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得失

里文

综观“渊明始家宜丰”之说，史料最早出自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有：“渊明故里。《图经》云：「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记载，随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有：“按古图经载：渊明家宜丰县东二十里。后起为州祭酒，徙家柴桑，暮年复归故里，因以名乡焉。”生活在南宋时期的宜丰名贤也在其文章中提到“渊明故里”，如熊良铺《新昌图经序》有：“况由汉晋以来，先贤遗躅，如梅之尉山，陶之故里，皆在境内。”又如姚勉《新昌义约序》有：“即赋『归去来兮』，义不负晋朝，惟书甲子号，如吾里渊明者乎？是所谓义也。”自元代起，各志均引载“渊明故里”，以及曾经到过宜丰的外籍官吏和名贤，均留下许多诗文，在此不一一详述。这是除九江外，具有千年传播和堆积历史的陶渊明文化现象，在全国也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图为古代绘制的《陶渊明像》

然而，“渊明故里”在历史上不仅没有引起陶学界的重视，而且不予采信，以清代学者的否定态度最为盛。如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中有：“《图经》谓始家宜丰，未知所本。”又如王仁圃《江西考古录》就有：“若图经云始家宜丰，则史传诗文俱无考证，难于取信。”这些学者的生活年代距陶渊明时代已相距千年，其对陶渊明身世的判断和理解同样来自各种史料，不可避免带有个人的局限性，但他们掌握当时的话语权，成为之后驳议“陶渊明始家宜丰”经常使用的“利器”。目前陶学界仍恪守此规，不越雷池半步。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大量的考古发掘证实正史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讹误，一些历史言论也就难圆其说。当代资讯发达，原有的信息闭塞时代已不复存在，一些难寻史料和话语渠道并不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切言论都可经过多种渠道来传播，均要接受世人的检视和推敲，并没有所谓权威之说。

近代“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主要是由一些宜丰籍的学人在参与和开展，而外籍学者参与研究很少，这是一个很让人沮丧的现象。受理论水平影响，因而“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成果非常有限，难免存在疏忽和漏洞。尽管“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举步维艰，但在面对陶学界的一片质疑声中，仍走完其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胡思敬为代表。在其1914年编纂宜丰地方志《盐乘》时辑《陶潜列传》，并作出“陶渊明始家宜丰”考证。后又有宜丰籍刘扶清、卢荣光，于1943年向《江西通志》编纂委提出将梅、陶籍贯改隶宜丰的报告。后因日寇入侵，以《江西通志》编纂告停作罢。

图为《盐乘》中的陶潜列传

第二个阶段：以胡绍仁为代表。1985年2月撰《渊明始家宜丰》论文。同年7月，携论文参加在九江召开的陶渊明学术讨论会，遭到张人鑫、邓安生等陶学专家的驳议，与会者论文收集在会议筹备组编印的《陶渊明研究》一书。1986年，宜丰县陶渊明研究小组编印《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一书，其中刊有胡绍仁撰的《陶渊明生平与诗文考析》，也称宜丰“陶渊明年谱”，向社会公布“陶渊明始家宜丰”之说。

图为宜丰县陶渊明研究小组于1986年编印的《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

图为在九江召开陶渊明学术讨论会筹备组于1985年编印的《陶渊明研究》

第三个阶段：以凌诚沛为代表。1999年，在宜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辑《陶渊明研究》专刊，向海内外陶学专家广为赠阅。2004年编撰出版《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列入“十五” 规划项目，并于2005年3月通过了《鉴定结项审批书》，颁发了《结项证书》。2008年，宜丰陶渊明纪念馆在南屏公园正式开放。

图为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印的《陶渊明研究》

图为2004年由凌诚沛等主编的《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

图为宜丰陶渊明纪念馆

时间又过去十余年，三个阶段的前辈代表均已作古。今天回顾这三个阶段，如果说“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有什么得？笔者认为首先是向世人公布宜丰为“渊明故里”，在陶学界掀起波澜。尽管认可和否定之声不绝于耳，但“陶渊明始家宜丰”是陶学界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引起陶学界学者的关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成为解开陶渊明身世公案的一股新力量。一些散落在各典籍中且不被重视的“陶渊明始家宜丰”信息被拎出仔细审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也成为学者们考察对象。尽管充满争议，但丰富了研究内容，赢得世人的目光。

