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杜锡林

穿黑白相间衣服，当年少女时代救我命的小姐姐，去年夏天再次见面已经七十多岁，没想到几个月后就与我们永别了。作词一首，缅怀先人。 江城子·清明清明时节野草荒，山无雪，地无霜。西风阵阵，沙尘漫舞狂。祭奠路上人匆忙，行程远，天还凉。后辈子孫，无心赏春光。山前土丘肃穆立，酒一杯，泪千行。 　　山脚下的狱官营子，旧时也称忽勒博、庙营子（恒荣大队4个营子之一），现属红旗镇，三面环山，只有西边地势平坦开阔，一条小河蜿蜒曲折流向贡宝拉嘎草原的乌兰淖。村子不大，很不起眼，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口最多时居住的人也不足百户。这个村子过去归察哈尔盟宝昌县管辖，清朝时属正白旗地。庙营子占据区位优势。太旗境内，有多条贯通“民地”与“后草地”的交通要道，纵贯太仆寺旗西境的是著名的古商道——“大碱道”。庙营子是这条道路的重要节点，其南是柳条沟，其北是忽勒博沟，两条沟首尾衔接于此，大碱道在这两条沟中。宝昌是察哈尔盟盟府所在地。解放后，察哈尔盟的宝昌县与太仆寺左旗合并，称太仆寺旗。1958年，察哈尔盟与锡林郭勒盟合并，现在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旗政府在宝昌镇。狱官营子的人，大部分是张家口所属县出口外来的，以怀安县的人居多。张家口是华北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张家口既是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又是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省党政军机关的住地。大境门以南为口里，大境门以北为口外，走大境门的叫出口外或走东口。走杀虎口的叫走西口。走山海关的叫闯关东。为什么走东口没有走西口出名？原因是由于清末明初，一出二人台《走西口》家喻户晓，名扬天下。实际上坝上草原地广人稀，山西、河北省走东口的人更多，大部分是在山西、河北、山东老百姓因为天灾人祸，无法生活，冒死出来寻找一条生路。据老人们讲，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有一名管监狱的头在此开垦、饲养骆驼，所以人们称狱官营子。康姓、赵姓、崔姓、巩姓等是较早在该村定居的。村东有一座戏台、一座庙，叫忽勒敦庙，也叫龙王庙，传说龙王庙是张家口商人张进元组织兴建的供奉5个龙王，最灵验的是李龙王，香火不断，经常有庙会唱戏。这座庙保佑着村民，据说有土匪来村里抢了百姓的财物，骑马跑到五面井的马福山沟掉下摔死了。还有两个日本兵抢了东西返回宝昌时被水淹死了。天旱时祭祀李龙王马上下雨。以至于附近出现旱情时都来请李龙王，有一年多伦请走很长一段时间没送回来，派人去找，多伦人说被赤峰人请走了，此后李龙王再也没有请回来。庙前有河，河边有几株大柳树，幼时常和小伙伴们爬上树玩。戏台和庙解放后拆了，砖和椽子、檩子运到红旗公社盖了学校和医院。我所处拍照的山坡地叫庙坡，解放前是庙上的地，由贫农租种，向庙里缴租子。村前有座山，与宝昌石条山相连，属燕山山脉与大兴安岭交汇地带，多为丘陵。山顶上有座不知什么年代用石头堆的敖包，人们习惯叫他南脑包。南脑包（敖包）每年阴历四月十八祭祀，小时候天不亮常随大人上山看祭敖包，也有送红公鸡许愿还愿的。听老人讲，解放前这里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黄羊。 　　村前家门口长流水的河已经干涸了，一人多深的河道也不见了踪影。该流域属滦河水系。童年和小伙伴们戏水、妇女们洗衣的场景，深深留在记忆中。1958年大跃进时期组织几个村子的人在此修水库，刚垒起土坝，发洪水时就冲垮了。该河上游曾经有个泉眼，常流不断，河水经过五面井公社，最后汇入贡宝拉嘎草原乌兰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春季刮大黄风的一天，当时我5岁左右，在一这半截土坝和小河边被火烧的昏倒在地，有位王姓少女本打算去另外一个村子办事，因故不去了，折返回来，路过此地发现身上着火，蜷缩在地上昏迷的我，她大声呼喊，我姑姑跑来，抱起我，跑到刚融化的河里，脱下着火的衣服扔到河里。母亲跑来，又气又急，在河里打了我两巴掌。这位王姓姐姐救了我的命。