历，日记每天仅记了一、两行，我就不一一转录，只是分门别类作一总的介绍。粗略统计一下，上半个月主要是苏方各专业技术专家讲课，下半个月主要是阅抄图纸、整理资料等，中间穿插着一些座谈、技术谈判等。业余时间每周有两三次看电影、演出，还有参观、游览、拜访苏联专家家庭等。可看出时间安排并不紧张，是在等候拿到苏方提供的图纸。 10月1日到10月30日离开莫斯科，看的电影有《猛河的黎明》、《坐标不明》、《天堂小鸟》（埃及片）、《冰上芭蕾》、《马戏场训练》、《两姊妹》（宽银幕）、《归雁》、《平静的海岸》(木偶片)、《马克辛回来》(三部曲之一)、《母亲》共10部，还有话剧《黄昏》。国产片《猛河的黎明》是描写50年代初期解放军在西南藏区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剿匪的故事，现在仍能在网上搜到观看。 阿•托尔斯泰(1883-1945)，苏联作家，与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并无血缘关系。阿•托尔斯泰早年在圣彼得堡学习工程，十月革命后1919-1923年流亡西欧，返回苏联后，著有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为三部曲：《两姊妹》、《1918年》、《阴暗的早晨》，它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到1919年苏联的国内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俄国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道路。1957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三部曲电影，1959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完成译制在国内上映。1957年父亲在莫斯科看到了这部刚刚完成拍摄的宽银幕故事片。记得在小学高年级或初中时，我在北京看到了此三部曲的译制片。 从阿•托尔斯泰动笔写《苦难的历程》长篇小说三部曲第一部《两姊妹》到现在，已过去100年。现在来看，他的作品的批判性、真实性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其艺术性也不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但他的作品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温情。我在网上下载了1957年拍摄、1959年译制的时长1小时37分的电影视频，随本美篇放到朋友圈，感兴趣者可浏览。这是十月革命前达莎在姐姐卡嘉家中弹钢琴，墙上挂着抽象派的油画。 60年代初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影视界较宽松，放映了很多西方、香港、苏联和东欧的故事片。很快，这些电影就不再被放映了。60年过去，电影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卡嘉的律师前夫参军后被士兵打死的场面。60年后再看此段，发现我的记忆有误：我以为是卡嘉的前夫作为沙皇军队的军官反对起义的苏维埃士兵所以被打死，再次细看才发现他也一直是反沙皇的，他是作为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派到俄军中的政委，骂不愿与德国人作战的士兵是“背叛革命的逃兵”才被打死的。 父亲的日记：“10月30日 ......赶到车站买票，又到机械设计院取资料。晚10时3刻赴车站。 由农业部代表团带来两皮箱冬装收到，下午即将不用衣着托丝绸公司带回北京。 商赞处搬到后面房子里来。 晚上11时55分离莫斯科。
10月31日 晨9时55分抵列宁格勒。住欧罗巴旅馆(122房间)。下午参观516厂，瑞典机正在安装中。”

下图中上面是在“俄罗斯旅游中文网”上下载的彼得堡莫斯科火车站现状照片。网上介绍，该火车站于1851年投入使用，火车站主要是来往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座城市之间，并通过四个州：莫斯科、特维尔、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勒。铁路总长649.7公里，这条铁路是苏联全国第二古老的铁路，每天有15班列车运行。下图中下面是2008年8月16日凌晨5点，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到达彼得堡时在车站拍摄的照片。

下图是1903年(清朝光绪28年)建成的由英国建筑师设计的北京前门东火车站，当时的名称是“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它比彼得堡莫斯科火车站晚诞生了52年。如今，171年历史的彼得堡莫斯科火车站仍在使用，而北京前门东火车站已在50多年前拆除；如今的前门铁路博物馆，是在原址照原形镜像翻转建造的“假古董”。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看来中国对拆除旧建筑“情有独钟”并不是来自苏联。我觉得是来源于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频繁，新人上台就要把旧人的痕迹除去，好树起自己的新标记。而西方和一些东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发展到对自然资源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祖先和祖先留下的东西尊重。 关于前门火车站我在网上还找到这张“有趣”的照片。原来当年前门同时修建了东、西火车站，两个火车站之间并无铁轨相通；东站连接京汉线，主要是客运；西站连接石景山、门头沟，主要是货运。这张照片是1902年1月8日，部分清朝政府官员到尚未完全建成的前门西火车站迎接慈禧“逃难”1年多后回銮。不过慈禧大概是怕有刺客，临时改在城南的马家堡车站下车了；当时通信手段落后，不能及时发通知，官员人等只得空等一场。此照片左上角可见前门箭楼已被八国联军拆毁，为顾“大清王朝”和慈禧的脸面，城台上搭了两座临时牌楼，也算旌旗招展，八面威风。 父亲的日记：“11月1日 参观列宁格勒印染厂。下午参观冬宫。晚上观芭蕾舞剧《泪泉》。
11月2日 参观红旗针织厂、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晚上海海来旅馆，11时后回校。”

《泪泉》是苏联现代芭蕾舞剧的早期代表作，1934年由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团首演于该剧院，主角波兰公主由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G.乌兰诺娃扮演。该剧取材于普希金的长诗《致巴赫奇萨拉依宫的喷泉》，表现的是蒙古（鞑靼）人征服欧洲时，鞑靼国王爱上的波兰公主玛丽娅被国王的宠妃出于嫉妒刺杀的爱情悲剧。蒙古人征服欧洲的方式表现了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不求长期的统治，而是获胜后让被打败的欧洲诸国君主俯首称臣并进贡财物，自己带着战利品回到东方家乡。13世纪时，俄罗斯公国就是在蒙古国王拔都大军退出东欧时扩张领土，战胜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东斯拉夫三国中的老大的。所以在《泪泉》中表现的是俄罗斯人与鞑靼人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

巧合的是，彼得堡的基洛夫剧院在1860年建成时为了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罗曼诺夫王朝的第16位沙皇)的妻子被命名为玛丽娅(也有翻译成马林斯基)剧院；64年后的1934年，当时苏共党内名声仅次于斯大林的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苏联文化部長基洛夫被刺杀，于是该剧院改名为基洛夫剧院，并于当年首演了以刺杀为主要剧情的历史题材芭蕾舞剧《泪泉》。诡异的是，当年斯大林以基洛夫被刺为由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成为苏联70年历史中的关键节点，但此案的真正凶手到底是谁？至今是一桩历史谜案。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基洛夫剧院又恢复为原名玛丽娅剧院。 父亲的日记“11月3日 与海海同游伊萨基也辅教堂、彼得小屋、彼得堡监牢、阿芙乐尔巡洋舰等名胜古迹。”

海海是我的表哥，母亲长兄的长子，他是上海选派的留苏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后于1956年到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学习。这张照片是父亲和他相约，利用星期天同游列宁格勒。他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位于车公庄的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距我们家所在的甘家口纺织部设计院宿舍只有约1公里路程，所以那时我们兄弟几个经常去找他玩：星期天他教我们装半导体收音机；冬天到紫竹院公园湖面上去滑冰，轮流使用他从苏联带回的一双冰鞋。几年后的社会动乱中，和凡是解放前曾经被捕过的地下党员大多被打为叛徒一样，凡是曾经去过苏联的留学生也大多被打为“苏修特务”，这种违背基本常识的荒谬行为，当时大家却习以为常；1969年当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表哥被发配到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去劳动。后来他调到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工作，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部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七五"科技攻关等十几个科研项目。这张照片是父亲和我的表哥在彼得大帝的雕像前留影。彼得大帝(1672-1725)，是后世对彼得一世的尊称，彼得一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彼得大帝的骑马雕像是1782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法尔科耐完成的, 彼得大帝所骑的马代表俄罗斯，它双脚腾空，好象要冲破一切阻力勇往直前，在马掌下有一条被踏死的大蛇，它代表了一切阻止彼得大帝改革维新的守旧势力。

