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秤，度过荒年带来情

魚和虾

妈妈留下的遗物中，两样东西的年头有点长。一个是用了七十多年的茶盘，是嘎公（方言，外公）当年给她的嫁妆；另一个就是一杆秤，年轻些，但也过了花甲奔古稀了。

小时候，会经常看见妈妈手拿一根棍子，上面星星点点，还有一个大铁砣，钩起东西，移动那个大铁砣，嘴里还自言自语，“差不多”，“少了”，“这么重啊！”“得就差达蛮多了（这就差远了）”等等。
长大一点，我知道了这是一杆秤。为什么不是一根，也不是一砣，而是一杆？妈妈说，秤有秤杆，当然就是一杆咯。我家的秤跟自由市场卖菜小贩的不一样，没有秤盘。

妈妈用了大半辈子，现已六十出头的老秤

等到我会算一点数，可以上街帮家里买东西了，妈妈就开始教我怎么用秤，怎么认秤。右手提秤杆，左手移秤砣。称轻的东西，提里边的绳子，看秤杆里面的点和花；称重的东西，就得提外面的绳子，看秤杆上面的点和花。她还告诉我不同位置的点代表多少两，多少斤，那些花花又代表多少。后来我认的字多了，才发现许多秤上的花，实际上是繁体字的数字。
妈妈还说，买东西的时候，除了看秤，还要看拿秤的那只手有没有压秤杆。我会问，为什么呢？妈妈说，压了的话，称出来的东西就重好多，就要出冤枉钱。有的人就喜欢搞这些鬼名堂，欺负小伢儿不会看秤。你要看见有人压了秤，也莫讲他，要他重新称一回就是了。用妈妈的话说，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后来，出了状况。我家的秤一斤有十六两，跟大多数卖菜小贩用的秤不一样。妈妈教我们认秤和算账的方法不灵了。

一天，妈妈拿着秤，带着我，坐渡船，上街。下船后，我们一路走，快到繁华的大码头，才进了一家挂满了秤的铺子。妈妈跟那个老板兼伙计说，帮个忙，把这杆十六两秤改成“一炮（方言，十）”两的。
几天后，妈妈取回了改好的秤。长短没变，但刷了新漆，油光铮亮。最好看的就是秤杆上新做的小点小花。那天在秤铺，老板正在干这活儿。我明明看见他把粗铜丝敲进秤杆的木头里，怎么到了我家，这些铜丝小花小点却都闪着金光。
我又开始学着看十两的秤，算账比十六两秤简单多了。也正是这次改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讲到两个人的人品都不怎么样，难以分出好坏，大人们会说谁和谁是“半斤搭（跟）八两”。（之前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给了人家半斤，还要再搭送八两。）

1957年年底，妈妈响应政府号召，带着大姐和老二从城里回到了老家，美其名曰，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妈妈跟婆家关系不好，返乡，便是回娘家。她这泼出去的水，到了土地归公后的娘家，连自留地都没有一分。所以，乡是返了，生产却没有着落。妈妈带着三个女儿（那时我也出生了），靠爸爸寄来的生活费过日子，但方方面面还得要娘家人接济。