因有沈约《宋书》中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一千多年以来，史家和学者均认为陶渊明是九江人，陶侃之曾孙。如果“陶渊明始家宜丰”之说成立，则推翻《宋书》的记载，陶渊明原籍由柴桑成为宜丰，必然导致一些学者的内心难于接受，会让以“柴桑人”和“曾祖侃”为基础的学术研究者们毫无颜面，这也是目前“陶渊明始家宜丰”不被认可的原因之一。

其实，随着陶渊明研究的深入，《宋书》所载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质疑，即便没有“陶渊明始家宜丰”之说，在解读陶渊明诗文时，争议同样很多。如《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陶渊明毫不避讳地直呼“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又如《赠长沙公并序》中对陶侃的玄孙陶延寿称“昭穆既远，以为路人”和“同源分流，人易世疏”。以上问题促成产生“陶渊明非陶侃嫡系”之说。既然非陶侃嫡系，那么陶渊明的嫡亲曾祖父又是谁呢？史家辛苦为陶渊明搭建起的“丹→侃→茂（或岱）→敏（或逸）→渊明”世系轰然坍塌。

其次，“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形成一整套理论，几乎把历史上有关“渊明始家宜丰”的信息一网打尽，这样就方便后来者继续研究和挖掘。由此引发的争辩，则指出了其中一些考证上的错误，避免后来者走许多弯路。

而对于“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之失，笔者则要花费一些篇幅来说明。真可谓成也秀溪《陶氏族谱》，败也秀溪《陶氏族谱》，“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始终陷于秀溪《陶氏族谱》的非议中不能自拔。

“渊明始家宜丰”之说是以秀溪《陶氏族谱》为落地来研究。而秀溪《陶氏族谱》作为民间的史料，暴露出的族谱共性问题招致陶学界众多非议。如胡思敬采信的是“丹→侃→茂→逸→渊明”世系，却没有跳出这个框架来考证“渊明始家宜丰”，将秀溪《陶氏族谱》中的“陶回”改为“陶逸”，却嫁接上族谱中陶回的生平。又如胡绍仁坚守秀溪《陶氏族谱》中陶渊明之父为陶回的观点，认为陶回初为“安城太守”，后为“吴兴太守”，在与桓温争权的战乱中丢官，潜回封邑隐居，且这个观点不容他人质疑。读过《晋书》就知道，陶回与陶侃同事平定苏峻之乱，其年代与陶渊明生平相去甚远，这是“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前期两个阶段的最大失误。按理说，两位前贤应读过《晋书》，应对《晋书》中陶回与陶侃的记载了如指掌，但为什么会犯此错误？笔者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陶回与陶渊明就没关系了吗？从陶渊明的诗文和一些历史信息来分析来看未必如此。

陶夔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在《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另一次在《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尊称陶夔为从父和家叔，其中任彭泽令乃是由陶夔举荐。据《魏书•僣晋司马叡》载: “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大风暴起，龙舟沉浚，死者十余人”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夔死于迎接德宗时的意外事故。同年十一月，陶渊明也辞去彭泽县令，其中是否有陶夔因素？值得商榷。而在一些关于陶夔与陶渊明关系的文章中，却轻描淡写的认为：“（陶渊明）应该就在跟随桓玄时认识陶夔，攀上这门亲戚。”很显然是根据陶渊明诗文中出现从父或家叔的时间来作出判断，并没有史料来支撑。然而，当了解陶夔的身世就可发现，陶夔乃陶基之玄孙。陶基生二子，一为陶璜，二为陶抗。陶璜孙为陶夔，陶抗子为陶回。很可惜的是，笔者没发现历史上曾对陶夔与陶渊明的关系引起重视并作过深入地研究，因为陶渊明学术研究笼罩在“曾祖侃”的观点下。

秀溪《陶氏族谱》中出现陶回与陶渊明的关系，本可作为一个现象来研究。但无论“渊明始家宜丰”研究的学人，还是陶学界的学者，均在秀溪《陶氏族谱》中陶回与陶渊明的世系和生平问题上纠缠，反而对秀溪《陶氏族谱》中出现陶回的现象不予重视，甚至最终抛弃。

《晋书》载：“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陶回功封康乐伯。其封邑的古康乐县不管是在目前的宜丰县境内，还是在当下的万载县境内，均与九江不发生关系。秀溪陶氏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了解陶夔与陶渊明的叔侄关系，其族谱中出现陶回与陶渊明的世系现象并不意外。笔者认为可从陶夔、陶渊明、陶回三者之间关系中或许可找到陶渊明身世的一个突破口。

