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这缕青烟飘到父母坟前(下)

山右京客

　　(接上)

母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明显衰老了。我走后她多数时候住在我大姐家，有时候也住到我妹妹家，但基本都能自理，只是话越来越少，人越来越憔悴。我回家后除了问问孙子孙女的情况，但很少和我说起其它。

我回去一定先把她接回自己家。我一般在家住十天左右，打扫卫生，给她做饭，而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怔怔地看着我，像欣赏一件心爱的宠物，生怕他丢掉。我知道她已经知道了我调到了北京(走时我并没有告诉过她，只是说我要出差很长时间)，因此要利用有限的时间看够自己的这个儿子。

时间过得飞快，眨眼间我调到北京已经四年多，1996年1月24日，当我正筹谋着春节回家之事时，突然接到哥哥给我拍来电报：“母病重速回。”

沉沉的五个字，像一颗炸弹炸到我脑中，像一座大山压到我心头。不容分秒思索，我即刻向单位请了假，当即收拾行装，乘当晚时间最近的一趟火车先行一人回家。

当时北京直达临汾的火车需要13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准时到达。走时我就与临汾一同学联系好，家母病重，25日早上7点钟你到火车站接我。

火车咣当咣当前进，我的心也咣当咣当翻腾。“母病重速回”，电文非常简单，我无法知道母亲病情究竟如何。记得那是1993年秋，也是一封电报，说母亲重病着我回家。待我到家后，母亲病情已经好转，除了腹泻痢疾，精神颓靡，输了几天液便好了。

我在家住了十几天，每天除了给母亲接屎把尿，就是和母亲聊聊东西。心里期盼，但愿这次也是如此，即使您病重也得等你的儿子回家啊！

临汾我有很多同学，七行八做，各有路数。同学不负托付，第二天早上他借了一辆小车准时到车站接上我，半个小时便到了家。

进村不久，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特别是到了胡同口，我看到家门口站着好几个人，猜想一定是母亲的病重得非常厉害，不然那么多邻居到家门口做什么？

我急急下车，连感谢同学的话也没有顾上说，便急匆匆地走进了家门。

进了院门，远远的我便看到我家北房堂屋正中两个长凳子上摆放着一口本色棺材(封口后才油漆)。

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口棺材，它是在母亲七十岁那年我为她早就置备定做的寿材。松木邦，柏木堵头，它已经在我家角屋里放了十几年，我太熟悉它了。

我心里一沉，急急跑步进屋，大姐、二姐、哥哥、妹妹一应人手都在。毋庸任何语言交流，我顷刻跪倒在母亲灵前连连磕头，嘴里不停地喊着“奶——奶——”(家乡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叫母亲都为奶。现在这种称呼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想哭哭不出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哇的一声大哭，泪水像决堤的江河倾泻而下，一点也控制不住，就这么任由哭泣嚎叫。

泪干了，眼枯了，流不出泪来了，我方住。大姐告诉我，母亲是昨天(1996年元月24日，农历腊月初五）上午从她家送回来的，晚上便不在的。她走得非常平静，没有多少痛苦，也没有遭罪。我大致算了一下，母亲与父亲去世之日，按农历整整相差22年零两天，殁年83岁。我想看看母亲，但老家规矩，入殓头两天不能打开棺材，只有三天后的“封口”那天才能打开棺材，让亲人见最后一面。此后棺材便被钉死，真正永别了。

我回家后的第二天，妻子与儿子也一同赶回了家，女儿因为上大学二年级请不到假没有回来。儿子女儿虽然没有与奶奶在一起生活过多少天，但毕竟近在咫尺，或母亲进城住，或他们回村看望奶奶，一般十天半月总能见到奶奶。奶奶在他们心中也是至亲至爱的人啊！

埋葬母亲后的第二天，我和妻儿到村里浴室洗了个澡；第三天，又把母亲及我们留在家里的被褥全部拆了，洗了个干干净净。

岂料我们刚刚把家收拾完，我的右眼突然只能看到天，看不到地了。这是怎么了?我不知道。哥哥姐姐妹妹邻居们都说我眼睛哭瞎了。

这可怎么办，我还不到50岁，而且刚到北京工作不几年，并已经担任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职务。如果眼睛真瞎了，以后如何工作生活?不容迟疑，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妻子赶到地区眼科医院。医生一检查：视网膜脱落。

视网膜脱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眼睛致盲疾病。医生告诉我，我们眼科医院医疗条件与技术都达不到，你们立即到太原省眼科医院，尽快行激光粘连手术应该可以治好，不然就难办了。