我们三姐妹（弟弟还没出生），转过年就没有饱饭吃了

很快，饥荒开始了，嘎公、嘎嘎（方言，外婆）和舅舅们开始自顾不暇。妈妈只好带着我们三个重返城里。爸爸是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他的家属应该有些保障。
事实上，许多城里人也吃不上饱饭了。不少人开始寄希望于回到乡下，找一块地，自己种点什么填肚子。妈妈就像今天抗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带着我们一路逆行，从农村返回城市。
弟弟在1961年年初出生。妈妈坐月子，很难找到能补养身体来哺育儿子的食物。爸爸只好向老丈人求救。嘎公想尽办法，东拼西凑了一担鸡鸭鱼肉蛋。才走到县城，便被官人截住，还给嘎公扣上一顶趁国家困难，用紧俏物资搞投机倒把的帽子。东西要没收，要罚款，还要关起来。嘎公急得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最后，人家通融地说，你说你是去地区行署看月婆子（方言，坐月子的妇女），这不作数啊，你得开个证明来。这样吧，把东西放在这里，拿证明来取。
嘎公只好空手跑到常德市，爸爸从行署机关开了证明。嘎公手持当地最高行政机关开的路条，紧赶慢赶回到县里，找到扣留东西的单位。嘎公被告知，东西没了。原来他前脚走，那些人后脚就自己当了一把月婆子，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塞进了肚子里。
爸爸妈妈明白了，只能自己救自己。于是，取得行署的同意后，我家搬到了机关的农场。这个农场在市郊的七里桥，行署特地新建的，为的是弥补机关干部和家属们的主副食不足。
到农场时，弟弟才三个月。妈妈拿出当姑娘时给嘎公当帮手的本事，开荒种菜，养鸡养猪养羊。
常德市一中也办了农场，就在我家旁边。爸爸曾在一中工作，所以，间或有人给我家送一些吃的用的过来。我第一次吃的西红柿，就是他们送的。行署的干部也轮流来农场种地，会来我家休息，喝水。记得有一次，正好家里又有一中农场送的西红柿。这些天天吃不饱的叔叔们看见了，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斯文，吃了一个又一个，把一大篮子西红柿差不多都给干掉了。
一中农场还送来了一杆秤。
隐约记得妈妈说过，这秤是没收来的。没收谁的？搞投机倒把的小商贩？这永远都无解了。
不管怎么说，从此，这杆秤成了我家为数不多的财产。妈妈用这杆秤记录她辛苦劳作的收成，还为全家熬过那几年出了力。
我家住的小房子只有一个房间，没有窗户，原本是给农场保卫人员歇脚用的。我家一住进来，妈妈便在房前屋后挖出一垄垄的菜土，种上了各种蔬菜。一天晚上乘凉时，我睡着了，从竹床上滚了下去。妈妈找了好大一会儿，才从南瓜藤里摸到还在梦中的我。后来发蒙时学了一篇课文，就是我的亲身体验：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印象最深的是牛皮菜。我们吃嫩叶，老叶子给羊和猪吃。文革中租住在郊区农民家和下乡当知青时，农民伯伯也种牛皮菜，专门喂猪的。我很受刺激，难到当年我家吃的是猪食吗？

牛皮菜。百度百科上举例说明用途时，也只讲了该怎么喂猪（图片源自网络）

蔬菜长得快，人，羊，还有猪都吃，也吃不完。妈妈便开始琢磨怎样让这些来之不易的蔬菜价值最大化。于是，每到星期天，十一岁的大姐就会挑着一担新鲜蔬菜，到市里行署家属区附近去卖。妈妈不能去，目标太大，怕被人抓住，背上一个行署干部家属搞投机倒把的坏名声。
这个时候，那杆秤有了用处。大姐出门前，妈妈会把菜称好，有的一斤，有的半斤，然后分别用稻草捆好。这样，不认秤的大姐只需要按一捆多少钱卖就行了。而且，每捆菜重量均匀准确，买菜的用不着挑肥拣瘦。还有，俗话说得好，“好手难提四两”。大姐走路进城，少带一杆秤，也减轻了她肩上的重量。
卖完菜回家，大姐交账。妈妈把大姐带回的钱和原来菜的重量和捆数一对，就知道这中间有没有出入，心里也就有了数。
妈妈种的蔬菜，靠着这杆秤的精准分捆，大姐十几里路的徒步往返，一斤半斤地为家里换回了真金白银，尽管很碎。可就是这些小碎银子，为全家人缓解了挨饿之苦。当时，五口人（爸爸在机关吃住）每月只配给一斤清油，只有还是婴儿的弟弟每天享受一两大米饭的配给定量。这些日子，我们熬了过来。
羊和猪可以出栏了。爸妈决定卖了换钱。肚里没油水，也不能只图一时口福，要细水长流。这事儿我大姐搞不定，妈妈得亲自出马。和卖菜一样，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妈妈带着大姐，牵着羊，赶着猪，走了十几里路才开始吆喝，生怕碰到机关里的熟人。
这么大的买卖，我家的秤居然没有登场。原来，猪和羊长得肥，我家秤的极限是60斤，带了也用不上。而且，手拿一杆秤，赶着猪和羊，那就真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做派了。妈妈出门前已经定下销售策略：不论斤，按只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终，妈妈以她卓越的口才，硬让买家掏了一百多块钱（比我爸一个月的工资多了去了），才牵走了那只羊，那头猪。

