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椒散人（散文）《天马山人文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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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山人文档》一

本刊编辑：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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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山人文档

作者简介

彭天翼，笔名梁翌，网名天马山人。湖南师大文学院退休教授。著有《语文美育论》等学术专著五部，主编、参编《写作学概论》等高校教材10余种。另外出版有长篇小说《山魂水魄》《女市长的人生四季》两部和中篇小说集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诗集一部，学术论文、诗歌、散文多篇散见于各地报刊。

省城老巷

记人叙事散文



全椒散人

彭天翼

我最后一次看见朱老师是在省城一条僻静的小巷里。 正是喷火般七月的酷热日子，五一大道两旁，法国梧桐和白玉兰的枝叶都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枝叶枯焦焦的如有火气在涌冒，汽车似乎有气无力，摇摇晃晃，喘着粗气。正是中午时分，我一身透湿下了公共汽车，无处可去，只好钻进五一大道旁的一条阴凉的小巷，走进一家小店，要了一碗米粉，坐了下来。

“黄——泥巴呐 !”

突然听到一声苍老的叫卖声。 在五六十年代，长沙市民还大多烧煤，作煤球需要黄泥，因此满街跑着些拖着平板车卖黄泥巴的乡下人，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他们通常拖着长长的声音沿街叫卖。“黄泥巴！黄泥巴！”纯粹的长沙口音。 然而，今天我听到的这一声叫卖却有些奇怪，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将 “黄”字拖得很长，听起来有些熟悉。一会儿，一辆平板车停在门口，一个高大瘦削的汉子伸起腰来，衣衫褴褛，浑身黄泥，汗渍斑斑。 蓬松的花白头发下一张国字脸，胡子拉杂，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询问老板要不要买黄泥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朱克先生。 我赶忙叫声：“朱老师！”，一把把他拉进店里，要了两碗米粉。

“你是，是，彭彭……”他“彭”了半天，也没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朱老师自嘲地拍拍脑门，尴尬地笑笑：“瞧我这记性！”

我请他吃米粉，他大概实在饿了，也不客气，呵呵呵一口气像喝水一般连灌了三碗，才檫察嘴，朝我笑笑。我询问他的境况，先生的脸抽搐了一下，苦笑着摇摇头，喃喃着：“拖点黄泥巴，勉强养家糊口吧！”

我不觉顿感心酸，眼泪涌了上来。有关朱老师的点点滴滴，在模糊中清晰起来……。



一九五四年，我进了县城的中学读初中。学校校舍沿用了孔庙，我们的宿舍就在大成殿后面，由殿后的廊檐搭建，旁边还夹杂有教师的单间住房。紧挨我们班的一间住着一位高大瘦削的老师，国字脸，连鬓胡，看起来十分威严。胁下老是夹着一本书，匆匆来去，旁若无人，我们都有些怕他，不敢正面向着他。但他却常常走进我们宿舍，查查铺位，问这问那，好令我们诚惶诚恐。后来我们知道他叫朱克，正教着毕业班的语文。听毕业班的同学说，朱老师教课十分有趣，胜过看戏，许多人总是跑去旁听。我也偷偷躲在窗外去听过，真不虚传，听朱老师的课，简直就是艺术享受。我们想，什么时候朱老师能教我们，那可就好了！

看看就到冬天了，朱老师老是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呢子长大衣，双手笼在袖筒里，夹着那本教材，在校园里特别引人注目。毕业班的同学好象特别敬仰他，看见朱老师走过来，远远地就立正，一个九十度鞠躬，他总是微微颔首，又昂头匆匆忙忙走着。

浏阳河湾

一个深夜，熟睡中的我们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唤了醒来，起码是夜里两三点钟了，谁在唱京戏？声音洪亮，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煞是好听。我们班男同学都醒来了，有人说朱老师在屋里唱戏呐。大家都很好奇，披衣起床，悄悄涌到朱老师房门边窗户下观看。见朱老师只穿着睡衣，在房子里手之舞之，正唱着《徐策跑城》呢！我们听了许久，竟忘了寒冷。奇怪的是，朱老师唱了半天，又自己爬进床上睡了，一会儿就呼呼打起鼾来。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半夜里总听见朱老师唱京戏。我们都很奇怪，后来听毕业班的同学解释才知道，朱老师有梦游的毛病，特别是一紧张起来，就夜夜要梦游。我们也曾大着胆子问过他夜里做过什么梦了？朱老师总是睁着一双大眼说：“这一段忙呐，哪有工夫做梦！”我们才知道梦游的人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新奇之外，我们又十分敬佩朱老师对工作的敬业与投入。

