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鸡的账是不能拖的

我心向佛

“卖小鸡喽——赊小鸡喽——”童年时，每当院墙外的老梨树开花时，街上就会传来那个光头男人拖着悠长尾音的吆喝声。

每当听到这吆喝声，母亲以及邻居家的大妈、婶子们，就会循声而出，围拢到光头男人挑来的那两只扁笸箩跟前，开始挑选小鸡。

我们这群孩子找个人缝儿也挤进去，去看那满笸箩黄色或褐色的小绒球，它们那尖尖的小嘴“唧唧唧”叫个不停，可爱得让人心醉！

小鸡可以买，也可以赊。赊，两块钱10只，等秋后鸡雏长大了，母鸡能下蛋了，卖鸡雏的人就会来收钱；买呢，是两块钱11只，多给一只。

村里人一般都是赊小鸡，光头男人只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张三10”、“李四8”这样的账目，也不用签名。到秋后来收钱时，无论鸡养得咋样，从没有人哪怕赖一分钱，都很讲信用。

赊回家的小鸡，日子太浅，不敢散放，母亲就把它们放进纸箱里，在箱底垫上碎布或是旧报纸。它们那“唧唧唧”的叫声，引得大黄狗前来观望。母亲拉着脸，点着大黄的脑门警告：“不许碰箱子吭，更不能吃！你还得给我看着，别让谁家的猫给我咬了。看不好，看我不打死你！”

大黄能听懂主人的话，它先是目光温和地看着母亲，继而便摇着尾巴在小鸡箱子旁边趴下，给小鸡当起了警卫。母亲高兴得扔给它一块地瓜。

等到小鸡能飞出箱子时，就要在院子里放养了。没有了束缚的小鸡们，张开小小的翅膀奔跑、嬉闹，伸长脖子追逐低飞的小虫子，跑累了就趴在松软的土里伸腿、亮翅。小公鸡们则开始练习斗架，偶尔还抻着脖子学打鸣，声音嘶哑怪难听的。

这时候，大黄仍然忠实履职，在院子一角，警惕地巡护着它的朋友们。而母亲每有邻居大妈、婶子来串门，就忍不住炫耀她的成绩：“他婶子你看——这小翅膀、小尾巴都长出来了。这几只肯定是母鸡，走法儿就不一样！”

转眼就到了秋后，光头男人来村里收鸡钱了。尽管春天赊来的那10只鸡因“伤鸡”（鸡瘟）最后只剩下两只，但母亲没有一丝犹豫，更没一句啰嗦，打开那个带锁的抽屉，取出一张五元的钱，结账去了。

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里捏着一块钱，面色带着忧郁，像是做了什么错事，怯怯地对父亲说：“我把西屋二嫂那两块钱也给结了。”父亲似乎吃了一惊，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母亲。

“她走的时候曾说要把钱给我，让我等赊鸡的来了，帮她把账结了，可能是走得匆忙，忘了给我钱。”母亲解释说：“我觉得这钱肯定瞎不了，她早晚还得回来，可赊鸡的账不能拖着！”“嗯。”父亲应了一声，不再说话，似乎是用沉默肯定了母亲的做法。

我知道，母亲说的西屋二嫂，就是我的二婶，夏天时二叔病逝，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即墨，二叔去世百日之后，二婶就搬到女儿家住了。

又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过去，当院墙外那棵老梨树再次花满枝头时，赊小鸡的又来了。但这次来的不是光头男人，是一个模样英俊的小伙儿，他是用自行车把小鸡驮来的。

看到大家一脸生疏而又迟疑的神色，小伙子忙自报家门，说他是光头男人的儿子，年前冬天他父亲上山时不慎摔倒，伤了腿，落下残疾，不能再出来赊鸡了。说话间，小伙子拿出了光头男人用来记账的那个小本子。

一见到小本子，大家像是见了信物，于是都放了心，纷纷开始挑选小鸡。

母亲照例挑选了10只，用一个笸箩盖盛着。她报上我父亲的姓名，让那小伙儿记上账。谁知，小伙儿神色一变，猛地抬起头，声音有些激动：“大姨，您这账不用记了，这鸡钱您已经开了！按照规矩，还得再给您加一只——不，我爹说给您加两只！您再挑两只吧！”

母亲被他说懵了，忙问：“小伙儿，这（是）怎么个事？”

原来，年前，我那已迁居即墨的二婶，把她赊鸡欠的两块钱，托人专程送到了光头男人家。光头男人知道秋后结账时，是我母亲代二婶垫的钱，便打算找机会退回来，却因意外受伤，把这事儿给耽搁了。

那小伙子最后说：“今天来时，我爹特意嘱咐：要是这家人还赊鸡，就多给两只；不赊，就把钱退给人家。”

听完小伙子的解释，一团红晕在母亲的脸颊上洇开了，她笑意盈盈，马上又挑了一只小鸡，爽利地说：“不用两只，咱照老规矩，一只就行了。”

小伙子却不依，顺手又拿起一只小鸡，放到了母亲的笸箩盖里。

母亲小心翼翼地端着小鸡回到家，放到了炕沿上，高兴地逐个儿抚摸它们，嘴里还哼起了歌儿：“春季到来绿满窗……”

那天，母亲的心情可真好！我曾以为，那是因为迎来了这群小鸡的缘故，日子又有了新盼头嘛。后来我渐渐明白，她那天的满心喜悦，肯定并不仅仅是因为小鸡。（于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