去年夏天听说她搬到锡林浩特居住，找了几个小区终于找到了她，租住在一间车库里，年租金5千元，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就去逝了。三十多年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难忘家乡的小河》的文章，四十多年前在《锡林郭勒日报》报道了村里烧白灰的事，记述了儿时的一些记忆。 　　吃了几十年水的老井已经干枯。当年扁担挂着水桶放到井里就能打上水来。村里人讲究过大年初一那天水缸里的水必须是满的，所以大年三十那天挑水的人最多。（解放后，上个世纪五十年初，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巩金、谢永才、杜生元、安有富、陈万金、张凯、崔广宽等人手工打的井） 　　狱官营子杜建文（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约公元1882年——1956年），山西大同市天镇县张西河公社萧墙人（传说是大辽国萧太后与北宋打仗据守的城堡），早年从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榆树移民山西。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继而进犯华北，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山西遭遇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出现了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天灾人祸打击下，杜建文带着失去母亲，年幼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被迫出口外谋活路。他40岁多老来得子，把两岁多的幼子架在自己脖子上，肩上挑着一副担子，一路向北，先后逃难到张家口坝上康保县、张北县等地，无处安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辗转到宝昌县狱官营子落脚。盖了一间一出水蹶屁股小土坯房，由于没有木头做门窗，到了冬天窗口用土坯堵上，进出的门用一捆嵩子堵上，外面刮风雪，屋里人身上落得也是雪。租几亩薄田，收获的粮食很大一部分缴了租子，遇上灾年日子更不好过。常年过着缺衣少食，吃了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的日子。有一年秋天，眼看着庄稼即将成熟收割，国民党溃兵来到这里，把战马赶到庄稼地放马，到手的粮食糟蹋光了。 长子杜生举从小具有正义不屈的性格，爱憎分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不堪忍受恶霸地主的盘剥欺压，奋起反抗，痛打恶霸，与反动势力斗争。除夕夜带领两名15、6岁穷苦青年冒着风雪严寒，到正镶白旗张盖湾村找到了内蒙古骑兵16师（后编为骑5师，师长寒峰建国后任内蒙古纪委书记，政委刘景平建国后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解放军。战争年代，杜生举出生入死，参加了与国民党孙兰峰等部及土匪多次战斗。打高山堡、骆驼山（现红旗镇的骆驼山），解放塞北重镇多伦，两打宝昌，再战康保城，屡立战功。当时国民党俘虏说：“我们就怕拿着大刀的蒙古骑兵部队”。锡、察盟解放后，随部队转战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沙漠剿匪，同他一起参军的王三考战死在沙漠中，安某某中途掉队返乡务农（2016年在锡林浩特市病逝）。剿匪任务完成后，杜生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转业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离休后于2003年去逝。 次子杜生元，十来岁时还没有鞋和衣服穿，冬天想出去跟孩子们玩，还得等家里没外人时穿父亲脱下来的破衣服。全家没有一床被子，睡觉时把几十块破碎的羊皮捂在身上，睡着后身子一动羊皮滚落下来。土坑上没有任何铺的，连张草席子都买不起。以至年老干瘦的老父亲髋骨上常年打着厚厚的血茧子。13岁时乡里派工让他去宝昌东山用牛车拉石头送到县里，牛车是崔家出的，由于杜家一贫如洗只能出人。他每天光着脚赶着牛车上山拉石头，经常遭到工头的毒打。