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的故事

张涟

大房的故事

周家大房的太公是个秀才，生下一个儿子就早早地过世了。这儿子长大结婚后，生下四个孩子后又英年早逝。所以大房的婆媳俩都是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两代小脚女人小脚扭扭地一起养大了两儿两女——四个孩子。

等我出生时，大房的婆婆已经过世，四个孩子都已长大离家，大房媳妇一个人住在边岭脚第二排安置房里，村里大家都叫她“大房阿婆”。因为她和我外婆是妯娌，房子又贴着我家后面，所以我叫她“后头大外婆”。

这后头大外婆（以下称大外婆）中等个子，眼睛大大的，皮肤白净，体态丰腴，后脑勺梳着一个圆圆的髻，常穿着白色或天蓝色的斜襟衫，踮着一双小脚，走路颤颤的，和我外婆非常谈得来。

记忆中我家有个后门，从后门溜到她门口非常的方便。外婆说我摇摇摆摆会走路时，就总喜欢溜到她门口去，弯着头，芊芊地叫一声“后头大外婆”。她呢！看见我总会牵着我的小手，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进到她纤尘不染的房间里，从床后面一个薄薄的洋铁箱里摸几块冻米糖给我。外婆说她年轻时，能把一件白色滚边旗袍，穿成仙女的样子。

要讲这大房的故事，我就从大外婆的大儿子周厥成在1937年12月26日杭州沦陷后，被迫辍学，后到天目山禅源寺—浙西临时第一中学续读开始吧！

抗战时期，生活艰难，生命受胁。但文化教育，还是受到相当重视。1938年10月，国民省政府就利用浙江大学内迁过境留下的课桌凳，在天目山禅源寺成立了浙西临时第一中学（下称浙西一中），招收浙西地区因战争失学的青少年，来坚持下代人的读书，也用以对峙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同年12月，浙西行署也进驻禅源寺办公，这里虽有大山庇护，但余杭、富阳等镇相继沦陷，临安地处抗战前哨，守点的日军经常来犯。在寺庙里上学的学生，时常一边读书，一边头顶上听着日军飞机轰轰的盘旋声。

1941年4月15日下午，行署职员刚上班，浙西一中初中部正在百子堂举行演讲比赛，突然禅源寺东边的青龙山蹿起大火，并迅速向四周蔓延，直扑禅源寺。转眼间，架在山上的放空哨所被烧毁，站岗的哨兵即刻拉响警报。

警报一响，临近驻扎的军人、寺内的行署职员、浙西一中的师生立刻都投入到灭火的救援当中。然而山中缺水，火势一时难以压制，反而随着风势愈发凶猛。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火并不是天灾，而是特务汉奸故意纵的火，目的就是在深山里为日军的轰炸机指明禅源寺的位置。



很快禅源寺又响起了更为紧迫的警铃声，日军七架轰炸机已经循着大火所冒起的浓烟，出现在禅源寺的上空，并一架一架俯冲下来，实施轮番轰炸。炸弹、燃烧蛋纷纷掷下，行署的弹药库瞬间爆炸，禅源寺变成了火海。转眼间，这拥有上千间殿宇及僧房的古刹，只剩下一小部分边房，其余统统化为灰烬。许多学生和职员来不及逃走，当场被炸死。

据浙江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抗战时期浙西浙东两行署的面貌》一书对天目山禅源寺被炸，有这样一段记载：“那有名的大雄宝殿、韦陀殿、藏经楼、方丈室和来青楼，雕梁画栋，美轮美奂，数百年的建筑精华，一霎时尽毁于火了。前代传下的锦绣袈裟、藏金玉佛、舍利珍品和方竹坛也俱付灰烬。”

因学校和行署的公私物件都被炸毁，浙西一中被迫转移到於潜青山殿，后又迁至靖胜寺。浙西二中也曾三度迁移，学校在战火中流亡，学生的读书受到严重的影响。

浙西一中被炸后，靠躲进防空洞里活下来周厥成和几个同学终于按不住仇恨的怒火，经过几个晚上的商议和争论，决定弃笔从戎，去杀日本鬼子。

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天目山校舍被炸后，这批十五六岁的学生面对同学和老师的惨死，具体是如何的激愤和忧伤？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少年壮志争辩会。

争辩中有：“先回家，再等学校通知”的决定；有：“学校都炸了，还怎么读书啊？先把日军打了再说”的呼声；也有：“家有老母，下有弟妹，不宜从军”的表示；也肯定有：“中国现在的出路，就是要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分析；也一定有：“吾辈为国，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我们要报仇，不打败侵略者，誓不回家”的壮语等等。这场争辩在漆黑的夜里持续了几个晚上，最后结果是周厥成和另外二名同学一起翻过昌化，在浙皖边界加入了“忠义救国军”。