2008年8月我也来到彼得大帝骑马雕像前留影。彼得大帝建立彼得堡是在1703年，尽管比"罗斯众城之母"基辅晚了1200多年，比莫斯科也晚了500多年，但他为俄罗斯引进西方先进文明立下汗马功劳, 为俄罗斯的堀起打下了基础。彼得大帝25岁时，以一个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率领使团到西欧考察、旅行，他在荷兰当过船长，在英国造船厂当过工匠，在普鲁士学过射击，在英国旁听议会开会......尽了最大的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及行政管理方法，并在回国后实施了政治、经济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增强了国力。彼得大帝在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一直未停止对周围国家的征伐，1689年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割占中国贝加尔湖到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领土；彼得在征服瑞典所获得的涅瓦河两岸土地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到1712年他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从此进一步加强了俄国与西欧的交往。之后俄罗斯300年的历史，从历代沙皇的扩张，到苏联的建立、解体，俄罗斯的历代统治者继续了彼得大帝开放与改革的道路，也继承了他扩张领土、征服世界的野心。雕像的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叶卡捷林娜二世纪念彼得大帝一世于1782年8月"，表明这座雕像是在彼得大帝去世57年后当时的女沙皇为纪念他建立的。 叶卡捷林娜二世（1729-1796）当了34年女皇，是从1721年彼得一世登基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的196年间，俄罗斯帝国14位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彼得大帝10岁当上俄罗斯王国的国王，49岁俄罗斯王国升格为俄罗斯帝国才当上皇帝，所以在王位上39年，比叶卡捷林娜二世当皇帝34年要多5年，但彼得一世在帝位上仅4年，远远低于叶卡捷林娜二世当皇帝的时间。叶卡捷林娜二世治国有方、功绩显赫，当时使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广大的国家（1500余万平方公里。在苏联时期达到2240万平方公里，现在为1707万平方公里），成为俄国人心目中仅次于彼得大帝的一代英主，也被尊称为“大帝”。她本是德国人，是普鲁士公爵的女儿，16岁时嫁给俄罗斯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彼得大帝的外孙。她很有心计，努力学习俄语，并改信东正教。33岁时，丈夫当上皇帝仅半年，她就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当上了女皇。53岁时，为表明她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人，她找法国雕塑师设计，完成了彼得大帝的青铜骑马雕像。瑞典、波兰和土耳其是俄国在欧洲扩张的三个主要对手，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均被俄国打败。欧洲各国之间战争不断，但王室联姻的情况也很普遍。圣彼得堡城市名称中的“堡”，是德语表示“城市”后缀的发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俄成为交战方，“圣彼得堡”改名“彼得格勒”，改用了斯拉夫语系的“城市”后缀；1924年列宁去世，“彼得格勒”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恢复旧名“圣彼得堡”。 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的人，康熙比彼得大22岁，但早死3年，两人同样当皇帝当到死。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康熙也像彼得那样改革图强，清朝不至于那样不堪一击。我觉得谁来当皇帝，是历史的偶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决定了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清朝大的发展趋势不会因为一、两个皇帝的因素有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历史，重要的不是得出某种结论，而是要更多的了解历史的真相，从而警惕重犯类似的错误。比较两个帝国，俄罗斯在196年间有14位皇帝，平均在位时间14年；清朝从1636年到1911年共275年有12位皇帝，平均在位时间23年。明显后者皇朝稳定性更强，战乱相应较少。从360百科网上查各位沙皇的介绍，皇族中的乱伦奸情、弑亲夺位，远多于中国的清朝。清朝只有一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俄国14位沙皇中出现4位女皇正式登基；这4位女皇，有1个立陶宛人，1个德国人。清朝12位皇帝，均姓爱新觉罗，而俄国沙皇不仅落于外姓，甚至落于外族。不过反过来看，这种通婚联姻方式，也使俄国接受先进的欧洲理念、事物，比中国容易得多。马克思曾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彼得大帝尽管在俄国从原始野蛮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帝国对本国人民和对邻近国家的野蛮欺压和侵略的一贯行径。对这些封建帝王确实不应美化。后世的美化，往往是因为他们头脑中仍有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 阿.托尔斯泰于1930年完成了传纪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的创作。我读了刚从图书馆借来的2021年1月出版的《楼适夷译文集》中的这部小说。楼适夷在1941年从日文版完成中文版的翻译，在书后的“译记”中提到，另一个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在完成《战争与和平》的大作以后，也曾计划写一个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历史巨著，但经过辛勤缜密的研究之后，却对彼得产生强烈的憎恶之情，因而放弃了这一计划。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这是一匹凶暴的恶兽......但世人都不记忆他的罪恶，而纪念他的功绩，至今依然歌颂他的威毅，为他立纪念碑。”；楼适夷还在“译记”中提到1936年苏联《真理报》社论中关于研究历史的目的：“历史是公民教育的武器，使人知道自己的祖国，夸耀祖国光明英雄的史篇，热爱自己伟大而自由的祖国。”。列夫去世20年后，完成了《苦难的历程》大作三部曲前两部《两姊妹》和《1918年》的阿.托尔斯泰，不等完成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就先写了《彼得大帝》第一部，后来在1934年完成第二部；他未完成第三部就在1945年去世了。可能阿.托尔斯泰没有像列夫那样“憎恶”彼得大帝，也可能尽管他也“憎恶”彼得大帝，但是根据1930年斯大林统治国家的政治需要，“奉命”完成《彼得大帝》？看了此书中的描写，我未感到多少彼得大帝的“凶暴”和“罪恶”，他将摄政的姐姐索菲亚关入修道院，抢夺农民收获的庄稼充作军粮，绞死造反的官兵，似乎都是为了建立俄罗斯帝国的伟业。 父亲的日记“11月3日 与海海同游伊萨基也辅教堂、彼得小屋、彼得堡监牢、阿芙乐尔巡洋舰等名胜古迹。”这张照片是父亲在阿芙乐尔巡洋舰舰艏炮前留影，旁边站着一个苏联小姑娘，似乎对中国人很感兴趣。我用《俄华辞典》翻译了大炮上的标牌：“10月25日阿芙乐尔巡洋舰用大炮向冬宫开火，宣布了伟大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有两个单词在《俄华辞典》中未找到，我是上网安装并打开“百度翻译/俄译中”界面进行翻译的。 这是51年后我拍摄的照片。岸边与游客合影的化装模特，没有1917年的水兵，却有19世纪末沙皇近卫军的两个女兵。我想当年沙皇近卫军中大概没有女兵，即使有也一定远远少于男兵。如今只见女兵不见男兵，也许目标是吸引游客与之合影？我登舰拍了舰艏炮上现在的标牌，翻译中文是“10月25日晚9时40分，一发152毫米口径的空包弹被推入炮膛，随着发射命令，一声巨响划破夜空，士兵和群众随着炮声的信号，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冲进冬宫。”。《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攻打冬宫的描写，据现在公布的资料揭露是编造的，实际上炮轰冬宫，只是发射了空包弹作为冲击冬宫的信号，冬宫的守军只有少量女兵和士官学校的学生，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一进攻，守军就投降了。网上还介绍了阿芙乐尔号在二战中的遭遇：此舰“曾在列宁格勒抵御德军入侵，1941年9月30日因无法抵挡德军进攻而选择了自沉。战后阿芙乐尔号被打捞出水，修复后供人参观游览。” 这是父亲和我的表哥在冬宫前的合影。冬宫原为俄罗斯帝国沙皇的皇宫，十月革命后辟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部分。它建于18世纪中叶，最早是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馆。如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该馆共有350间展厅，珍藏了大量宝贵的绘画、雕塑、书籍及各种历史文物。最早设立的是有120间展厅的西欧艺术馆，后来又增加了展出埃及、巴比伦、亚述、土耳其等国文物的东方艺术馆，展出中国、泰国等国文物的远东艺术馆。这张照片上冬宫正立面的主要窗户被大幅的列宁像和两边的标语口号遮住了。 2008年8月我参观冬宫时，正在进行外墙面的重新装修。整个立面的门窗、雕饰均被脚手架及安全防护网遮得严严实实，只能看到屋顶或坐或立的女神像仍是原来模样，估计领袖像和政治标语早已全无踪影。如今世界各国文物古迹修复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修旧如旧，完全恢复原来的模样。在冬宫前广场上参观时遇到四位现役年轻水兵，不知他们是属于北方、太平洋、波罗的海、黑海、里海这五支俄国海军舰队中的哪一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现在归属文物部门管理，所以当天我们参观该军舰时，舰上未见有海军士兵。在17世纪的彼得大帝之前，俄国的领土较小，没有出海口，也没有海军；之后的300多年，俄国不断地扩张，打败瑞典、土耳其、中国(清朝)等周边国家，夺得一个又一个出海口，建立起越来越强大的海军。 父亲的日记：“11月4日 拟发祝贺节日电报。观电影《静静的顿河》。”祝贺“十月革命节”的电报应该是发给与纺织部设计院有工作联系的苏联专家和苏联有关部门的。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曾多次改编拍摄电影。1957年完成的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现在国内上网还可以点击观看。俄罗斯曾是政经、军事的超级大国，文学艺术也很厉害，曾有5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的蒲宁、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1970年的肖洛霍夫、1974年的索尔仁尼琴、1987年的布罗茨基。除了肖洛霍夫，其他4位均曾被前苏联政府或驱逐，或批判。但是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中国国内也曾掀起批判肖洛霍夫的狂潮，不光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修正主义”的，而且说他的《静静的顿河》整部作品都是盗窃了别人的手稿抄袭的。不过现在再不提了，似乎是未下正式文件地“平反”了。
父亲的日记：“11月5日 参观卡尔马克思机器制造厂。晚座谈今后工作，讨论机械设备挑选图纸问题。后去马尔钦柯夫专家家中作客，并到纺织学院宿舍看望留学生。12时12分搭车离列。