几次被国民党抓壮丁，每次都勇敢的逃出来。1945年日本人投降，宝昌第一次解放后，父亲杜生元秘密加入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九死一生。有一年冬天为了掩护党组织和同志，连续4天没有吃上饭。一天夜里，借着夜色的掩护去宝昌南菜园找遗留下来的疙瘩白把（圆白菜的根）充饥，可惜没找到。半夜时分来到五面井公社吴家营子一户同情革命的贫农家，见他饿的实在走不动了，主人从仅有的几斤面的口袋中抓了一把面，加了半锅水，刚稍微一开锅，杜生元开始用大碗喝，主人劝他慢点喝，他一口气喝了十几大碗，把半锅莜面糊糊喝光了。凣十年后，谈起这件事，他仍十分感激这户人家，并自我解嘲说：锅里没了，如果有我还能喝三碗五碗。杜建文的两个儿子都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的事被乡公所探知后，乡疙丁（老百姓对国民党乡公所的人称呼）抓捕了他们的父亲杜建文，并在村头挖坑准备活埋，危急关头，由万寿滩搬不动营子开明乡绅老搬不动出面保了下来。全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年仅18岁的杜生元，带领翻身后的贫苦农民搞土地改革，建互助组、合作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锡、察两盟合并，作为锡盟先进代表从锡林浩特乘飞机到呼和浩特，参加了自治区群英会，受到表彰，并受到自治区领导乌兰夫等同志的接见。之后不久，奉调锡盟西乌旗，开展牧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两年后调畜牧局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不计个人得失，在太仆寺旗红山子公社农村重新当生产小队、大队干部，期间顶住各方压力，尽力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和动乱局面，积极恢复生产秩序。带领群众烧白灰，搞养殖业等多种经营，努力壮大集体经济，解决老百吃饭穿衣问题，老百姓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提高。1976年粉碎四人帮，10年动乱结束。他积极致力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投身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上。经历了从大集体到包产到户的重大变革。为许多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出面澄清事实，出具证明，帮助恢复名誉和工作。而他自己却一直坚守在农村，70多岁还下地劳动，从事农业生产。到了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向组织上张过口，伸过手，要过应有的待遇。2016年春节刚过，他就带着对故土和亲人们的不舍和牵挂，永远的闭上了那双饱经风霜的眼。就这样，赤条条的来到世上，干干净净，悄无声息的走了。子女们把他安葬在锡林河畔的高岗上，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日夜守护着这片奉献了一生的草原，护佑着他心爱的儿女们。 外公安息地（赵锡九，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人） 　　村前的大山，南脑包西边是任志祥营子，前边大山沟里是郝家沟。解放战争时期，秋后解放军骑兵为了保护农牧民的生命财产，曾于此与从宝昌出来抢牲畜、粮食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一名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战斗结来后，烈士穿的皮袄皮裤被人扒走。当地姓巩的地下党等同志将烈士遗体用半块旧铺炕席子卷好秘密埋葬于该山。上小学时，每年清明节，老师带着大家上山祭奠这位无名烈士。 　大家称呼的尖尖山，翻过山就是馒头山村，小时候夏天常上山玩，采山丹花　、野葱。由于当时粮食缺乏，也没有水果等可吃的，春天就与小伙伴一起去馒头山村地里偷摘山杏、偷挖甜草苗吃（甘草，一味常用中药）。