初期的“忠义救国军”，就是淞沪会战爆发时，由戴笠和杜月笙组建的“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队员包括原军统人员、旧军警、失业工人、商户学生、地痞流氓等等；这是一支游兵散勇之队，有一万多人，由于战斗力不强，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炮火，最后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换上便装退入租界，还有小部分人经过临安撤退，到达安徽歙县才停顿下来。

停顿后，这支队伍在浙苏皖边界地带重新召集流亡学生，并于1938年春在安徽广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部，又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昌化河桥、於潜横路与棠公山一带等都有他们战斗过的足迹，浙西地区至今都流传着“忠爷爷，挺伯伯，28军小兄弟”的部队别称。

后为了配合盟军——美国军队在东海的登陆，周厥成于1943年在安徽歙县雄村，加入了由美国人帮助训练的“训练营”，重点训练美式武器的使用，及爆破、侦查、游击等战术。训练结束后，每位学员都有美式卡宾枪及汤姆式手提机枪，一直战斗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以后，1949年周厥成随国民党部队撤去而失去了音信。

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撤往台湾的时间属于机密，都不允许通知家里，所以大外婆一点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她天天哭，天天盼，十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信，出去打仗的儿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

由于大外婆有点迷信，又极度地思念和担心大儿子的安危。就在1961年的某一天，她偷偷地把一个门口路过的算命瞎子叫到家里，为大儿子卜卦算命。

这个拿着一根竹棒穿村走巷的算命瞎子，进了大外婆的家门，要了周厥成的生辰八字后，坐在竹椅子上，手指一掐，半闭的眼睛向上一翻，开口就说:“你儿子未死，在海外做官。”

大外婆顿时喜出望外，嘴里不停地问他：“你算出来我儿子还活着，还活着吗！”

这个算命瞎子说：“是的。”

大外婆按着胸脯说：“真是祖宗保佑啊！真是祖宗保佑啊！”忙袋里摸出一个五分的钱给他，这个算命瞎子也拿了钱，即刻就走了。

这以后大外婆按捺不住心中的窃喜，在村子里说起了算命瞎子的话。于是第二天就有民兵上了门，把大外婆列入“美蒋特务”行列，作为批斗的重点对象。

大外婆因为年纪大了，又是小脚，在台上又跪又站的，脚都失去了知觉，被推出会场的时候，整个人都被旋出去了。这时候外婆每次都让我妈妈和外公的几个侄儿一起躲候在会场外，听到“特务分子滚出会场”的叫声后，就立即躲到会场外的树桩边或石头边去接扶。

这种批斗一直延续了几年，既没有发现特务的迹象，也没有大儿子的半点消息，周围的人也乏了，只是大外婆还是提起大儿子就哭。

这样一直到1976年，大外婆的二儿子周迪成把她接去了江西九江。之后大外婆在那里生活，直至1981年去世（周迪成1950年参加了解放军，后转业在江西九江市政府任职）。

大外婆去世后，子女按照她的遗愿，骨灰送回到临安边岭脚村安葬，因为大外婆至死都相信，只要大儿子还活着，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母亲，不会忘记回家的路，所以她死后还要在这里期盼她大儿子周厥成回来。

谁知大外婆去世不到几月，邮局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一封从香港转来的台湾信件。当时村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看到这封来自海外信件，还是比较神秘的，村里好些人好奇地围着看。因大房的子女在村里已经没人了，所以有人快速跑来告诉我外婆。外婆急忙赶去，看到信的封面上写着“临安县显岭脚周家大房***母亲大人亲启”的字，外婆忍不住泪如雨下。孩子出去的时候都是去报国的呀！儿子活着的消息和大房外婆去世只差了几个月的时间啊！

后家人拆开此信发现：这封有1981年邮戳的新信件内藏着一封1949年的旧信件。信是一个不认识的香港人寄的，里面的信件竟是大外婆大儿子周厥成1949年从台湾寄回临安家里的信件。

信里的内容是儿子告诉母亲，他跟着部队从舟山登船，已到了台湾。由于时局不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让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家不要担心，他在台湾一切都安好。信中还附了他的手握卡宾枪、身穿美军制服的两张照片及台湾的地址。

看到这信，家里才知道。当年大外婆大儿子急急地跟着部队去了台湾，路上根本没有机会给家里传递信息。到了台湾后，才急忙写了信，托朋友带到香港。望香港的朋友能够早一日将信转到浙江临安显岭脚村母亲手里。

这封1949年从台湾寄到临安显岭脚村的家信，载着海峡两岸亲人的思念和期盼，在香港中转了32年，直至1981年才转到临安显岭脚村。可惜信到之时，收件人母亲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显岭脚村已变成了边岭脚村，弟弟妹妹已都陆续的离开了本地。