11月6日 晨10时13分抵莫。招待所客满。我一人留此，其余3人寄宿 ОСТАНКИНО 旅馆。莫斯科一片节日景象。晚上取到观礼券。去北京饭店，得票观歌舞、杂技等表演。11时散场后晚餐。一直等到12时半。回家睡觉已2时多。”还有一天就是十月革命节了，日程安排很紧张：参观工厂、拜访专家、看望留学生，晚上还要座谈、讨论。看来节前火车票也很紧张，买的是半夜开的车次。到了首都，住宿也很紧张，国内来人多，使馆的招待所客满，要临时找住所。

网上找到列宁格勒纺织学院的图片，该院成立于1930年，1963年改名为列宁格勒纺织与轻工业学院，1992年更名为圣彼得堡国立工艺与造型艺术大学，是俄国唯一的大学级轻工业院校。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前苏联总理柯西金。记得当年批判苏修时挖掘它变“修”的一个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技术挂帅”，数遍苏联国家、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其实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如果不深挖，浅层次的一个答案，就是50年代初全盘学苏联走得太远了：几乎砍光了文科院系，同时轻视理科，只重工科；走实用主义的道路，专业分得太细，甚至超过“老大哥”苏联，纺织、轻工业院校全国共有十几家。

父亲的日记：“11月7日 晨8时半乘车至红场，在 ГУМ 门口第3号观礼台。人很拥挤。正对主席台。10时开始阅兵及游行。晚上等看礼花，在街头溜达。9时放出，时间不长。”凌晨2点多才睡觉，早上8点半就乘车至红场，睡觉仅5小时。不过对中国的考察团似乎很优待，观礼位置正对着列宁墓上的主席台。“ГУМ”查字典未查到，应该是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大型百货商店的简称，这里的观礼台比起宫墙下的观礼台要低一等。 十月革命40周年大庆的典礼，似乎挺简朴，检阅部队的服装、武器单一，红场和检阅台的规模比天安门要小得多。也可能是父亲的胶卷用完了，未拍到更多的场面。与美篇后面的图片对照，此图检阅台正中间穿浅灰色大衣的就是毛泽东。 这是网上1959年国产纪录片的截图，是十月革命40周年过去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大阅兵。看这画面，不是一下子把“老大哥”甩在后面好几条街？但接在后面的，是两年困难时期；然后缓过劲来，又是国内狠抓阶级斗争，国际反美苏两霸双拳出击，结果经济停滞、政治面临困局；转过头来搞中美缓和共同反苏；接着是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技术，经济突飞猛进。 时光再流逝60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大阅兵，规模、场面更是今非昔比。70年间，我们先学苏联的阶级斗争、政治高压，再学西方的市场经济、先进技术，不可否认前者是学错了，后者是现在取得成绩的基础原因。搞群众游行、军事阅兵，开始也是学苏联，很快就超过苏联；到今天，苏联已成“昨日黄花”，恢复了先前的俄罗斯国家面貌。但我们也不能被成绩冲昏头脑，要经常想想我们走过的曲折、反复的道路，曾经付出的代价和枉费的血汗，历史不会有那么多“弯道超车”的机遇总在前面等着我们。 父亲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日记很简单,我到近几年才知道,当时毛主席就在列宁墓的检阅台正中间。不知为什么父亲在日记中未记述，回国后好像也没有对我们说过。据历史资料显示，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57年，当时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各国领袖中论资历、水平、功绩，毛已居首位，尽管毛本人在正式场合一再强调要以苏联为首，但在中共高层领导内部他已多次表示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做法不满。网上下载的这张图片，毛在检阅台上的位置最为突出：他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稍远一些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见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显示苏方也已开始接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领导人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世界各国共68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平宣言》上签字。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出国。这张照片是毛和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一年后的1958年布尔加宁就由于与赫鲁晓夫发生政治分歧，被勒令引退，派遣到斯塔夫罗波尔当地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国内也是在1958年，毛与邓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1959年，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因“为民鼓与呼”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为反党集团；9年后邓也在运动中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号人物被打倒，宋庆龄因对搞运动不理解给毛写信质疑。 我在网上找到1957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红场阅兵游行的纪录片，发现彭德怀、叶剑英、罗荣桓等很多中国的元帅、将军也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观礼台上。 观礼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各界知名人士。镜头扫过我知道姓名的人有乌兰夫、杨尚昆、郭沫若、梅兰芳等。下面这张截图上的人我都不认识，纪录片解说词提到，他们中有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中国工人。 这是纪录片中阅兵后群众游行的场面。比起中国的国庆游行，规模较小，较杂乱，没有彩车和大型标语。 纪录片是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摄影师还专门拍摄了游行队伍中中国青年的图像，大概是在苏的留学生和实习工人。 父亲的日记：“11月8日 在家整理资料。晚上俱乐部电影波兰彩色片《伟大的转折》。
11月9日 旅馆3人搬回招待所。晚上俱乐部电影《革命摇篮维堡区》。
11月11日 去人纤设计院。晚观看各国马戏演出。”
十月革命节之后的几天，每天晚上有电影或演出。俱乐部不知是在大使馆，还是在招待所，还是在其它什么地方。波兰电影网上未搜到，《革命摇篮维堡区》是1938年苏联拍摄的老故事片马克辛三部曲之第三部。前两部《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马克辛归来》写了十月革命前青年工人马克辛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第三部是写十月革命后他担任新生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恢复苏联的经济而斗争。 父亲的日记：“11月12日 退掉飞机票，改延期一星期。
11月17日 去莫斯科大学听陆定一同志报告。下午毛主席蒞临。”不知为何，父亲赴苏考察的最后阶段有好几天没有记日记，如11月10日、11月13-16日；11月18日以后都未记，什么时候动身回国，什么时候到达北京均无记录。在购物记录中有“11.18 塑胶盒及玩具 42.10卢布