浏阳一中旧址-浏阳文庙

那一段时间，除了毕业班的课务繁重紧张之外，朱老师还被来县演出的地区湘剧团请去做导演。那一年，湖南省要举行戏剧汇演，地区湘剧团要排一个新戏，叫《王佐断臂》。每天晚上，朱老师都要去剧团，深夜回来还要批作业，确实辛苦。不久，就听说剧团的新戏在省里汇演中得到了头奖。学校也组织全校师生去看过这出戏，非常精彩。于是，关于朱老师，大家就议论得多了。断断续续地，我们就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五十来岁的朱老师实在是了不得，平生经历颇不简单。据说，朱老师生在安徽，长在南京，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大学上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后来做了新闻记者，出国去过土耳其等地。以后不知为什么又坐过牢。出来后在上海当过几年电影演员，抗战时参加过抗敌话剧队，而且是个导演。我们想，这样的经历，他应该是个地下党员，至少也是个进步分子，如何解放后反而只能在偏远湘东的浏阳作个中学教员呢？真有些不可思议！据说解放初他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又坐了共产党的牢。总之，一些历史问题说不清楚也弄不清楚，这位先生就被耽搁下来了。好在朱老师的妻子在长沙一家医院做护士长，弄不清楚历史问题的朱先生就被勉强安排到这个离长沙百十公里的浏阳县里做了中学教师。先生似乎对这一角色很为乐意，或者说人到五十已知天命了，就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教学中去了。有过从影导戏经验的朱老师，那语文课教的真是没的说，对于我们，他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

这次导戏之后，我们远远看到朱老师走过来，就会立正站好，深深地一个九十度鞠躬。

浏阳老街黄昏

初中二年级时，朱老师教我们班的语文了，全班都兴奋得不亦乐乎。可惜只教了我们一年，到我们读初三时，他就调到长沙去了。但就是这一年，也令我们终身难忘。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变，真正深入我们的心灵。在讲台上，他有时像导演，有时是艺术家，有时如说书艺人，有时又是诗人。讲起课来，热情洋溢，语调铿锵，抑扬顿挫，神采飞扬，令我们忘乎所以。讲《孔乙己》时，穿着长长呢子大衣的他，就像那迂腐的孔乙己，右手五指压着粉笔盒，喃喃着“多乎哉？不多也！”简直惟妙惟肖。有的课文，他就表演的方式，例如教《范进中举》，叫上几个同学，和他一道扮为胡屠父、范进等人，朗读对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讲《岳阳楼记》时，先生好象面对着八百里洞庭的一位诗人，充满激情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壮阔的画卷。特别难忘的是教《景阳岗》，只见他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视全班良久，突然把胁下夹着的书往台上一扳，唬一声：“今天咱们讲武松打虎！”于是用说书的方式，讲完课文，在黑板上出四道思考题，他便扬长而去。奇怪的是，我们对这一课的理解极为深刻。许多课文，只要经他一点，我们就能复述；《岳阳楼记》他只教了一遍，我们就能背诵，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我觉得，现在真是很难见到这样的老师了！

也许就是从那时侯起，由于朱老师的潜移默化，我就爱上了文学，后来一辈子与文学结缘，直至做了大学里的文学教师。



浏阳老街夜色

在中学时，学校几乎每个学期都要举行文艺汇演，我和几个同学在班上组织了个话剧社，由我来写剧本。初一时我把《中国少年报》上“动脑筋爷爷信箱”专栏里的一个不爱动脑筋的孩子的故事改成个独幕剧，演出颇为成功，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二年级时，学校又要举行班级文艺汇演了，我们极想再出一次风头，决定把一篇课文《半夜鸡叫》改成为话剧，于是去找朱老师，朱老师要负责全校几十个班的节目安排，又是总评委，实在是忙，但他还是答应为我们导导这个戏。

“不过，先得把剧本写好。谁来弄剧本？”朱老师问。

我回答说我已经写好了个初稿。他明显抱着一种怀疑的神色看了我一眼，说：“拿给我看看。”我惶恐地把草稿交给他，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过了一个星期后，朱老师把我叫到他房里，劈头就是一声唬：

“你这是写的个什么东西？！不行，重写！”

我吓了一跳，手足无措。对朱老师的严厉，严格，因为他已教了我们将近一个学期了，我们是早已领教多次了。记得有一次，我偷偷进了空无一人的语文教研组办公室，想看看作文给了多少分，恰恰碰着朱老师进来了。他立刻扳下脸来，也不看我，右手食指点着桌子，一板一眼有如戏剧道白一般把我结实批评了一顿，但数落的主要不是我如何违反纪律擅闯教师办公室，而是斤斤计较于分数。“只要多想想如何把作文做得更好，不要老追求分数那点虚荣！”从此，这个话就深刻在我心间了。我已经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了，所以对朱老师要我重写剧本的严厉也立时理解了。

“一个戏要有冲突，懂吗？冲突就是戏！加强矛盾冲突，再写一次！”他没有多说，就把稿子还给我。



老街清晨　　



又费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我把二稿交给朱老师，他迅速看了一遍，点点头：

“孺子可教也！这次好一点。”

于是他指点我：“瞧，这里，要加几段长工们的对话，表现他们的反抗。另外，这个周扒皮，还不够狡猾凶狠，再写一稿！”