我不知道这封家信的慢速度能不能评上当今世界的吉尼斯纪录？但它的慢，耗费了一个母亲半辈子的时光，让她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由它的慢，成了她儿子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伤痛。

不久，临安杨维礼家族的两岸亲人在香港会面，会面后又带回了周厥成的一封家信和一些照片。这些已经被藏得旧旧的家信，纸张都已泛黄。原来这些一起到台湾的临安人都有个约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互相放着要带回的家信，如果有哪位同乡先回到临安，就必须把这些信件交到彼此的亲人手中。

到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亲人才得以团圆。

1989年周厥成从台湾绕道香港回来。40年的岁月过去了，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时代，现在回来了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了；去的时候是个毛头小伙子，如今回来的却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了；去的时候是一个扛枪的国民党军人，回来的时候却是一个在台湾经营建筑材料的商人；去的时候是孤身一人，回来时已是有儿有孙的爷爷了。可惜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周厥成回来的那一天，天色朦朦的，边岭脚村的人全部站在村口望着。已60几岁两鬓斑白的他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下，忧伤地踏进了40年来魂系梦牵的故土，从离母亲坟地的千米之外就开始喊：“妈妈我回来了！妈妈我回来了！妈妈呀！妈妈呀！” 到了坟墓前，摸着母亲的墓碑，长跪不起，兄妹四人喊着妈妈嚎啕大哭！

从母亲的墓边回来，周厥成又拉着弟弟妹妹的手说起了他在台湾的生活经历。他说：“1949年至1952年间，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加上陆续跟随着去的军人家属和一些社会人士等，前前后后总共有200万人左右。那么多的人一下子涌到了台湾岛，岛上粮食没过半年就被吃完了，什么东西都缺，连菜场的蔬菜都卖空了，物价飞涨。怎么办？没办法啊！只有部队带头自己种粮、种菜，造房子，修公路啊！那时候干得辛苦，起早摸黑的。台湾的气候潮湿闷热，哪有浙江好啊！我们大陆过去的多数人都不习惯，心里都盼望着能回家。那时上面经常说‘要反攻大陆’。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大陆是我们的家乡，几经战乱，苦难的中国人怎能再内战，我们期盼和平，期盼有一种另外的回家方式。”

“后来，希望越来越渺茫，觉得真的回不去了。我是小伙子，没结婚。我有一个同乡人，参军前就住在我家对岸横街头村，就是经常为我们周家看病的陈医生的舅佬，他比我小一岁，也没结婚。起先我们都不想结婚的，总想着要回来，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年纪越来越大了，要30岁了，越想越不对。凑巧刚好有人来做媒，说对方姑娘是江苏一带过去台湾的，比我小四岁，父亲已在台湾去世了，家中有母亲，还有一个妹妹。都是天涯沦落人啊！第二天的相亲，相执泪眼，一相就中。于是我在台湾有了家庭。后来我又把我妻子的妹妹介绍给我的临安老乡，就是陈医生的舅佬。他们双方也第一次见面就相中了。就这样我们两个一起从大陆到台湾的临安横溪人，在台湾做了连襟了，成了亲戚。”

“那时候从大陆过去的人，台湾人都称我们为‘外省人’。‘外省人’每次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都要跑到台湾靠西面的海边去，在海边呆坐一会儿，或者趁左右没人，向着故乡的方向喊上几句，哭上几声。尤其到中秋或春节的时候，在海边呆坐的都是‘外省人’，像一只只望着天边的候鸟，神情都是忧伤的、呆呆的。”

周厥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灰格子的手帕拭了拭将要涌出来的眼泪。然后继续说：“我心里想，总有一天，我要回家，早点见到我妈妈，好告诉她，儿子还活着，已娶了贤德的媳妇，还给她生了两个大胖孙子。”

他的话说得兄妹几个当场都抹了泪。



人生的故事就是那么曲折，缘分的东西又是那么的奇怪，生生死死，万水千山，这里散，那里聚，你渡我，我渡你。一个国家的战争导致两个不相干的男女，不约而同地从大陆的两个地方奔向同一个岛上相见，相爱，然后长厢厮守，生育孩子。如果按佛家来说，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缘分？

以后每两到三年，周厥成都会带着弟弟妹妹回临安边岭脚村给父母扫墓。2016年清明节，90岁高龄的他还从台湾坐飞机回临安来祭拜祖先。

上图是周家大房的孙辈（四兄妹），即文中大房外婆的四个孩子，右一老大周厥成是国民党员，2020在台湾去世，享年95岁。右二老二周梅琴是教师，2022年在浙江海宁去世，享年95岁。左二老三周迪成是共产党，93岁，在江西九江，健在。左一老四周秋琴是嘉兴人民医院的医生，90岁在浙江嘉兴，健在。图片拍摄于2016年清明时节，地点：临安边岭脚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