《宋书》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其中隐藏着一个问题：陶渊明凭什么一开始出仕，就任州祭酒之职。辞职后，又继续召他为主簿，还不愿意上任，乃至后来又出现江州刺史王弘“半道送酒”的典故。纵观陶渊明一生五次任职情况来分析，任桓玄参军，凭的是外祖父孟嘉与桓氏家族的关系；任彭泽令，凭的是叔叔陶夔的关系。那么第一次出仕凭的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凭的是陶渊明才能，身处乡野，亲老家贫，在东晋“只重门阀，不论才智”风气下，就职的机会极低。如果凭的是陶侃的家势，读过《晋书》就知道，时任江州刺史的是王氏家族的王凝之，陶侃与王氏家族的代表王敦、王导之间的恩怨颇深，也几无可能。然而，如果陶渊明与陶回有关系，则结果截然不同，透过《晋书》就可发现陶回与王氏家族关系非同一般。从王导任丹杨郡太守开始，生活在丹杨的陶回，一生得到王敦和王导的提携。王凝之是王导侄孙，王弘是王导曾孙，其中的关系透露出陶渊明与王氏家族存在渊源，并非一些文章中认为的仅仅是“仰慕”这么简单。

图为王弘“半道送酒”典故绘画

秀溪《陶氏族谱》中出现陶回乃陶渊明之父的现象，是江西陶氏族谱中的惟一一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秀溪《陶氏族谱》初创于南宋咸涥元年（公元1265年），毁于元末红巾之乱。秀溪《陶氏族谱》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经召族人追寻后才成二修，其中难免会出现拼凑和错误，但秀溪陶氏认陶回为祖，与史料记载相悖，此举本身就让人惊讶，不应是拼凑的范畴，应是毁谱前就存在的现象。可是，因秀溪《陶氏族谱》中出现的陶回与陶渊明关系混乱问题，其史料价值却被陶学界全盘否认。事实上，从全国范围内来说，秀溪《陶氏族谱》也非孤例，在始修于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的安徽当涂《姑孰（思成堂）陶氏陶谱》，也出现“陶回乃渊明曾祖父”世系的现象。

“渊明始家宜丰”研究第三阶段，在笔者看来完全是在迎合陶学界的驳议，改“陶回”为“陶敏”，改“安城垴”为“安成垴”。据清康熙乙巳《新昌县志》记载的乡社地名中，其实义钧乡只有安城，并没有安成，一字之差，差之千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秀溪陶氏一直有“卖尽田塅梢，不卖安城垴”家训，以示家族对这块土地的重视。为迎合李公焕和陶澍认为的陶渊明父亲曾任“姿城太守”或“安成太守”，遂把陶敏认着安成太守，后投靠到陶回的封邑隐居，才有秀溪的“安成垴”之地名，并且养有家兵和建有军事营盘。事实上，从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陶敏曾任安成太守的证据，完全是一种凭空想象，让研究方向走入一个死胡同。笔者则更愿意相信，陶回的封邑被除后，其后裔被安置在秀溪，故名“安城”。

图为安城周边地形图

图为安城地形图，其西面为广袤农田

分析“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三个阶段的失误，有史料不符、资讯不畅、研究不透等原因造成。开始把秀溪《陶氏族谱》中出现的陶回与陶渊明关系作为考证依据，当遇到驳议后，遂又抛弃这些依据，观点摇摆不定，完全没有作为一个现象来加于对待研究。

一直以来，针对“渊明始家宜丰”的驳议以“史传诗文俱无考证，难于取信”为主流。所谓“史传”指的是正史，“诗文”则指的是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渊明始家宜丰”出自《太平寰宇记》，自然不在正史之列。而陶渊明诗文中除明确地描述外，其他针对诗文中语意不明的解读则各有其词，如仅“南山”地名，在江西各地至少有数十处，似乎都可拿来解读，即便历史上从不称“南山”，也可想方设法考证出是“南山”。尽管“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也解读其中一部分，但均被陶学界忽略，并非所谓的“诗文无考证”。这种驳议显然是一种偏见。

陶渊明诗文中多次提到自己出仕前就已“家贫”，其陷贫原因，始终没有结论。那么，在以陶回与陶渊明存在关系的基础上，同样可得到合理解读。

据《晋书•陆晔传》载：“（陆玩）太元中，功臣普被减消，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陶回的封邑也应在此次被削之列。

