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水中研磨阳光

凌雪飞梅

文／凌雪飞梅

几条院外的桃枝，穿过斑驳的以青苔装饰的院墙，伸进庭院内，枝条上结着几朵粉红的哈欠。靠近墙边的大水缸，灌满了老爸从山上挑下来的山泉水，刚好对着被风吹裂了的芭蕉树叶，晕开一方水墨。

一只小猫从院墙上跳下来，又收起后肢，支起前腿，望着院内正在给已摊凉的一大簸箕米饭拌酒曲的老爸。院墙边，晾晒着十几只已洗净的酒缸。米饭煮了一锅又一锅，从早上忙到傍晚，还没有拌完酒曲装瓮。暮春已有点热，汗水到处霸占老爸瘦小的后背。

从我读初二开始，老爸就开始做米酒卖了。他并不爱喝酒，他也没有真正的精通酿酒技术，只缘于我每月几元的伙食零用费，他很难拿得出来。那时村民的收入大多靠卖家猪来贴补一年的所有开支。由于自留地有限，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种猪菜，加上专业的工厂制作的猪饲料在当时的农村还没兴起，也没那个闲钱去买。因此，每家多是养一到两头猪。

人家的养一年可以卖了，可爸妈好像与猪福缘不够，养的猪不但身材苗条亭亭玉立，而且还特别长寿，往往养到两三年才“英勇就义”。这一直被我揶揄，因为同学们周末回家，都能有家长给的两元五元的零用返校，而我大多是五角到一元之间，有时只有两毛钱给我。问老爸要零用钱，我就像解方程式，盘算这几毛钱，如何让一个星期的各项开支雨露均沾。我不好意思去刺激老爸的自尊心，我问他要零用钱的时候尴尬得只能眼神示意不说话。

面对各种窘境，老爸开始尝试着酿酒挣点零花钱了。乡下劳作辛苦，村民收工回家进餐，几盅米酒是少不了的，酿得好的米酒，人们常拿大米来换。也有给钱的，一斤米酒才两块钱。起初，由于技术没人指点，全靠自己摸索，加上从集市上买来的酒曲品质不一样。老爸辛辛苦苦一个月的作品经常“翻车”，不是发酵时被细菌污染，成品有股酸味，就是酒曲活性不够，酒液味道很淡，要不就是发酵阶段没问题，但熬酒时火大弄焦醪糟，蒸馏出来的酒液弥漫着不舒服的烧焦味。

直到有一天老爸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叫老沛的人，他做的酒饼活性好，老爸多次购买了他的酒饼并和他熟络后，得到他传授了不少酿酒的技术，由此老爸的米酒质量和口味终于上来了，名声也在方圆几里的邻村间迅速传开。经常有人从外村来我家等酒，卖都不够卖，相应地我在校的零用钱也才不那么尴尬了。老爸是个很懂感恩的人，后来他认了老沛做兄弟，逢年过节互相串门，老沛也保证给老爸足够用的酒饼，而老爸自此后也是只使用老沛的酒曲。

冷却蒸馏酒水的时间非常漫长，一滴一滴的酒液断脚似的从蒸馏塔的传导管上流下来，熬一缸的醪糟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月亮已在院外面的树枝上睡着了，而厨房里大锅上的蒸酒塔还工作着，实在太困了，他就靠在墙上打盹儿。半夜里醒来的我走进厨房，明知故问：

“爸，这么夜了，在忙啥呢？”

“钓鱼呢。”

“鱼呢？”

“在海里游呢。”

“月亮都睡了，你还站岗放哨？”

“别管我啦，去睡你的吧。”

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让夜的寂静踉跄扑来，又扑向灶膛内燃烧的柴火，老爸眼上的血丝，跟火一样红。

除了我在读中学，四个弟妹也在小学的各年级里上学，尽管酿酒辛苦，但酒价低，实际上也挣不了几块钱，老爸仍天天为钱发愁。村的北面深山里，有个名叫高山岭铅矿的采矿场，二十几口矿井，有本地的人，也有外地的人在里面采矿，采矿工约有三四百人，分散在山脚搭棚居住。他们平日里的食品都需要到二十几里外的集市上买。有天老爸计上心头，决定在家杀鸭鹅卤好，搭上自酿的米酒，小姑子和老妈两个人再蒸两箩筐的河粉，一起运到山里的矿场上卖。因此周末回家，凑巧要进山卖鸭肉的话，我也要忙着帮抜鸭毛，清理十几只的鹅鸭，手长时间泡热水里，手指的皮肤有些都脱落了。老爸也不是天天去矿场，要等到矿场开始收矿，采矿工卖矿的那天才行。

我和老爸他们几个进山过一次，高山岭是本地最高的山，矿场就在山腰里，爬着接近75度的坡路，路两旁生长着不少的梧桐树，夏季枝繁叶茂，冬季却萧瑟得一片叶子也不留，只有笔直的树杆静静的立着，无论冬夏，自个轻叙生命的枯荣。虽然每次去老爸基本上能全部卖完，但一部分的矿工没领到矿款，买老爸的东西只能先赊账。有些人是外村的，为了收回这几元钱，老爸在后来的日子里得到别人村去问人家要，有几笔甚至是几年后才收回，收不回的也自认倒霉了。

可惜，这条道上的小生意才做了十多次，随着矿源枯竭，矿场最后宣布解散了，老爸也跟着停了生意。再后来是食品工厂制造的米酒大量进入乡下倾销，势单力薄的老爸不得不停止了酿酒。只有那二十几只空酒缸在院子里盛满雨水，变绿又变浊，如一个吟唱的人，向墙砖倾诉岁月里的每一段艰辛。