我家卖了换钱的猪和羊，小时候也有这么可爱。羊咩咩一叫，妈妈就说，羊也在喊“姆妈”（图片源自网络）

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无论是妈妈自己，还是我们买了东西回家，她都会拿出这杆秤，称一称。我们几姊妹常说她，您这么称来称去，即使是少了秤，也不可能去找人家，有什么用？妈妈会说，不是要找别人麻烦呢，自己心里要有数，称一下有什么不好？
（这杆秤的确让妈妈做到了事事心里有数。我曾经记得她说过的一长串数：什么一斤鲜猪肉能晒六两腊肉，而一斤鲜鱼只能做四两腊鱼；还有什么一盆甜酒要蒸五斤糯米，做一坛子剁辣椒要买八斤新鲜红辣椒；等等，等等……。）
就这样，妈妈凭着她的“心里有数”，带着四个孩子，像一个南泥湾的女战士，开展了大生产，自力更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来机关农场劳动的人，对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也许是苦于当时不够吃不够喝，都忙着喂饱肚子，没什么人说三道四。
几年后，人们的肚皮刚没了饥饿感，便搅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爸成了黑帮走资派，前世今生被抖了个底朝天，爸妈当年的生产自救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之一。妈妈想不通，在我家吃了那么多西红柿，还拿走了新鲜菜的人，怎么也会那么积极地为了这件事写你爸的大字报，大会小会斗你爸。
这杆秤是爸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帮凶，却有着一副劳动人民的朴实长相。抄家时，连防虫的香樟树芯都当成封资修给抄走，这杆秤却无人搭理，得以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到今天。

爸爸从常德调到了益阳，我家也住到了行署家属区“山上”，这里没有任何商业配套设施。油盐酱醋茶米菜肉，要到两里路之外的桃花仑才买得到。脑子灵活的郊区农民嗅到了商机，便挑着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到“山上”来卖。
其中有一个女社员，个子不到一米五，精瘦，经常挑来一满担青油油，绿茵茵的蔬菜。据她讲，她们生产队很厉害，书里面都写过（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离这儿好几里山路。早上卖完菜，还要赶回生产队出工。她跟所有买她菜的人讲这些，一是想秀（方言，炫耀）一下她生产队的名气，二是想让“山上”的城里人体谅她的辛苦，莫跟她还价，早点把菜卖掉。

如今老家的大街小巷，依然随处可见这样的蔬菜摊 （图片来自网络）

在周边农民眼里，这些干部，还有他们的家属，有正式工作，每个月有票子领，都很阔。卖菜女社员也这么想。所以，除了叨唠她的辛苦，还会在大家不知不觉中占点小便宜。现成的办法就是，短秤。
只是她没想到，这些干部们虽然每月有工资，但手头并不松快，也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一段时间后，她的小动作，被妈妈抓了现行。而破案的工具，就是那杆从常德带来的秤。
那天，妈妈又从她手上买了菜。她挑着空菜蓝子正准备回家，妈妈请她到屋里来一下。然后，直接跟她说了为什么叫她进来。她开始不承认，赌咒发誓，说每次秤杆都是高高的，我们是贫下中农，怎么能干这种事？妈妈只好拿出了自己的秤，当着她的面，把买的菜重新称了一遍。
终年劳作，她的肤色黝黑。但是，还是看得出来，她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她承认，是给少了秤。
妈妈请她坐下，说，你是贫农，还这么做，真的要不得。这叫不老实。少一次秤，好像占了一次便宜，等大家都晓得你少秤，不买你的菜了，你不就齐（吃）大亏了？
紧接着，妈妈跟她解释什么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什么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后，用毛主席的教导收尾，老实人终究是不会吃亏的。
女社员很感激妈妈，不但没有当众揭穿她，出她的丑，还心平气和地跟她讲了那么多的革命道理。当场，她认我妈为姐姐。她姓彭，跟妈妈同年，小月份。我们从此叫她“彭姨”，妈妈叫她“彭家姨儿”。
彭姨真把我家当作了亲戚。她常把没有卖完的菜全部白送给我家。妈妈总会推辞，实在推不掉，就收下。家里不是有秤吗？称一下，记下重量。下次彭姨来卖菜，照价把钱补给她。当然，俩人免不了一番推来推去的客气，但每次，都是我妈以胜利告终。妈妈说，我是姐姐，你要听我的。
跟度饥荒时一样，妈妈想方设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布票不够用，做了衣服，就没有做床单被面的。妈妈想用棉花票买回棉花，棉衣棉裤先凑和穿一年，把棉花纺成线，织成布。
彭姨可就帮了大忙了。她从家里扛来了多年不用的纺车，就是电影里南泥湾的那种，手摇的。她对妈妈说，姐姐，我们乡里人早都不纺纱织布了。没想到，你这个干部堂客还会要搞这个事。