三稿交给朱老师时，他正在房里吃午餐，就一碗光头面，一碟红辣椒。一边吃一边翻看，面没吃完，就把碗推向一边，拧开钢笔，帮我改起剧本来。他埋头书案，也不理睬我，弄了两个来钟头，说声：“好了，你看看。”我仔细把剧本读了一片，连我自己也激动起来了，特别是老师改过的一些地方，简直是神来之笔。朱老师似乎很高兴，竟与我谈了很久，天南地北，使我倍感亲切。尤其谈起他过去在上海拍电影的趣事，在抗敌演出队的经历，令我倍觉新奇。这次先生完全对我如朋友般的谈话，尽管已记不得具体内容了，但那种温馨，那种感动，正如一股暖流，永世在我心间流淌。

我们的《半夜鸡叫》演出十分成功，得了一等奖，我个人还被授予了创作奖。其他班的同学都眼热我们班摊上了一个好老师，我们与朱老师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起来。

然而初三时，朱老师调往长沙了，对他，自然是难得的好事，因为他们夫妻实在分居艰难；对我们，却是长长的怀念。临别时，我们都拿个小本子请先生写段赠言。朱老师拿着我的小本子，沉吟了好一会，然后疾书下这样一段话：

"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要学会聪明处世，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落款是：“皖 全椒散人 朱克”。

先生在每一个请他留言的同学的本子上都落的是“全椒散人”。我们毕竟年幼，不太理解其全部的深刻的含义。全椒无疑是他的故乡，但“散人”含义是什么呢？散淡的人吗？似乎有一点，但又不全是，先生其实又很严谨，负责任；闲散于世事局外吗？似乎也有一点，但纵观他的过去和现在，他又实在是个入世入局的人。或者是某种人生的辛酸感叹？亦或是某种对未来的隐忧？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号，我们入世太浅，不可得而知。

对我的赠言，我想了又想，揣摩了又揣摩，也是不得要领。长大之后，接触的世事多了，我逐渐明白：四个“聪明”，其实堆砌成我能得以永世受用的人生哲理，与郑板桥“难得糊涂”是有其异曲同工之妙的。



　　

很快就是第二年的萧瑟秋天了，我们对朱老师的思念却与日俱增，似乎与此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格格而不相入。这一年，中国突起反右的风暴，一夜之间，我们学校许多老师成了右派分子，平日里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老师一下子成了学生的敌人，一片打倒之声搅乱了一向平静的校园。那些曾经衣冠楚楚的老师被弄得尘灰满面衣衫不整，白天劳动晚上挨斗，一个个垂头丧气不知所措。有一位老师竟跳进河里，自杀身亡。这给我们年轻的心灵罩上了一片阴影和理不清的迷茫。

有一天，突然听说朱克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并且要拉到我们学校斗争，据说他的罪行全是在我们学校犯下的。说来就来了，那是中午，我们有上千人站在校门口，朱老师被两个人押解着走近校门，未进门，就有人去摘了他胸前的校徽，我看见他抬起头来，凝视着校门良久，饱含眼泪，然后大步走进校园。就有人带头喊起口号来：“打倒朱克！打倒朱克！”

我们班的同学似乎没一个人举手，我向朱老师默默鞠了一躬，我想他已然看到了我,朝我望了一眼，就昂起头走进礼堂。不知道朱老师吃过午饭没有？只怕是空着肚子走向斗争台上去的。

朱老师终是被斗倒了。接连几个晚上的斗争会，朱先生终于受不了了，晕倒在台上，被送进了医院。先生尽管高大，但从来瘦弱，而且长期有肺病，当然经不起折腾。我们不敢去医院看他。几天后，听说朱老师被送回了长沙，从此再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省城小巷

想不到现在在省城的小巷中碰上了老师，这已是五年之后的1962年了，三年的苦日子期间，能请老师吃两碗米粉，已是不小的人情了。一般说，那年月，一餐能吃两碗米粉，也算很大的奢侈了！从老师的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我得悉老师1957年之后，又被弄去劳动教养三年，出来时就被宣布开除出教师队伍。没有了工作，但还想活着，没有别的本事，只好弄一辆平板车，每日里拉黄泥巴卖出，赖以勉强维持生计。

“人是贱骨头，劳动劳动，身体反而好些了！”他自嘲着笑一笑。

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干枯的花白头发，充满沧桑的眼睛，我什么也不好说，却莫名其妙地从衣袋里掏出所有的纸币，塞给老师：“您买点什么吃吃……”

朱老师像烧着了一样，手颤抖着把零散的几张票子硬塞回我的口袋，很豁达地笑笑：

“多谢多谢！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我能勉励为之，勉励为之！”

那以后，我便再没有见到过朱老师了。

数年之后，我在外地偶然碰到一个中学同学，阔别多年，在小酒馆里，自然谈起了中学的学习生活，也自然谈到了那些老师。

“不知道朱克先生怎么样了？”我念叨着。

“你不知道么？”同学推推鼻梁上的眼镜，露出十分惊奇的目光，“朱老师早死了！他终是没有等到七九年右派改正的那一天。唉，听说朱老师后来很惨，靠拖板车维持生计，二十二年的时间呐，他能熬得过么？！”

我只能默然。朱老师那高大瘦削的身影又在我的模糊泪眼里晃动起来。

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似乎一切都明晰起来，亦如昨日。昨日，却是值得深思的日子。

1987年于岳麓山下学院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