11.20 电唱机 180.00卢布

唱片 34.90卢布

塑胶用具 26.45卢布”

4笔账，说明是11月20日以后离开苏联的。从笔迹的墨水颜色看出，11月17日的日记大概是在回国后补记的。根据日记，考察团的同志在莫斯科大学听了陆定一的报告；但下午毛主席蒞临时他们是否仍在场，并未明确写。也可能毛主席主要是去会见留学生，而且是否去、何时去并未确定，所以3点多陆的报告结束后，化纤工业考察团的同志就先回去了。

父亲1957年从苏联买回国的唱机现已不知去向，好像是在上世纪8、90年代因驱动电机和晶体唱头损坏，搬家时处理掉了。网上搜到一件一模一样的旧货，拍卖售价居然是2900元。此款便携式唱机使用交流220伏电源，有每分钟78、45、33又1/3转三种转速。

父亲买电唱机的同时买了几张黑胶木唱片，有一张是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访问苏联时灌制的唱片，其中有他用英文和中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他那雄浑、悲壮的男低音将这首中国著名抗战歌曲演绎得极具特色又十分动人心魄，我小学、初中时就反复欣赏，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没想到写本美篇时，上网一搜，找到他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视频，在我心中又补充了保罗.罗伯逊的视觉英雄形象。很可能父亲当时在重庆或上海看过他的这段纪录片，记在心中，所以赴苏考察时购买了唱机和这张唱片。50年代到国外出差，不像后来有购买家电等“大件”的指标。看父亲日记本中的赴苏考察消费账单总共只花了300多卢布，购买唱机和唱片就用了214.9卢布，占了总额的近70%，可算是这次出差超越时代的“大件”消费了。 保罗.罗伯逊（1898-1976年）于1928年因在美国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歌曲《老人河》而扬名世界。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抗日战争，1940年他在纽约遇到中国留学生刘明模，特意学习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多首歌曲，在公开集会上演唱，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1949年他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遇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钱俊瑞，钱俊瑞邀请他到中国。他说:"明年一定去，先到菲律宾，然后去中国。"但到第二年，美国政府实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政策，吊销了罗伯逊的出国护照，使他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他去世4年后，中国政府邀请了他的儿子、儿媳到华访问。 电唱机不在了，保罗.罗伯逊的这张转速每分钟33又1/3转、直径300mm的密纹黑胶木唱片我还保留着。这张唱片正反两面共有十首歌曲，除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上的歌名是《起来》，俄文《ВСТАВАЙ》），还有美国著名黑人歌曲《老人河》（唱片上的歌名是《密西西比》，俄文《МИССИСИПИ》）、《乔.希尔》、《不，约翰，不》，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唱片上的歌名是《哎！哟！嗬！》，俄文《ЭЙ，УХНЕМ》），苏联著名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为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作曲的《和平之歌》,以及德国歌曲《波罗特士兵》、法国歌曲《我的爱情》等。1948年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开始大批量生产新一代密纹唱片，成为唱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唱片纹路颗粒变细，微小的振动也能录制下来，可获得高保真的效果。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杂音小、使用方便的CD数字音响的普及，各大唱片公司先后停止生产密纹唱片。但在相同音响成本的前提下，CD播放声音的真实感、还原度和艺术效果，比播放同款录音的密纹唱片要相差很远，特别是播放人声和弦乐更是如此。因此如今不少音乐发烧友回到收藏和欣赏密纹唱片，对CD则不屑一顾，这些人的音响系统至少在两万美元以上。 父亲还买了两张直径200mm的苏联乐曲密纹唱片。一张是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新创作的歌曲，正、反两面共有五首合唱曲：《列宁之歌》、《歌唱党》、《歌颂人民》、《向党宣誓》、《我亲爱的祖国》，唱片封套上画着十月革命时期的男、女苏联红军战士。另一张是五首乐曲：电影《我们在哪里相遇?》中的华尔滋、波尔卡、狐步舞、探戈4首舞曲和《春天进行曲波尔卡》，唱片封套上画的好像是涅瓦河边的栏杆与路灯。两张唱片中的歌曲或舞曲，主要仍是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风格，但似乎增加了一些西方现代派音乐的味道；在几年后就开始的批修、反修浪潮中，这似乎成为苏修向西方投降的证据。再过20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也接受了摇滚、爵士这些东西，甚至走得更远。音乐就像建筑一样，很多年代久远的东西仍有着存在的价值，有的甚至愈久弥新，愈有韵味；但音乐、美术、文学、建筑的价值与它产生的时代相关，当时代处于上升时期，整个社会朝气蓬勃，产生的东西也让人振奋、令人难忘。为十月革命40周年推出的这些歌曲、舞曲却很快消声匿迹，没有在收音机、音乐会中重复出现，还不如保罗.罗伯逊的那几首老歌。这好像在预示，尽管苏联还有30多年的前程，但已走在下坡路上了。 网上的回忆文章说，11月17日上午10点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莫斯科大學的大禮堂对全莫斯科的3000多留学生做國內外形勢的報告。下午3点多报告结束，劉曉大使对大家说：“毛主席正在參加一個極其重要的國際會議，會后很有可能要到這裡來和同志們見面。但是，這個會議不知道會開到什麼時候，有可能開得很晚。”同學們齊聲高喊：“等到什麼時候，我們都願意！”。6点刚过，毛主席来到莫斯科大學的大禮堂。

把下面这张照片贴到网上的陳國藩回憶道：“我們幾個同學是最早趕到會場的，佔據了第一排正中的好位置。得意了沒多久，一批穿著整齊軍裝的軍事留學生進場了。劉曉大使宣布，為保障會場秩序，請前兩排的同學把位置讓給軍事留學生。我們懷著惋惜的心情，站到左側走廊上去。毛主席演讲时新華社攝影記者拍攝的这张照片，其背景就是大禮堂左側走廊。照片中可看到站在第一個柱子前的就是我。“

网上下载了当年听毛主席演说留学生的回忆文章。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主席的话语几乎被掌声淹没了。毛主席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世界”读作“思该”，因此大部分同学没有听明白。他见同学们露出困惑的神情，便解释到：““思该”就是world。”但是那时留苏学生大多数没有学过英语，很多人仍然听不懂。毛主席便转头问刘晓：““思该”用俄文怎么说？”刘晓回答：“是“мир”。”（мир是“世界”的俄语单词，发音“米尔”，“尔”是卷舌音，俗称“打秃噜”；俄语中мир也有“和平”的含义，各国语言中大概只有俄语“世界”、“和平”使用同一个单词表示）
毛主席就说：“мир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时全场立刻响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息。

“你们现在可真是幸福呀！我们在像你们这么大时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只知道个拿破仑。那时学的是教育，装了一脑袋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还有些封建思想。你们现在知识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你们已经知道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杜勒斯等。我们那时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真是不易呀！那个时候，谁知道中国的革命咋个搞法？”台下大笑，响起了一片掌声。……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现在国内正忙着‘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都要消灭。北方蚊子少，但南方蚊子可是个大问题。我们要争取消灭蚊子。当然不是绝对地消灭。如有些大森林，人都没有到过，怎么能消灭掉呢？”主席自己也大笑起来，“苍蝇也是个大问题。大城市少些，中小城市就多些，在农村里就更多些。前几年，在北京苍蝇曾被消灭，而现在又有了。我们必须发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来消灭它们。麻雀消灭没有了，森林的虫子成灾，现在决定不消灭麻雀，用臭虫代替麻雀。”“老鼠危害也不小。你们这里有四川人吗？有！”毛主席忽然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哈哈笑起来。“小邓，你们老家四川老鼠成灾，夜间老鼠上炕把小孩儿的耳朵都给咬了，你怎么不管管？”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的口号声又一浪高过一浪地响起来。