彭姨家的纺车比这个要复杂结实一些 （图片源自网络）

我到竹林里为妈妈捡竹笋壳。洗干净，晒干，剪成棉锭的长度，两三厘米的宽度。笋壳会自然卷成筒，纺线时做棉锭芯用。
我还帮妈妈用织毛衣的竹针，在桌子上搓棉条。可我一直没学会纺线。右手一摇纺车，左手就不会动。左手刚会动，纱没纺出来，倒把整根棉条缠到棉锭芯上。太对不住革命老前辈了，南泥湾传统到我这儿，就没了下文。
妈妈把纺好的棉纱锭放在木盆里，慢慢地堆成了一座小山。
这时候，彭姨来了。她和妈妈一起，把这些棉锭用被单包好。然后对妈妈说，姐姐，你拿秤来称一下，看有好多斤。妈妈说，称什么？不用。
彭姨扛起布包就走。包虽不重，但是大。从后面都快看不见她的小身板，只有一个匆匆往前移动的大包包。
过了一些天，彭姨又来了，还是扛着个布包。解开，里面是一大匹粗白布。彭姨已经帮着找人把纺的纱织成了布，送了回来。和上次一样，彭姨又叫妈妈拿秤，称一下布有多重。妈妈说，不要不要。只是我要拿尺量一下，看一斤棉花可以织几尺布。将来再想织布，心里就有个数，晓得该买几斤棉花了。
我们两家还互相走动。趁着去给彭姨还纺车的机会，跟着妈妈，我第一次去了她家所在的那个著名生产队。她的家人也都来过我家。彭姨的老倌（方言，丈夫）贫农出身，土改积极分子，还是党员，绝对的根正苗红。和彭姨不一样，她老倌长得高大，魁梧。
不久，爸爸成了批斗对象，我家也搬出了机关，到郊区农民家租房子住。我家的两任房东都和彭姨同一个大队，但生产队不同，离得也不近。
彭姨依旧来我家。我家住茅草房时，她看到屋里漏雨，便说要他家老陈上房换草，被妈妈婉谢了。搬到她们大队部旁边后，她来就更方便了。
彭姨继续来送菜，找妈妈剪鞋样，学着把鞋做得好看些，有时就是专门来陪她认的这个姐姐说说话。
彭姨家也有四个小孩，但跟我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相反，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天，彭姨跟妈妈在一起聊天，她那双小眯眯眼突然大放异彩，露出她特有的狡黠和真诚，说，姐姐，你看咯，你的满伢子（方言，最小的孩子）是个崽，我的满伢子是个女。两个小伢子年纪差不多大，咱俩结个亲家，要得啵？
如今，妈妈的满崽已经退休，彭姨的满女想必也早早在家含饴弄孙。儿大不由娘，这门亲上加亲的姻缘止步于姐妹两个的谈笑中。

妈妈走了，留下了这杆秤，还在我心底留下一抹葱绿。那里有妈妈和她的菜园子，还有她因称菜结缘的妹妹彭家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