有一年秋天偷馒头山村种的大萝卜吃，被看田人骑马追的四处逃窜，翻过山梁，我跑不动了藏到我们村莜麦地里，爬在莜麦垄上吓的大气不敢出，生怕被看田人找到。记得这个看田的姓刘，很厉害，大家叫他二林卓儿。有时饿了，安明领着去馒头山他姨姨和舅舅家吃饭，只记得他姨夫姓常，有个二姐、五姐，有个哥哥人们叫他楞宝，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们家五姐排行老大，二姐比五姐小。他舅舅叫杨振伟，在他姨姨西边山坡上住着。馒头山记忆最深的就是二林卓儿和楞宝，小时候对二林卓既恨又怕，但是他对工作很负责任。 　　右边为进恒荣村狱官营子路口，直行可达馒头山、红旗镇、红山子、康保县。 　　小时候，小伙伴们常结伴追着公社放电影的毛驴车去各村看电影。那个年代没有文体活动，更没有手机、电视。席地而坐，看露天电影是童年时最大的乐趣，也给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提供了机会。公社电影队大概一个月轮着来大队一次，来一次只能在其中的一个村子放一场。放电影的一位叫张桂珍，陈家营子的。另一位叫高殿河，好像是东光大队二木匠沟的。如果哪个村晚上放电影，消息传的很快，十里八村的青少年干完农活、放了学，再累也要去看。有时候也跨公社去看，一部电影露天看好几遍。宝昌镇、五面井、万寿滩公社都步行几十里去看过。由于各村没有通电，电影队自己带着发电机。有时发电机出毛病，有时放映机出毛病，有时下雨、下雪，能够完整看一场电影不容易。电影散了回家一般都是二半夜，困乏的厉害。有一次从五面井公社晚上看完电影往家里走，累的真想躺在地上睡一觉再走。 　　狱官营子，常住人家所剩无几。当时两个生产小队的营子，如今物是人非。 　　村后有两条年代久远的土路，现在几乎没有人走了。翻过山，穿过馒头山一直向漠北草原延升。山脚下路边有口古井，井水丰富甘甜，不知什么年代，什么原因填埋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组织人挖掘寻找，但没有找到。据老人们说，村里来了个懂风水的阴阳说，村后的山风水好。这两条路是民国前后做生意的人，从张家口大境门拉骆驼走草地的路。狱官营子有河、有井水、有庙（可能这个地方最早就叫忽勒敦庙）、有戏台、有敖包，是蒙古族祭祀和举办那达慕会的地方，也可能是旅蒙商人到大囫囵（乌兰巴托）旅途当中歇脚的地方。红井大队（含任志祥营子、红井卜子郝家沟）、恒荣大队（狱官营子、赵家营子、陈家营子、刘贵营子。刘贵营子整体移民到赵家营子）以前是一个大队归五面井公社管辖。后红井大队与恒荣大队分设，分设后划归红山子公社。撤乡并镇时，红山子撤销，所属各村划归红旗镇。 　　太仆寺旗地处内蒙古高原，海拨高，恒荣大队又处在风口上，风揭地多，种进地里的种子经常被大黄风吹出来。上个世纪70年代，杜生元精心规划，组织社员除在房前屋后、路旁种树美化村庄，还在荒山荒地种了大量农田防护林，减少了风害，有的老百姓亲切地称“杜公林”。当时本地没有树苗，他通过亲戚朋友去河北沽源县九连城、半拉山剪杨树条，公社把唯一的一辆卡车借给他往回拉剪下来的树条，记得司机叫张有德。社员们种树的积极性很高，用家里的切菜刀剁扦插条，及时扦插到地里，成活率很高，生长也很快，几年后就成林了。现在看到有的山坡光秃秃的了，听说前几年砍了卖了不少。 　　远处为任志祥营子，近处狱官营子，东面树遮挡住了陈家营、赵家营子。再往东就是原万寿滩乡的吴老胡营子、搬不动营子、乌矿（矿已停产，村子还在）、头支箭乡后坊子。村前、村后的每一座山留下了幼年时的足迹，包产到户的田地里也曾留下了与家人一起辛勤劳作的汗水。 　　凭记忆写了一段，不是炫耀我们自己，而是记录了一个时代。一是乡情难忘，另外也是让后人了解一点前辈们的艰辛和不容易。感谢美友们的关注、点评、指导，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感谢朋友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西口情作词：冷恒作曲：赵立智演唱：小甜瓜走西口的眼泪流不尽祖辈的柔情黄土坡驼铃传来的时候口外的哥哥牵挂着故乡的亲亲哎哎呦哎哎呦大黄风吹来流浪的沙蓬吹断了归途吹不断大榆树的根伴莜面的苦菜养育了倔强的个性蒲公英落地生根的时候黄河的血脉浇灌出金色的收成哎哎呦哎哎呦山丹花映红神舟的家园飞天的梦啊回到了北方的怀中哎哎呦哎哎呦山丹花映红神舟的家园飞天的梦啊回到了北方的怀中飞天的梦啊回到了北方的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