毛主席突然说道：“我的计划还有五年！”大家齐声高呼：“不！”“*****！”毛主席说：“你们还要我超额完成任务吗？”大家都笑了。“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担负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俗语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只打算再干五年……”这时礼堂内此起彼落地响起了“*****！”的欢呼声，足足喊了两三分钟。毛泽东甚为感叹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主席的话又引来一阵“万岁”欢呼声。

毛主席在讲话中告诫留学生们要认真学习、认真工作；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这一著名论点，后来广为流传。

毛泽东的讲话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报告，在讲话中，他纵论天下，旁征博引。他的讲话亲切和蔼，风趣幽默，如同和大家聊家常一样，台上台下，有问有答，其乐融融。

毛主席在大礼堂演讲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因为来听讲的人太多，大礼堂坐不下的人安排在学生俱乐部的分会场，从喇叭中收听从主会场扩音机传来的演讲实况。为了满足分会场同学想见毛主席的愿望，毛主席又从大礼堂来到分会场。分会场的同学们怕已站着演讲一个多小时的毛主席太累了，为他搬来了沙发，毛主席坐下来点着一枝烟，边休息，边与同学们聊天。毛主席微笑着对大家说了三点希望：“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毛泽东同邓小平、彭德怀等离开学生俱乐部，沿着走廊出去时，过道中聚集的苏联学生和各国留学生也都自发地热烈鼓掌，向毛主席问好。有的苏联学生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照相。 随后，毛泽东、邓小平和彭德怀还来到留学生的宿舍参观。毛主席来到的是莫斯科大学中国研究生王蕙菁、苏红、沈宁，以及一位经济系苏联女生的房间。毛泽东走进房间，先看了看书桌上摆放的书报。他看到一张《人民日报》，就关心地问：“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大家回答道：“我们除了能看到《人民日报》以外，还能看到《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毛泽东一面听着，一面点头微笑，对远离祖国的同学们能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毛主席得知沈宁同学的父亲叫沈端先（即文化部长夏衍）时，高兴地说：“是沈端先啊，他还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呐！”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大学对3000多在苏留学大学生的讲话在之后的20年里深深影响着40后、50后、60后数亿中国青年的成长道路。但这次讲话的全文似乎从未正式发表过。翻开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建国初期即1949年9月到1957年11月之间的重要著作。据网上资料显示，因为“书中有些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经中央批准，新闻出版总署于1982年4月10日通知停售。”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首页的《出版说明》，提到了“反对......彭德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显然这些都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不符。《出版说明》第一段最后说明，“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现在45年过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无修改版发行，以后各卷亦无踪影。中共中央有一个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先后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四人的“全集”。而毛泽东的“选集”出版如此困难，“全集”更是遥遥无期。 入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是1949-1957九年间的共70篇文章，平均每年有7.8篇；显然这在毛泽东此期间成百上千篇讲话、文章、指示中只是九牛一毛。1957年入选的文章为14篇，在这九年中是最多的，显示了这一年在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浏览这14篇文章的标题，发现从5月15日发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到10月13日发表的《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7篇与“反右运动”有关。但网上搜到的毛这次访苏的相关资料、回忆录等，却很少提及“反右”。毛在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的演讲，提到了国内的“除四害”运动，却似乎未提国内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政治运动。前面的回忆录中提到，毛在留学生宿舍内看到国内出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对远离祖国的同学们能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我猜测，因为“内外有别”，未在留苏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但留学生们通过媒体或亲友通信，会知道并关心国内的运动，多数人会产生对报刊上登载的右派言行的义愤，也可能有人会产生疑虑。所以大家才那么迫切地见到毛泽东，想听到领袖的教诲和解疑，也想向领袖表达自己的心情。 入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两篇文章正是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的两段摘录。第一篇摘录的标题是《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与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讲话仅隔一天，但同样并未提到在国内刚刚进行的“反右”运动。这场运动在国内是公开进行的，国内外报纸、电台都有大量的报道。但是对于这场与国内外、党内外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的运动，如何定性，如何对外宣传，可能尚未想好，所以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公开讲话中对此一字不提。 第二篇摘录的标题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一篇的内容讲的是内部斗争的策略，第二篇的内容讲的是外部斗争的策略。简单说就是：内部通过斗争达到团结，外部通过斗争打败敌人。光看毛选五卷这两段摘录，不了解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会对毛泽东在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到世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讲团结、讲“纸老虎”，感觉莫名其妙。其实这一切都是从1956年2月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开始的，之后东欧共产党那些曾被斯大林整肃的领导人开始要求平反，最后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50年代初中、苏两党间曾有一不成文的约定，在外交和国际共运中，苏联主要负责欧洲方面的事务，中国主要负责亚洲方面的事务。朝鲜战争结束后，毛的威望大增。匈牙利事件爆发时，赫鲁晓夫觉得招架不住，打破原来的约定，邀请中共协助解决。所以才有了毛到莫斯科会议作主旨发言，打算解决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统一步伐，去夺取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最后胜利。没想到这一目的并未实现，没过几年中苏之间论战爆发，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最后直到中苏两国1969年在边境线上发生武装冲突。 1957年毛吸取苏共的历史教训，打算发动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避免中国发生斯大林曾经犯过的错误。但后来毛感到，中国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是像匈牙利事件中曾经发生的那样，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整风运动不了了之，而开始了目标完全相反的反右斗争。在网上下载的长达6636页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查找“反右”，共找到19个结果，主要在两个文件中。一是在反右运动进行中的1957年7月3日，邓小平向苏驻华使馆代办阿布拉希莫夫通报中国反右运动的概况；二是在反右运动刚刚结束的1957年11月29日，中国高教部长杨秀峰约见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科夫谈高教部的反右斗争。这两次关于反右运动的介绍有微妙的不同。7月3日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有力量在两三天内就把右派分子压垮，但是没有必要那么做。我们给右派分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说完想要说的话，因为这样能给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上一堂很好的课。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鼓励，他们是不敢开火和这么大规模地干的...右派分子像一条从地里钻出来的蛇，察觉到危险以后想钻回去，但是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尾巴”。不知最后这句话是邓的首创还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但是说明反右是“引蛇出洞”这种说法是确有出处的，而不是后人研究历史时的杜撰；这句话也很有点当今“钓鱼执法”的味道；邓内心很清楚，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磨炼，已去掉了锐气，缩小了胆量，需要有额外的“共产党的鼓励”，右派分子才能暴露真面目，教育广大群众和中间分子。邓的整段话很有底气，说明邓作为反右运动的主要指挥者和实施者，他是如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也说明邓在这场反右运动中，他是如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 到11月29日反右运动结束后高教部长杨秀峰约见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科夫介绍高教部反右斗争的成果，并未提到党的“鼓励”和给右派讲话的“机会”，而是说党在高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结果在高教部掌握的112所拥有27万学生的高校中出现了9400个右派，在全国8000个教授和副教授中出现了1000个右派。比较7月邓的话和11月杨的话，一个是运动总指挥在战斗初期进行的敌情分析，“运筹帷幄、高瞻远瞩”；一个是运动开展部门领导的战后检讨，“一分为二，深挖根源”。但具体分析两人谈话的内容，也有矛盾之处：如果说2-3年来中国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薄弱了，那么党如何有力量两三天内就把右派分子压垮呢？如果说右派分子暴露真面目将教育广大群众和中间分子，为何全国高校师生中出现了那么多右派分子？