高一那年，爷爷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做豆腐的技术，在村里卖起了豆腐。爷爷奶奶并不是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是和叔叔们一起的，两个小叔叔当时还未成家。天还未亮，床上的我，在爷爷经过我家附近时，就听到他扯开嗓子叫卖。持续了半年多后，已六十多岁的爷爷不胜做豆腐需要的通宵熬夜，而叔叔们又不愿意做，老爸就把爷爷的豆腐工具和技术接过来做了。

我喜欢喝豆腐花，喜欢油炸豆腐脑送饭，但做豆腐的过程比酿酒轻松不了多少。为了保证品质，泡黄豆的泉水要到村北的山脚去挑，那时村里还没有磨浆机，自己又没有石磨，所以泡好的黄豆又得挑到几里外的邻村磨房去打浆。挑回家的豆浆还要用温热水冲稀依次倒入布袋，然后在豆腐缸里用力反复甩打沉重的布袋分离浆渣，几回合下来，不说老爸，当时年轻力壮的我，手臂也酸得伸直不起来，骨肉散架似的全身疲乏，怪不得爷爷仅做半年就歇菜了。

过滤好的豆浆集中在锅里煮开后，又舀回水桶里静置放凉，桶面结的那层皮就是腐竹，那种天然的腐竹黄里夹点灰色，与现在常见的色泽黄金般的不一样的，现在市场这种色泽纯金黄的，我吃了一口就不想第二口了。

揭掉腐竹后，豆腐缸里预先用清水化开焙熟研碎了的石膏粉，接着就把桶里已凉了不少的豆浆冲进豆腐缸里，搅拌几下，静置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喝豆腐花或是舀入模板里上载重物去水压片了。

老爸做的豆腐全部是用来油炸的，不切生的卖，生的气温高容易变质，挑着卖也不方便。老爸白天要忙农活，豆腐只能用下半夜来炸，都是用上好的乡下花生油。用炒菜的铁锅炸，一次也只能炸十几块，所以很慢。假期我在家时，会让老爸去休息，自己一个人在厨房炸豆腐。深夜的乡下安静得像块铁，只有豆腐块在沸腾的油里噼啪作响。我昏昏欲睡，却又强撑精神翻动热油里的豆腐。萤火虫从窗户误入，似乎想给我一个夜的陪伴。

次日天蒙蒙亮时才刚好炸完，老爸连脸都未洗就挑着还热乎的豆腐穿街走巷去卖了，本村卖不完就去外村卖，往往要卖到中午才回来。那时村民外出打工的不多，所以缺钱的人们多是拿米来换购。圩日里，老爸又得用自行车驮着换来的米去集市上卖，又购黄豆和花生油回去。

农忙时节好卖点，农闲时人们不舍得消费，加上豆腐很容易变馊，结果也是做了几个月，没挣到钱，老爸也像爷爷一样没有了继续做的兴趣。后来老爸又连做河粉卖，后又包茶场，接着在家养几头母猪，但都没有好结果，持续时间也不长。倒是苍老无声无息的靠近，我们几个逐步长大了的时候，老爸却如一颗夜星似的隐入云里越来暗淡。

老爸个性喜欢结交各种各样的人，外地的人常进村卖陶瓷等日用品，老爸常叫他们来家里免费吃饭。外村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经常来村里收废品，他有点帕金森氏症，手脚无法自控的颤抖，，挑的东西在他肩上拨浪鼓似的抖个不止，所以人们叫他“老弹簧”。“老弹簧”人瘦小，长着鹰钩鼻，眼睛小却露着一股直透人心的光。小孩甚至是有部分大人经常嘲笑他，但他不为所动，不生气也不让人家占他的便宜。

有次他恰好在我家院门外面收废品，刚好是中午开饭的时候，老爸不嫌弃他一身脏和两袋子各种各样的废品，把他叫进家里，给他盛饭端到他面前。饭毕，“老弹簧”感激老爸心肠好，说走了很多地方，给他饭吃的没有几个人，临走时他问老爸，愿意去收废品吗，如愿意他带着做。当时老爸可能是有点看不上废品利润，以为不合算，没有马上应允。

约一个星期后，老爸拿出仅有一百多元做本金，随“老弹簧”穿村走巷收废品去了。与老人家上县城销鸭毛，再从县城批发一些鞋类洗发水洗衣粉等日常必需品，一边收一边销售这些从县城批发回来的货物。一辆老凤凰车天刚亮就出门，带着拨浪鼓，如一尾觅食的鱼，在草丛和泥土间来回穿梭。除了鸭鹅毛运去县城卖，其它的废品都是在家里积够一定数量了，再和老妈两个人用牛车拉到镇上的废品回收中心。也是靠着这一点一点挣来的钱，在那个挣钱艰难的年代，供我们几个孩子读完中学，还建了水泥房，在当时的村里也算是头批建钢筋混凝土的房子。

一收就是连续二十年，慢慢的，随着乡下的人涌入城镇谋生，人少了，废品也越来越不好收，最后老爸不得不又放弃了。这恰似路边的小黄花一样，茂盛过一段时间，接着在某个你不留意的夜晚，枯萎在枝头，仿佛一切都未曾盛开。只有那个付出无限艰辛的人，记得，每个日子是首苦咸的歌。像湖边的芦苇，多少泪，自己欣赏，默默晃荡。

老爸和老妈还是真的老去，什么都不能干了，我在镇上给他们建了一栋楼，对着文化广场的一尊大铜牛，铜牛像他们曾经走过来的路，沉重，又有力，散着青铜幽幽的魂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