《晋书•帝纪•孝武帝》载：“三月，大疫。壬戌，诏曰：「狡寇纵逸，藩守顷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勠力，以康庶事。又年榖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检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要事，皆宜停省，以周事务。」”此诏令颁于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在孝武帝当政期间，仅这条历史信息能解释晋太元年间为什么会发生“普遍削爵”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功臣普被减消”应与此诏令有关。

表面上看削爵是出于国家需要，但经分析，背后仍有门阀间政治角力的因素。据统计，平息苏峻后共有六人因功封为县伯，即丁潭、褚翜、陆玩、顾众、陶回、邓岳，这些人能得到封爵，都与王导有关。如丁潭、褚翜、陆玩等在苏峻之乱时，与王导共同扶助幼主晋成帝有功，分别封为永安伯、长平伯、兴平伯。陶回一直得到王导器重，因击败苏峻猛将韩晃有功，于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封为康乐伯。邓岳和周抚因参与王敦之乱，遭坐罪禁锢，后被王导重新启用。尽管两人都参与平息苏峻之乱，可是都没有得到任何封爵，其中邓岳是在继续击败郭默后，才得于功封宜城伯。这一系列封爵的背后都有王导笼络功臣、培养势力、把持朝政等操作。

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陈郡谢安掌权，大规模削去晋孝武帝之前的封爵，仅保留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郡公和虞潭、王舒、周抚等县公，而自己却在第二年封为建昌县公，背后显然有其政治算计。《晋书•周访传》载：“虓竟以病卒于太原。其子兴迎致其丧，冠军将军谢玄亲临哭之，因上疏曰……”周抚的封爵能得到延续，与谢安的侄子谢玄有关，其实是得到了陈郡谢氏的庇护。

《晋书•王导传》载：“珣兄弟皆谢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谢之间由此成仇。此次削爵，陈郡谢氏颇有打压琅琊王氏势力的意味。

陶回的封邑仅存在50年时间，世袭不超过两代。被削后，繁衍生息在此的陶氏后裔沦为庶族。如果陶渊明是陶回的后裔，封邑被削后，家境逐渐衰弱，贫困开始伴随陶渊明的一生，也属合情合理。

相反，如果陶渊明是陶侃后裔，其家境贫困与陶淡家境殷实形成巨大反差。《晋书•陶淡传》所载：“（陶淡）家累千金，僮客百数”，陶淡幼年失去父亲，尽管被剥脱了嗣袭资格，但还是拥有不菲家产。说明在陶侃的羽翼之下，其后裔仍是非贵即富，最差也不至于被生计所迫。即使没得到陶侃的恩荫，陶渊明的父亲如果身为太守，其后裔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陷贫，乃至因意外变故陷贫，也可得到叔伯们的周济，或可到其封邑谋得一官半职来解决。

笔者认为，陶渊明在祖上封邑里生活，无拘无束，率性而为，遂养成个人处时性格。当封邑被削时，陶渊明才十四岁，之后家境逐渐中落，且耕且读。二十九岁时，不得于携家外出求仕。其诗文中大量描述农耕劳作之事，均来于亲身经历，其自身遭遇则耻于向人述说。

综上所述，“渊明始家宜丰”研究以《太平寰宇记》记载为源头，以历代方志记载为承接，以秀溪《陶氏族谱》为落地，进而寻找到陶回与陶渊明存在世系的可能。透过前辈学人在陶回与陶渊明关系的观点演变过程，基本可反映出“渊明始家宜丰”研究的得失，这样可使后来者更加明确研究方向。在分析前期“渊明始家宜丰”研究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内部缺乏必要的辩驳过程。当一个观点提出后，对外公布的都是统一观点的文章，看不到任何持反对意见的说辞。事实上一个新的学术观点需要在不断地辩驳中接受检验，这样才能经得起外界推敲。正如笔者这篇文章，仅是一家之言，同样需要有人来辩驳。针对不同的意见，如发现有不合理的辩驳，可寻找更多的史料来加以反驳。或者如遇合理的辩驳，则可及时调整自己不正确的观点。这才是史学研究的正确之道。

本文最后，笔者在此还是要对从事“渊明始家宜丰”研究的各位前辈表达由衷地敬意，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开辟了一条通往“渊明始家宜丰”真相之路。

壬寅暮春 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