要知道这不是幼儿园里“排排坐，分果果”，排在后面少吃点的问题，所有右派分子面临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命运，即使2、3十年后获得平反，他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生活道路。 其它来源的网上资料显示，7月3日苏联使馆曾紧急约见毛泽东，要通报赫鲁晓夫打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情况寻求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因毛不在北京，由刘少奇接见。估计刘不敢表态，所以让具体负责反右运动的邓小平介绍中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反右运动情况，以拖延时间。但赫鲁晓夫已是火烧眉毛、迫不及待了，立即派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政府(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直飞杭州，毛泽东于7月5日晚上会见了他，两人足足谈了8小时。毛终于表示了对赫的支持，让赫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可见毛当时在国内、在国际共运都已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通过同样发生在1957年的中、苏两国的两场政治运动，大家可以看到中、苏这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态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可以比较毛、赫两人作为政治家不同的成熟程度和威信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8年前的1949年初，也是米高扬作为斯大林的代表，秘密访问西柏坡与毛泽东会谈，开始了中苏合作的新时期。同样是米高扬作为联络人，但8年前和8年后中苏两国、两党和领导人的主次地位发生了对换：8年前是毛有求于斯大林，8年后是赫鲁晓夫有求于毛。网上资料显示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很多都不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勃列日涅夫是乌克兰人......而赫鲁晓夫尽管是俄罗斯人，但他出生的俄国农村十分靠近乌克兰，少年时期就随父亲到乌克兰的顿巴斯当工人；十月革命后他长期在乌克兰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乌克兰人。联想到当前爆发的俄乌战争，相邻的国家、族群应该如何相处？兵戎相见固然不应该，合二为一也不一定是好事。中国有句古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我们也不能把“分、合”当成必然规律，而对分、合过程中的打打杀杀听之任之。应该守住底线、求同存异，只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才是人间正道。 前面提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在毛去世后半年后仓促出版的，1982年的“停售”，实际上是根据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的“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83年7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0、48、208页，邓在四篇文章、讲话中用毛泽东讲过的“老九不能走”来为曾经被批判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平反。根据邓“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1992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共编入159篇文章，比第一版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文章，勘误了个别字词，修改了一些不能完整、准确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题解和注释。1993年12月到1999年6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到第八卷，编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从1921年1月到1975年7月的重要著作共803篇，约230万字。所以到现在为止，《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正式编入的文章共有962篇。 关于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的出处，是来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侦察排长杨子荣假扮土匪许大马棒的副官胡彪打入盘踞威虎山的座山雕匪帮，因座山雕手下已有八大金刚，被封为老九；后来认识杨子荣的土匪栾平上山，向座山雕指明杨是“共军”，杨与栾平斗智斗勇，反指栾平是“共军派来的奸细”，还说“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假装要辞职下山；结果座山雕说“老九不能走！”让杨杀了栾平。文革前已开始狠抓阶级斗争，批斗对象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文革中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所以在批斗知识分子时骂他们为“臭老九”。毛泽东借用了样板戏中的这句台词，以此批评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诬蔑，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需要知识分子的。”。(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5页注释8) 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入选了1957年发表的 14篇文章，而1999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入选了1957年发表的21篇文章。1977年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初期，尽管已打倒了四人帮，但是对各种历史事件、政治经济问题存在的错误看法和观点尚未完全纠正过来。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因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将《事情正在起变化》等7篇关于开展反右运动的文章拿掉，而将另外14篇关于整风运动等的文章，如1957年3月7日《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4月27日《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5月4日《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增加了进来。 网上有文章评论，1957年是中苏关系冲突暴发前暂时的平静期，也有人说1957年仍处于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相互间各有所求：赫鲁晓夫资历较浅，批判斯大林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需要毛的支持；中国经济建设刚起步，毛在国内、国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需要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支持。毛泽东一生两次出国都是到苏联。第一次出国是乘火车，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历时两个多月。第二次出国是乘飞机，从1957年11月2日到21日，共19天。他曾多次讲到对这两次访苏的比较，第一次曾受到斯大林的冷遇，第二次的感觉好多了。 从各种回忆录和网上资料可看出，毛到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的演讲似乎并未预先安排，是在繁忙的大小会议空隙中利用晚餐时间临时增加的。可能是国内进行的反右斗争取得成就，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种种矛盾已获解决，所以毛的心情较好，决定到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走一走、看一看，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但之后的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到1966年中、苏两国全部撤回了在对方国家中的留学生；没有见到统计资料，当年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中聆听毛的教导的大学生曾有多少被打为“苏修间谍”？恐怕为数不少。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应该说毛的这次访苏是成功的，中苏两党、两国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中、苏之间的团结。这是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令我不解的是，毛签字时旁边坐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据“360百科/宋庆龄/大事年表”她是在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去世前14天的5月1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为什么她能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的会议呢？网上资料表明，1931年共产国际为了营救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远东情报局负责人牛兰夫妇，找到宋庆龄，让她去找蒋介石说情。共产国际的最高层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经国交换牛兰，但当时遭到蒋的拒绝，牛兰仍被判处无期徒刑。宋庆龄以后还成功营救了陈赓、廖承志等共产党员。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全面抗日，据说牛兰夫妇是乘乱逃出监狱，经过新疆返回苏联。而蒋经国也回到中国，投入抗战。下图应该是牛兰夫妇在中国监狱中拍摄的照片。牛兰1894年生于乌克兰，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先后在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和共产国际从事国外的地下情报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国贵族出身，但也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两人1925年在维也纳结婚，30年又同时被派到上海工作。 牛兰夫妇在上海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向亚洲各国共产党提供经费，并经手共产国际与远东各国支部来往的大量文件，31年6月牛兰被在新加坡的共产国际联络人出卖，上海租界巡捕在他的住处发现大量共产国际文件，但牛兰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国际工会组织与国际反帝同盟组织了包括宋庆龄、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参与的营救活动；上海租界当局没有罪证，打算放人。此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的顾顺章叛变，交代出牛兰的真实身份，于是租界将牛兰夫妇移交政府当局。宋庆龄等人营救牛兰夫妇并未成功，但使宋成为被共产国际秘密发展的共产党员。 苏联档案解密曝光了牛兰夫妇案还有苏联大间谍佐尔格介入营救的内幕。