到太原治病，当然不如回北京治病，太原无家无舍，北京最少还有个家。于是我们原计划的再过几天，把母亲去世后家里一切安顿好再回京，改为立即回京，尽快手术。

在临汾多年，当然朋友不少。我早先所在厂工会李主席听说后，立即联系到本厂同事，他的女儿正在同仁医院读研究生，让我们去找她。

第二天，我们夫妻及儿子三人回到北京，立即便到同仁医院找到了那个姑娘。我当时已经调出这个厂六七年，和他父亲虽然不熟悉，但也认识。我们说明情况，插了个号，她找主任给我看了病，让我们第二天上午来院手术。

谢天谢地，第二天在手术室，由主任操刀，一个小时不到，手术完成。医生告诉我们，眼罩三天后摘掉，然后再来复查。

“没有瞎！”当三天后我摘掉眼罩时，环视四周，视力虽然大不如先前，但基本没有什么大碍。

这也许就是我不幸中的万幸吧？

三、

到京后三十多年，每逢年节我都会在父母的遗像前烧上两炷香，摆上几盘水果、糕点祭祀一番。

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我年年都要买上一些冥纸冥钱，到十字路口烧纸，以寄托自己对父母的缅怀与哀思。后来城里不让烧，我就走很远的路到人流稀少的地方去烧，几十年从未忘记。

2020年，也就是武汉疫情发生最重的那年清明，我一家被困在大兴家中。这里远离城区，年年清明节小区边上十字路口晚上都有人烧纸。清明节头天晚上，是我例行给父母烧纸的日子。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我照例来到路口烧纸。

我到了路口，一切完全与往岁不同。十字路口四个角落，过去烟火缭绕、纸烛明灭的烧纸人一个都没有了。我拿着纸走过去，一个人便从对面跑过来对我说：“这里不能烧纸！”一问才知道他是镇政府派出看管烧纸的。

我说哪怎么办?他悄悄告诉我：“你后半夜再烧。”我又转到另一个路口，还是一样，也有人看着不让烧纸。我问：“你们什么时候下班?”他说：“12点。”

无奈，我只能拿着冥纸回家，一直等到午夜一点我才出来把纸烧了。

去年，也就是2021年清明节，我照例买了纸，晚上十点多钟到家门口的十字路口去烧。还没有走到近前，一个戴袖章的人立即走了上来，不让我烧。他告诉我，前面公园那里的路口无人管，你去那里去烧吧。

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例行公事，临时招来干这个事的，挣上钱也不容易，不能不管。但考虑到人们的心情与习俗，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随口送你一计。

两年下来，我明白，今年清明一定还是不让烧纸。我多了个心眼，早早买到纸(都是偷卖)，想我不清明节前那天去烧纸，我提前三天，路口一定不会有人把守。

然而当4月2日晚上，我拿着纸走到了小区边上的十字路口时，那里仍站着一个人。我一看便猜出七分，于是便问：“你是看管不让烧纸的吧？”

“对！”

“哪怎么办?我总得烧吧。”

你到前面那个路口去烧吧，那里没有人看管。

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年清明节居然头三四天就有人看管了，看来以后烧纸更难了。

听了看管人的话，我来到了二三百米远的一个大路路口，远远的就看见那里烟火明灭。到了近前一看，地上有几摊冥纸燃烧后留下的灰烬，还有几个人正在烧纸。我找了一根别人烧纸拨火用过的木棍，用已经烧成炭的木棍头，在地上画了一个缺口朝西南家乡方向的圆，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印有水果、点心、衣帽、小车的冥纸和印有天国银行字样的冥币。

纸币纸钱燃着了，我蹲在地上，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父母对我今天在这里烧纸是一点也不会知道的，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这只是一种悼念，一种寄托，一种缅怀，一种哀思，除了自己的一颗心，其它都归于无。

烧完纸，待明火熄灭，我用装冥纸的塑料袋把自己烧过的灰烬装上，提着投入了垃圾箱。

清明节不让烧纸北京看管的越来越严了，明年还能不能烧(即使偷偷烧），我不知道。慎终追远，追怀先辈，是中华民族的故有传统，如果把它放在陈规陋习革除，我并不同意。但为了环保，是否可以改改习俗?当然也是应该的。

今年清明节也许就是我给父母烧的最后一次纸了，尽管偷偷摸摸，但我还是想说，愿这缕青烟能飘到父母坟前，儿我想你们了。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夜含泪草就