面对国际营救活动，国民党当局甚至不承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佐尔格奉命找到牛兰被关押的证据，他派人用2万美元(当时算一笔巨款，相当于共产国际资助中共一个月的经费)买通国民党主管部门官员，搞到一张牛兰亲笔书写的纸条，迫使南京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兰夫妇获释。然而，佐尔格小组却因牛兰夫妇案而暴露，佐尔格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也使中国红军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离开中国后佐尔格被派往日本继续从事谍报工作，为苏联，也为二战中的同盟国立下汗马功劳，最后被日方逮捕，被处以绞刑。 更匪夷所思的是牛兰夫妇案还与最后导致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的李德有关。原来李德就是佐尔格筹划营救牛兰的2万美元的共产国际的送款员，到上海完成任务后他留在中国，后来被委派为红军的军事顾问。他的瞎指挥使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和南方的几个苏区开始最后到达陕北的长征。 当代历史学家沈志华，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1950年出生，现任华东师大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中国史学会理事 、北大历史系兼职研究员 、人大历史系兼职研究员。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俄国中苏关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DLS002)的首席专家是华东师大沈志华教授。该课题已于2013年3月提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结项，专家鉴定意见为“优秀”。课题成果是出版了12卷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其中编选的主文件2262件，列为附件的有363件，总计2625件。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上世纪5、60年代中苏之间发生事件的很多内幕和背景资料。 12卷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按文件的生成年代编排，档案文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945年至1949年，即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苏联和中国国共双方对战后相互关系设想和构建的时期。(二)1949年至1957年，即中苏两党、两国结成紧密同盟的时期。(三)1958年 至1979年，即中苏从两党分歧走向同盟破裂并最终导致两国严重对立的时期。(四)1980年至1991年，即中苏关系从紧张趋向缓和，最终走向正常化并因苏联解体而完结的时期。其中第七卷中文件的生成年月从1956年10月至1958年3月，正是“紧密同盟走向破裂”的转折时期。当中国纺织化纤赴苏考察团57年11月结束工作回国之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学习和引进苏联化纤工业技术的项目会因为政治大形势的变化而夭折。 沈志华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一书的序言《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中摘要列出自己通过对解密档案的研究，而得出的有关中苏同盟的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的主要九个观点。其中第七个观点，就是对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及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的看法：一方面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也是中苏之间分歧的发端。 关于“从建立国际机构向举办国际会议的转变”，要从1930年代在苏联成立的“共产国际”谈起。“共产国际”也被称为“第三国际”，是根据马列主义当年“共产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的理论成立的。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明确表明：“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德国、匈牙利等国爆发革命，曾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俄语意即"代表会议"或"委员会"，是指俄国无产阶级于1905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德、匈等国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镇压了。只有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一直持续了74年，但这个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国家，当时并不叫“苏联”，而叫“苏维埃俄国”。到了1922年才改名为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名称中已全无这个国家的主体-俄罗斯民族的痕迹，是因为它当时包括了俄罗斯、南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4个加盟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它已包含了15个加盟共和国。在当时苏联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心目中，“苏联”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后将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成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 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告第三国际成立。第三国际本名"共产国际"，以别于第二国际的本名"社会主义国际"。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旗，与苏联国旗一样包含了镰刀锤子的图案。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相继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参加对日作战。从此以后“苏维埃”这个俄语词根的名词，只在1905年它诞生的地方继续存在，而在其它所有国家的政体和政治组织中消失。 说到存在了24年的第三国际的历史，还应该了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是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马克思（1818-1883）是创始人之一、实际上的领袖。由于会名太长，通常简称取它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当时，照相技术（1939年被法国人达盖尔发明）尚未推广，所以第一国际的活动没有留下照片，只有一张成立大会的画像。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了巴黎公社运动，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的组织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仅存在7年。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1889年7月在巴黎成立，其初期在恩格斯（1820-1895）指导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使工人运动得到广泛发展。恩格斯逝世后，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到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派彻底决裂而解散。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目前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第二国际的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截止1983年社会党国际，共有49个正式成员党派、17个咨询党、3个兄弟组织、8个联系组织，拥有1600万党员，1亿选民。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党有25个，组织成员以欧洲的党占多数，拉丁美洲次之。在1989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是该组织最新的原则纲领。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党国际把亚太地区作为发展方向。 到了1943年，斯大林将“第三国际”解散，因为对于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它已不能适应世界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发展到苏联要联合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独裁体制国家的阶段。而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包括美、英、法等国的共产党，和第二国际及其后续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不同，并不是在所在国家正式注册成立的合法政党。苏联已不可能继续依靠第三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实现推翻各国现政权的原定目标，所以将第三国际解散。两年后二战结束，欧洲被苏联解放的南、保、罗、匈、波、捷6个共产党(工人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此外法、意两国共产党力量十分强大，进入了联合政府。1945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向斯大林建议，成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国际协商机构，斯大林表示赞同。1946年6月，铁托率南共代表团、季米特诺夫率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在酒会上，铁托再次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共产国际联合组织。但为了联系方便，可以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22~27日，苏、南、保、罗、匈、波、捷、法、意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情报局成立会议。 借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机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实际上是两个会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内部会议，后者是包括各国“亲戚”在内的家族会议；重要讨论、重要决议都由前者完成，后者只是走个过场，表示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团结。沈志华在接受采访时说，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但背后导演是毛泽东。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那是因为苏联有原子弹。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毛还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言外之意是：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总共作了三次发言，第三次就是11月18日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莫斯科会议表面上显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但已孕育了中苏两党的矛盾和分裂。沈志华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举着3个指头，解释为什么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11月18号的演说：“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前面提到过《纺织部设计院建院35周年纪念册》中对1957年派出的赴苏化纤考察团居然只字未提，是因为尽管1987年已是属于中苏关系从紧张趋向缓和逐渐正常化的时期，但对于当年上门到对手家中乞讨“技术援助”未果的经历，不提也罢。不过，在纪念册中关于化纤厂设计30年回顾的文章中，还是有两处间接提到了这次考察的成果：“我们借鉴...苏联有关化纤厂的图纸资料,依靠自己的设计力量,自力更生完成了从棉浆制造起始到生产粘胶长丝、短丝,二硫化碳装置为止的全套设计”“我们依靠曾在国外粘胶纤维厂、化工厂、设计单位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为骨干,在保定、丹东化纤厂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并与各纺机厂密切配合,完成了从设备定型到鉴定的工作。”。也就是说尽管是“自力更生”，但也借鉴了57年考察从苏联带回的图纸；而“曾在国外粘胶纤维厂、化工厂、设计单位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就包括参加这次考察的孙君立、费启能、印德林等工程师。 在上述纪念册的附录中有《完成设计项目一览表》，其中化纤工程从1960年到1986年共完成86项，没有一项是苏联引进的技术或设备。父亲从苏联考察回国后，作为化纤工厂设计辅助给排水专业的工程师，在60年代参加了上表中的南京、新乡、保定、北京4个化纤厂的工程设计。父亲在家里基本不会谈到自己设计的工程，但因调研收资、现场设计、工程交底需要出差，我们对他去过哪里就会留下印象。比如我们那时对河南省的地名不熟悉，也因为父亲的上海话口音，将“新乡”听成“新疆”，等他回京后一问，才知道搞错了。北京牛栏山维尼纶厂引进的是日本设备，记得大概是1965年国庆节在人大会堂的国宴，邀请了日本来京工作的专家，父亲作陪。我们还记得，保定化纤厂建成后的某年当地雨季洪水侵入厂区，父亲曾出差去现场处理。 60年代后期父亲被关牛棚，又下放湖南邵阳五七干校5年，到1974年方回到设计院，参加了辽阳和仪征两个大型引进化纤项目的设计。1980年父亲调到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部，参加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并在那里工作到1987年退休。父亲在纺织部设计院工作的20多年时间中，后面多半时间搞的是化纤厂的设计。1957年的赴苏考察，应该对他的设计工作是有一定帮助的。 在父亲赴苏考察日记的后面，有记录了6页的苏联专家罗可文“化学纤维工业目前世界上发展趋势和中国化纤工业的方向”报告的内容。父亲日记中月份和日期表示的方法不够规范，月份有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有时用罗马数字表示。上面这一页紧跟着日记“11月17日”的最后一页，可能是12月2日刚回到北京时听的报告。从次报告的内容和其它资料显示，苏联的化纤工业也处于起步阶段，如日记中提到，有的工厂使用的是瑞士引进的设备；此外苏联的设计院提供的一些图纸，也是自己刚刚设计完成，并没有建成投产。所以最后没有引进苏联化纤技术、设备，除政治因素外，也有可能是苏联的技术还不成熟、完善。 上述纪念册中关于化纤工业30年设计回顾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提到，1957年设计院新成立的化纤设计室“参与了保定化纤厂和北京合成纤维厂的建设”，这两家化纤厂引进了东德的设备。北京合成纤维厂建厂时选址在北京东郊纺织区，在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北边不到半公里处。本美篇上章中提到了考察团的印德林在此厂工作。 但很快不知哪位领导拍脑袋决定将化纤工厂的建设和管理从纺织部划归化工部负责，结果考察团中几个化纤工艺专业的专家、工程师调到化工系统工作。到1960年5月，又有人拍脑袋将化纤工厂的建设、管理拍回纺织部。但不知是因为投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北京合成纤维厂仍一直归化工系统领导。因为该厂为国内最早的锦纶生产厂，产量也较小，所以命名为“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下图为1959年9月刚开始试车生产的锦纶车间。 1990年我从湖北纺织设计院调回北京，到北京市纺织工业设计院工作，就在北京合成纤维厂北边不到1公里的道家村，妻子在中国纺织科学院工作。2000年设计院改制为维拓时代设计公司，转为民用建筑设计。到2015年我退休时公司搬到东边1公里多的红领巾公园南边。合成纤维厂尽管不属于纺织系统，但90年回京时我去找在该厂工作的初中同学，去参观过一次。很快同学调走了，厂子好像也倒闭了，原址建起了高层住宅小区。但厂区西边的生活区仍保留着，厂区改建高档住宅区，政府拿到地皮费，开发商赚到高价商品房销售费，都有积极性。而老住宅区居民密集，拆迁补偿费太高，政府、开发商没有甜头，自然搞不起来。看下图中的京棉一、二、三厂莫不如此：一厂老厂区召来港商投资，建起了京港城市大厦；二厂将老厂房改造成高档写字楼和商业区；三厂引进大型国企中国远洋公司，建起了远洋天地小区和住邦2000高档综合楼。这种中国特色的房地产模式，遍及中国城乡。我贡献了九年青春时光的湖北安陆县五七棉纺织厂，还有我父母和两个兄弟当年下放的湖南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无不是拆了厂房盖高层住宅。似乎欣欣向荣，但又拆又建，投进了多少人力、金钱？浪费了多少资源？ 下图是百度地图上北京合成纤维厂原址的现状全景照片：左边原厂区工业建筑已全部拆光，建起了华业玫瑰东方高层住宅小区，南边远处是北京红庙供热厂的高烟囱，右边是原工厂生活区半个多世纪前的老住宅楼仍保留着。我退休后办了华业玫瑰东方小区内地下健身中心的年卡，除了外出旅游等，基本每天在25米标准短池下水约15分钟，游500米，加上热水洗浴、更衣及来回步行时间，总共不到1.5小时，作为坚持不懈的身体锻炼活动。年卡价格两年2400元，平均每次不到5元。 谈到父亲当年设计过的化纤工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牛栏山维尼纶厂。要说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才大规模开展的。而在十多年前的1963年，我国与与日本尚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经过日本众多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最终以“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民间贸易协定方式，从日本进口全套维尼纶生产设备，建设了北京牛栏山维尼纶厂。这是1965年该厂投产时拍摄放映的《新闻简报》短片，当时宣传强调“自力更生”，完全未提是从日本引进的设备。2017年北京晚报官方网站“北晚新视觉”曾以“昔日骄子，辉煌不再，末代皇帝曾到厂参观”为题发帖介绍当年详情：试生产期间，邓小平同志来厂视察，并带来周总理的问候；朱德同志在刚刚投产和文革动乱岁月，先后几次来厂，最后一次是柱着拐杖，在夫人康克清的陪同下来看望全厂职工；1966年初全国政协组织特赦出狱的国民党和伪满洲国战犯(包括溥仪)到厂参观学习；70年代中所谓“学生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以及刘少奇的女儿曾被安排来厂当工人。 1975年8月我在湖北安陆五七棉纺织厂当电工，为完成深井遥控、遥测、遥讯的技术革新项目，出差到距襄樊市30公里的山区太平店的湖北化纤厂学习，在那里遇到当年在纺织部设计院甘家口宿舍的邻居郁刚，他是从北京牛栏山维尼纶厂调到湖北化纤厂的。他告诉我1971年“9.13事件”那架林立果死党出逃的直升飞机就是在顺义牛栏山附近坠落的，当时他作为厂里的基干民兵，曾奉命参加搜寻。湖北化纤厂于1969年开始设计，1972年建成；那时我父亲作为“反动技术权威”关进牛棚，后来下放湖南五七干校，未能参加湖北化纤厂的设计。该厂是作为著名的“二汽”的配套工厂，专门生产制造汽车轮胎的强力粘胶帘子布，所以和“二汽”一起建在襄樊、十堰附近的深山沟中。下图是网上下载的位于山谷中的该厂职工宿舍的照片。据说该厂目前还在山沟中继续生产着轮胎帘子布。 2021年贾玲执导并主演的故事片《你好，李焕英》就是在湖北化纤厂拍摄的。1982年出生的贾玲是襄樊人，2001年她刚考上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李焕英就因车祸去世。为纪念母亲，她在2016年编演了小品《你好，李焕英》，5年后又改编成电影。电影在湖北化纤厂拍摄，但厂名改为“胜利化工厂”，厂里的厂房、宿舍、礼堂均在电影里原貌出现，厂里职工很多成为电影里的群众演员。我在网上看到电影拍摄时大礼堂的照片，有意思的是，这座礼堂就是后来与我同游俄罗斯的彭璨云建筑师当年下放湖北太平店时亲手设计的。 尽管我国化纤生产事业是从“维尼纶”开始的，但很快涤纶，也就是“的确良”后来者居上。1993年，牛栏山厂打算扩大产品品种，委托我所在的北京纺织工业设计院承担新的涤纶生产线的设计，我参加了这个项目。这是93年11月我们出差到意大利设备生产厂家考察和谈判。照片上坐在我对面的女工程师王焕文，也曾经是纺织部设计院我父亲的同事，如今又成为我在北京市纺织工业设计院的同事，共同参加了这个当初父亲设计的工厂的扩建项目。但这个项目投产时间不长，整个化纤行业衰退的趋势无可抵挡，这家国内最早的化纤企业 ，还有后来建设的北京大兴化纤厂、通县涤纶厂，包括我在湖北纺织工业设计院参加设计的贵州凯里涤纶厂、调到北京纺织工业设计院后参加设计的湖南临澧太平化纤厂，统统关停倒闭了。父亲7、80年代参加设计的辽阳和仪征大型化纤企业，作为国家化纤工业的骨干央企，大概命运会好一些，现在应该仍然在运营之中。 今天当你再来到顺义牛栏山镇，原来的牛栏山维尼纶厂的高大厂房、烟囱均已不见踪影。可能是1965年建成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工厂牛栏山维尼纶厂的带动，牛栏山一中的教学质量和升学率从此在北京郊县中学里脱颖而出。现在维尼纶厂老厂区的改造、再生，反过来向教育靠拢。2005年，在厂区原址建设了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希望当年维尼纶厂的辉煌，能在耿丹学院的青年学子身上再现。 据360百科介绍，耿丹(1892-1927)湖北安陆人，1910年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组织革命团体竞存社，11年参加了武昌起义，12年任鄂军第五师团长；191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学，19年归国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师，20年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和商科大学教授，结识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李汉俊和董必武，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后，耿丹与董必武、陈潭秋等商定，准备到鄂东组织农民武装起义，8月9日被逮捕杀害。这位武昌起义的革命先辈，本有机会进入学界，任大学教授后又投身革命，35岁时英年早逝。网上介绍耿丹学院的校长是1948年生的林炎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之子，1982年清华大学工物系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全国学联主席、国家教委党组成员、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吉林省委副书记等职。耿丹是由军转学，由学入政；林炎志是由学入政，由政入学。 百度地图上显示，左上部分为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校区，右下部分为原北京维尼纶厂住宅区(尼字错写成呢字)，厂住宅区的西边路对面，就是牛栏山镇政府。曾经的化纤工业元老企业，就这样消失了，仅剩下的拆不掉的住宅区，名字还给写错了。父亲和我，只是作为设计者，曾在此投入过自己的一点点微薄心血，但这个厂两代成百上千的职工，曾将自己一生的几乎全部心血，都献给这个企业，他们心痛吗？后悔吗？希望我们今后建立的企业，不要这样短命，创造的价值再多一些，延续的时间再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